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上辽足一队那天，可把我高兴坏了，那会儿我在厂里倒铁水，然后就喊了工友，晚上买的大啤酒，炖的那么大块的猪肉，那家伙那高兴。后来我儿进国家队的时候，我都没那么高兴……”
—— 肇新生 辽足球迷
| 别
2020年5月23日这一天，中国足协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三级职业联赛俱乐部的参赛名单。与此同时，也公布了取消职业足球俱乐部注册资格的名单。辽宁宏运和同在名单上的许多俱乐部不同，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也没有主动递交退出申请。
这一纸通知，是份判决，判了辽足的死刑。
| 等
3月。
往常到了这个时候，转会窗结束，俱乐部松了口气；球队完成了冬训，新赛季即将或已经开始。2020年不同，因为疫情影响，比赛延迟，中国足球缓了下来，俱乐部的工作普遍暂停了。
辽足没有暂停，他们完全停了。原本计划年后去韩国济州岛的集训取消了，过年后就没再集中；俱乐部没有引援，为数不多还在工作的员工只做一件事：等。
1月15日是中国足协设定的截止日期。所有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都要在这天之前交几张表，上面有所有教练、球员、俱乐部工作人员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签名。这张表用来确认他们是否领齐了过去一年的薪水。
辽宁宏运也交了表，也在之后被足协公示了。但很快有人通过对比笔迹发现，许多签名，像是冒签的。
就在签字前的几天，俱乐部总经理黄雁给队员们讲了话，说了几件过去每年都要说的事：俱乐部很难，欠大家的钱会补上；希望大家配合签字，一起过关。
没有这张表，俱乐部就无法获准参加职业联赛。不能参加联赛，俱乐部没了未来，欠薪自然也要不回来了，这是个死循环。
往年，秉着对俱乐部的信任、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球员都会配合着签字，并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陆续得到之前被拖欠的工资和奖金。但这次不同，很多人没有签字，甚至有球员直接找到足协维权。
从2019年初开始，球员、教练、俱乐部的所有工作人员，在没领到过一分钱工资。
中国足协给辽足发来了询问函，俱乐部据实上报回了函，然后，便是漫长的等待。
辽足在等待，他们等待足协的最终决定，俱乐部是否能获准参加新赛季联赛；球员和教练在等待，他们在等待拿到本应属于自己的劳动所得。
“这回估计过不去了。”辽足俱乐部和球员，不止一个人这样说。然而除了等待，他们没有任何选择。
过去这些年发生了什么，造就了眼下的局面？
| 钱
1994年联赛职业化以来，辽足拿过亚军也降过级。至于换东家、换主场这些别人家的大事儿，对辽足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别说在省内挪窝了，2002年的时候，辽足甚至把主场搬到过北京。东奔西走讨生活的日子，让辽足对于如何紧巴着过苦日子，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
随着最近几年大环境变好了，愿意搞足球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多起来了。于是，辽足也过了几年“平稳”的日子。
2014和2015两年，辽足把主场迁到了盘锦。当地政府给钱、给赞助、给减免政策，除了球迷看球远点儿，俱乐部日子过得还凑合。
2015年底，沈阳市政府和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签订了综合赞助协议。沈阳方面的诉求，是把辽足带回沈阳，并把沈阳市打造成“足球之都”。而辽足将得到一系列的赞助，按照俱乐部对于协议的认知，赞助内容包括：
· 一座新基地；
· 沈阳体育公园和沈阳奥体中心的经营权和使用权；
