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李秀莉 李晓洁
遭遇意外
5月21日，阴天，偶尔有小雨。下午5点半左右，阿江一行七人，两辆车，带着一个花圈往郊区殡仪馆的方向开去。殡仪馆里有一间大概70平方米的灵堂，灵堂中间是一樽冰棺，冰棺正前方的桌子上，放着一套白色翼装飞行服，一位父亲坐在旁侧，整间灵堂显得空落落。阿江几人放下花圈，和父亲说了些安慰的话，不想过多打扰，七人轮流烧三根香，鞠三个躬，绕冰棺走一圈，简单的悼念就结束了。
阿江等七人是湖南省张家界市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他们自发前去悼念的是24岁的女孩安安——在天门山翼装飞行时遇难的极限运动爱好者。据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此前的通报，5月12日，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取景拍摄极限运动短纪录片。当日上午11点19分，参与拍摄的两名翼装飞行员从高度约2500米的直升机上起跳，进行高空翼装飞行，其中一名女翼装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因偏离计划导致失联。
“喜欢挑战，不断冒险，迈开脚步，走出困境。你好，我是安闹闹，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这是安安在其社交平台上对自己的介绍，几句话将热爱与极限运动绑定。事实上，在安安的几个社交账号里，分享的内容几乎只与运动和旅游有关。安安接触极限运动的起点是滑雪，微信公众号“滑雪族”曾经的一篇文章概括了她的极限运动经历。2016年，安安在北京某高校入学，寒假时跑去崇礼，接触了单板滑雪，第二雪季季末的一次受伤，让她短暂告别了滑雪。之后从不会游泳到学会潜水，成为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AIDA）的四星自由潜水员。2018年，安安克服恐高心理，开始学习风洞运动和跳伞，获得全国风洞锦标赛第三名。
滑雪、潜水、冲浪、跳伞，安安对极限运动的接触与学习在不断拓展，最终停在了翼装飞行。安安的意外发生后，不少人才第一次听说这一运动。事实上，翼装飞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小众，世界翼装联盟主席伊罗·塞伯伦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这项运动在上世纪90年代才诞生，是由一些玩高空跳伞的人发明的。据他所知，世界上仅有100多个专业的翼装飞行运动员。玩家身着基于蝙蝠飞行滑翔原理研发出来的翼装飞行服，从飞机、热气球、悬崖绝壁、高楼大厦等高处一跃而下，运用肢体动作来掌控滑翔方向，用身体进行无动力空中飞行，在到达安全极限的高度后，打开降落伞平稳着陆。这一运动被认为最接近人类的无动力飞行梦想。
翼装飞行分为高空翼装飞行和低空翼装飞行。两者的首要区别在于起跳点。曾多次参加翼装飞行世锦赛并获奖的“亚洲翼装飞行第一人”张树鹏告诉本刊记者，高空翼装飞行在4200米高度的飞机上起跳，涉及的航线比较简单，飞行空域开阔。低空翼装飞行的起跳点则不固定，可以是悬崖、大桥、超高建筑，也可以是直升机。飞起后几乎紧贴着地表上的建筑物或自然景观进行无动力滑行。
2015年第四届红牛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排位赛在张家界天门山展开。中国翼装飞行选手张树鹏虽然没有参赛，但在比赛间隙亲身体验了一下世锦赛赛道。
成为一名专业的翼装飞行者，需要经历一套完整的训练体系，张树鹏向本刊记者讲述这个过程：“前期要经过高空跳伞的培训，跳够200次以后，才能学习高空翼装飞行。积累了100次高空翼装飞行的经验，同时高空跳伞和高空翼装飞行的次数累计达到400次之后，才可以学习低空跳伞。低空跳伞再积累100次经验之后，需在热气球上或大桥上进行低空翼装飞行起跳动作训练，在控制身体的协调和稳定后，方可学习低空翼装飞行。”张树鹏称，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从零基础到能够进行低空翼装飞行通常都需要两到三年时间。“如果像上学一样每天不断地训练，大概也需要10个月至1年左右，才能把这四个阶段全部学完，掌握这项运动。”
