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月读》 2020年第3期第14-23页

《史记》对“大疫”“天下疫”的记录

王子今

在中国古代，“疫”通常指流行性传染病。《说文·疒部》记载：“疫，民皆疾也。”“疾疫”“疠疫”即急性传染病的较大规模发生与传播，往往导致民生苦难、社会危机。

对于“疾疫”的发生，历朝政治史文献中往往予以郑重记载。《汉书·五行志》写道：“《公羊传》曰，大灾，疫也。”回顾先秦历史，《左传·昭公元年》载录“晋侯有疾”时子产的话：“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所谓“疠疫之灾”很早就和严重危害农耕的“水旱”等自然灾害一样，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吕氏春秋》说：“（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仲冬）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礼记·月令》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它们都强调了违背自然规律行事，会导致“疫”“疾疫”，甚至“大疫”。《续汉书·五行志》专列“疫”条。后世史籍也多有关于“疫”的专门记述。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史家记录“疫”的表现和危害，最早始于《史记》。

《史记》中对“民疫”“大疫”“天下疫”的记录是有明确时间与空间的，这对于研究流行病史、医学史、卫生史具有开创意义。《史记》中有关“疫”的记录，也体现了太史公对于健康的重视，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民众生存条件的关心。

一、秦献公十六年“民大疫”

《史记》中关于秦国灾异的记录，从自然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角度体现了其内在的文化含义，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秦史以及理解秦文化，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日蚀”。这一史事未见于其他史籍，应当看作非常宝贵的历史信息（参见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俑秦文化研究—— 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其资料来源，应当出自《秦记》。

《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关于“焚书”的记载，丞相李斯在严禁私学的建议中明确说道：“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同样的说法还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所谓“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就是各国历史记载悉数毁弃，只保留秦国的史籍。《史记·六国年表》痛惜诸侯史记之不存，又说：“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虽然《秦记》自有缺失，但就战国至秦代的社会演变进程而言，其所载录的历史事件具有真实性，是可取的。司马迁由此还认为，因“见秦在帝位日浅”而产生鄙视秦人历史文化的偏见，是不应该的。

司马迁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秦献公时代，秦史出现了重要转折。清代《史记》学者程余庆称之为秦“由弱而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37页）的历史阶段。而经历“民大疫”的生命史、社会史历程，以及行政处理的成败得失，虽记载“略不具”，却有着非常宝贵的有关史学研究的提示意义。《史记·六国年表》有关秦献公十六年“民大疫”的文字，是中国正史文献中第一次有关“大疫”的正式记载，这对于中国医学史和中国史学史都具有特殊价值。

《秦记》虽然“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就是说其中的史事系年大致明确，却没有“日月”标识，且文字简略而未能具体，但是关于年度历史记载，依然是可取的。至于其“日月”，有些可以参照其他文献予以推定，如秦王政四年（前243）“天下疫”之事。

二、秦王政四年“天下疫”

秦王政四年发生的灾情，《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所记述：“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史记·六国年表》写作“蝗蔽天下”；而所谓“天下疫”，则是《史记·六国年表》没有记载的灾异。蝗灾和疫情这两起灾难，不知是否有某种关联。由灾情发生于“十月庚寅”之后，可以推知“天下疫”应当是在冬季。

这一记载很可能也是根据《秦记》的记录。这里虽然说“天下疫”，且当时有“唯秦雄天下”（《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秦地半天下”（《史记·张仪列传》）之说，秦昭襄王时“秦自置为西帝”（《史记·赵世家》），《史记·太史公自序》亦言“昭襄业帝”，但是，此时秦人距离全面实现兼并“天下”的事业尚有很大距离。

这里所谓“天下疫”之“天下”，其空间指向大概不宜简单理解为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秦方以天下为事”“秦王得志于天下”“徙天下豪富”“聚天下兵器”，以及琅邪刻石“秦王兼有天下”“天下和平”，之罘刻石“经纬天下”“阐并天下”，碣石刻石“天下咸抚”，会稽刻石“天下承风”中“天下”的概念完全一致。

对于秦王政四年“天下疫”中“天下”的规模，应当注意当时东方“六国”皆强势存在的史实。或许可以参考“秦地半天下”之说来理解当时“天下疫”的疫区，可能大致包括现今区域地理观之所谓西部地区，也可能涉及部分原“六国”的地方。

三、局部地区的“民疫”“大疫”

读《史记·赵世家》，可以看到其中对于赵惠文王二十二年（前277）发生疾疫的记录：“二十二年，大疫。”虽然史称“大疫”，而发生疫情的区域规模其实是有限的。或许类似于四年前，即《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十八年（前281）事：“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卫东阳，决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决河水”导致“大潦”，经由“漳水”排溢。“大疫”与“大潦”语句对应，疫区很可能只限于赵国境内，也可能稍波及邻国。