· 作为主场，沈阳奥体中心比赛安保费的减免政策；
· 每年6000万人民币的赞助金。
更鼓舞人心的，是这份协议期限长达25年。
每年都喊着“换个活法”的辽足，眼看真要换活法了。果然，转折点来了，只是转的方向和预想不同。
2016年夏天，辽足出了两件大事：先是花了创俱乐部纪录的1300万欧元，从德甲不莱梅买来外援安东尼·乌贾；后是宏运集团的董事长王宝军，因贿选人大代表“进去了”。
这两件事，只相隔了三个月。造成的结果是：钱花出去了，粮断了。
家里的粮断了，协议里的粮呢？
2015年底签订合同后不久，辽足俱乐部收到了首年6000万赞助款中的2000万，之后的4000万“尾款”就没了下落；球队去奥体打比赛，场馆的工作人员说，体育场可以暂时用，但是没接到上级指令，每场比赛的20万场租，还得俱乐部结；安保公司说，人我们照常出，但是没接到上级指令，每场比赛将近30万的安保费，还得俱乐部结。
2017年夏天，辽足把主场从奥体搬到了铁西体育场，一大原因就是铁西的场租和安保更便宜。事到如今，铁西的场地费和安保费基本结清了，但当年奥体的场地费和安保费，还欠着几百万。
同样在2017年，俱乐部拥有了新赞助商。车来车往集团旗下的“开新二手车”包办了球队冠名和胸前广告，当时报道中，这项费用为8800万人民币
实际上，这笔赞助费只有报道的一半左右，而“开新”实际支付的费用，是这一半的一半左右。直到今天，辽足还在追未付的一千多万人民币。而“开新”如今已经更名为“车开新”，主体也发生了变更，换成了2018年1月才注册的“上海铠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这一年，辽足没有收到协议里的6000万赞助费。冬天，他们从中超降级了。
王宝军事件之后，整个宏运集团的状况都不好，以至于俱乐部从“依赖外部输血”的状况，恶化成了“完全依赖外部输血”。靠卖人虽然能抵挡一阵，但卖掉了可用的队员，丢掉的是成绩。
| 活
辽足一年要花多少钱？
2018年，降入中甲的辽足，运营成本超过2亿人民币。欠薪的日子越来越多，款额越来越大。除了欠薪，还有欠税。
失去了中超的平台，赞助商越来越少，球衣胸口的“开新”变成了免费的“辽宁宏运”。通过沟通，俱乐部得到了一笔钱和一项建议：
钱是此前协议中的赞助费：6000万人民币；建议是：沈阳市政府提出解除此前的综合赞助协议，不再提供资金支持，将赞助俱乐部转为扶持宏运集团在沈阳的两个项目，间接给俱乐部“输血”。如果球队能够打回中超，再重新考虑上调政策力度。
看到政策支持减少，宏运集团索性彻底“断了粮”。经营足球俱乐部本身不赚钱，如今政策扶持削减，集团老板更不想玩儿了。
没钱就没有成绩，没有成绩就没有信心，由此产生的恶性循环，让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个人都很痛苦。
但问题还得解决。
无论是沈阳市政府、宏运集团还是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的股东们，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开始寻找可以接盘的下家，但从来没有过实质性进展：有钱的企业不想介入，想玩的企业实力不够。
经济不好，并不是宏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东北的普遍情况。投射到足球这个行业里，大概是这样：
2018年末，长春亚泰从中超降级；
2019年初，延边富德足球俱乐部无力偿还2.4亿的欠税，在与延边体育局协商未果后，俱乐部宣布解散；
2020年初，参加了上一季中乙联赛的俱乐部中，有6家没能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其中一半都来自东北：大连千兆、延边北国、吉林百嘉，这些俱乐部都将消失。
唯一还在中超的东北俱乐部是大连人。在大连人足球俱乐部背后的，是超级企业万达集团。而就在今年初，大连万达集团还一度发过文，表态撤资。
2019年，辽宁宏运俱乐部把运营成本降到了1亿+。通过卖人，和2018年沈阳市政府提供的6000万赞助款，他们补齐了上一年，也就是2018年的欠薪和部分奖金。但是，新一年的欠薪又开始了。这次，欠的钱再也没还上过。