安安的朋友高翔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2018年，他和安安几乎同一时间开始在迪拜跳伞基地学习高空跳伞。此后，安安辗转于迪拜与俄罗斯之间积累跳伞次数。很快，她的独立跳伞已达200跳，这意味着她可以开始学习翼装飞行。2020年，安安的独立跳伞次数超过500次，其中高空翼装飞行次数超过300次，获得美国跳伞协会C类跳伞执照，拿到C证意味着可以带摄像机跳伞，可以做跳伞助教。
接触翼装飞行未满两年，安安的最近一次翼装飞行选在了有“翼装飞行圣地”之称的湖南省张家界市天门山。据《新京报》此前报道，安安在去年底被北京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选中，拍摄纪录片“中国玩极限运动的女性”。5月11日，她曾在天门山完成几次试跳。其中一次试跳视频中，她身着白色翼装，着陆在山脚的停车场，拖着降落伞在道路上滑行了一段距离，摔倒在路边，几乎要撞上路边栏杆。她爬起来摸了摸自己的头盔，所幸没有什么大碍。高翔告诉本刊记者，周围不少玩翼装飞行的朋友知道安安的这次拍摄。他还曾在事故发生前看到过安安发的一个在天门山的视频，视频里，安安没有穿翼装服，只是进行了正常的高空跳伞，“应该是在提前熟悉降落场地，为翼装开伞做准备”。而在正式开始拍摄前，“有些朋友还提醒过她注意安全”。5月12日上午，在流传的安安最后一跳视频中，穿戴整齐的她在直升机侧门边，向摄影师比了“OK”的手势，随后跳出直升机。飞行的前两秒，她回头朝摄影师的方向看了一眼，之后便悬在空中，在云层之上，似乎在确定位置。飞行大约40秒后，安安越来越偏离摄影师的镜头，往左侧飘去，摄影师向安安挥手示意，几乎同一秒钟，安安的身体在上升。大约7秒后，当摄影师的镜头再闪回左侧，只能看见左下方一个模糊小白点，向云雾缭绕的碧绿山谷间极速下降。
“史上最难搜救”
天门山不是第一次发生翼装飞行者事故。2013年10月8日，匈牙利“翼装侠”维克多·科瓦在天门山试跳时，坠落天门山盘山公路第84道弯处身亡。2017年1月26日，加拿大“翼装侠”格雷厄姆·迪金森独自在天门山东线玻璃栈道进行翼装飞行训练时摔亡。两次事故的搜救时间，都没有超过12个小时。而据张家界蓝天救援队的多位队员回忆，这次历时7天的搜救，是“史上最难的一次”。
阿江是蓝天救援队的一员，全程参与了搜救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5月12日救援队正在做抗洪抢险和地质灾害联合应急演练，中午接到任务后，救援队立刻启动备勤。这一说法在蓝天救援队另一队员彬哥处得到验证。彬哥说，救援队接到求助后，当天下午首先派出无人机进山搜寻。“我们当时想，如果降落伞是打开的状态会更容易监测到，因为伞的面积有好几平方米，挂在树上肯定有痕迹。再一个，如果它冲撞的树林面积比较大，造成一些树枝的折损，也能够通过无人机看出来。”然而，无人机搜索将近六个小时后，无功而返。
无人机搜救的同时，北京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专家和政府相关人员成立了救援指挥部，指挥部将救援工作分为三个层段：1000米以上的山顶、800～100米的山腰、600～800米的山脚。并以天门洞为界，将整个天门山分为前山、后山两大部分。彬哥称，从同行摄影师提供的安安最后的飞翔视频看，安安消失的位置是“天门山两个水库的山顶之上”，属于后山区域，因此后山被锁定为主要的搜救区。后山一共十几个山头，每个山头被划分出三四条路线，五六人为一组，每组负责其中一条线路，从山顶往下一路展开地毯式搜寻。
翼装女孩失联事故发生后，专业救援队、当地村民等多方力量在天门山景区展开救援（孟永民摄 新华社供图）
天气首先是阻碍搜救的不可控因素，5月13日，地面搜寻工作开始，前一天还晴朗的天门山，在13、14号迎来两场大暴雨。路面变得湿滑，山里的瀑布水量增多，有随时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很大难度。阿江和几名蓝天救援队队友、消防队员以及当地村民，带了干粮和饮用水，8点出发进山，到山顶大概要4个小时。阿江说，下雨路滑，山路上落石多，每个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可能你在后面走，前面的落石一下就砸到你了”。
雨后雾浓，拿着望远镜也无法探看到稍远距离的情况，救援队员韬哥和队友只能每到一处用肉眼仔仔细细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衣服、新鲜掉落的树枝等。行至密林深处时，蚊虫蛭蛇环伺，尤其是遍地的蚂蟥随时等着爬到人的身体上吸食鲜血。因此，每过一段时间，需要停下来将脚腕处的缠布解开，把腿上的蚂蟥揪掉，擦拭血迹，才能继续上路。“那几天，每天早上七八点进山，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回到家，累得鞋子来不及脱就睡着。但是，没搜到之前，大家心里都很不安，谁都不敢松懈。”韬哥称。
