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朝圣路：圣地亚哥之路

说到圣地亚哥朝圣之路（El Camino de Santiago)的缘起，必须提到雅各伯这个人。圣地亚哥（Santiago）现在是个地名，但这个地名是从人名而来的，“圣地亚哥”的字面意思就是“圣人雅各伯”，因此这条朝圣路其实是“圣雅各伯之路“，而所谓朝圣，就是去拜谒他的坟墓。那么雅各伯究竟是何许人？为什么人们千里迢迢去他的坟墓朝拜呢？

^雅各伯，罗马帝国前期（前27-200年）生人，故乡是那时罗马帝国的藩属国犹大、今天的以色列。雅各伯生在一个渔人的家庭，从小随父亲兄弟打渔为生，一直到遇见耶稣，成为了耶稣的徒弟，是最早跟随耶稣的徒弟之一。耶稣，简化而言就是基督宗教的创始人。耶稣有很多徒弟，雅各伯是其中最核心的十二位之一，史称“十二宗徒”。因为十二位宗徒里一共有两位叫雅各伯的，所以就按照年龄分别称作大雅各伯、小雅各伯，或长雅各伯、次雅各伯。朝圣之路尽头埋葬的是这位大雅各伯。在耶稣死后，他的徒弟们继承师傅遗志，前往当时罗马帝国各地宣讲耶稣的教导。大雅各伯去了罗马帝国西部的伊比利亚半岛传教，就是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地区。其他宗徒分别到帝国其他地方传教，比如著名的基督教传播人保禄和他的徒弟们曾前往叙利亚、罗马、希腊、小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地区）传教，建立了许多早期教会，并最终在罗马殉道。大雅各伯从伊比利亚传教返回耶路撒冷之后，在公元44年在那里殉道。据说那时有个传统，就是宗徒的遗体应被葬在他传教所到过的最远的土地。雅各伯的两个徒弟，特奥多罗（Teodoro）和阿塔纳西奥（Atanasio），带着雅各伯的遗骨，乘船从耶路撒冷出发，横穿地中海，一路向西绕过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再北上到半岛西北部的伊利亚弗拉维亚（Iria Flavia）港口，即今日的帕德龙（Padrón），从那里上岸，最终将雅各伯的遗骨安葬在位于今天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地方。（注1）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片土地见证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化、罗马帝国迁都、蛮族入侵、内战、帝国分裂、诸多王国割据一方。时光荏苒，数个世纪过去后，人们已经无从得知雅各伯坟墓的具体位置，关于这位宗徒的历史已经化作一个遥远的传说。

▲罗马祭坛巨石（Pedrón de Padrón）

转眼历史的时钟走到了公元9世纪。公元820年，在当时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境内一个叫索洛维奥（Solovio）的地方，一位名叫帕伊奥（Paio）的隐修士连续好几个晚上观察到神秘的光照在一片名为里布雷顿（Libredón）的树丛上，那里他发现了一处非常原始的墓葬，里面埋葬的正是宗徒雅各伯和他的两个徒弟。帕伊奥将他的发现报告给当地主教特奥多米罗（Teodomiro de Iria），主教证实后向当时的阿斯图里亚斯国王阿方索二世禀报，国王即刻亲自前往，拜访了墓地，并下令修建一座简朴的教堂来敬礼宗徒的遗体。后来的国王阿方索三世重修了这座教堂，也就是今天的圣地亚哥大教堂的前身。随着大教堂的建立，一座新的城市在这里诞生，取名为“星光原野的圣雅各伯”——繁星之下，田野之间，埋葬着圣人雅各伯的地方。这里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首府、朝圣之路的终点——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

