钱理群/演讲

鲁迅为什么终生关注国民性？

鲁迅在1902年就和许寿裳先生讨论过什么是理性的人性，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病根，病根何在？这个问题是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思考的，鲁迅终生都在考虑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问题。

为什么他这么重视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呢？因为这跟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有关。1905年他就提出，中国要立国，关键是要“立人”。他所讲的“立人”主要指向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近代文明（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现代文明）。他说，仅仅只有物质丰富，仅仅只有科技发达，甚至仅仅只有议会民主，那还不叫现代文明，关键是要“立人”，要个体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即使物质丰富了，科技发达了，有了议会民主，如果中国人没有个体的精神自由，那么中国还不能说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以他把“立人”，把个体精神自由，作为他的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可以说，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现象的关注就成了鲁迅思想的核心。学术界有朋友认为，鲁迅思想是以改变人类精神为宗旨的精神哲学和精神诗学，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一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家，他并没有抽象地讨论人的精神问题，而是更具体地关注中国人的生命存在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精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被鲁迅提出来了。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太多，我只讲其中的三点。

第一，中国国民性当中的奴性问题。鲁迅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他说的所谓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一治一乱”的历史。所谓“一治”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一乱”就是想做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因此，他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一个循环。

第二，鲁迅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有一个判断。他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他的这个判断并没有过时。

一个接近鲁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说，鲁迅的生活、著作中用得最频繁的词就是奴隶，也就是说奴隶是直接触动他内心的一个现实，是缠绕他的一切思考的，而且鲁迅发现了中国人有三重奴隶状态：首先，中国人是中国传统统治者和传统文化的奴隶。其次，中国人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奴隶。他对这两种传统的和西方的文明失望以后，曾经寄希望于第三种文化。他认为第三种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是一种使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文化，但他很快就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新的奴隶，发现了革命工头，发现了奴隶总管。他发现，虽然目标好像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而实际的后果却是产生了新的奴隶关系。

因此在鲁迅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不断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奴隶关系，是一个奴隶关系不断再生产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如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以后的社会也依然如此，始终有一个奴隶制度、奴隶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当然这个结论的得出是非常沉重的，而且鲁迅还发现中国知识分子有不断被奴化的危险。对此，他提出有三大陷阱：第一，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官的“帮忙”和“帮闲”；第二，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商人、商业的“帮忙”和“帮闲”；第三，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大众的“帮忙”和“帮闲”。而在我看来，我们至今没有走出这三大陷阱来。

这样的一种不断再生产的奴隶关系就造成了中国人的奴化、中国人的奴性。鲁迅要揭露的是中国特有的奴性，所以我也只能概括地说一说。首先中国特有的奴性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的奴性实际上不是单独的奴性，它是跟主人性结合在一起的，叫“主奴互换”。什么意思呢？他说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结构当中，对上是奴才，对下就是主人，所以他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中国人有权的时候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这就是主奴互换。还有几个特色，简单地说：第一，不悟自己之为奴，就是明明自己是奴隶，但是不感觉；第二，容易变成奴隶，但是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第三，纵然是奴隶，还处之泰然；第四，当奴隶还要面子；第五，精神胜利法；……这都是中国特有的奴性。

第三，鲁迅对中国社会有两个非常严峻的判断：第一个判断，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就是吃人的民族，中国到处摆着吃人的宴席。这里讲吃人（食人）有三个含义：一个是真的吃人，真的杀人，譬如在大饥荒的年代出现过人吃人的现象。还有一种是为革命而杀人，为革命而吃人。鲁迅有一个形象的概括，他说，“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史。第三种就是精神的吃人，实际上就是鲁迅说的剥夺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他说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话，说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因此就不把生命当回事了。我认为，这种对人的生命的漠视，恐怕是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最基本的弱点。

鲁迅对中国还有一个很严酷的判断，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人“大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民众总是戏剧的看客”。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鲁迅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我觉得这话非常深刻，在这样一个语境下面，如果你真的相信别人说的话，那就是笨，那就是不合时宜。问题是谁都知道在说谎，谁都知道是假的，但是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愿意做出相信谎言的样子。我们每天都在说谎，时时刻刻在欺骗，我也知道你骗我，但是我说对对对，相信你。这就是游戏规则。如果有人破坏游戏规则，说句真话，大家会觉得这个人不懂规矩，这个人太不成熟了，太幼稚了，然后大家一起把他灭掉。

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说谎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瞒和骗，不敢正视现实生活的问题，于是无不满、无不平、无思考、无反抗，于是天下太平。另一个就是不认真，一切都以游戏态度处之，最后变成哈哈一笑。而鲁迅说，中国恐怕就要亡在这个哈哈一笑上。这就是瞒和骗与不认真，是中国国民性的另外两个大弱点。

我们总结起来看，鲁迅在这里揭示了，第一是中国人的奴性；第二是中国人对生命的漠视；第三是中国人的瞒和骗；第四是中国人的不认真。这些都构成中国国民性的基本弱点，而且在我看来于今为烈。