更危险的是山上遍布的悬崖峭壁。“有一天进山，两公里多的山路，我们走了一天的时间，因为有的地方太陡。”阿江称，遇到这种陡峭度60度以上的悬崖峭壁，基本都需要用绳索，将随身携带的绳子绑在碗口粗的大树上，做固定点，顺着往下滑。下山稍微简单，但上山或山体间的横移更难一些。搜救中的一天，阿江和几位队友在一面几乎垂直的山壁上横移，没有用绳索。阿江左手抓到一棵树，他感到树有些松动，快要断掉，赶紧用右手抓住另一棵树，左手再换一棵树，没想到都断掉。失去着力点，阿江沿着山壁往下滑了五六米，脚下踩住一棵树才停住跌势。
参与救援的多位志愿者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他们在天门山经历过的最难搜救。“没有目标成为最大的难点。因为前方不管是万丈悬崖还是密林深洞，对我们来讲都没问题，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往哪儿去。”彬哥对本刊记者说。虽然投入了直升机、无人机等专业设备在空中不间断侦察，但救援人员陷在大山里，抬头就是十几米高的乔木，将天空掩得严严实实，“有时我们能感受到直升机在头顶飞，也看不到”，因此这些设备可发挥的余地并不大。“如果随身携带了手机，就可以通过基站获取的信号快速锁定方位，可能大大缩短搜救时间。”
随着救援时间被不断拉长，所有人的心越揪越紧。5月15日开始，搜救队伍进一步扩大，更多山民自愿加入进来。刚哥就住在天门山脚下，前些年禁猎政策没有出台时，常常上山打猎，因此对天门山的山形地势十分熟悉。他和其他村民组成一支小队，在前山一带展开搜索。“想象一条鱼直立在那儿，”彬哥对本刊记者打比方，“鱼的腹部就是垂直的悬崖，长满了灌木丛。刚哥他们需要从鱼腹一路爬到鱼背上去。”上行过程中，有的地方平缓，有的地方是十几米高的光秃秃石壁，没有任何东西可抓，山民们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技巧，将随身携带的柴刀尖插入岩缝，借力往上爬。
5月18日早上，包括刚哥在内的一行四人开始从天门山盘山公路58弯处往上爬，爬至中途队伍分成了两拨。刚哥一人从另一个方向继续往上爬，上午10点多，在一片山间密林中发现一具被白色翼装包裹的身体，上面覆盖一些树枝，头上仍套着头盔，身边的降落伞呈关闭状态，不远处是一个飞行器拉烟筒。根据周围环境，看起来像是人从空中撞到了树上。刚哥将消息传达给救援指挥部，几个小时后，经现场核实，确定为12日上午失联的女翼装飞行员安安。降落伞没有打开，安安已无生命体征。
“如果再飞高两米，她就能飞过出事的山头，山头外就是将近1000米的落差，也许就能打开降落伞。”阿江告诉本刊记者，天门山的后山不设游客观赏区，没有装摄像头，但位于前山的景区内观景台等处，共装有1000多个摄像头。找到安安的那座山位于前山与后山的交界，安安如果飞了过去，前山的摄像头就能捕捉到。
危险的跨界飞行
天门洞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天然穿山溶洞，整个洞门高131.5米，宽57米，深60米，对翼装飞行者而言，穿越这样一个岩洞，宛如从针眼里穿过一根线，难度极大。但也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世界各国顶尖的翼装飞行者趋之若鹜的地方。最早在天门山飞行的是美国世界顶尖翼装飞行高手杰布·克里斯（Jeb Corliss）。张树鹏告诉本刊记者，“2011年9月，杰布·克里斯从距天门山景区天门洞上方数百米高的直升机跃下，以200多公里/小时的飞行速度穿越了天门洞，再继续飞行了约40秒后成功着陆，成为世界首位穿越天门洞的翼装飞人。”整场表演成为中国极限运动圈轰动一时的画面，而杰布的创举，也正式将翼装飞行运动带入中国。
2017年9月8日，卡拉宝翼装飞行世锦赛在张家界天门山开赛，天门洞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天然穿山溶洞，翼装飞行者的梦想之地。
2012年，天门山趁热打铁，和世界翼装联盟等机构协作，举办第一届世界翼装锦标赛，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的15名世界顶尖翼装飞行运动员参加。世界翼装锦标赛属于低空翼装飞行的范畴，根据比赛规则，选手在距地面约700米的悬崖起跳后，在山谷中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飞过缆车索道终点线后打开降落伞，完成总长约1.2公里的空中飞行，最终安全着陆在天门山底部的一片公路上。自2012年至今，每年的世界翼装锦标赛成为天门山的固定项目，每次成本约800万元，为天门山换回每年20%的游客增长率。