▲黄昏下的圣地亚哥大教堂

雅各伯陵墓的发现（史称‘Inventio’）在当时是件大事。那时罗马帝国已经分裂，伊比利亚半岛除了西北部和北部已都被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占领，（注2）阿斯图里亚斯是仅有的几处没有被摩尔人政权控制的地区。作为基督教君主的阿方索二世，在自己的领土上发现了圣人的坟墓，是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这个事件增强了欧洲基督教地区的信仰自信和宗教认同，鼓舞了日后从摩尔人手中收复失地的运动的信心——后来宗徒雅各伯被神化为收复运动的精神象征，这一点可以从大量的雅各伯身着战袍引领基督教军队、骑马杀敌大败摩尔人的中世纪文学、绘画、雕塑作品中窥见一斑。从阿斯图里亚斯国王前往雅各伯埋葬处朝圣开始，此后数个世纪里，阿斯图里亚斯、葡萄牙、阿拉贡的国王、天主教教会的领袖、欧洲其他地区有影响力的人物（法兰西的教会神职人员、加泰兰、日耳曼的朝圣者等等）陆续前往宗徒坟墓朝圣。11世纪末的时候，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路线已经形成，贯穿今天的西班牙东西两端。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朝圣之路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天主教收复运动中宗徒圣雅各的“战神”形象

欧洲的朝圣活动与基督宗教文化密不可分。从公元2世纪起便有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探寻和凭吊救世主生平、死亡与复活的踪迹。对圣地、圣人和圣物的崇拜、祈福赦罪的精神需求更是普世宗教的特征。根据圣经，复活后的基督以一位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的形象出现，启示他的门徒获得救赎的道理，也侧面肯定了朝圣行为所隐含的救赎意义。而且朝圣旅程本身也符合基督宗教对于尘世生命的观念，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对于带着“原罪”降生此世的人来说，人生就如同一场自我救赎的旅程；而尘世的终点——天国——才是永恒的归处。通过朝圣，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完整体验这种历尽艰苦、忏悔赎罪、抵达终点、拯救解脱的过程。因此，对于圣地亚哥的朝圣者而言，不仅是抵达圣地的朝圣结果，就连朝圣过程本身也是充满意义的，路上的每一步都有价值，朝圣者承受痛苦的同时也体验着获得救赎的喜乐。

11世纪时，随着当时的天主教教廷宣布将这条朝圣之路提升到与前往耶路撒冷、罗马之路同等的地位，成为基督宗教三大朝圣路线之一，朝圣路迎来了第一次历史高峰。有这个官宣加持，踏上朝圣路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国王、教皇、贵族、克吕尼会士这样的社会名门望族接踵而至，普通的欧洲朝圣者也络绎不绝，从法国、意大利、中东欧、冰岛、伊比利亚半岛四面八方而来。作为三大朝圣之路里最晚形成的一条，圣地亚哥之路却后来居上，成为最重要的一条，因为这条路吸引了最多的人前往——据信在其鼎盛时期的13世纪，每年前往圣地亚哥朝圣的人数达到50万之多。朝圣者，在中世纪的观念里，是上天派遣而来的，如同耶稣基督本人亲临。因此，中世纪的朝圣者的身份是受人尊敬的，对朝圣者的服务就是对神的事奉。君主、教会、修会（特别是克吕尼隐修会）等官方机构将此观念化作实际行动：为了接待朝圣者，在朝圣途径的地区大量修建基础设施，特别是住宿、道路、桥梁、纪念碑、教堂、医院、救济院等建筑设施。朝圣路线充分结合了历史上的古罗马干道系统，将其完善并拓展，进一步促进了人员物资的流通和文化艺术在欧洲的传播。著名的罗马式教堂建造风格更是随着朝圣道路系统传遍欧洲各地（欧洲罗马式大教堂的分布与朝圣路线的高度重叠的情况可以印证朝圣路的影响），不少和圣雅各伯有关的音乐绘画雕塑作品也随着朝圣路网远播至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在各类朝圣艺术作品中，中世纪的圣地亚哥朝圣者的经典形象是肩背皮袋，头戴卷檐帽，身上挂着一只扇贝壳——贝壳象征着宗徒雅各伯，因为他曾经是一名渔夫。新兴的建筑、设施、机构服务着越来越多的朝圣的信徒，满足他们在物质上、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求。对朝圣者的大规模服务活动激发了中世纪朝圣路上最宝贵的价值之一——博爱精神的诞生，该传统一直传承到了今天。在当代的圣地亚哥之路上，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修会和志愿者组成的团体为朝圣者提供食宿服务和宗教祝福礼仪。

