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思想丨虞建华：美国的禁酒令和“反禁酒小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一跃步入现代社会，带来了以“喧嚣的20年代”和“爵士时代”为代名词的文化和社会意识的巨变和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和生活模式的巨变。美国正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城市社会转型，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交替与碰撞，使20世纪的20年代成为美国最开放、也是最保守的年代。禁酒令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推出并实施的。以清教传统根深蒂固的贫困乡村地区和受到现代社会猛烈冲击的原教旨主义宗教为核心的美国保守势力，与以禁酒为口号和策略捞取选票的投机政客联手，共同组成了支持禁酒的主要力量，试图通过禁酒解决现代社会带来的困扰，不可思议地赢得了宪法禁酒的胜利。禁酒从19世纪末一个由女性反对家暴引发的小规模运动，到20世纪初渐渐演变成了全国性的中心议题。在实施法律禁酒时期，从普通民众到政党领袖，全美国分裂为“禁酒派”（drys）和“饮酒派”（wets），社会矛盾在这一事件上被凸显激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支持或反对禁酒的态度是各级地方政府直至总统选举的关键议题。

社会的开放——新潮服饰、爵士文化、信用消费、性自由——引发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弹，让他们更加怀念正在逝去的那种信仰上帝、勤勉自守的乡村传统。酒精适时地充当了一切现代罪恶的象征。禁酒令从酝酿和策动开始，就夹杂着时代变更的焦虑，也弥漫着由恋旧引出的理想主义。以美国反酒吧协会为代表的传统势力，表达了对禁酒的乐观期待：“（实施禁酒当日）午夜零点开始……一个新民族将要诞生”。然而，这个“新民族”的图景是按旧蓝本描绘的，带有浓烈的清教文化烙印。哈里·莱文（Harry Levine）描述了保守派想象中禁酒后“新民族”的样态：“‘戒酒’的生活形态是自律的、有序的、勤奋的、节俭的、有责任性的和道德上正确的。”在他们看来，禁酒令代表了淳朴的乡村传统对充满罪孽的城市做派的胜利。而同时，“它也是新教道德和资本主义气质的完美融合”。

美国的禁酒令背后有保守派宗教的大力支持。得知禁酒令即将实施的消息后，弗吉尼亚州著名宗教领袖比利·森戴（Billy Sunday）说的一番话，也许最典型地代表了宗教界对禁酒令寄托的理想：“眼泪统治的时代就要结束了……贫民窟将很快成为记忆。我们将把监狱改建成工厂，把囚房变成仓房和粮库。男人可以挺胸走路，妇女会面挂笑意，孩子们将欢笑。地狱将永远没有住户”。这种理想主义的描述，意在为快速世俗化的社会和无节制的享乐主义提供一个对照图，呼吁民众迷途知返，回归传统。但莱文认定，这种禁酒理想“基于狂想和幻觉”，是一种纯粹的偏执。事实很快成为嘲讽的素材。城市化和现代化继续冲击着传统的乡村理想和生活方式，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依然尖锐，禁酒令受到了公开或隐蔽的抵制，私酒泛滥。莱文特别指出，禁酒宣传通常将酒精当作替罪羊，“将注意力从结构性的社会问题转移开，把酒精谴责为造成贫困、失业、贫民窟和其他社会和城市问题的罪魁祸首。”

禁酒令是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重要事件，其影响波及几乎每一个生活领域。对此，有影响的公众人物都曾发表评述，或称赞其是伟大的智慧，或抨击其是不可救药的愚顽。众声喧哗中有很多小说家的声音，他们的作品几乎一边倒地站在禁酒令的对立面，通过人物和故事作出批判性的回应。这种反对态度主要不是来自“李白斗酒诗百篇”这类豪言中表达的文人与酒的传统关联，而是以禁酒/饮酒为是非的政治站边，类似我国清、民之交的留辫子和剪辫子。辫子本身没有意义，意义存在于“留”或“剪”背后的政治立场。