| 人
近十年，中国足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从青训晋升一线队之后，球员的第一份职业合同额。
这些年，辽足的情况是这样的：
1997年，辽足的几档月薪分别是600、800、1300、1500、3000。也有特别高的，比如孙贤禄这样的“十连冠”时期成员，月薪能够达到12000元。
2005年，于汉超杨旭进入辽足一线队，当时他们的月薪是1000元人民币；
2009年，张呈栋进入辽足一线队的月薪是2000元人民币；
2013年时，辽足还能把新上一线队的球员月薪控制在3000元；
2015年，薪水突然涨上来了；
此前多家中超俱乐部进行的顶部金元战，渐渐波及到了中小俱乐部，以及青训层面。由于运动员本身基数有限，市场又好，不出更高的价格，就留不住人。各家俱乐部纷纷开始涨薪。
2019年，辽足刚上一队的年轻球员，普遍的月薪是2万-3万。
工资并不是一名球员的所有收入，辽足的部分球员还有出场费和赢球奖金。这两项都是为了鼓励球员能打上比赛，能打赢比赛。
事实上，从职业化以来，相对于整个社会，足球运动员一直是高收入人群。只是比较以往，最近几年的收入“特别高”。
简单来说，一个刚刚进入辽足一线队的球员，只要能花两三年时间熬出来，成为固定出场球员，普遍的收入可以达到大几十万。
大几十万，二十岁出头，沈阳，日子可以很好了。有钱了，买车、买房，太正常了。然而，当这些年轻人想象着未来更好的日子，钱花出去的时候，粮断了。
没有收入，球员怎么办？
一线队的年轻球员普遍通过贷款买了车和房。工资发不出来，他们就还不了贷款。而卖车差价太大，自己舍不得赔钱。于是，就有人拿车抵押去借款，用来还贷、过日子。
拿车抵押的借款花的差不多，而工资还是发不出来的时候，年轻球员就只能找老队员借钱了。老队员踢的年头长，基础好一些，眼下还能承受得住。
“这么多年了，俱乐部每年都欠钱，但是之前每年签字（工资确认表）之前都能结清，最差在联赛开始之前也能补齐。可去年……真没见过欠的这么邪乎的。”
说这段话的是辽足的一位“老队员”，他正在去训练场的路上。春节之后，俱乐部并没有再组织集训，他只好和几位队友一起自主训练。一旦俱乐部的情况有了定论，要么踢比赛，要么找下家还得踢比赛，得保持身体状态。
“去年承诺我们发钱，承诺了三五回。最后发了两次钱，一次是2019年7月，补了2018年一场赢球奖金，和2019年一场赢球奖金。还一次是保级附加赛，发了原本承诺奖金的一半。其他就都没了，工资一分没发，2018年的奖金还欠着十几场。”
已经习惯了被金钱刺激的足球，在撤掉金钱之后留下的职业和情怀，脆弱异常。在几乎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下保级附加赛，辽足在2019年末保住了中甲资格。
“我们对球队有感情，要不然过去那么多年（工资确认表）的字不能签。但再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是辽宁义工队吧。”
市场好了，球员富了；球员富了，俱乐部负担重了；俱乐部撑不住了，球员穷了；球员穷了，成绩没了。
2月19日这一天，辽足球员桑一非发了条微博：
“迟迟没有结果，大家都很忐忑！其实这件事情埋怨不了谁！球员一年一分钱没有拿到，拼了命的保级，为了什么？就是辽足的招牌！那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对吗，农民工找政府要工资天经地义！所以球员上诉是很正常的！俱乐部忙活了一年，求爷爷告奶奶要政策拉赞助也尽力了！不是俱乐部有钱不给大家发，是真的拿不出钱！这件事没有对错，只有包容跟理解！还是那句话，球队还在一切都有希望！球队没了，结果只有双输！祝大家都能奔一个好前程！”
这条微博，转发数只有48。作为辽足的10号球员，桑一非的微博粉丝只有5110人（*2020年3月数据）。
在球员薪水日益增长，以至于许多人拿足球圈对标娱乐圈之后，足球并没有形成足够深远的社会影响力。中国足球，仍然只是一个专业性很强，从业者很少，外界认为他们人傻钱多的行业。
一切的恶性循环，最终归结到了成绩。没有了成绩，球员的生死，便没有太多人关注。
| 史
辽足太特殊，与时代有关。