《史记》记录的另一起局部地区的疫情，发生在汉景帝时代。太史公在《史记·孝景本纪》中记述，汉景帝后二年（前142）十月，“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这次“民疫”所波及的地区，据张守节《正义》的解释：“衡山国，今衡州。河东，今蒲州。云中郡，今胜州。”按照周振鹤对于汉初衡山国政区地理的考论（《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48页）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册第22—23页，第24—25页，第15—16页，第17—18页）的标示，疫区包括今安徽、湖北、河南、山西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大致形成了南北纵向传播的趋势。

此次疫情发生在“十月”，也是冬季，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汉景帝后二年发生在局部地区的这次“民疫”，《史记》有“十月”的明确标示，与《秦记》“不载日月”的记述方式有所不同，应当完全出自太史公笔下。

四、岭南“暑湿”与“士卒大疫”

《史记》使用“大疫”一词对疫情进行记述，除前引《史记·赵世家》一例外，又见于《史记·南越列传》。在吕后专政时代隆虑侯周灶率军进击南越国的记述中：“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赵佗自号“南越武帝”，宣示不再臣服于汉王朝，又发兵进攻长沙王边邑，侵扰数县。吕后派遣将军隆虑侯周灶征伐南越，然而，“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一年多以后，吕后崩，于是“罢兵”。汉王朝远征南越国的部队“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是生态条件影响战争进程的特殊记录。

《南越列传》篇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说到此次战事：“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所谓“会暑湿，士卒大疫”，这里直接称作“湿疫”。“湿疫”之说，“二十四史”中仅此一例。

汉初政论家在回顾秦对南越战争的艰难时，有这样的描述：“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汉书·晁错传》）按照颜师古的解释，“能”应当读作“耐”，“能暑”就是“耐暑”，“不能其水土”，就是“不耐其水土”。也就是说，北方军人不能耐受以“暑”为突出特征的当地气候条件。岭南“暑湿”，是所谓“湿疫”发生的环境条件。中原居民对岭南“暑湿”气候的严重不适应，导致了可以称为“疫”的病理现象。这种情形的发生，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史家称之为“士卒大疫”，强调了事态的严重性。后来，汉末的赤壁之战，曹操一方也曾经以“遭离疫气”“以避恶地”来解释战败的原因（〔汉〕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文帝时代，汉王朝与南越国的关系有所缓和，陆贾再一次出使南越，南越王赵佗“甚恐，为书谢”，放弃“武帝”名号，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解释“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的情形，又说：“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宣布“愿长为藩臣，奉贡职”。《汉书·南粤传》的记载大意略同，只是更为详细，其中也有“南方卑湿”语。

“卑湿”作为评价地理条件，屡见于两汉史籍。较为著名的有“长沙卑湿”（《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江南卑湿”（《史记·货殖列传》）、“南方卑湿”（《史记·南越列传》）等。在汉武帝对南越用兵之前，淮南王刘安曾立足于反战立场，言“南方地形”即战区环境的不利，也说：“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汉书·严助传》）对于所谓“近夏瘅热”，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的解释：“‘瘅热’即盛热，言南方暑湿之地，近夏则盛热。”其实，“瘅”字从“疒”，似不应解为“盛”。所谓“瘅热”，当是指“南方”湿热之疾，很可能与前说“会暑湿，士卒大疫”的情形接近。《素问·脉要精微论》：“风成为寒热，瘅成为消中。”王冰注：“瘅，为湿热也。”刘安所谓“瘅热”，很可能是说湿热之疾流行。下文“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的警告，正是以吕后时“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的战史作为教训的。这种军中“大疫”，又有东汉初年马援南征，“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后汉书·马援传》）。这可能反映了北方居民对南土环境的不适应，即《后汉书·南蛮传》所谓“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这与我们讨论的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危害有所不同（参见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而太史公在《史记·南越列传》中最早保留的“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的历史记载，作为生态环境史及区域开发史的重要资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五、“民不疾疫”“民毋疾疫”与“民疾疫无疾”“民疾疫无死”

战国时期，社会上对“民不疾疫”的愿望，已见诸《史记》。《史记·赵世家》载录“苏厉为齐遗赵王书”，其中说：“甘露降，时雨至，年谷丰孰，民不疾疫，众人善之，然而贤主图之。”和“民不疾疫”类同的文字表现形式，是《史记·龟策列传》中所谓的“民毋疾疫”。

