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走向历史破晓时分
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
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一再被坎陷被截断，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我们的历史黎明。
这个时分曾是缘自西方的唐突而陌生的概念，由几百年间无数域外因缘、意外演变、突发事件和偶然性混杂激荡的泊来他者。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慨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酉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眀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唯有日尔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主观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水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曾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婢，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诡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釆取敌视、窺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的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的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列宁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而深刻的厌恶和警惕。1902年，他严辞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长期被一种可怖的前景因扰：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他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已经朦胧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后转”，他们都明确地拒绝完全亚细亚式的复辟，即使国家成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产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们坚持“俄国王安石式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祸害”。俄国人无论如何不能由半亚细亚倒退到完全亚细亚式的黑暗专制，“我们不要中国制度”。
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根据某种历史哲学预言，只有西方式的产业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才能震撼东方，将亚洲和中国从自生自灭的黑暗地带推动和引领到世界历史破晓时分。世界历史反复凸显和不断演示的唯一真理是，西方既是东方的征服者（这时西方是入侵者、强盗，邪恶而可恨），又是东方的拯救者（这时西方是施予者、骑士，高尚而可爱）。正如自然界进化历程以及其生命谱系已经并将继续显出的某种秩序和法则一样，牛顿从物质世界和行星运动无限芜杂纷纭的现象中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卢梭、康德则“发现了深沉潜藏着的人道的性质，以及人类凭着对它的观察而见证天意的那种隐蔽的法则”。人类乃是天意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时也是天意的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在整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暮隐蔽的计划的实现”，有其普遍的、必然的，不为天使而存、不为魔鬼而亡的内在规律。人类展开和实现天意的过程便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便是世界史。因此，由某一种历史工具（民族、国家、阶级、个人）担负起引导世界通向那必然来临的辩证发展阶段，就不仅仅是这种工具的荣耀，而是人类践履天意的使命所在。
五百年以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以及劂后兴起和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非殖民化运动、热核武器、新技术浪潮、星际开发、全球化时代……极其清晰地展示了半个千年中人类命运的基本状态，几乎全盘证实了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破晓的原创地位和先驱意义，淋漓尽致地演绎着西方与东方之间观照与被观照、启蒙与被启蒙、征服与被征服、拯救与被拯救之间的世界历史关系。在人们可以最直观最便捷地观察和感受到的时空中，这个星球上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潮流，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和救赎可能，都纯然出自西方的理念、思维、逻辑、语词、人物和事件。人类全部经验和可能性都被西方文明重新诠释和处理了一番，所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和使命都只能归结到这一蒙受天意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谱系，才能被赐予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认同和人类文明意义的编排。
无论“严夷夏之大防”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以日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赶英超美”，“和平演变”还是“和平崛起”，警惕“亡我之心”还是主动“与国际接轨”；无论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严复的《天演论自序》、陈天华的《警世钟》还是光绪帝的《诏定国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言书》；无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誓师词》、《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告》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论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还是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是王新命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季羡林杨振宁等人的《甲申文化宣言》，无不有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各类文本背景渗透其中。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舞台，演员、道具、场景都是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却是西方人。孔、老、孟、庄以来，玄奘、张骞、鉴真、郑和以降，作为人类的重要分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脉，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