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

但是我们注意到鲁迅在批判国民性时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不仅批判国民性，他更严肃地批判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如果要启蒙的话，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这一点跟很多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我还要补充的是，鲁迅不但批判国民性，不但批判知识分子，他更把自己放进去，更无情地批判自己。大家读过《狂人日记》，肯定还记得，他说几千年的吃人社会最后发现我也在其中，我也未尝没有吃过人，所以最后他都归于自己的一种反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打掉自己灵魂深处的“鬼气”。我们批判国民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打鬼，但是在鲁迅看来，这个打鬼首先是打自己灵魂的鬼。在这点上，鲁迅跟胡适可能有点区别。胡适也是打鬼英雄，但他打的是别人的鬼，是国民性的鬼，而鲁迅打得更多的是自己灵魂的鬼。因此，对鲁迅来说，批判国民性——“打鬼”不仅仅是一个学理的讨论，更是灵魂的搏斗。

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

另外，鲁迅不仅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更发觉中国人灵魂中可贵的精神。鲁迅曾经写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中国人不只有自信力，还有他信力。问题是，中国人怎么才能有自信力，我们自信力应该建筑在哪里？他说，如果你眼睛里只看见中国那些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史，你是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的。现在也这样，如果你只看到当官的，只看到某些知识分子，你会非常绝望。但是鲁迅说，我们的眼睛要看地底下，往下看，在地底下就有中国的脊梁。他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了呢？他们有自信、不自欺；他们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我以为鲁迅这里说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有自信、不自欺”就是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讨论重新建立国民真精神的一个精神的资源。

我还补充一点的是，鲁迅自己不仅继承了中国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他创造出了新的精神，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鲁迅精神。而在我看来，鲁迅精神是我们今天重建中国国民性，重新创造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的非常宝贵的资源。什么是鲁迅精神呢？我曾经概括三点：第一点，硬骨头精神；第二点，韧性精神；第三点，泥土精神。这三大精神我过去都讲过，今天时间来不及，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何怀宏/演讲

刚才听了钱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我突然想起，今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一百年前，1914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战争开启了一系列的战争，二战、冷战等等，而且很多旧的国家消失了，新的国家诞生了，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的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等，到20世纪末才尘埃落定。20世纪可以说是由一战开始的，真正的20世纪，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短的20世纪，作为中干的20世纪，就是1914年开始的。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应该都是跟这个有关的，我们虽然走出了20世纪，但是很多东西还仍然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活中发生着巨大的作用。

两种“国民性”：传统的国民性与新的国民性

今天我先谈一下国民性。我认为有两种国民性，不是一种。一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这是描述性的。还有一种，当然跟这个有关，也是中国人经常论述的，即希望达到的新国家的国民性。比较典型的像梁启超的《新民说》，还有刚才钱老师所说的鲁迅的“立人”，这都是试图探讨一种新的国民性。那么描述性的（主要是传统社会而来的）国民性，我列举了五点：勤劳、节俭、忍耐、随和、实际（实用），最后一点最重要，实际或者实用。那么，新的国民性是什么呢？我也列举五点：独立、合群、权利意识、公德心、责任感。这也不是我的发明，是参考了梁启超等人的意见来列举的。

传统的国民性

我们首先谈传统的国民性，就是事实的、反省的、描述的，甚至是批判的，和世界其他民族比较而言，这个应该是在近代中国谈的最多的。

第一点，勤劳。好像最近有一个评比，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这可能是中国人当仁不让的。但是也可能过劳，甚至有时候会被批评为“经济动物”。我记得前些年有个法国女总理批评日本人像经济动物，礼拜天也不休息，从早忙到晚，而像巴黎全部到海边、到外地去了，很多商店也都关门了。

第二点，节俭、节省。但是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节俭，包括置业、购房，甚至中国大妈买黄金，她也不是去奢侈浪费乱挥霍，而是作为一种投资，或者说是置业的意思。到了国外，华人置业的意识、产权的意识、产业的意识是相当强烈的。所以中国人走遍世界，到处落地、生根、开花，只要有一点缝隙，有一点有利可谋的地方，都会发现中国人在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做事。

第三点，忍耐。中国人坚韧顽强，尤其是为了生存非常忍耐，会想方设法活下去，不那么敏感、脆弱。美国打一场越战，回去好多老兵都精神出问题，中国人可能不那么在乎，不那么脆弱。当然也可能是对生命看得不那么重，但是确实很顽强，很坚韧。比如看莫言的小说，你发现他们非常艰难，但是也非常坚韧地活着，无论是好活赖活，要活下去。中国人活命也很不容易，但是活了几千年。当然，缺点可能就是有点麻木不仁、顺从、不勇敢，甚至被批评为奴性、奴才。

第四点，随和。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比较随和，比较中道。当然不是像西方那种同时扩展到两个极端甚至多个极端。相对而言，中国人，尤其传统中国人，比较温和、妥协，也比较宽容、宽厚，不走极端，但也可能就是说不够维护自己的尊严，或者做事不认真，就像过去有一篇文章说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就好了。还有就是像散漫，不够关注公共事务，明哲保身，得过且过，也许跟这个又有一些关系，好处是包容，甚至宽容，也能同化，但是坏处是有点像浆糊，甚至像柏杨所说的酱缸，不是很在乎是非，不那么坚持原则。