梁玉绳《史记志疑》评价《史记·龟策列传》，以为“史公此《传》亡，褚生补之”。刘知幾《史通·叙事》以为其内容“无所取”，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有“烦芜鄙陋”的批评。不过，褚少孙的生存年代距司马迁不远，“褚生补”《史记》的内容，也可以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史记·龟策列传》中有关“疾疫”的文字或许有值得学者关注的价值。我们看到，“病”“疫”是求问“灵龟卜祝”的主要内容。除“卜占病者祝曰”“卜病者祟曰”很可能是针对个别病患外，“卜岁中民疫不疫”，则是在卜问较大规模的“疫”是否会发生及其危害程度。有关“卜”命的字句中，涉及“疫”的文例，“民疫”1见，“民病疫”1见，“岁中有疾疫”1见，“民疾疫”15见。看来当时社会对于“疫”“疾疫”“民疾疫”的担忧，成了较为宽广的心理关注点。而“民毋疾疫”2见，与前引《史记·赵世家》“民不疾疫”相同，可以看作对于不发生“疾疫”的期盼。又“民疾疫少”1见，“民疾疫有而少”2见，体现了对减少“疾疫”发生次数的愿望。而“民疾疫多病”1见，“民疾疫有病甚”1见，是疫情严重的反映。相反，又有“民疾疫无疾”1见，“民疾疫无死”1见，表达了对即使“疾疫”发生，但疫情并不严重，不致于损害民众生命的希望。

“民不疾疫”“民毋疾疫”“民疾疫无疾”“民疾疫无死”等卜问和期待，说明当时“疾疫”对于百姓生活的威胁是比较严重的。而“民不疾疫”“民毋疾疫”以及“无疾”“无死”意念的表达，也体现了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战国秦汉时人命名，或用“无伤”“去病”“去疾”“病已”等词汇，虽然只是个体，但也可以与大面积发生、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疾疫”联系起来分析。

六、“疾疫”考察与“天人之际”探求

人类活动应当顺应自然规律。《史记》中提出，这样做方能避免“疫”的危害。《史记·乐书》追忆帝尧时代的理想政治：“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这在自然与人的关系方面，是非常清醒的认识和理念。“民无夭疫”，也就是“毋疾疫”。

《史记·天官书》说到“天一”星，张守节《正义》写道：“太一一星次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疾疫”是和“风雨、水旱”一样的自然灾异，由“天帝之神”主管。《天官书》又说“亢”星“主疾”，“氐”星“主疫”。司马贞《索隐》引宋均说：“疫，病也。”认为“主疫”就是“主疾疫”。还说到当时的“八风”“占候”，风从“东南”来，“民有疾疫，岁恶”。

对于“疾疫”的发生，秦汉时人多有在巫术思想及数术文化影响下的解释。如东汉蔡邕《独断》有“疫神”“瘟鬼”之说。他在《月令问答》中写道：“著《令》者，豫设水旱、疫疠，当祷祈。”这一说法，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吕氏春秋》和《礼记·月令》中有关“疫”的内容。不过，太史公也敏锐地注意到自然条件与“疾疫”的关系。《史记·乐书》采用了《乐记·乐施》的说法：“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张守节《正义》解释说：“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这样的认识也是有悠久渊源的。《诗·小雅·节南山》：“天方荐瘥，丧乱弘多。”郑玄笺：“天气方今又重以疫病，长幼相乱而死丧甚大多也。”“天”“天气”“天地之气”是自然因素，都会影响“疾疫”“疫病”的发生及其危害程度。而“疾疫”“瘥”“丧”的破坏是否严重，则与社会秩序是否“乱”有一定关系。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的篇末以“太史公曰”的方式，提出了应当高度尊崇“天”之“日月”与“地”之“阴阳”的原则：“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他说，自文明初期以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乃至夏、殷、周，都继承了崇拜尊重日月、阴阳的传统，因此获得成功者就是所谓“圣人”。他认为，对于“天数”“天运”“天变”“天道命”的探索，是文明史进步的重要主题，也是史家的责任。“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春秋》中有关于天文与人文相对应的论说。而战国以来，“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这种考察是艰难的文化工程，而“疾疫”则是探索的重要对象之一。“太史公曰”还有这样的文句：“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里涉及长时段的历史文化思考。可以说，司马迁将阐述“疾疫”等历史现象所体现的“天人”关系，看作自己“究天人之际”的一个光荣的文化使命。

《史记·天官书》“太史公曰”还写道：“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在其他场合，司马迁还说过：“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史记·太史公自序》）对于自然与人文的关系，即所谓“天人之际”的思考，是司马迁史学追求的一个方向，也是他伟大的史学贡献的重要内容。而他的这一文化探索，是包括对“疾疫”的特别关注的。

还应当注意到，对于“天人”关系的说明，是司马迁生活时代中许多执政者、政论家与诸多文化人共同探求的主题。如汉武帝曾说：“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汉书·董仲舒传》）他征询诸儒“天文地理人事之纪”：“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天命之符，废兴何如？”（《汉书·公孙弘传》）董仲舒对曰：“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汉书·董仲舒传》）司马相如的文章中也有“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之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尽管如此，其他人讨论“天人”关系，或出自“兴”的行政追求，或通过“艺”的文学视角，它们与司马迁视野宽阔的文明史考察和叙说不可同日而语。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的伟大，表现之一就是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上对“疾疫”“大疫”“天下疫”有较早、较直接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