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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双规”:我的担忧
 
 
  “双规”的改革,已经发出了声音。网络上不多的报道和评论,照例是掌声鼓励。认为这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突破口。
 
  “双规”之不符合法治,是早已有共识的事。也就是说,是确实应该取消的。
 
  可是,如今检察院有足够力量查处高官吗?譬如,省部级高官。
 
  前不久,信访取消全国排名也赢得一片欢呼。可是,如今的法院有足够力量制衡公权力的驾驭吗?
 
  审判权、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或者说司法独立,需要配套制度的完善。可以肯定,会碰到很大的阻力。
 
  那么,取消双规、削弱上访,到司法权威的树立,需要多少时间呢?恐怕不好说。
 
  笔者真有些担心,取消信访排名和双规等措施,因为对公权力执掌者是利好消息,进行得毫无障碍,司法独立因为会制约公权力,因而相关措施迟迟无法解决。那么就会不可收拾。
 
  如果先加强司法独立的制度建设,然后再取消信访排名、双规等,就能克服这些问题。这些措施虽然存在很大问题,但终究是公权力的腐败起着相当的制衡作用。
 
  毕竟信访制度和双规的存在,不至于影响司法独立的构建。
 
 
 
 
港媒:北京发出改革“双规”讯号 改变以党代法弊端
2013-11-26 14:26:25|来源:大公网
 
  大公网讯 据本港媒体南华早报网报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废止实行逾半世纪的劳动教养制度,这是继2003年改革收容制度后,当局在人权和法治方面又一重大举措。然而,当人们还在热烈讨论这项改革的意义时,另一项涉及人权和法治的改革正在悄然酝酿中。
 
  据内地传媒报道,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教授证实,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作出决定,查处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会回到司法途径,移交检察院。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也披露:“今后领导干部涉及职务犯罪,将不再由中纪委先办案,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将由检察院直接介入办理。”
 
  程文浩和姜明安都是备受当局器重的法律学者,前者是反腐问题专家,后者则专攻宪法。而姜明安是参加最高检察院的会议后作上述表述的,突显消息的可信性。种种迹象表明,推行十多年的“双规”将面临改革,而且已被提上中南海的议事日程。
 
  “双规”是中共党内审查违纪党员的一种手段。一九九四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要求被审查人员“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
 
  这项措施主要针对日益猖獗的官场腐败。由于涉嫌贪污、受贿的党员主要是各级官员,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互相串连、转移赃款、销毁证据,而只要他们仍然在位,知情者就不敢大胆揭发;因此有必要对他们采取隔离措施,促使他们交待问题。这种做法实际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十多年来,数以万计的贪官都在“双规”期间“缴械投降”。
 
  然而,随着内地民众人权法治意识增强,加上一些地方在审查过程中发生刑讯迫供现象,对“双规”的质疑声音逐渐多起来。
 
  批评者认为,“双规”是中共对党员的党内调查,但党员也是中国公民,纪委作为党务机构,并不拥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更不能越俎代庖,代行司法机构的职能。因此,“双规”实际上与宪法精神相违背。
 
  令人质疑的还包括“双规”的神秘性,受审查者被带走后,其同事、亲友都不知其下落,直到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开庭审判时,受审查者才重新露面。在黑箱作业下,很容易发生诱供、逼供。例如,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在法庭上披露自己曾被纪委人员误导。像薄熙来这样的大官都遭诱供,中下级官员更不用说了。
 
  笔者当年采访福建一宗大走私案过程中,了解到一些涉案官员在“双规”期间的遭遇,他们虽然没遭殴打,却吃了不少苦头。仅举一例:他们晚上根本不能入睡,因为床头有一盏三百多瓦的白炽灯彻夜长明。直到他们“坦白”后,灯才被挪开。
 
 从另一角度看,“双规”也有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任何人涉嫌犯法,都应由司法机关审判,党员干部也不能例外。但现在党员干部涉嫌触犯刑律,却先由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审查,纪委认为有罪才交司法机关处理,这显然是本末倒置。
 
  其实,当中央决定废止劳动教制度后,改革“双规”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劳动教养的要害在于未经法院审判就限制相关人员的人身自由,在这方面,“双规”与劳教异曲同工。
 
  有趣的是,社会上对“双规”的意见,远没有对劳教那么强烈。究其原因,是两者的对象不同。劳教一般针​​对基层人士,而“双规”的对象则是涉嫌贪污的官员。民众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绝不会同情被查处的贪官,无论怎样处理他们都不会觉得过分。
 
  不过,尽管反腐败是人心所向,仍应依法行事。此次中央着手改革“双规”,显然已发现问题所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发现党员干部涉嫌职务犯罪,应从一开始就交司法机关依法审理,该起诉就起诉,该判刑就判刑。至于要不要党内处分,能否保留党籍,则是纪委的事情。这样才能把关系理顺,也可消除各种疑虑。
 
  长期以来,内地当局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人道主义,强调“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把人划分为不同阶级,“只有阶级的人,没有抽象的人”。一个人一旦被划入阶级敌人的范畴,就丧失任何人权,也没有做人的尊严。强制收容和劳动教养都是这种观念下的产物。
 
  胡温主政时期提倡“以人为本”,首度把人当作“人”看待。在此背景下,内地先后废除了强制收容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矫正践踏人权的做法。这也是中国民众和法律界不懈努力的结果,不少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尤其是收容制度的改革,可以说是大学生孙志刚用生命换来的。他在广东的收容所被无辜摧残致死,事件曝光才促使中央下决心检讨收容制度。
 
  当然,当局顺应民意与时俱进,也值得肯定。此次中央决定检讨“双规”,亦依循“以人为本”的思路。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而要做到这一切,就要摆正党与法的关系,改变以党代法的弊端。检讨“双规”也许就是一个突破口。
 
  关庆宁是香港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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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裕来

袁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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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出生,浙江奉化人。 1989年浙江大学毕业,工学士。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专业代理行政案件。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主任。 著作: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Ⅰ》(2003年8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Ⅱ》(2004年7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III》(2006年1月); 《对<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若干条款的质疑》(2006年12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IV》(2008年4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2009年1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2010年1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I》(2011年3月); 《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VIII》(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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