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炮事件》：再也拍不出来的杰作

原创刘畅电影杂志 MOVIE

1984年，西影厂要制作12部影片（当时各大国营制片厂每年都有固定的拍片配额），在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的计划里，其中6部要做成商业片，为厂子盈利，而另外6部，希望能做成“艺术探索片”，为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吴天明看中了张贤亮的中篇小说《浪漫的黑炮》。这部作品深刻的反思意识和写作者直接与读者对话的叙事风格让人耳目一新，正合吴天明艺术探索片的口味。

就在同一年，29岁的黄建新正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他是西影厂重点培养的年轻电影人，这个珍贵的进修机会也是厂子选派的，但他的毕业作品因题材争议被禁止放映。

失意的黄建新回到西影厂，然而吴天明态度鲜明地支持了他，并决定，让这个叛逆不羁、从未拍过长片的毛头小子来做《黑炮事件》的导演。

▲年轻时候的黄建新

如果说黄建新的毕业作品只是触及了个人的小禁区，《黑炮事件》的故事就是闯了社会的大禁区。

影片主人公赵书信是个忠厚老实、性情有点儿古怪的矿山公司工程师。在一个雨夜，他赶到邮局，发了一封含义模糊的电报，“丢失黑炮301找赵”，引起了公司党委和公安机关的注意。

▲开场警车

赵书信是公司与德国大型合资项目的翻译，他因此被调离翻译岗位。最终揭示，赵书信要找的“黑炮”只是他遗失的一枚象棋子，之所以要花远高于棋子价值的电报费，也只源于他个人完美主义的倾向。但合资项目已经因新翻译的失误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经济损失。

▲开场发电报的邮局

影片开头颇似一部黑色悬疑电影：大雨滂沱的夜晚，赵书信赶到邮局，发出一封暗语般的电报。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雨点的声音、发报员的疑惑眼神、监视警车闪烁的红色警灯、赵书信紧张焦急的神情不但营造悬念氛围，更是有意将赵刻画成“犯罪者”。

接着赵书信被调查，旁白单刀直入地介绍了他的信息：

男，49岁，未婚，清华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父母是旧职员也是天主教徒，赵年轻时也信教。再加上他的矮瘦身形、凌乱头发，黑框眼镜、孤僻性情，唯一的爱好只是下棋。

一个与世俗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银幕之上。

在最初改编剧本时，黄建新曾难以确定影片的类型方向。

他认为原著是“用荒诞的手法讲了一个十分严肃的事”。拍成悲剧，会限制观众的发散思维；拍成喜剧，会减弱影片的社会深度；拍成正剧，过于四平八稳，限制形式上的创新。

最终，他决定“把悲剧、喜剧、正剧三条界线打乱，利用越界产生重叠，构成一个‘离经叛道’的混合体，一部多元结构的影片”。他采取了与原著小说完全相反的思路，用“严肃的手法讲一个十分荒诞的故事。”最终呈现的作品类型混搭，难以定义。

影片开场建立的悬疑点——“黑炮”——一直延续到约三分之二处才揭开谜底，赋予了故事悬疑质感；

新任翻译与德国专家的矛盾，经理与党委的矛盾，赵书信与德国专家从矛盾到友谊这三条线索撑起了影片的正剧情节；

两次工厂领导层会议、赵看踢球场景、特定场景的台词和表演以及结尾事故发生后的讽刺则带有黑色喜剧的幽默感；

赵书信的内心挣扎、经理的无奈和梦幻又悲凉的结尾散发着悲剧的灵魂冲击力；

多元类型的融合让影片跳出单一类型的条条框框，成为一部反类型的创新之作。饱满的故事，紧凑的情节让《黑炮事件》有足够的观赏性，但黄建新并不满足于只讲一个好故事。

他还要在拍摄手法上赋予影片另一个层次。

他解释：“故事是最低的层次，在一个大家都喜欢看的基础上，溶入电影独有的影像表意功能。这部分是非情节的，它通过各个元素在结构中的作用去影响观众”。他把情节之外的非情节元素定义为“情绪团”，并认为这些“情绪团”具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度。

影片最大的“情绪团”要属色彩。

片中最主要的颜色有三个：红色、白色和黑色。

▲黑白红三色

关于红色的重要性，黄建新解释：“红色能使人获得一种焦虑感、烦躁感，同时还能产生一种危机的情绪暗示，这些都与本片内容是统一的。”

开场大雨中闪烁的红色警车灯让人惴惴不安，赵书信手忙脚乱中撞上了一个穿红色T恤的高大青年，对方目光很不友善。警察的办公室中，背景是鲜红色的帘子。

▲公安局中的红色

从德国引进的WD大型采矿机是红色。

▲WD采矿机

赵与女友观看红光笼罩中的摇滚霹雳舞表演，让他难以适应。

▲表演被红光笼罩

红色贯穿全片，几乎都和赵书信同时出现，对应他前途难测的紧张和危机。

红色还有另一重时代隐喻。代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西餐厅的桌布、现代化的酒店走廊和房间、时尚青年男女的着装、接待外国专家的小汽车、WD大型机器。

