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17年7月中旬，经过层层筛选，我入职某家知名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是国内的老牌出版社之一，不仅出过不少经典畅销书，在出版学术著作方面更是颇有名气。

我所在的文史编辑室一共有7个人。主编姓朱，年近不惑，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背有些驼，见人笑眯眯的，看似和气，眼神却很犀利。我刚进社，他就跟我大谈出版情怀、编辑的责任与荣誉，听得我热血沸腾，立志要做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可到办公室一看，心就凉了半截——编辑们都埋在一堆堆的稿件之中，表情凝重，时不时还传出一两声叹气，氛围很是压抑。

“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不容易，要经过各种锻炼，至少要2年才能独立编书。”主编说。

主编也是出版社里有名的“拼命三郎”，不是在拉选题，就是在拉选题的路上。所以，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都落在了周姐身上。我入职的第3天，《编辑手册》还没看完，周姐就找到我说：“我这有本书，《XX史》，主编说你是学历史的，帮我看一下。”

想不到这么快就接稿子了，我有些激动与忐忑，赶紧问有什么要求。

“你就结合上一稿核对有没有漏改的地方，然后通读一遍，权当熟悉下编辑工作了。”周姐让我一周后把书稿交给她，说作者已经催她好几次了。

出版行业作为年轻人眼中的“夕阳产业”，离职率挺高，这家老牌出版社也概莫能外。之前负责这本书的两个编辑相继离职，书稿实在没人接，才落在学西方文学专业出身的周姐手上。周姐看历史方面的稿子很费劲，所以这次招聘特意选了我这个“科班出身”的。

“这书你感觉写得咋样？”我问。周姐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不论怎么样，反正她已经尽力了。看她一脸愁云，显然是不太满意。

我从周姐那里取回书稿，很厚，一共有700多页，50万字。书稿分为上下两部，讲的是一个行业的发展史。作者姓杨，是一个地方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我顺手在网上查了杨院长的文章，发现他前几年还在一些重磅期刊发表过几篇文章，近些年没新的大作，就问身边上的一个老编辑：“这种教授写的书，问题应该不大吧？”

他冷笑一声，说：“别，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别以为‘教授’就省心了，级别越高的越得小心，里面坑多了去了，狗屁不通、前言不搭后语是常事。”

我笑了笑，觉得同事说得太夸张，可看了没几页书稿，就不得不信了他的话——这本书虽然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就像是把一篇篇的论文硬凑在一起的，跳跃性大，中间没有衔接，是毫无体系跟逻辑感可言的流水账。

我强忍着看到下半部，发现语句突然变得很生涩，像挤牙膏一样往外蹦。每看完一段话，我就要拼命地去理解这个杨院长到底想讲什么——明明全是汉字，连在一起却感觉不认得。

一本书上下部的水平差那么多，显然就不是一个人写的。我把问题反映给周姐，她却毫不意外：“你也是读研过来的，现在老师做的项目，不都是分给自己学生去做？前面应该是杨院长本人写的，差的自然是他的学生写的。”

“可这样的书卖出去不砸咱出版社的招牌吗？”我不解。

“别担心，这书估计连上市的机会都没有。”周姐解释道，“一共就印500本，作者自己买100，他的学校买150，他的学生买100，剩下150本。咱们挣的是他的‘资助费’——这本书‘资助’6万，咱们起码挣一半。”

“出版业越来越不值钱，纯粹的做书越来越难了！”主编后来也对我感慨说，如今，学术圈的氛围趋于浮躁，很多专家学者为了评职称、抢项目，造出大量的“学术垃圾”。科研项目在结项的时候要验收成果，文科类基本就是出一本书。这种学术书的需求量很小，没有出版社愿意白做，因此高校会出一些资助费，少则两万，多则八九万。高校很少会找小出版社或者民营出版公司，只喜欢名牌、老牌出版社，这样既容易通过审计，也有“面子”。我们出版社名气大，也乐意接——毕竟，挣这种资助费要比憋出一本畅销书容易得多。

一般情况下，“教授”们写的书，好的就上市卖，不好的，要么自己全买走，要么就直接留在仓库里等着哪天去化纸浆。出版社每年都有很多不会上市的书，杨院长的这本就属于这类。周姐给我的要求就是：看有没有错别字和知识性的错误，文笔润色的活儿不操心。

既然领导发话，再翻起书稿，我也就不那么认真了。可是，问题还是不断地往我眼里蹦，甚至出现了一些连本科生都不会犯的常识性错误。我每更正一处，就在相应的位置贴一张便签，等全部看完一遍，书稿上满是红红绿绿的便签，十分刺眼。