禁酒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正是美国文学的繁荣期。不少文学界的代表作家，包括菲茨杰拉德（Scot Fitzgerald）、海明威（Earnest Hemingway）、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和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都适时地在小说作品中描写和反映了这个禁酒时代。创作并发表于禁酒年代的小说，场景中常常出现地下酒吧或公开酒会，人物中常有私酒贩子、地下酒庄经营者和缉私人员。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常在作品中描写酗酒狂欢，就好像禁酒令并不存在；而对贩酒者的塑造更是同情多于批判。他们的故事中暗藏了反禁酒令的鲜明态度，表达了对禁酒法令的无视和抵制。禁酒令从1920年开始实施，“到了1924年前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不把法令当作一回事”。而正是在1924年前后，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创作了各自的小说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25）和《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1926）。两部小说反映的是禁酒令实施的初期，作者将该时段鲜活生动地再现于笔端，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经典。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故事发生在1922年，即禁酒令实施两年之后，主人公秘而不宣的身世是小说“抓住”读者的主要悬念。但细心的读者不难从盖茨比诡秘的行为和表白，以及其他人物的交谈和猜测中，推断出盖茨比的财源来自走私和销售私酒。小说主人公命运的起落，他周围人物肆无忌惮的饮酒行为，都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形成互文，都需要我们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码。比如，盖茨比对昔日情人黛西透露，他经营的是一系列的“药店”，而“在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时，‘药店’的意思就像杜松子酒一样明白无误”——那是圈内人都知道的地下酒品门市部。

小说的背景设在纽约。禁酒时期的纽约被称为美国的“酒都”（drinking capital），是对抗禁酒法令最大胆、最公开的地方。菲茨杰拉德本人十分熟悉禁酒时期纽约的酒市，他和妻子泽尔达穿行于地下酒庄的故事，他的酗酒经历和新潮的奢靡生活，“都带上了美国传奇的色彩”。在他的小说中，盖茨比在自己的庭院里举办周末酒会，觥筹交错，“男男女女像飞蛾一样，穿行于窃窃交谈声、香槟和繁星中间”。这是实施法律禁酒的时期，但在盖茨比的酒会上各色美酒一应俱全。如果说禁酒是在虚妄的美国理想诱使下推出的强加于人的道德管束，是政客们选举策略催生的畸形儿，那么对于小说中那些纽约青年来说，拒绝听命便是一种立场的宣誓，是对自由理想的坚守。参加盖茨比花园酒会的青年人摆出了明目张胆的对抗姿态。在社会转型期特殊的语境中，这种对抗，即对禁酒法令抱以一种视若无睹的轻忽并以我行我素的不理会态度加以冒犯，于是被赋予了政治意义。

作家塑造的盖茨比是个中性人物，不是“不法分子”的负面形象。他在禁酒时代靠走私酒精发迹，引出了美国梦与梦想幻灭的故事。菲茨杰拉德批判盖茨比代表的虚妄的美国梦想，但却赋予这个人物足够的同情，在潜文本中表达了反禁酒的立场。在作家笔下，盖茨比是新兴的现代城市文化的代表，是对抗抱残守缺的传统派的力量。小说描述禁酒令下热闹的周末酒会，因此也成为昭昭法令之下张扬的对抗性表演。“对抗禁酒令是美国精神的一种表现，这种观念在这个城市（纽约）具有传染性和解放力量”。作为美国经济、文化、媒体之都，纽约是禁酒和反禁酒的前沿阵地，因此《了不起的盖茨比》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化内置，通过对其的解读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美国的道德冲突、文化碰撞和政治缠斗。可以说，禁酒时代的语境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一部成功小说最重要的部分。

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出版于《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年之后，是又一部在多方面涉及禁酒令的小说名著。读者会发现，书页中多半有人在喝酒，饮酒背后的文化意义显而易见。像海明威这样的文化青年用脚投票，离开了禁酒时期的美国环境到欧洲暂住；菲茨杰拉德也间歇去法国巴黎享用各色美酒。这些自我流放到欧洲的美国文化青年组成了“迷惘的一代”作家群，被唐纳德·夏勒称为“禁酒令的逃亡者”。他们“把自己从这个新美国（指保守势力抬头时期的美国）中解放出来，至少身体上离开美国和在美国泛滥的民族主义，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即狂饮的方式，进行反叛”。