第五点，实际。这是最重要的。中国不像西方或者伊斯兰国家、俄罗斯，甚至日本，它有一个比较超越的崇拜的对象，中国文化是人文的文化，人间的、现世的文化，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传统的上层君子、士大夫，更注重人间、现世，很实际。

由此也许我们就可以下一个初步判断，就是中华民族其实是最适合于现代化的民族，当然更确切的说，是最适合于后发现代化的民族。它不一定是首创，比如说经济，但我们现在走得最快，后发第一，山寨第一。我觉得中国崛起的秘密，很多人讨论中国模式，从这里找原因、那里找原因，其实还应该从国民性找原因。国民性的原因当然不是唯一的，但中国近三十年经济突飞猛进的一个奥秘就在这里，来自我们的国民性；而且如果展望未来的话，我们可以说现代化将越来越打上中国的印记。当然这可能让很多西方人很担心，因为中国的印记就是很实际、很实用，现在也可能被批评为很经济，很动物，就是很经济动物。

所以，中国的国民性在我看来不是那么糟糕的，我们现在还在得它的所赐。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百多年，可能我们有些好的东西消失了，而新的好东西却没有产生。你就比如说中西，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一会儿在美国待，一会儿在中国待，但这个朋友最后很苦恼地说，他的孩子没把两方面的优点学到，却把两方面的缺点集于一身了：不像中国孩子那么勤快、刻苦，但是像美国孩子一样坚持他的权利，绝不放弃，绝不尊重父母的权威。你看中国这一百多年，我们很多东西丢掉了，比如亲情、同情、随和、忍耐，甚至勤劳、节俭，我们这些年也变得相当奢侈、铺张，像暴发户一样。而像新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就经常讲为什么这个社会上的暴戾之气那么浓厚，因为一点小事在公共汽车上就会把人给打死，为什么？

现代国家的国民性

接下来我谈谈现代国家或者说新国家的国民性。这是目标性的。我这里讲五条：

第一，独立。刚才钱老师也说到了，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健全的个人主义，当然，健全的个人主义隐含着对制度的要求，制度、伦理和社会理想也要落实到个人，不光是个人要自信、自立、自强、自尊，也要争取制度来保证每个人的自信、自立、自尊、自强。

第二，合群。为什么中国人一盘散沙？梁启超和孙中山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其实这个和独立有关系，不独立往往也不合群，独立和合群应该是同时要有的。这个合群，包括政治社会的合群，也包括社会组织的合群，乃至平时的合作精神。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有一定的国家思想，不一定是国家主义，这是梁启超和严复都经常讲到的，反对浪漫的无政府主义。当然，这里的合群不是从众，不是抱团，不是站边，不是拉帮结派，强调的是一种协作精神、合作态度，是一种共存，乃至共赢。

第三，权利意识。这实际上是对自由的热爱。我们以前说中华民族勤劳勇敢，酷爱自由，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已经拥有的品行，而是需要遵循的品行。就是说，你要去争取自由，维护自由，珍惜自由；但同时也包含着边界的意识，就是同时你也要尊重别人的同等权利，也就是宽容。

第四，公德心。这个和权利相对。我们过去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对士大夫而言的，一般老百姓就是“修身”“齐家”，对“治国”“平天下”是不关心的。但在一个平等社会，一个走向平等的社会，哪怕是观念平等的社会，大家还是都应该要有一种公德心，关心公共领域的事务。这是需要培养的，就像孟德斯鸠所说的，共和体制最重要的就是德性，指的就是公德心。

第五，责任感。这是我在《新纲常》里所说的，具体就是私德对个人、对家庭、对朋友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乃至对天下的责任，对众生的责任，对地球家园的责任，这是最广义的。

以上五点是我所说的作为现代国家希望达到的国民性。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其实中国人很适应现代化，至少在经济上已经证明了，那能不能证明自己也适合政治上的现代化呢？看来也是可行的，其实也已经有证明，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方向。

胡适和鲁迅与国民性的关系

最后，我想简单说一下胡适和鲁迅与国民性的关系。我觉得鲁迅可能更多的是对第一种国民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且是非常彻底地批判，甚至到了完全否定的程度。而胡适虽然也有批判，但更多的是在倡导后一种国民性，就是符合现代化尤其现代政治的国民性，因此应该说更具建设性。

鲁迅对中国的国民性有深刻地认识，比如他的小说《药》、《阿Q正传》等很多作品，但这种批判我觉得有夸大的地方，更重要的，我认为没有指出应当怎样建设，甚至方向有误。鲁迅是有思想的文学家，而胡适是有思想的学问家，相较而言，学者更重视理性。虽然鲁迅的才华是超过胡适的，但是这有点像法国的萨特的才华超过阿隆甚至加缪一样，按照我的判断，就是萨特不如阿隆、加缪那么正确。

（本版演讲辞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