孙贤禄刚进入辽宁队的时候，还没有“职业队”说法，当时叫“专业队”和“体工队”。
“最开始进省技术运动学院，一天训练费2块钱，一周训练6天。刚进辽宁队一队的时候，是制药厂赞助，一年给18万。” 孙贤禄说。
“1985年全国锦标赛在南京，我刚上一队，辽宁拿的冠军。那会儿奖励队员每人一辆自行车，所以‘一发号令大家就干疯了’。那个年代结婚能有个自行车，‘飞鸽’的或者‘凤凰’的就有面子了。我1989年结的婚，当时有辆斜梁的‘飞鸽’，可威风了。”
这段听起来无比遥远的故事，只是三十多年前。
当时辽宁的城市里大多是工人家庭，每家的情况都差不多，张家没有的，李家也没有。经济条件差不多，大家的生活内容也都差不多，从70年代到80年代，普遍如此。这样的环境下，人和人的关系更近，共同语言更多。
孙贤禄小时候家里穷，鞋穿漏了就往里垫纸壳子，垫自行车胎片。
“买梅花牌的线缝，三九天穿条线裤（秋裤）就出门练球。一年级在街道上‘抗大’，二年级才进小学。每天早上4点半到5点就得起床，练耐力跑，学铲球学倒钩。7点回家吃早饭，7点半上学，就上半天，下午再坐公交车到大连劳动公园体育场的市体校训练。经常一跑就是6、7公里，一直跑到海边。下午不光训练，还得学工学农，到工厂，代工汽水瓶子盖，去农村给苹果树挖坑埋肥……”
努力训练之后，有了成绩，就有了出路。先是省队挑人，然后是部队挑人。像孙贤禄这样能进省队的，绝对是出人头地。不仅亲戚朋友高看一眼，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一个冠军涨10块钱工资（月薪），有证书，涨到130就不再涨了。再往上的话，拿亚洲冠军涨到150，拿世界冠军涨到180。能分房子，但是得靠资历。”
孙贤禄是辽足“十连冠”的成员之一。说起来，“十连冠”其实是：1984/1986年足协杯冠军；1985/1987/1988/1990/1991/1992年甲级联赛冠军（1987-1993年为半职业联赛）；1990年亚俱杯冠军和1993全运会男足冠军
其实这十个冠军，来自于四项不同的比赛；其实1990年有两个冠军，而1989年没有；1993年，辽足还拿到了甲A锦标赛的冠军，这样算来，辽足应该是“十一冠王”。只是“十连冠”更好记，更顺口，更威风，具体是哪十冠，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没有人追究，只留下头衔和情怀的大壳子了。
但在那个年代，“十连冠”绝不仅仅是大壳子，而是每一个辽足球迷的爱。
“那时候训练都能有好几百人看。比赛在市体育场，和平区，那时候真是一票难求。”孙贤禄说。
| 情
辽足的“十连冠”影响了许多人。
“我儿上辽足一队那天，可把我高兴坏了，那会儿我在厂里倒铁水，然后就喊了工友，晚上买的大啤酒，炖的那么大块的猪肉，那家伙那高兴。后来我儿进国家队的时候，我都没那么高兴……”
说这句话的人叫肇新生，他儿叫肇俊哲。
肇新生是个球迷，他眼看着辽足拿了“十连冠”，激动的不得了。“我就老寻思辽宁十连冠那会儿，太佩服马林他们那批人了...我就想着有朝一日，我儿也能进辽足...”
这是偶像的力量。而肇俊哲的故事，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作为“辽小虎”的主力风光一时，参加了2002年世界杯，但没有像绝大多数的队友，以及自己的晚辈一样，离开辽足，到更大更有钱的俱乐部去淘金。而是留在辽足，陪着辽足降级，陪着辽足升级，在辽足退役。
肇俊哲对于辽足的感情，来源于传承。2017年降级时，肇俊哲是辽足的救火教练，但没能救得了火。
2017年11月4日，中超联赛末轮，已经确定降级的辽宁宏运对上海申花。我去了一趟沈阳，看了现场。
杨旭坐在我旁边，夏季转会窗，他从山东鲁能租借回辽足，帮老东家保级。“人不够了，有几场都让我打后腰了。”杨旭说。
我抬眼往场地里看去，找了半天，除了杨宇和张野，再没有我跟队时认识的老人儿了。每一年，辽足都在卖人，谁踢得好就卖谁。
辽足1-4输掉了比赛，杨旭提前从看台下到了场地，和队友一起谢了场。我看到他在场地边多站了几秒，蹲下身，亲吻了自己的指尖，用指尖抚摸了草皮，然后站起转身离开。
我知道这次一别，杨旭定是不会再回来了。和他一批的87一代，于汉超、张鹭、杨善平、丁捷、戴琳……和他们的“辽小虎”前辈一样，早就纷纷离去。
