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接力之52: 当我们不再迫默，明天才会更好
题图：武汉，去年春天，欢乐谷的樱花烂漫。
（摄影：作者）
从我们群体性的不思考、不质疑、不监督、不批评，对行政决策全盘接受，对他人不公的遭遇为了保身而保持沉默那一刻起，武汉所发生的一切，是不是早已注定？
当我们不再迫默，明天才会更好
文／梁欣之
幸好那时候私家车还可以开。家人去车站，开车把他接回了家。
和很多武汉人一样，从武汉封城第一天开始，我便陷入无尽的情绪牢笼中。
我恐惧。我的家人都在武汉，爸爸本身就有轻度肺炎，如果家人中有一个人携带病毒，在家里相互传染，万一有个不测，我该怎么办？
我自责。灾难来临时，身为子女，我没能和我的父母在一起；身为一个武汉人，我没能和这座我生活了三十年的城市在一起。我对一个朋友说，我觉得自己像逃兵。谁也不知道武汉会这样。他这样安慰我。可是我不能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我总要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于是我在不同的渠道捐了三次款，我参加了两个微信志愿群，一个群负责捐赠物资采买、渠道、人员、车辆的转运调配，一个群负责居家病患的渠道救助和心理疏导。能做的不多，但做总比没做好。于是在这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于武汉之外，我又走进了这座城市。
封城的早期，最让我心疼的是城内各大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的防护装备甚至个人的吃、住、行都基本处于行政层面的真空，很多都是需要靠着志愿者的帮助来推进。
我感受比较深的是汉阳的五医院，那是汉阳最早接受新冠患者的医院，患者多，医护人员不足，防护装备更是严重不足，连向社会写求助信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名气没有协和、同济大，早期没有得到多少社会关注，拿不到什么捐助，医护人员都是用黑色、黄色的大垃圾袋套在身上。当我们志愿者送物资过去时，负责接收物资的医生感激得都要跪下了，那情景，让我们几乎落泪。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红会仓库里，捐赠物资堆成了山。
我还记得， 封城后，外地的捐助物资不少都是志愿者开大货车送到高速路口，不进城（避免进城了要隔离），我们接驳的志愿者就从路口一箱箱把物资搬到自己的车里再转送到各个医院。其中一个年轻的志愿者，在转运物资途中发生了车祸，险些送命。然后还是他，之后有一天发觉自己发烧，以为自己感染了病毒，只能暂时退出自行隔离。退出时，他发了一条语音，跟大家告别，对大家说，别难过，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听得我心酸难忍。
我知道很多志愿司机因为害怕感染家人，共同窝在一个临时租的房子里，每天只靠方便面充饥；我知道几位逆行的身影只因为在医院拍了几个视频就无端被隔离；我知道很多海外华人第一时间组织捐钱捐物、用各种方式运回国，早于政府驰援医院；我知道有全家感染父死母危女呼却无医无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在前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在一个个平凡人身上见证了人性最光辉的时刻，也在一个个普通人身上体验到地狱般的无助和绝望。
我不敢相信，在这样的二十一世纪，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的时代里，求医无路、求药无门这样的情节，会真实地发生在我眼前；我不能相信，前线医护人员需要在没饭吃没地睡没防护装备的前提下为大家拼命.....每一天,我都在痛苦愤怒中难以入睡，又在不安恐惧中醒来，因为我不知道，新的一天又会发生什么匪夷所思的魔幻事件。
一连好多天，我都沉浸在情绪的斗争中，感动、不甘、愤怒、失望……各式各样繁复的情绪交替击打着我，让处在情绪牢笼里的我，几乎无法承受。
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我成了方方日记的读者。她在日记里记录的，不少也正是我在志愿者群里所经历的。我是那般的欣慰，在铺天盖地的感恩和“正能量”下，还有她这样一位作家，愿意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镜头，愿意为在角落里的病患和家庭发声。虽然，实际发生的，比她克制的笔下展现的，不知道要惨烈多少倍。
我觉得，封城的时候还有方方在城里，记录下这一切，是历经了至暗时刻的武汉人，不幸里的万幸。
之后不久，进入举国驰援阶段，中间虽然出现了垃圾车运肉等事件，但大方向日渐明朗化，原本盘踞在我们武汉人心底的追责，声音似乎日渐消弱。再后来，疫情在海外急剧爆发，欧美各国的感染和死亡数字节节攀升，从主流媒体看，似乎我们的悲痛都应该要释怀了。
紧接着到了4月4日，疫情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国家推出云祭扫，国旗半降，举国哀思。确确实实是哀思，可是除了朋友圈整齐划一的“追悼逝者”外，没有可以哭得出声的凄厉哀号，没有悲恸的影像，一切都安静得可怕。
可能对很多人而言，4月4日，平静的一天过完，似乎这漫长的封城岁月就可以宣告翻篇了。连同那些生命一起翻过去的，还有我们悲伤的权利、追责的勇气和反思的决心。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武汉人来说，这一页无法就这样翻篇。因为，如果没有当初的404，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四月四。
4月8日，武汉解封。网友发了江汉路上游人的照片，居然还有一只调皮的黄鼠狼到街面上“讨食”，人鼠同道，竟也十分有趣。与此同时，方方老师因方方日记海外版预售的消息，在网上遭到了猛烈攻击。我的朋友圈，也因为我在里面写了一些支持方方老师并要求追责反思的文字，变得十分“嘈杂”。