无论西方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霸道无耻可恶，无论多么震惊、愤懑、屈辱、如丧考妣，无论怎么拒斥、敌对、反抗、不共戴天，也无论以什么名义，以何种方式，以哪股力量，中国都不得不把玩西方式的奇技淫巧，不得不研习西方式的声光电化，购买和制造西方式的坚船利炮（原子弹、氢弹），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培养西方式的美学趣味，实行西方式的婚姻、财产、法政、税收制度，也不得不输入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科学、民主、理性精神，还不得不译介以至服膺西方式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西方发现发明的一切，西方无意推销或恶意强加或善意兜售的一切，西方“己所欲施予人”或“已所不欲而施于人”的一切，从君主立宪到激进革命到共和政体，从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工业化、城市化到后工业化、信息化……中国都不得不全部重新演绎一遍（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这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新塑造了中国，构成了现代中国（连这个称谓也是西方式的）的最大景观。
中国也许是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着、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导，最后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东方国家。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在近十代人一百六十余年时间里，成为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运动、制度的巨大实验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东征到国共内战到改革开放，中国所有阶级、民族、党派、军队、地区，所有人之间的所有组合，所有对抗，所有改姓换代，与其说是中国人之间的较量厮杀，勿宁说是西方文明、意志和力量在中国此消彼长引发的刺激反应，甚至直接就是西方（包括苏俄、日本）各种历史哲学和世界目标的异地抗衡（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依然被指认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在地缘上离西方最远，文明类型上最与西方互为异类，最后被西方染指的中国，却成为代价最高、规模最大、地震海啸般文明再造的东方国家，称之为中国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实不为过。
1840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身置其中。历史如此奇妙又如此清晰，如此意外又如此完整地次第展开，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千万年间基本寂然不动的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开天辟地以来亿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若干完全陌生、外来、异类的因缘而遭逢不绝如缕的变故，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两次鸦片战争直接促发了自强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海战直接引起了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不仅与义和团难解难分，而且使满清王朝和两千年专制帝制难以为继，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先驱和合法性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内在渊源一目了然）；凡尔赛强权政治直接激发了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继甲午海战打断了中国上层的近代化进程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又再次打断了中国上层的现代化进程，普鲁士军官团和德国将军曾在北伐、黄埔军校和抗战前期留下身影，而从辛亥革命、北伐、长征到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加拉罕、越飞、米高扬、崔可夫都先后直接过问和参子过中国事务，冷战和韩战不仅延缓了中美接近（直到1972年），推迟了中国统一（直到今天），而且急逮恶化了中国国内政治，直接导致了对亲美亲西方知识界的清算，促使中国向苏俄“一边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与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1939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师承关系也一目了然），1956年匈牙利、波兰事件和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成为中国反右运动、庐山会议的直接国际肇因。1969～1970年，勃烈日涅夫－格烈奇科集团对中国实行核打击计划，成为中美建交的唯一原因；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冷战结東在中国的刺激－反应是“韬光养晦”，新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论和全球化时代直接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入WTO，争办奥运会、世博会，“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外，中国悄悄地提出了“小康目标”、“和平崛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中国曾经几度临近（或声称临近）西方式的历史破晓时分。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始肇者与西方一道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欢呼，中国可望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几百年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则将与亚洲最大最文明最稳定的自由国家“平等”地通商，再也无需用鸦片和战舰一类丑恶的“污物”强迫中国打开门户。中国作为上帝预留给西方的最大的异教徒社会和最大市场，将从此受到西方足够的尊重，四亿中国人将不仅彻底挣脱中国两千多年、尤以明清绝对专制主义为甚的东方专制主义桎梏，而且将取代日本，率领整个亚洲走向约二十代西方人已经享受过的历史破晓后的光明与幸福，孙中山被称为东方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
