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在显著位置披露，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大陆海外“民运”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当局正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

　　“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多达17个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运”就和台湾情治(情报和治安)部门扯上了关系。王炳章1948年生出沈阳，1971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学习医学。他在纽约创办《中国之春》杂志，引起了台湾“情报局”(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编为“军情局 ”)的注意。台“情报局”立即派人与王炳章取得直接联系，王炳章则派其私人代表宁嘉晨到台湾商谈合作事宜。台“情报局”在上报“国安局”核准后，决定与《中国之春》展开秘密合作，进行反大陆的活动。为此，台湾特别成立了“移山专案”，每月资助《中国之春》3万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连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主席。台湾“情报局”每年向该组织提供6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此外每月还发给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资。但台湾方面对王炳章并不信任，派林樵清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随着“民运”分子纷纷跑到国外，“民运”分子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一开始国民党当局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干脆把“民运”组织变成了搜集大陆情报的工具。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当时受“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和香港地区。

　　胡平，1947年生于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后获硕士学位，1987年任北美中国留学生政治学会会长。以他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专案”，经费由专案补助。王军涛，1958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89年因参与“民运”被捕，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他参加了所谓的“中国战略研究所”，被台湾方面列入“致广专案”。已被大陆安全部门抓获。判处间谍罪并驱逐出境的李少民，当时被台湾当局列入“志翔专案”，经费由个案申请。台湾当局把收买的“民运”分子作为情报员，并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负责进行全方位的情报的搜集和“民运”推动工作；“联干”是专门负责交通联络的特工；“民干”是专门从事“民运”活动人员；“工作对象”则是准备发展吸收的人员。例如，在台湾“军情局”的档案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军”，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运”分子的派系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台湾“军情局”为了拉拢他们，不得不四处撒钱。据透露，有一段时间，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分子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三四十万美元；据估计，台湾“军情局”十多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

　　民进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等人

　　2000年5月民进党上台后，放弃了国民党时期“反攻大陆”的幻想，因此对海外“民运”分子兴趣越来越小，台情治部门也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在此之前，一些“民运”分子曾通过当时的台湾“总统府资政”姚嘉文说情，但仍无济于事。后来，民进党经过进一步评估。认为这些“民运”分子还有可利用之处，于是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和杨建利(1962年生于山东，200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等人。

　　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指出，台湾“国安局”对拉拢王丹、王军涛的工作相当重视，为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全咨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民进党当局与王丹、王军涛等人的正式接触始于2001年，地点在美国波士顿。当时，台湾当局派出的是颜万进和徐斯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民运”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陈小平和吴稼祥，来自大陆的刘军宁等人。这次会议商定了未来双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运”的概念，即不一定打着“反共”的旗号，但要拉拢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海外留学生，构筑“反对党”雏形。他同时建议，在大陆设立民间政策研究所，经费可以从台湾先转到北美，再转到大陆。由于王丹的这些主意“有建设意义”，所以很顺利地得到了台湾方面认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军涛到了台湾，在新竹与颜万进、林佳龙秘密碰头。他们决定成立“宪政协进会”，作为政治决策和指挥中心；同时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军涛等人均在其中。双方还决定由王丹出任“宪政协进会”的“主席”并负责组建办公室，王军涛则出任“理事长”。此后，民进党当局打着“资助学术研究”的招牌，通过海基会向王丹等人提供经费。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动研究”十六大为名，陈水扁当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万元新台币，其中王丹和王军涛的人事费各为12万元新台币，交通费共10万元，座谈会车马费还有2.4万元。

　　2002年3月，双方再度在纽约碰头。他们这次讨论的事项包括：在大陆设立一个讨论政策的网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杂志，作为在北美公开活动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该杂志董事会；介绍台商资助潜藏在大陆的“民运”分子等。2002年4月，杨建利使用朋友的护照溜回大陆，被依法拘捕并判处入狱5年。剩下的王丹、王军涛就成了台湾情治部门拉拢的对象。2002年11月，双方又聚集到韩国汉城交换情况。

　　2003年2月，王丹和王军涛向民进党当局提交的“宪政协进会工作总结”称：“我们决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时机到来时，能大规模的迅速展开力量，推进形势，打开体制，并通过现代政治运作，将中共挤出政治舞台……我们希望能继续得到支持并尽快落实承诺，以保证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需要。”2003年7月8日，台湾当局得到了一份《二王专案报告》，其中列举了王丹、王军涛的“良好成绩”：每月举行大型讨论会；拟定了政治反对派纲领以及正在大陆动员筹建网站等。这份报告同时指出，2003年台湾已资助“二王”150万元新台币，要求再追加350万元，同时要求资助刘军宁的大陆“民间研究机构”1万美元，并希望未来每年资助《北京之春》6万美元。

　　台湾“国安局”还列出“八项原则”

　　尽管不断给“民运”分子出钱，但台湾情报部门对他们并不放心。据《中国时报》报道，在台湾“国安局”绝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国安局长”蔡朝明于2004年2月26日交给“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和陈水扁的公文。这份公文非常具体地说，今后台湾资助海外“民运”的三大目标，即在“民主化”和人权等议题上对大陆形成国际压力；筹组并扶植大陆“海外反对党”；利用“民运”分子在大陆的亲友，拓展台湾在大陆的情报网络。同时，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八项原则”，如“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此外，台湾“国安局”还就每名“民运”分子的性格特点以及价值大小不同，对他们进行区分。台当局认为，王丹“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成熟，他现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宣传；王军涛“做事低调，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具有组织地下党的潜力”，可以通过分期、分阶段的方式进行资助。

　　台湾“国安局”所提的“八点原则”与民进党一贯的风格颇为吻合：如果它愿意，就会给海外“民运”“一块牛肉”；而这块牛肉的代价就是等待海外“民运”分子对“台独”的回报。这正是“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的真正内涵。海外“民运”如果不认同“台独”的价值观，不为“台湾独立”奔走呼号，那就会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养虎为患”。这些“民运”分子口口声声说要民主，但“3·19枪击案”却已将台湾的“民主”打入地狱。由此人们可以看出，陈水扁当局与海外“民运”分子勾结在一起，究竟是干什么？(吴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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