面对我的要求追责，有朋友这样反驳我：乾隆说过，如果全是纪大人，没有和大人，天下会乱。所以，官员的奖惩任免要平衡，“这是帝王之术，你作为臣子，不懂也罢！”
我知道，这是2001年热播的清宫戏《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的一段台词。只是他大概不知道，《铁齿铜牙纪晓岚》是一部反讽喜剧，讽刺的正是玩弄权术的封建王朝。他大概也忘了，信奉帝王术的封建王朝一代代全都灭亡了。他更忘了，影视作品是不能作为论据的，更别提还是一部反讽剧。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接受过高等教育拿着手机看遍世界的年轻人，居然拿影视作品当论据，拿帝王术当宝典，看来是吃皇帝的亏还没吃够！
有朋友这样劝我：“我们小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衣食住行样样不缺，该知足了！”我觉得很奇怪，我们现在的生活确实比以前富裕了，我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感谢改革开放后相对宽松的内外环境，更感谢我的父辈师长们的言传身教，感谢我自己努力工作。可是，这一切与继续追责蔡莉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呢？这与我批评舆-论管—控，压-制瞒—报，对蒙在鼓里的武汉人完全隐瞒疫情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努力思考其中的逻辑，找不到答案。更何况，个人的生活品质提高与仍然存在的弱势群体的悲惨境遇不是对立的，他们都真实平等地存在于我们周围。难道部分人的生活富裕了，就可以否定贫苦群体存在的事实吗？难道生活舒适的人为弱势群体发声，就是不知足吗？
说起来，方方老师其实正是那个生活相对舒适，可以衣食无忧的人，她完全可以不去写的，但是她怀着一颗悲悯的心，选择没有沉默。
有朋友对我说，我没有觉得武汉疫情有多严重。是啊，很多人确实平平安安待在了家里，有饭吃，没死人。可是朋友们，我们不能因为自家没死人就否认别家死了人这件事的发生；不能因为自己有家住就忽略那些徘徊在地下通道的流浪人的存在；不能因为某篇文章被和谐了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在造谣；也不能因为某些真实刺痛了我们的神经，就过滤所有的真实。毕竟，现实总是会有残忍的，而能一直美好的，都是谎言。
还有一位朋友，明明在当初，自己也曾厉声痛斥小区有突发感染病例被医院接收而新闻一连几天播报‘零新增’，后来却在我朋友圈分享方方日记时对我怒不可遏，理由无外乎“家丑不可外扬，给敌对势力递刀子”。
我查了一下，“家丑不可外扬”这句话最早出自宋.释普济《五灯会元》，意思是家庭内部亲人之间的问题需要内部解决，给外人说了可能会遭到算计或耻笑。只是在我看来，首先这句话要看是谁来说，如果是由受害者来说，那是宽恕和和解；如果由第三方来说，在不提出有效解决措施的前提下，是姑息和纵容；如果由加害者来说，那就是彻彻底底的推卸责任。
其次，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这句话其实还有几层意思：
1、当事人做丑事时把你们当亲人了吗？
2、犯事的人，是初犯还是惯犯？
3、这个问题造成的危害程度有多大？是可以内部教化就解决的吗？还是严重到必须让更多人知道来秉公处理？
4、如果可以在内部解决，那么解决的措施是什么？
5、如果当事人隐瞒遮掩，不诚恳解决，反而打压说话的人，又该怎么办？
还有一位好心的朋友对我语重心长地解释道：”有些人出发点不善，很容易带节奏，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所以我们要顾全大局，追责不宜过深。“我非常不解，事情是我们自己“家里”当时做的，话是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有关部门在新闻里说的，文章是我们自己的网管删的，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要顾全大局？
还有，境外敌对势力到底是谁呢？最近，陕西咸阳发生了40多名医护人员（大多数曾参加一线抗疫）被解聘事件，我看到院方的声明里这样说，“这样不实的报道，可能被幕后黑手利用，或者被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借题发挥，利用疫情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最后引发社会问题。” 我真是被惊到了。我们国家每年花费巨资维稳，居然还被境外势力渗透到偏远的咸阳医院里去了？
我们总在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句话让我们心安理得地接受坏事频繁发生的现实，而忽略了去思考：这些事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天灾是躲不过，我们可以从中掌握规律、建立防护措施、学习防护方法，一次次把伤害降低；有人为祸，就应该严格追责、一查到底、重刑重罚以戒世人。可如果一次没有，两次没有，次次都没有，那就不是灾而是祸，是我们人的治理方式出了问题。远的不说，近些年发生的那些魔幻事件，SARS、冠状病毒的爆发，每年各大城市雨季的水灾，毒奶粉毒疫苗，妇炎洁双黄连，泉州酒店的坍塌，还有红会17年不变的对待捐赠物资的傲慢态度……为什么，相同的情节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循环上演？
我们也总在说，多难兴邦。这句话其实和打碎了杯子念“碎碎平安”一样，杯子已经碎了，损失已经存在，只能讨个好彩头心里舒服一点。灾难过后自立自强确实可快速重建新生，可是灾难造成的损失就不是损失吗，这些损失又要多少年去弥补呢？而且，没难邦就不兴了吗？瑞士、瑞典、芬兰……平平安安几十年不都兴得好好的吗？可见“多难”并不是“邦兴”的必要条件，“无难”也可以“邦兴”。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学“无难也邦兴”的方法呢？