1949年10月初，诗人胡风曾用“时间开始了”几个创世般的词语讴歌新中国的诞生。与陕北老农一样，中国最浪漫最有想像力的作家，除了用“红太阳”来象征新国家新领袖外，已经不屑于任何汉语词汇了。毛泽东被称为中国的卡尔、列宁。
历史表明，“旧”、“新”两个中国都从来没有走到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孙中山、毛泽东两人撒手尘寰时，仍是忧思重重、疑虑重重。中国几度兵结祸连，内忧外患，直到坠入浩劫的深渊。
历史表明，无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无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是西方文明某一方面、某一阶段、某一国家或某一阶级的历史目标。高度多元化且变动不居的西方文明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同时为中国认同和接受，何况，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取真理时，西方自身却几度陷入危机和黑暗之中。
1900年，巴黎大博览会拉开了二十世纪的帷幕，欧洲资产阶级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荣和希望之中。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似乎已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的美好预言逐一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欧洲向世界推广，无数普通人享受着户外活动、阳光、草地、沙滩，火车、轮船、飞机正在和即将把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游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会每个角落；司法黑暗已难为公众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谴责，死刑被争先恐后地废除，无线电和电影即将成为大众消费品，家庭装饰和流行时尚已从巴黎、伦敦走向外省和城镇，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小冲突和零星的海外战争外，西方人已经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然而，乌云和梦魇已开始蔓延。世界变得陌生而荒诞，虚无主义和孤独感在摩天大楼之间徘徊，传统价值观被工业文明和庞大的堿市碾碎，各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苦闷和绝望悄然筅罩。灵心善感的诗人率先发出不祥的声音，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比亚兹莱、道生、兰波、杰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世界，将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现代化斥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和扩张的西方文明。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釆、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了大限将至的恐怖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如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指出，我们能肯定预言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釆则以他那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罴的词语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威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预告者的咒语。也许是天意，西方文明风雨如晦、日落西山时，苏俄革命也走到自己的尽头。一场受历史启发，以“解放全人类”为旗帜、吸引了无数正直理想人士的全球革命竟然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崩溃。这个庞然大物的废墟中，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密布的阴霾充斥着天文数字般的死亡。
西方和半西方的苏俄曾经先后升起的精神太阳争先恐后地殒落了，天意如此，中国在走向西方式历史破晓时分的一百六十年间，其悲伤、苦情、灾难、死亡又何尝逊于整个西方？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黑暗和黎明的历史和生命哲学。
1840年以来，中国国事蜩螗，“多用暝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著”。既要安内，又要攘外；既要国族自保，又要实现民权；既要反对西方列强豆剖瓜分，又要抗击同种同文的日本的侵略；既要改变积弱积穷，又要实现平等、正义；既要依靠农民，又要实行工业化；既要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又要向传统寻找根基与合法性……这一切相互重复、冲突、否定的事变，并非是对西方的机械简单的“刺激－反应”，中国这一庞大的生命－文明共同体正是在近二百年的变异和阵痛中，重新孕育着新的希望。
西方向全球扩张的历史，是一种高度世俗化物质化的过程，其中的善恶、变易、消长完全能为中国辨识。中国久远的入世精神和道德诉求最终不难作出适当的制定，予取予夺，不致离谱。
中国古已有之的民本思想和人文情怀，“下一转语”，即不难与西方近代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会通，而儒家坚持“人之初，性本善”，则可矫正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可能出现的极端与任性；中国道德自我建立的传统，更能防止西方个人原则不可避免地脱序而出的可怕弊端。
西方的天命意识可望自然而然地为中国认同，包括西方历史破晓的历史哲学，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谓“天何言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中国在坦然面对时代黑暗、坚定走向历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撑和道德期许，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谓“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纯正的人生哲学是一切历史哲学的基石，在“上帝缺席”的苍凉寂寥天间，中国人甚至将苦难看成一种天意的垂顾。