▲圣地亚哥大教堂博物馆收藏的“圣雅各贝壳”

书籍文献也开始记载这条朝圣路，如第一本《朝圣者指南》（Liber Peregrinationis），是12世纪古籍^{《加利斯都抄本》（ Codex Calixtinus）}的第5卷，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专门介绍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的书籍，书中详细描述了中世纪朝圣路路线分布、沿路路况、名胜典故、风土人情。作者埃梅里克·皮考（Aymeric Picaud）是11世纪的宗教学家，他亲自走过了朝圣路。他曾经经过一个地方，被那里的人欺骗，使自己的马喝了有毒的水而死了。他于是把自己对当地人的愤怒用超过50个#@¥%&的词写进了他的书里。所以说得罪这些有笔杆子的人代价真的很大：那个地方让作家一时吃亏，作家就让那个地方戴罪千载、遗臭万年。反正，这本12世纪的《朝圣者指南》让后人有机会对古代朝圣者所经历的各种艰辛磨难深入了解。

▲《加利斯都抄本》

中世纪时期，交通并不发达，人们主要靠步行去朝圣，只有少数贵族有钱人才能乘车马前往。大部分人是从家门口出发的，一走就是一年半载，一路风餐露宿，辛苦疲劳，容易生病。有时候路况不好，可能有野兽袭击，甚至被强盗打劫，有生命危险。但是人们信仰之心无比虔诚，既然决定去朝圣，就是抱着吃苦的精神，为了换取罪过的赦免和灵魂的救赎。当然即使在中世纪的朝圣者当中，也不乏热爱冒险、喜欢自然、对异域风情充满好奇的人们踏上圣地亚哥之路，这是人类的共性，从古到今并未改变。因此可以说圣地亚哥的朝圣是欧洲大陆最早的长途旅游活动。其实那时候欧洲的概念还没有清楚地存在，罗马帝国早已分裂，各处是不同的王国。从法国出发的朝圣路线从东到西就分别经过纳瓦拉王国（也有从阿拉贡王国出发的）、卡斯蒂亚王国、莱昂王国、阿斯图里亚斯几个王国。每个地方自然景观各异、民族、语言独具特色、风俗物产也各不相同，所以圣地亚哥朝圣路在当时绝对是漫长的跨国之旅，充满异国情调。一路上会听到多种语言，遇到很多外国人，沿路见闻令人兴奋，还可以带回一些纪念物，足够朝圣者返回故乡后在各自的圈子里骄傲一辈子：虔诚、勇气、运气、见识都是提升身份的闪亮勋章。朝圣路上有些地方不时有神迹发生，就更增加了那个地方的神秘感和吸引力，朝圣者趋之若鹜，有时也试着从那里带走一些纪念品。曾经有一个教堂的木门框被认为有纪念意义，总有往返的朝圣者撕下一条带走，最后教堂负责人只好用铁皮把门框都给包起来。

朝圣活动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提升了国家、教会的影响力和基督教政权的自我认同，增强了在抵抗穆斯林影响、收复领土征战中的信心。朝圣活动也促进了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带动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世纪欧洲的跨国贸易也随着朝圣活动兴起而繁荣。14世纪的加利西亚西海岸有大量的船只靠岸，除了送来许多从英国、芬兰、波罗的海国家的朝圣者，也随之运来从芬兰、威尼斯、安达卢西亚、加泰罗尼亚诸国的货物，同时出口本地特产熏鱼和里贝罗的葡萄酒，远销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各地。那个时候还没有地理大发现，连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北端也一度被认为是陆地的尽头，因此这些地区间的交流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是非常活跃的国际沟通和互动。

圣地亚哥朝圣是中世纪欧洲一项重要而深刻的社会运动。沿着朝圣之路的网络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珍贵的中世纪文化遗产，无论有形的、无形的，都是朝圣路留给欧洲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见证了欧洲曾经的包容团结、和谐交流的时光。正如德国诗人歌德所说，“在圣地亚哥的朝圣路上诞生了欧洲。”

