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美对立对香港金融的影响
1、 美国对中国赴美上市企业的措施与举动
最近，美国一直在打算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做文章。这背后有复杂的背景。
首先，美国传统上是科技企业创业最多的地方。支持创业的是美国极具深度的资本市场，有大量投资新兴行业及创业企业的天使、创投及私募基金（其资金来自全球）。没有金融市场的支持，美国科创企业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各类基金也进入中国，扶持中国企业的发展。譬如软银在早期对阿里巴巴的投资。每个知名科创企业背后都有这样的国际资金支持。
企业既然搭建了离岸结构，国际投资者需要退出时，就需要选择离岸金融市场，基本只能在美国和香港之间做选择。美国资本市场远比香港更有深度，远比香港更能接受有发展前景（但可能短期亏损）的高成长型企业，同时在美国能找到更多科技企业的对标，也使得压倒性绝大多数科技企业（例如新浪、百度、网易、阿里、拼多多，数不胜数）都选择在美国上市。
而因为许许多多的原因（例如中介机构不专业，各种形式的造假屡见不鲜，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十分不成熟等），使得A股市场十分不成熟，国内上市条件一直也非常严格，不支持亏损企业上市。这种情况加剧了科技企业/创业企业的在股东及资金上的“离岸化”。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与巩固，中国科技创新企业普遍存在资金方、股东方“离岸化”、“外资化”的问题，并在IPO阶段选择赴美国上市。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市场自然选择。目前，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多达163家。
美国真正成了中国科技企业的离岸金融中心。
如果中美关系一直良好，那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中美关系出现对立，那问题就很大了：决定我们经济及国际竞争力未来的科技公司依靠美元融资，最终在美国上市，接受美国的证券监管，相当于整个产业链都成了美方的“人质”。这就不是小事了，可以说已经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
所以，中国迫切需要将战略性行业的资金方“在岸化”。而实现这一条，就需要打通资本市场通路。所以有了2019年推出的科创板，以及目前的创业板注册制，以及红筹公司回A等创新机制。这都是为了吸引战略新兴企业与美国金融脱钩，回到祖国怀抱。
2018年领导人提出科创板时，中美还没有进入科技-金融战的领域，但在2020年这个时点，中美对立的战火已经烧到金融市场了。
尽管去年香港事件时Trump以及提及限制美国机构投资中国企业股票，但这次的导火索是瑞幸咖啡事件这个恶性造假事件。同时，美国深陷疫情和国内政治危机，把责任问题都甩锅中国，中美对立急剧恶化，在这个情况下，美方很快采取了一系列的举动，打算对中国上市企业采取从严措施：
4月2日，瑞幸咖啡发布公告称,自查发现公司首席运营官刘剑财务造假,牵涉约22亿元交易额,公司董事会成立特别委员会,进行内部调查；
4月下旬，美国证监会（SEC）、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在一周之内密集发布声明、讲话、备忘录等，警示投资者高度关注中概股的投资风险。
5月20日，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根据该法案，任何一家外国公司连续三年未能遵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的审计要求，将禁止该公司的证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6月1日，Trump在发表对华问题讲话时，特别提到了亚秋调查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的不同做法等行为。
6月4日，白宫发表备忘录，对“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设置了60天期限，要求其就如何打击所谓“未能遵守相应会计标准的在美上市中企”提出建议。
如前所述，中国许多科技类企业都在美国上市，美国如果打击这些企业，则可以将科技战和金融战结合在一起运行。
2、 美国会如何刁难中国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
针对5月20日参议院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能否通过，Trump提出的加强监管中国（拟）上市企业的要求如何落实，笔者理解如下：
1）《外国公司问责法（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大概率会通过。这个法案内容非常简单，就八页纸，在今年5月20日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参议院的主管委员会全票通过，然后当日交由参议院审核全票通过。参议院的程序远比众议院复杂。参议院通过了，提交众议院，再发生大的修改可能性极小，大概率是简易程序按原文本审核通过，不会有修改。按照程序，在两院文本统一、均通过之后即交总统签署。如果总统十日内不签署，则法案生效。如果总统否决，则打回国会，而国会三分之二议员通过即又可否决总统的否决。
大部分法案之所以无法通过是因为在两院分别发起，各自对内容有不同看法。由于议院议题太多，非两党共识的紧迫性话题还会被置后，最后无果。但这个法案比较简单，指向的是华盛顿的共识——反中。它在更难通过的参议院获全票通过，因此最终很有可能获两院通过。现在阻碍这个法案最大的因素可能是George Floyd跪颈案导致的内乱，使得这个议题需要在议程上稍微靠后。但华盛顿（特别是共和党）反中的政治共识并未发生变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推动通过是非常可能的。
如果凭借过往经验，认为美国国会提出的大部分法案最后是无果的，基于此判断《外国公司问责法》最终也无法落地，那是不够了解美国政治。这种看法也无法解释去年涉港法案是如何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被加速完成立法的。
2）《外国公司问责法》及白宫对中概股提出的法律及监管手段都只是一个备选工具，会酌情使用。此处有几个判断：
a) 投资中国是美国资本市场的理性选择：投资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好，被投资的中国企业好，美国联邦政府无法改变投资人市场化的、理性的、符合经济规律的选择。