在纽约和其他美国城市，私酒到处都有，但选择有限，品质无法保证。“逃亡”是对美酒的追求，更是对美酒代表的自由生活的追求。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海明威描写了法国和西班牙更加包容、开放、多元的欧洲文化，与令人窒息的禁酒文化和保守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小说中的人物远在欧洲，但不忘对美国禁酒文化进行批判。比如，当小说主人公杰克说“酒可是好伙伴”，“纽约是个好地方”的时候，读者可以听到弦外之音，与当时美国的禁酒背景产生联想。酒已经成为政治态度的标注，而纽约则是私酒泛滥、令保守派和原教旨主义分子痛恨的地方。尤其是小说主人公杰克与前来欧洲度假的朋友比尔在巴斯克村钓鱼的那一章中，两人的闲聊中涉及了很多禁酒话题。他们语带不屑地提到威廉·布赖恩（William Bryan）和韦恩·威勒（Wayne Wheeler），这两人一个被称为原教旨主义“教皇”，另一个领导发起了禁酒运动，是捍卫“乡村价值观”的死硬派，把城市看作罪恶之源，拿饮酒说事，将转型时期世风日下的美国社会的罪责推给移民、少数族裔和下层阶级。海明威的小说人物用嘲讽的语言揭露和讽刺禁酒令背后操纵的黑手。海明威同当时的许多作家一样，“在同情地塑造无视禁酒法令的人物和无情贬斥支持禁酒事业的人物中，表达了他们反禁酒的政治观”。

就像海明威本人一样，《太阳照样升起》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自我流放”到欧洲的美国青年知识分子。出走本身就是一种表态，表达的主要是对大行其道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的不满。小说中的人物人人喝酒，天天喝酒，常常喝醉。酗酒这种看似平常的描写，被小说赋予了不平常的意义，背后是对美国禁酒政治的批判。比如在西班牙，小说中的美国人虽然与当地人语言不通，但通过喝酒结下了友谊，小说由此凸显了禁酒令强加于人的约束。饮酒这种普通、日常的非政治行为，在美国却被政治化，成了保守政治运作下的“违法”行为，其荒诞性在海明威的笔下尽显无余。

三、反禁酒小说扫描：其他作家

很多著名作家在禁酒时期出版了小说，将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社会现象写进作品。他们大多站在禁酒法令对立面演绎故事，同情地塑造无视禁酒令的人物，对支持禁酒令的保守派和法令执行者则表示鄙视。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圣殿》（Sanctuary, 1931）的主要场景是酿造私酒的秘密据点——被废弃的“法国人宅院”，小说涉及了很多禁酒时期乡村黑酒坊以及从密西西比小镇再到孟菲斯市的船运和私酒交易。故事中，女大学生谭波尔因同伴酒后驾车迷路，误闯李·古德温的秘密私酒作坊，导出许多暴力事件。

舍伍德·安德森的长篇小说《基德·布兰顿》（Kid Brandon, 1936）反映的也是禁酒时期的美国南方乡村。作家于禁酒令被废除之后的1934和1935年曾前往有“酒乡”之称的全美国最著名的私酒生产地弗吉尼亚州富兰克林县进行实地调查，收集素材，最后以该地区的女酒枭为原型写成小说，反映该县几大私酒集团的运作和争斗的黑幕。在福克纳和安德森的笔下，禁酒令带来的是暴力和混乱，让美国南方社会陷入法规失控的混乱状态。在他们的故事中，因私酒触犯法律的都是些处境艰难的乡下人，受到缉私警察和其他权势人物各方面的欺压和盘剥。

在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Babbitt, 1922）中也有许多与禁酒令相关的描述，作家尤其揭露了白人商人投票支持禁酒的动机。在一个多人物对话的场景中，他们一边饮酒一边谈论禁酒话题，其中一个生意人自诩高明说：

“国会不知道如何运作。如果让我来处理，我会想办法让喝酒人自己受到约束，这样我们就可以控制工人，不让他喝酒，而同时不触犯个人权益，或者叫个人自由，不影响到我们这样的人。”他的同伴们频频点头，得意地呼应道：“有道理，绝好的办法。”  