天门山景区成为翼装飞行者的“圣地”，不仅因为杰布·克里斯首次穿越天门洞的成功尝试，其综合配置也适合翼装飞行。张树鹏告诉本刊记者，天门山峡谷两侧的悬崖皆垂直地面90度，且高度600米以上，适合低空翼装飞行。除此以外，天门山气流较稳定，除了降雨或下雪，很少有大风等突变天气。再加上景区的配套设施很成熟，上山的交通给予飞行者许多便利，如峡谷配有直升电梯，能快速从谷底重新回到崖上，缆车、环保车一应俱全，这大大增加了飞行练习的效率。连续多年开展各项极限运动挑战项目，天门山的应急体系也做得到位，每年举办锦标赛时，景区都有直升机、专业安全救护团队进行安全服务保障，确保赛事的顺利举办。
美国世界顶尖翼装飞行高手杰布·克里斯（孟永民摄 新华社供图）
作为低空翼装飞行运动员，张树鹏已在此飞行过1060余次，他告诉本刊记者，申请场地的手续并不复杂，“每次去之前，只需要提前打招呼，讲清楚自己的飞行训练计划、大概时间等。如果是一些特殊的飞行科目，则会和景区做单独讨论，提前申请航线，景区会做出相应的配合”。
或许是看中了天门山的名声与综合条件，安安及拍摄团队将拍摄地点选在此地。但高翔告诉本刊记者，天门山的地理条件其实并不适合高空翼装新手。“高空翼装飞行一般在高空跳伞基地，下面一般都是平地，没有太复杂的地形，飞行者的目标就是飞出去，往前飞，然后右转，再右转，转一个圈之后回到基地附近开伞，降落。”高翔称，在高空翼装飞行基地，即使有风影响，危险性也不大，因为飞行者底下的任何位置都是安全的。只要做到两点：第一，永远不要和别人撞上；第二，尽量离基地近一点。“当然，飞丢也没关系，比如在迪拜，飞出基地5公里，下面也还是沙漠，叫车过来接我们即可。”相比之下，天门山嵯峨高峙，奇峰林立，并不宽敞的降落点四周还被山峰包围着。在这样的环境里飞行，一不小心就可能偏离航线或撞上山体。彬哥就曾在去年救过一个没能找到准确降落点的翼装飞行者，“当时他遭遇了气流，往前多飘了两三公里，最后降到人家宾馆的楼顶上了”。
张家界天门山云雾缭绕、奇峰林立，在这里飞行，刺激与危险并存。（视觉中国供图）
对于时速可以达到两三百公里的翼装飞行而言，生与死的“时间窗口”往往只在几秒之间。而安安300多次的高空翼装飞行经验可能并不足以支撑其在较短的时间内应对天门山这样复杂的飞行环境。在最后一跳的视频里，平稳飞行40秒后的安安突然开始朝摄影师左前方的位置极速往下掉。“可以看出，从这里开始，她失控了。”高翔说。至于失控的原因，目前还未确定。但高翔判断，开始失控的那一刻，安安所在高度还有让其调整的余地。视频里，安安的身体向斜上方拔了一下，试图开伞，“那时候她比前边最高的山峰还要高，但是再往前就飞不过去了，我估计她自己也有判断，所以她有一个开伞的动作，这是正常的操作，因为开伞后就可以在当下的低谷地区降落，不过那个山峰了”。
在空中，降落伞就是翼装飞行者的救命稻草，因此其设计极为周密。高翔告诉本刊记者，低空翼装飞行只有一把伞，开伞高度可以低至150米。高空翼装飞行者有主伞和副伞两个降落伞系统，主伞由飞行者个人控制，一般在飞行高度1000米左右时打开，在这个高度，即使出现打不开的情况，也能有充足的时间将主伞切断，转而开备伞。备伞则由教练负责叠，且每隔180天必须重新叠一次。备伞带有ADD自动激活装置，在主伞打不开或飞行者已低过设置的安全高度线后自动开启。此装置需要提前在降落点设置，以降落点海拔为准向上增加200～300米，为备伞留足2秒左右的开伞时间。
但最终，主、备伞都没有打开。高翔分析，主伞没打开的原因，可能是安安在失控状态下因为经验不足没能操作成功，“那个过程太快了，几秒钟，就已经看到她从跟摄影师平行的位置直接掉到一个非常深的位置”。而备伞的自动激活装置为何同样失去作用，有专业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分析，一种可能是最终的降落点高度离设置好的降落点相对高度还有几百米。根据官方通报，安安的遗体发现地点海拔高度约900米，距离其在空中直升机上起跳的位置直线距离约2000米，相对落差约1600米。但也无法排除人为因素导致无法开伞的情况。因此，最终的原因还要等待专业机构的调查报告。阿江回想起去殡仪馆的那天下午，安安的父亲对他们说，安安性格倔，本打算让她再玩一两年就找工作、嫁人，没想到意外来得这么快。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21期，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高翔、阿江、彬哥、韬哥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