14世纪后欧陆强国之间纷争再起、战火频仍；14-17世纪鼠疫多次侵袭欧陆，黑死病肆虐，大量人口死亡；16-17世纪由于教廷腐败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教会分裂，社会动荡，发生了一系列宗教战争。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甚至关闭了边境，以防止路德教派的新教信徒进入其领地。16世纪期间，为防止圣雅各伯遗体因宗教战争受到破坏，人们将其遗体隐藏了起来。这些都导致了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的衰落，朝圣者人数大大减少，朝圣路逐渐沉寂，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不过也有一股“逆流”从15世纪开始、贯穿16世纪，即在英国贵族子弟圈里兴起了一种“大旅行”的游学活动（Grand Tour）：年轻的贵族子弟环游欧洲、走朝圣路，作为一种增长知识见闻的自我教育。

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引导欧洲走向了现代化、世俗化，教会进一步失去影响力，连一度因朝圣活动而成为欧洲中心城市之一的圣地亚哥的主要经济活动也转向了工业和贸易。虽然朝圣者的身影从未在圣地亚哥之路上彻底消失，但朝圣活动已远不如中世纪那样流行。岁月指针转到19世纪，本以为这条路就要淡出历史的时空，但随着1879年圣雅各伯的遗骨的重新发现，并在1884年获得教廷确认、1885年举行了盛大的圣年庆祝，朝圣路又吸引了不少的朝圣者前来。

20世纪上半叶，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西班牙也经历了瘟疫和内战的社会挑战，在弗朗哥时期民族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圣雅各伯被尊为西班牙的主保圣人，象征着西班牙的民族荣耀。20世纪50-70年代，法国和西班牙一些历史学家、学者们陆续建立了称为“朝圣路之友“（Amigos del Camino，又称“卡弥诺之友”）的民间组织，意在复兴这条曾经象征欧洲团结、和平交流、共同身份的历史文化之路。在民间的推动下，圣地亚哥教会、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政府也积极配合，在此期间举行了两次圣年庆祝活动，吸引了很多人前来。1982年，天主教会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亲临圣地亚哥朝圣，在圣地亚哥大教堂发表呼吁欧洲团结的发言，进一步点燃欧洲人对于圣地亚哥之路的热情。1987年，圣地亚哥之路被象征着欧洲一体化理念的欧洲联盟附属机构——欧洲委员会认定为第一条“欧洲文化线路”，突出了其在欧洲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欧洲文化线路是一项欧洲社会、文化、旅游、教育综合项目，旨在促进欧洲人民珍惜共同历史、增强身份认同、促进交流和解，而圣地亚哥之路无遗是这一价值理念最好的历史榜样之一。1987年10月23日，欧洲委员会发布的《圣地亚哥宣言》中这样说道：“这条路（圣地亚哥朝圣之路），在欧洲统一进程中具有的高度象征意义超越国家间的差异和利益，启发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年轻人——重温这些路，以建设一个基于包容、尊重、自由、团结的社会”。1988年，在德国举办了首届圣地亚哥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聚集了来自中西南北欧的专家学者，交流了对于朝圣路的历史、宗教、政治、艺术、经济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共同梳理了圣地亚哥朝圣这一推动了欧洲历史进程的现象。瑞士专家Schneider在大会总结报告中这样评价道：“圣地亚哥之路并非一切，但没有它，一切都不存在。”

20世纪后半叶，圣地亚哥之路不但恢复了其在欧洲层面的高度，同时也获得了来自国际社会的肯定。1993年，圣地亚哥之路（法线西班牙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8法线法国段、2015年北线和原始线陆续被认定为世界遗产。