腥风血雨而又波瀾壮阔的戊戌变法前后，谭嗣同、康有为曾先后写下《仁学》和《大同书》。虽然西方在社会变革方面先行了若干步，但从蛮荒到文明的历史行程中，中国先贤创设的“仁”心和“大同”有可能包含并超越西方范例所启迪的民主和富裕社会，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宇宙道德原则，而具有永恒的形而上学源泉。
卢梭的伟大和天真都在他那旬名言：人生而自由。这位自由之子，始终没有洞察人类自由本性的重要前提：作恶。他感叹世间一部完美立法之不可能，因为那意味着全体人类都变成自由的天使。康德指出，即使是一群魔鬼也行，只要他们有这种愿望。西方这位最易为中国人敬重的智者留给世界的遗言，仍需人们深长思之：恶已经被人造就了，而善则尚待人类创造。
中国深通“一阴一阳之谓道”，深谙世道人心微危变易的法则：有“所存者神，所过者化”母体般的文明化与张力。中国曾经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独步东亚数千载、并且几度“同化”亚洲蛮族。这种神奇的文明哺育能力，同样可以在1840年以来欧风美雨俄雪卷全球的大变局中显出端倪。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界坚持带给中国一个“好消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失败，单从“1920年间到1990年间只七十年间，中国人集体的把国家和社会向前推进了三百年，这是一种伟大的事迹。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他在《万历十五年》的台北版序和大陆版跋中都先后指出：“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此中最紧要之处则是刻下大隧道即将走穿，前面已见曙光。”他不赞成对中国近代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那样“不外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邓小平又错，而蒋经国也错。……如果中国不能适当的找到它的历史地位，决非人类之福”。
中国一百六十年来的凶吉祸福，是非恩怨，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历史关头，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几乎都是悲剧性的，中国人领受“天地不仁，以万民为刍狗”这一“天意”，在世界各国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一条潜行的历史法则却每每从无数次的荒诞和悲剧中显现了人类自由本性的主体“善”的不朽光辉。所有的屈辱、冤情、苦楚、流血、灭绝，所有的努力、奋斗、希望、爱和牺牲，都围绕着一条历史的中轴线——走向真正的历史破晓——而被赋予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和“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这一永恒的意义。
我们度过的最艰难困苦的是历史的虚无时分。对于中国人，取缔了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关怀，不啻取缔了他的生命基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先天欠缺天堂与地狱、轮回与涅槃的民族，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历史就是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世界，历史就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国人，开启历史，就是走向未来。越是回溯历史最幽深、最黑暗的通道，越是临近历史的破晓时分。
根据当代宇宙学家的测量计算，自从大爆炸以来，宇宙已经存在了150亿年。如果把宇宙生命浓缩折合为365日，要到9月14日才产生地球，12月31日晚10点30分才出现人类，人类的全部文明历史还不足10秒钟。只是到了宇宙日历最后2秒钟，包括13亿中国人在内的今代人类才有了一种共同的命运。
无论如何，西方人是全球化的先驱，西方的精神太阳曾经光芒万丈，西方对中国的同情并不全是伪善，对中国的诫惧也并不全是讹诈，西方引导的历史破晓时分更不全是一场诓骗。感领过西方精神太阳的辉煌和暗淡的中国，已经来到一个临界点，可望争取扮演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甚至有可能给危机深重的世界一种特殊的补益。“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只有把西方文明的主流正脉，西方世界的精髓转化为中国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望走向否极泰来、起死回生的觉醒和复兴。
个体生命往往不易理性地理解他所处的时代，更不易知道他这个时代的来路与去向。而中国自1840年以来所进入的“非常”历史阶段，实在有太多的教训与经验、挫折与进步。这座历史宝库贮藏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骨髓、智慧、情感、理想、心愿，这是中国人在近二百年间共同编织的稀世大梦，共同上演的旷世活剧，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家谱，共同遗产，我们走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不可须臾离弃的烛光、火把、太阳。
历史是一位与所有人签订了生死契约的不死老者，他的顽强、狡诈和吊诡超过一切凡人。他以谁为代言，在什么时候发声，以何种形态返回尘囊，永远不可螽测。
余世存先生，湖北随州人，北大中文系毕业，刚度过第三个本命年。他以白净宽广的额头、秋水般的双眼、诗人的灵心善感，多年为汉语世界的清冷寂寥忧心如焚。他犹如一名预告坍塌和毁灭的隐修士，唱诗班中永不现身的梦幻幽灵，送葬行列中远远驻足沉思的局外人，眨着冷眼颤着热心，用炼丹术般的修辞和锤炼了几千年的汉语韵律，为中国几代汉语创制者壮行。
我与世存先生相交经年，在我们有限的接近中，笼罩在他身上太多的忧郁和孤寂，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情和不忍之心使我惊讶、揪心。在比我整整年轻二十岁的他的身上，总有老式的幻灭，簇新的愤怒，一轮又一轮的精神炼狱，几乎没有任何排遣、消闲。他那天生的忧世伤时比寻常的幽愤更苦涩，比个人的不幸更绝望，比通常的悲观厌世更尖锐，他所唤起和拒绝的有时甚至超过了虚无，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对的物事。他的敏感、同情、正义和英勇，他的才华、血性、灵气、悟性，直接预示着个体生命精神破晓的壮丽。
我无法想像他竟然耗费了几年光阴，清灯黄卷，涕泗长流，在几百本陈年旧书中，寻找在他心中奔泻、也在成百上千名杰出同胞心中奔泻过的力量、光明、爱，搜寻让他和无数同胞无数次唏嘘扼腕、忍禁不俊的种种可怕可恶可恨可耻可笑的行径。
这是一次幅射式的历史道白，中国非常时期的超历史对话。但愿它唤起的不单有苍黄而灰暗的宿命感，命途多蹇的绝望，也有浩气长流、悲欣交集的感戴与超迈，毕竟正如一位感悟特异的先知所云：“夜正长，路也正长”。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世存先生遥存中国先贤心志，一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苦心孤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者，应作如是观，也当为关心世运的大雅君子所不废。
本文原刊《读库》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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