小说中的白人有产阶级将禁止工人喝酒视为保障生产力的措施，而他们自己喝酒则是不容触犯的“个人权益”。这样的对话，揭露了禁酒令背后的阶级偏见和政治动机。同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一样，福克纳、安德森、刘易斯都是大名鼎鼎的主流作家，他们的反禁酒态度和立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禁酒令与“哈莱姆文艺复兴”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又称“新黑人运动”和“黑人文艺复兴运动”，指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早期以纽约市黑人聚居区哈莱姆为中心出现的黑人文化产业繁荣现象，这场运动推出和造就了一批黑人文化精英。同步。非裔美国作家中，鲁道夫·费希尔（Rudolph Fisher）的《杰里科城壁》（The Walls of Jericho, 1928）塑造了一名试图挤进特权社会的哈莱姆“绅士私酒贩”亨利·帕特莫。此人成为新富之后，穿着讲究，小心翼翼地培养自己的品味和举止，努力表现出文化教养。这些方面与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十分相像，两部小说都说明了禁酒令与美国梦之间扭曲的关联，也说明盖茨比式的人物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的《回到哈莱姆》（Home to Harlem, 1928）涉及了禁酒时代在黑人居住区的地下社会和黑势力。卡尔·范维克顿（Carl Van Vechten）的《黑鬼天堂》（Nigger Heaven, 1926）是一部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小说，描述了禁酒时期纽约白人蜂拥而至，到哈莱姆这个黑人聚居的城中之城寻访非法酒吧的场景。华莱士·瑟曼（Wallace Thurman）的《浆果更黑》（The Blacker the Berry, 1929)和《春之婴》（Infants of the Spring, 1932)也都生动呈现了酒气熏人的夜生活，反映禁酒时期哈莱姆地下酒市与酒会，表达了对完全无效的禁酒法令的厌恶。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的《燧石之火》（The Fire in the Flint, 1914）和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笑声频频》（Not Without Laughter, 1930），也都是创作于禁酒令时期的作品，其中反复出现禁酒时期的地下酒店、歌厅、路边小旅馆等提供酒精的场所，都对禁酒令报以不屑一顾的态度。

这些文学作品组成一个巨大的反讽：禁酒时期的私酒酿造人和私酒贩子“很快成了美国文化的偶像，在全国禁酒时期得到广泛的认可，作为一种既成事实的、有用且有趣的生活的一部分”。虽然作家一般不会对这样的人物和行为作出评判，但就如凯思林·德朗尼所言：“作家无言之中将人物（的行为）与禁酒法令形成强烈冲突，然后让读者去解读这种越界行为的意义”。正是禁酒令的存在，小说描写的饮酒才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因为酗酒是“一种反叛的信号，一种权力的意想”。的确如此，禁酒令背后是传统和现代两股力量的碰撞，作家们的“介入”性书写，揭示了法令的荒诞性，帮助营造了反击保守势力的舆论环境。

马特·邦杜兰特的小说类似威廉·福克纳和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风格粗犷细腻并存。他的《酒乡》以家史为素材，作品聚焦于乡村偏僻一隅，用生动的语言和细节讲述了发生于那个特殊年代渗透着酒精和鲜血的故事。小说描写禁酒时期弗吉尼亚州富兰克林县的黑酒生意，以及私利和贪婪引发的械斗和谋杀。主要人物是组成当地地下私酒团伙的真名真姓的邦杜兰特兄弟（作者的爷爷和他的两个哥哥）。小说故事发生在禁酒令后期的1929—1930年两年之内。在那时，禁酒令根本无法阻止黑幕笼罩下繁忙的私酒交易：

县运输线真正忙碌的时间是深夜或凌晨。该时，小型的私家车和卡车队溜进货场，男人们将半加仑水果瓶和五加仑铝罐装的一箱箱烈酒搬上车内，有些驶向南边，有些向东到里士满或向西进入田纳西。一些穿着沾满泥的靴子，肤色黝黑，睡意蒙眬的人，从山坳中运来他们的蒸馏威士忌；另一些穿着长外套，戴着挺括礼帽，说话干脆利落的人，从山地人那里选走烈酒，开车向北，到华盛顿、巴尔的摩、费城。

但是，私酒生产和经营并没有被描述成昧良心、挣黑钱的勾当。相反，小说中常常写到“山地酒”品质上乘，而地下团伙间的经营也恪守约定的规则。“在富兰克林，人们对于非法酒精不以为然，很多人几乎带着公民的责任与私酒打交道”。