▲带着宠物踏上圣地亚哥之路的行者

地方政府加利西亚自治区也在基建、政策、资金、人力上加大投入，积极促进朝圣之路的复兴，成功举办了大型圣年庆祝和系列文化旅游活动，带动了朝圣路沿线的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战后的欧洲经济快速发展，高度工业化的后现代生活方式让人们渴望亲近自然、渴求精神抚慰，而深度结合了人文和自然遗产的圣地亚哥之路为现代人提供了身心平衡的新选择。媒体的传播（影响力较大的如保罗柯艾略的畅销小说《朝圣》、美国电影《朝圣之路》（The Way)、德国知名主持人自传《我出去一下》等等）、交通的发达也使这条路变得越来越“触脚可及”。于是，在新的历史时空下，沉寂了几个世纪的圣地亚哥之路再次迎来了蜂拥而至的朝圣者。

有了国际的认可和支持，政府和媒体的宣传，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圣地亚哥之路在全球的名声越来越大，每年行走人数屡创新高，行者的背景也越来越多样化。截至2019年，每年行走朝圣之路的人已达34万之多，来自全球各地190个国家和地区，朝圣主体人群也从传统宗教意义上的朝圣者转变为以世俗意义上的旅行者为主。但这并不影响人们享受和热爱现代时空下的新朝圣之路：许许多多的人在走过一次之后，常常会再次来走，重温朝圣路的美妙；人们不仅享受它，有时也作为志愿者，用自己的假期时间，来服务其他朝圣者，回报这份美好。还有很多旨在推广圣地亚哥之路，服务朝圣者的“卡弥诺之友”协会在全球各大洲成立，国际卡弥诺之友聚会每隔两年举办一次，促进世界范围内卡弥诺朝圣者之间的友谊和交流。圣地亚哥之路直接影响了世界遗产领域对于线路形式的新型文化遗产类别的认定，启发了其他国家如日本的熊野古道（注3）、中国的丝绸之路等文化线路遗产的申遗与推广。21世纪的圣地亚哥之路欢迎所有热爱自然、文化、和平的人，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全球文化线路。

圣地亚哥之路在当代的复兴绝不意味着简单复制它曾经的样子。空间未曾改、时间和时间里的人却不一样了。古时是神圣之旅，今日是神圣与世俗、朝圣与旅游并存的文化之路；古时的朝圣者来自欧洲各地，尽管已经很“国际化”，但仍是同一文明语境下的体验。现在的“国际化”是全球化，是多文明的对话。文明可以不同，文化可以多样，但是对生命的热爱、对美好的追寻、对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诉求都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体现，是人类团结的基础和解决共同危机的前提。

历史的脚步走到了2020年。从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显现的发展趋势在2020年的春天因为全球性瘟疫的爆发加速了历史的进程。人类迈入21世纪后，技术的发展、环境的恶化、经济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这一切都将今天全体人类的命运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的新现实，作为一条全球文化线路，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圣地亚哥之路的核心精神——博爱、对话、包容、团结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它们的“活动范围”——今天的圣地亚哥之路，可以走出曾经的“文明舒适圈”，成为一个文明间和平沟通的平台、相互借鉴的典范，为一幅千年文明的画卷着上灿烂的新颜色。这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却也是充满希望的尝试，值得所有热爱生命、热爱和平的人们为之努力。

参考文献

1. 朝圣者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s://oficinadelperegrino.com/en/
2. 加利西亚自治区政府圣地亚哥之路官方网站：https://www.caminodesantiago.gal/en/inicio
3. 欧洲委员会文化线路官方网站：https://www.coe.int/en/web/cultural-routes/about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官方网站：http://whc.unesco.org/en/list/669
5. 萨姆尔桑切斯等（2016）《21世纪的圣地亚哥之路：跨学科角度和全球视野》，Routledge出版社
6. 十余篇其他学术专著和文献



张 珂
本文作者

西班牙卡米亚斯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全球文化线路（圣地亚哥之路），卡米亚斯大学全球文化线路研究小组研究员。该研究小组由西班牙和中国学者组成，旨在通过研究提升对全球文化线路的理解、建构和促进跨文化交流。本文涉及历史、宗教、经济、社会、文化遗产等细节颇多，仅作卡弥诺之友内部交流，如有纰漏，敬请各位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