▲西餐厅

时代变迁最明显的暗示要属赵书信观看足球赛时，背景中一面残破斑驳的灰墙正被一名健壮的青少年粉刷成刺眼的鲜红色。

▲摇滚表演

以前，青少年作为八九点钟的太阳，在墙上用红色涂写标语，而1985年，青少年作为叛逆者用红色覆盖了标语斑驳的墙壁。

▲时钟意象与红色小汽车

白色和黑色是矿山公司的颜色，突出刻板单调。典型场景是公司领导层的两场开会戏。

第一场会议，黄建新对场景的布置和设计提出了异常具体的要求：“在窗户上装毛玻璃，白色的桌布，白色的椅子套，白色的窗帘，白色的墙壁，所有人穿着白色的衬衣对坐在长条桌两边，甚至喝的白开水，一切都是白色的。”

会议室是搭出来的景，4米宽，3.8米高，12米长，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空间。摄影机摆在位于正中间的长会议桌一端，全景拍摄会议桌的另一端和两旁。另一端的墙上是一台宽4米高3米的巨型石英钟，表针和刻度都是黑色。会议中人物的说话极富现实感，而风格化的空间设计和布景又加上了一层超现实感。

▲第一次会议

整场会议戏持续8分钟之久，由于缺少动态，常规拍摄方法应该是尽量丰富景别和角度，增加剪辑的频率变化。但黄建新却反其道而行，摄影机全程固定，景别有限，剪辑四平八稳。他想以此突出苦心营造的空间，并相信空间设计能解决镜头单调的问题。

第二场会议是经理与党委矛盾的爆发，因此在白色中增加了两件黑衣服和一件柠檬黄工表，白开水变为茶水，通过异色对白色的入侵制造不安定感，而镜头的景别基本沿袭第一场开会，依旧是固定机位少变化。

从最终呈现效果看，会议场景并未流于单调乏味，夸张化的空间能吸住观众眼球，尤其是背景中的巨钟，既象征时间的宝贵，又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张力十足地暗示终会爆发的危机。相似的时钟也出现在公司广场正中，成为贯穿全片的意象。

▲第二次会议

《黑炮事件》真实反映八十年代改革进程中的问题与挑战，黄建新却并不想把片子拍成传统的写实风格。

他说：“我觉得在艺术中客观真实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就像一堆客观的素材，当创作者用自己的意识和方法去组织它时，它已不再是客观的了，因而也才有艺术家的不同风格。”

片中的西餐厅和高级酒店放到现在也不显过时，摇滚霹雳舞表演的舞台灯光设计跟如今的演唱会有一拼，时尚青年们的着装打扮言谈举止更偏西方潮流，

▲霹雳舞表演

就连赵书信独居的陋室都有着宜家风格的写字台书架组合。

▲赵书信的家

可以说影片并非要还原当时的现实，而是故意追求一种超越时代的未来感，是在想象中国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发展可能会达到的样子。

这种着眼未来的集中体现是影片的结尾。

▲结尾赵书信离开

这场戏沐浴在魔幻时刻的唯美阳光中，有着梦幻般的质感，与影片此前追求的黑白红色明显抽离。

经历失意的赵书信在一片翠绿的草坪上，看着两个小男孩用砖头摆成蜿蜒曲折的多米诺骨牌，轻轻一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他看到此情此景，心绪复归平静，向孩子露出会心的笑容。

扮演赵书信的刘子枫说：“我们那代人，身上有太多共同之处。”

刘子枫生于1938年，在1984年时，与赵书信年龄相仿。他们最好的年华都在十年动乱中度过,，赵书信的委屈、挣扎和恐惧刘子枫不会陌生。

读剧本的过程中，他经常感动得伤心落泪。读完第二天，他自己买机票飞到西安，迫不及待地想跟黄建新见面。

然而，刘子枫的性格跟赵书信迥然不同。刘子枫“说话时动作大、表情多、喜欢笑、反应敏捷、遇事爱发表议论”。他把这些都隐去，换成了一副少言寡语、情绪内敛、温和稳重的样子。

▲片场图片

改头换面后，他为赵书信设计了一些小动作，来表现人物活在自我世界的古怪个性。

“比如经常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臂，在家摆棋谱时突然用手在背上抓痒，吃饺子时腿下意识地晃两下，与汉斯争辩时用两个手指摸鼻子和嘴。”他注意对话时避开目光接触，说情绪激动的话也要足够平淡。

▲赵书信在教堂寻求慰藉

与黄建新最初探讨时，刘子枫就提出，他倾向于不把情绪表现得过于明确，这样有三个好处：符合赵书信的内敛性格；给电影语言留下发挥空间；给观众留下解读和回味的空间。

这个思路与黄建新不谋而合。

在片中赵书信情感高度微妙的几场戏有开场发电报，调职后在矿山上踽踽独行，夜晚独自潜入检查WD机器，复职无望后去教堂，结尾对孩子们微笑。这些戏都没有台词，很多宽镜头里甚至无法看清人的脸，但刘子枫准确把握形体动作和内心状态，配合精心设计的镜头和布景，传达出无法言说的复杂情感。影片上映后，刘子枫以此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