邦杜兰特笔下的当地缉私警察，从整体上被描述成为一伙贪赃枉法的歹徒。他们从私酒生产和贩运人员那里获得好处：“地方执法机构一般不会追查从县境内隆隆驶过的（私酒）车队；大多情况下他们假装没看见，尤其是你送过钱，他们更加视而不见”。但随着禁酒令的推进，他们不再满足于小利，明目张胆地索要“保护费”，直到成为获利的主体：“执法部门挣的钱要比实际生产私酒的人更多”。最终因为利益纠纷，邦杜兰特兄弟与警察播下仇恨，受到报复。小说集中反映禁酒闹剧最疯狂的几年，通过描写私酒生产和销售机制，以及违法者与执法者的利益交换与斗争，揭示全国法律禁酒这个“崇高的实验”所造成的适得其反的效果：法律被践踏，政府人员被腐蚀，民众在贪欲驱使下铤而走险，致使暴力横行，生灵涂炭。

另一部当代历史小说珍妮特·莱尔的《黑鸭号》，与《酒乡》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点。其一，《黑鸭号》同样基于发生于禁酒时期的真实事件，是直接书写禁酒主题的历史小说；其二，故事中站在执法和违法两边的，并不代表正义与非正义的冲突，小说由此颠覆了禁酒令的法律权威。莱尔的《黑鸭号》以禁酒时期纽约附近的一个海滨小镇为背景，讲述警察、店家和私酒贩子联手从海上走私酒品为纽约提供货源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29年的春天。小说开篇描写道：“私酒甚嚣尘上。每月成千箱的走私酒品在沿海岸处卸货。做黑市交易的外乡人闻到了钱味，像蝇蛆嗅到动物尸体一样从四处涌来。”来自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的运酒船停泊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无权管辖的公海，再由像“黑鸭号”这类走私快艇乘着黑夜前去接货后偷运进美国。“有时多达10到15艘远洋船在海上停泊，等待约定的走私船前来提货”，而“黑鸭号”“是当时真正的走私快船，速度让大多数政府的缉私艇无能为力”。该船在禁酒令实施期间从国外货船上将成千上万箱的私酒运进美国。小说详细描写了各种车辆在半夜约定的时间悄然而至、排队接货的场面。这种场面无声无息，有序快速，十分诡异。

小说主人公少年鲁本偶然发现其好友杰里当警察局长的父亲与走私团伙沆瀣一气，是暗中掩护的内应。同时，鲁本的父亲也牵扯进了私酒销售，他的雇主莱利先生因贩卖私酒被捕，父亲代为经管商店，发现商店的秘密藏酒库房和地下交易，陷入举报和失去工作的两难选择，最后生性耿直的父亲迫于养家活口的现实考虑，只得默许店里其他伙计继续暗中经营酒精。店主莱利先生则没有太多的道德顾虑，被捕时高喊道：“我付过保护费了！钱都付给你们了。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跟我捣乱是不是？”。随着事件的深入，少年鲁本逐渐看清了整个私酒运作的图谱：“不仅法庭上的法官在那些帮派发薪的名单上。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罗德岛很多议员的办公室里。这些我父亲是知道的，但没有地方可以去投诉，即使有，哪个傻瓜蛋会吹响哨子叫停一场每个环节、每个人都赢钱的游戏？”。最后，鲁本遭到绑架和逼问，同时镇上的私酒链也一一曝光。

小说故事的高潮，基本是作家在后记中描写的真实事件：走私船“黑鸭号”遭到被另一走私集团买通的海岸警卫队的伏击，在机枪扫射下4名船员3死1伤。事件“激怒了当地的社团”，引发了“一场对海岸警卫队的抗议风潮，抗议警卫队在没有给予‘足够警告’的情况下，对没有武装的船只开火”。政客迫于民众压力“要求将当事的警卫队员作为谋杀起诉”。最后法庭宣判（警卫队执法船船长）罗杰·坎贝尔和他的船员属于正当执法时，“这里的人们愤怒极了”，“相信政府掩盖了罪行”。