我按时交了稿，周姐夸我办事认真，是个干编辑的料。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心里还有些憋闷，建议周姐再找个专业人士看一遍：“我学术水平有限，书里错误太多，难免有疏漏。”

02

一周后，周姐突然又把我叫到会议室，焦急地问：“你知道有哪些比较靠谱的‘查重软件’吗？”

原来，上周主编找了一个专家给杨院长的书做“外审”，没两天，书稿就被打了回来，专家反馈就两个字：“抄袭。”——事情就是这么巧，李鬼撞见了李逵，外审专家在审稿时发现其中一章书稿完全是照抄了自己的论文。还好主编跟这个专家的交情深，对方只是退稿，没有深究。

听周姐这么一说，我吓了一跳——在学术圈，这算是相当严重的指控。读研期间，导师老高一直叮嘱我们：“不要抄袭，不要抄袭，这是大忌。”所以，在我的思维中，学术上的“抄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学术品格，更关乎人格。这位杨院长身为一个大学教授、博导，拿来出版的书都敢明目张胆地抄，未免也太“横”了。

在出版业，“抄袭”同样也是大忌。如果一本书被发现抄袭，责编和出版社都得受处分——当时，正逢主编“向上活动”、周姐评副编审的关键时期，工作办事自然愈发谨慎了。

周姐立刻联系书稿的负责人王秘书——许多教授出书都是只管交稿，后续的事都交给自己的学生或秘书对接处理——听到“抄袭”两个字，王秘书立刻就炸了毛，张口就说我们“诬陷杨院长、质疑杨院长的人品与学品”，态度十分蛮横，“你们不就是个卖书号的嘛？！”

这句话把主编惹毛了。那天，他对周姐吼道：“不惜代价给他‘查重’，把证据锤死！”

我问过周姐，为什么出版社不能像期刊那样在收稿的时候就查重？周姐说，现在一个靠谱点的查重软件收费都要万字20多元，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也就万把字，可一本书动辄二三十万字，如果每本书都查，这成本出版社承受不起。

我找了一个常用的查重软件，开始查杨院长的书稿。一般来说，超过15%的重复率就可以被判定为抄袭，当我看到显示结果时，震惊了——80%！我用的还不算是最严格的查重软件啊！

我赶紧正了身子，仔细查看报告：这本书的上半部分都是用杨院长本人发表过的文章拼凑而成的，讨巧，算不上抄袭。重灾区是下半部分——不知道是他本身还是他的学生，连洗稿时常见的“同义转述”都懒得做，直接大段大段地复制粘贴，甚至还有不少段落是抄百度百科和网络博客。

我赶紧来到主编办公室，里面弥漫着一股烟味，主编一边使劲给自己扇风，一边修改杨院长的稿子，嘴里还“烂人”、“垃圾”地骂个不停。当看到我递过去的查重报告，主编气得把稿子往地上一推，喊道：“把这个给小周，让她给姓王的，看他们怎么解释！”

当我把事情办妥，再次回到主编办公室的时候，主编已经跟杨院长通上电话了。从电话免提漏出的声音里，我听见杨院长的语气很平静：“书嘛，多少都有重复的地方，毕竟历史上就那么点事。报告我看了，前面都是我自己的文章，不是抄袭。后面多了点，但放在全文里，也没得多少嘛……”最后，杨院长还讽刺道：“这书深奥了些，你们没看懂，正常。”

主编的脸憋得通红，嘴里的话也不如之前客气。他说，这件事已经涉及到出版社的声誉，“就算是印出来也要全部销毁，我们也是要求质量的，这种大规模抄袭的书我们绝对不印。”

见二人争论得那么凶，我识趣地退了出来。

一个下午，主编都在打电话，嗓门大到连走廊上都能听到，还不时蹦出脏话来。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主编瘫靠在椅子上，仰着的脸上盖着一本书，不知睡着了没有。

接下来两天，周姐就像一个收集证据的警察，不停地给杨院长的书拍照、做记录，可对方对抄袭的事并不是很在乎。

这一年，虽然时有高校论文抄袭的丑闻爆出，但并没有形成两年后的那种高压势态。抄袭被发现，最多不过是图书下架、口头警告，甚至许多高校一通调查之后，就不了了之。因此，杨院长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书能否按时出版。如果拖到12月，他的项目就要结项、拿出成果，现在开始修改书稿肯定来不及，所以他坚持不肯让步，甚至还劝我们放心大胆地印：“印出的书我们全买了，不让流出去就没事了。”

但主编坚决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话：“可以容忍写得烂，但绝不让一本抄袭的书从我手中流出去。”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03

没想到，两周过后，杨院长的态度居然来了个大转弯，主动要求“撤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