我和朋友们这样的争辩挺多，这些朋友都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不少在我之前看来，还属于“三观较正”的那类。我想，这样的争论，很可能也同样也发生在方方日记的亿万读者中间。我明白，可能会有不少朋友认为，批评政府就是批评国家。可是政府并不等同于国家。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都不在了，我们的国家不是还在吗？
还有朋友认为，批评就是不爱国。在我们引以为傲的悠久文化里，屈原、杜甫、魏征、鲁迅，都是敢于针砭时弊为民请命的，他们不爱国吗？当然不是，他们爱得更深刻，也爱得更清醒。他们更懂得，逆耳忠言才是进步的基石。一味的赞美颂扬，对错误视而不见甚至帮忙掩盖，这才是不爱国。
我们从孩童时起，就知道有“坐井观天、一叶障目”，成年后也明明知道，自己被关在了无形的墙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的很多信息，然而谈起来外面的世界，却可以理直气壮到不容辩驳。
从小，我们就被直接灌输了某种思想和观点，却根本没有掌握深度学习、独立思考去获取思想、观点的方法和能力，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去质疑，这些思想观点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是什么？逻辑是否严密？数据是否严谨？事实是否完整？让我觉得悲哀的是，我们自己接受这样的教育长大，我们的孩子，还在继续接受着这样的教育。
很多人不明白，我们争辩的实质其实不是个人观点，甚至也不是日记本身的好坏。我们争的，是表达的自由与权利，是一个人应该坚守的正义与底线。对于那些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不是所有的事都是可以舍弃的，比如良知，比如真相。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所有苦难，都是这个民族的民众自己选择的结果。我在想，武汉疫情后来的发展，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些民众自己选择的“共同作用”造成的？从我们群体性的不思考、不质疑、不监督、不批评，对行政决策全盘接受，对他人不公的遭遇为了保身而保持沉默那一刻起，武汉所发生的一切，是不是早已注定？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反思呢？
追责和反思是两位一体的，只有严厉的追责才会有深刻的反思。
眼下，我们这些八零后、九零后已经逐渐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在国家各大领域：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医疗界、公检法等党政机关开始有了一席之地。我们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我们可以也应该学习独立思考。请下一次再看到文章被和谐的时候不要直接略过而是想一想它为什么被和谐；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时请思考一下有没有合理性而不是直接批判和否定；安静的时候也问问自己，我们生活的土地真的是民主、公正、法治吗？现在的我们是年少的自己喜欢的样子吗？我们经历的一切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再次经历吗？静静想一想，也许我们内心会有答案。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是前几代人为我们制造的。而我们后辈生活的环境，将由我们此刻来为他们创造。
李文亮医生死了，很多朋友在他的微博下留言，假装和另一个世界的他在对话。我们记得他为何而死，我们也应该记得他生前的希望：一个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的和谐社会。他死了，可是他想要的那个社会还没有来。记得他这个名字的朋友们，请也记住他的愿望，并为之努力，做能做的事，发出你的声音来。当然，我们也可以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等下一次雪崩循环再来时，那我们自己，就会是压在孩子身上成千上万片的雪花，谁也不比谁无辜。
那天，一位朋友给我发了条消息，“明天会更好。”我脑海里顿时想起了前央视记者柴静的一段话：“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看到世界的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民众，大多数并不是真的缺乏良知没有底线。我们只是暂时被僵化的思维束缚了。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教师、记者、律师、医生、企业家，在国家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力量。总有一天，我们会痛定思痛，静下来剖析历史与当下，用逻辑去探寻所见所闻背后的真意，我们会一步步质疑，一层层挣脱思维的枷锁，成为一个个独立思考的个体。当大多数个体不再盲听盲从，能监督敢批评，面对他人不公不再迫默时，我们才能说，明天会更好。
而此时此刻，我只想说，方方老师的伟大，在于她身处阳光下，却愿意为阴暗角落的弱小发声。在这个战场上，我，坚定地站在方方老师这一边。
在杜鹃烂漫的五月，我祝在武汉城里的方方老师安好。
【作者简介】梁欣之：坐标武汉。80后。教师。方方日记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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