小说描写的民众的态度非常值得解读。他们感情上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走私分子一侧，好像酒类走私是光明正大的事情，缉私武警才是罪人。像“黑鸭号”船长比利和杂货店店主莱利先生这样的私酒生意人，在小说中几乎是正面形象：他们和蔼可亲，关爱弱者，见义勇为；而真正负面的无耻之徒倒是警察局和海岸警卫队的缉私人员，如麦肯齐警长和警员查理·波普。这些人利用手中权力暗中勾结某些团伙，又对竞争对手痛下杀手。小说故事背景是1929年，当时的舆论风向已经转变。尤其在纽约地区，反禁酒的呼声日益高涨，禁酒令的捍卫者们越来越处于被动的守势。小说描写的细节为读者展示了禁酒时期很多特有的社会现象：私酒经济、法律的地位、民众对禁酒法的态度、执法部门的堕落等。小说中的“黑鸭号”事件虽是一个地方小事件，但也为最终掀翻禁酒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 反禁酒小说的文化意义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城市化和消费主义引领了新生活的潮流，引发了焦虑与不安，而禁酒令则似乎是一种阻挡潮变的应对措施，试图通过法律手段管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选择。禁酒令中既有眷恋过去社会秩序的守旧成分，更有对现代青年人放纵欲望的担忧，但是透过表面，我们可以看到深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这就如约翰·伦巴杰所言：“禁酒运动从来不是怪念催生的怪胎”。禁酒势力主要来自落后地区的教会和部分城市中上层白人。他们共同创造了酒精将摧毁美国这样“一个虚构情景”，发展出“一套陈词滥调”，融进了“一种乌托邦理想”。这批人“合法地绑架了宪法，使之屈从于某个新目的”。

这种“新目的”既有维持资本主义工业秩序的意图，也有遏制“新派”文化中的颓废成分的谋求。禁酒令指向两个主要群体，一是劳工和新移民组成的下层阶级，另一个是中产阶级青年一代。美国在新世纪进入工业时代，劳动队伍中间，尤其是大批东欧新移民劳工中间，的确有酗酒造成家庭矛盾和工作效率降低的现象，因此工商界期待禁酒能帮助打造一支高效率的劳动队伍。禁酒令矛头所向的另一类人是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年轻一代，也就是盖茨比的花园酒会上聚集的那类人。他们受到“现代社会”的撩拨，拥抱消费文化，扬弃老一代的道德权威，纵情于酒精和性自由。他们“代表了所有新生的、激进的、摩登的事物”，“一下子成了美国新文化引领者，也成了美国社会的替罪羊”。

我们特别注意到，禁酒时期书写“反禁酒小说”的，除了安德森之外基本都是青年作家。出版《了不起的盖茨比》时菲茨杰拉德29岁；出版《太阳照样升起》时海明威27岁；出版《圣殿》时福克纳34岁；出版《巴比特》时刘易斯37岁；出版《杰里科城壁》时鲁道夫·费希尔31岁。从年龄上讲，这批作家是主导新文化的旗手，代表了现代社会到达之际跨出传统，拥抱开放、多元社会的一代。因此，他们的反禁酒书写，也是年轻一代冲破传统禁锢，解放自己，走进消费主义新时代的宣言。

于是，特殊年代的禁酒与饮酒，在美国文学作品中成了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行为，这种象征意义在故事与语境形成的互文中可以得到深度解读。美国的反禁酒小说往往以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特殊语境中发生的故事，场景常常设在供应私酒的聚会场所，或酿制私酒的偏僻乡村，或私酒运输和交易地。小说作家们把饮酒呈现为能带来快乐的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笔下的人物常常包括两类，一类是酒精享用者、走私者、经营者和生产者，他们对禁酒令视若无睹，但值得理解与同情；另一类是政府的禁酒稽查员或其他相关执法人员，往往是些贪赃枉法之徒。通过虚构故事，作家们表达他们反禁酒法令的鲜明态度。

禁酒令是建立在虚妄概念之上、既不实际也不受欢迎的法令。它出于急功近利的短视，缺乏包容性和政治、文化共识的基础，因此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败笔。作家们群起而反之，帮助共同挫败了这一法令。1932年，以废除禁酒令为竞选口号的罗斯福，在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禁酒令也于次年寿终正寝。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并没有刻意书写禁酒主题，也没有明确表达反禁酒的态度，但通过素材选择、氛围营造和人物刻画，将生活现实写入故事，又把故事置于禁酒时代的背景中，描述禁酒令时期无所顾忌的狂饮，将对抗观念泛化在多领域、多层面的作家与时代的批判性对话中，向读者传递了这种越界行为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在描写非法畅饮的过程中，小说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化，可供我们解读编码于其中的时代的文化政治信息。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