即使走了，可任谁提起辽足，都是沉重的情。哪怕当时20岁的杨帅，在降级当场赛后采访中也哭得稀里哗啦。
他出生于1997年，没机会看到“十连冠”，我也不信他能对“辽小虎”有感情。有很多情感，说不清楚来源。辽足始于1953年，至今已有67年历史。
| 爱
辽足的俱乐部工作人员当中，不少都是十年以上的老人儿。春节之后，他们一天班都没上过。上次发薪，还是2019年2月左右，“没工资，怎么活啊？”这样的问题，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每个人都被身边人问到过，经常问。
“存款还能撑得住么？”我问一位俱乐部管理层工作人员。他呵呵笑着，说：“确实...差不多...见底儿了。”
他顿了顿，接着说：“也有人问我为什么留下。俱乐部许多老员工，不仅是管理层，还是大巴司机，都对‘辽足’有情怀。如果不是‘辽足’，而是其他任何一家俱乐部，我们肯定不干了。”
下一期《对雷说》的主人公是张野，我们说起辽足，发生了下面一段对话：
孙雷：“辽足都没了。”
张野：“现在中国足协不也没宣布吗？”
孙雷：“对啊...”
张野：“还是没有宣布，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雷：“连没了这个事情还不能...”
张野：“我们心里可能会知道肯定不行了，但是我们可能还不太愿意去相信，还希望有奇迹。”
孙雷：“哦？是这么想的？”
张野：“对，大家就没有希望辽足没有的。”
两个多月前，张野就已经随另外一支球队试训。许多辽足球员也都像张野一样，早早地开始自谋生路。可即使状况糟糕至此，球员还留着“希望有奇迹”的想法。
我觉得那些说不清的感情，淡薄点叫文化，浓烈点叫爱。
爱很美好，只是换不来饭，钱可以。
辽足，没有钱。
如今足协的通知之后，每个手里还有着劳动合同的“辽足员工”，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自由身。然而，通过采访的粗略统计，辽足俱乐部的欠税和欠款总和，超过5亿人民币（仅为个人采访统计，非正式数字）。
时至今日，这些欠款，包括所有球员和俱乐部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奖金，到底什么时候还，到底能不能还，还没有任何一位股东表过态。
浓烈的爱之后，终要回到冰冷的现实。每个人都要养家糊口，都需要钱。接下来的很长时间，我们将看到许多人在悼念辽足，很多人在为讨薪发声。
诡异、扭曲、残忍、痛苦、荒诞。
| 别
上述文字，绝大部分3月中旬就写完。我做了相应的采访，留下了最后一段的空白，然后开始等。等待足协最终的宣判，以及辽足的解散。
每个人都知道结果，大多数人都在等，守一份尊重，等一个安心。没有新辽足，更没有借尸还魂。一段历史，一段感情，终结了。
这一篇发表之前，我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改了几处表述。我发现，起初我还能保持客观叙述，越到后边，个人的感情就越重。要说的太多，事儿和情感混杂在一起，思路渐渐乱了。
在《足球之夜》工作期间，我跑了几年辽足，因此得识俱乐部和球队的许多人，但几乎很少和球迷接触。
两年前我背着背包出门，绕着中国走了一圈。路上碰到个哥们儿，年龄有限，面相成熟，他喊我雷哥，我喊他老徐。后来的四个月里，我们一起走了三个月。
老徐长期在外行走，和我一样，只随身带一个背包。他有两件短袖上衣，一件是辽足球衣，另一件，是辽足球衣。
他是辽足的铁粉，他跟着远征客场，他穿着辽足球衣去看国足。他是丹东人，常年生活在沈阳，你休想让他说普通话。一说起足球，他就兴奋，带着许多人都会有的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张口闭口都是“我辽儿”。
我本承诺拉着老徐，在主席台上看一场辽足的比赛。我嘚瑟嘚瑟，他风光风光，俩人都倍儿有面儿。如今，我食言了。
这只是小部分人的悲怆，其中应有我，站在大多数人的身后。我们等了许久，听到了这个消息。
辽足，没了。
辽足，别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