b) 美国投资人具备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中国企业确实有弄虚作假的，但美国也有安然事件，人们也不会因为安然对美国企业一竿子打死。大部分中国赴美上市的公司都是规范的，瑞幸事件是罕见的个别案例，一旦出现，企业也会付出重大代价，中国政府也会配合强力惩治，以杜绝后患。美国投资人不是能够轻易被骗的“傻白甜”，是具备分析能力、理性做出投资决策的成熟投资人，在甄别风险的问题上他们并不需要SEC和PCAOB家长式的教导
c) 美国投资人大量投资并受益于中概股：大部分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的主要投资机构都是美国及全球机构，只有少数是中国背景投资人。美国投资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在内的各种长线投资机构）常年享受中概股的带来的增长红利。打击中概股也是打击美国的长线投资机构，使其投资在短期内处于不确定性之下，在中长期面临寻找更好替代品的问题。在2020年疫情之下的今天，纵观全球，在中国之外并没有什么更多更好的投资替代品。如果因为制裁中概股导致了连锁反应，甚至某种程度的金融风波，那美国利益也会同样受害，所谓伤敌一千，自伤八百
d) 华尔街投行本身也极大受益于中概股：美国投资银行通常在中概股赴美上市中占主导地位。投行对赴美上市企业收取的承销费往往是赴港上市的两到三倍。大部分佣金被美资银行拿走。股票经纪还可在投资人处收取佣金。如果制裁中概股，相当于禁绝全球最好的资产赴美上市，将极大损害华尔街的利益，获华尔街激烈反对
e) 白宫和华盛顿政客的这种举措由民粹政治驱动，是逆全球化的，本质上是在推翻华尔街精英过去十多年构建的全球金融产业链。这和Trump要求美国企业与中国经济脱钩、重构供应链，并要求他们将投资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的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老百姓特别是Trump的基本盘对此会大声叫好，但触动的是华尔街的奶酪，同时也会影响千百万依赖养老金投资收益的人的利益。这里要指出的是，Trump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与一般的企业家不同。他所处的行业使得他对全球供应链理解甚浅，对全球金融产业链所知更少。他唯一的经验恐怕局限于俄罗斯或中东的热钱流入曼哈顿投资房地产。
f) 这些立法及政策只是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刁难及制裁中国企业的备选手段由于上面各种原因，所以，在立法完成/政策制定/总统行政命令发布后，美国证监会及PCAOB等相关机构并不一定立即广泛的执法，到处刁难中国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而会根据实际情况与需要，对他们认为有必要刁难的中国企业进行“选择性执法”——例如要求对特定企业进行抽查，要求他们出示审计底稿及进行额外的信息披露。
g) Trump的联邦政府将侧重打击危及美国国家安全或科技领先地位的行业。美国最希望打击的并非普通行业，而是一定程度代表前沿技术，对美国科技领先地位形成挑战的拥有尖端技术的尖端企业。从这个意义上，涉足搜索、云技术及人工智能的百度的相对战略性就高于京东（电商/零售/物流）。美国会运用可选的法律与政策工具，对战略性企业“选择性执法”，“选择性刁难”。过去两年中美对立，美国进行的也是精准打击，及针对中兴和华为。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也是针对一定的特殊行业。但不应当认为更广泛的中概股（例如消费、教育、生活等）也会自动进入美国刁难和制裁的视野
h) 对中概股的加强监管是个渐进过程。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只有三年拒不接受监管有被除牌的可能性。这期间，预计上市公司还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回应或变通回应美国监管的质询，其中一定有许多灰色区间可寻；
i) 中概股还可以和美国监管机构发生诉讼，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前面说了，制裁中概股是联邦政府的政治驱动行为。但美国权力是分立的，如果发生极端情况，例如三年之后某特定中概股真的未满足美国监管要求，被要求除以极刑（除牌、处罚等），则仍可以基于美国法律工具与监管机构对抗周旋，这就是聘请律师，法庭见了。律师可以想出许多办法，例如称企业需要遵守所在国（中国）法律，不能呈递审计底稿信息的责任并不在企业等，认为监管机构对企业的处罚失之偏颇。一些美国投资人甚至可能成为利益攸关者加入其中，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站在企业一边。如果是诉讼，那进程就不那么简单了。胜算也未必在SEC手中。法律面前，中概股企业并不一定就会落败。
j) 美国的政治环境也有可能发生变化——那已经是很多年后Trump大概率已经不在台上。如果民主党上台，则对Trump激进行为“拨乱反正”的民主党有可能需要修复与中国的关系，而不是更加激烈的“反中”。中美关系大环境是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的。在涉外问题上，美国的司法与政治环境也高度相关。如果大环境变化，则不排除结果也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2020年，尚无法预测几年后的美国
但上述的分析已经超过了普通投资者的认知或接受范畴。大部分人投资人不希望探讨自己看不清楚的事件。他们认定的只有确定性 或 不确定性。如果未来是不确定的，难以判定，那就只能提高风险溢价。这就是目前资本市场的状况。大部分投资人看不清楚中美对立走势，无法判断美国政府会对中概股出台何种制约措施，也不希望进入国际地缘政治的务虚讨论。他们唯一的共识是，中概股在短期内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的。所以，对资本市场短期肯定会有影响。
3、资本市场的选择：转回到更加安全与确定的香港
企业一旦成为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就会成为美国监管机构手中的“人质”。美国监管机构可以处于政治考量或喜好对中国机构选择性执法，其不可避免会带有政治性。
如果一个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自认为存在被刁难和制裁的风险，那么无非两种选择，
一是私有化/退市，退市后就不再是美国上市公司了，可以摆脱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监管的影响。
第二如果在美国的盘子较大，不易上市，或不愿意一下放弃美国平台，那可以求其次，寻找二次上市地（dual listing），获取新的平台，并将一部分的流动性转移过去。
香港作为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很自然地就承担起了这个功能。虽然在同股同权等技术议题上，香港过去几年曾经耽误了一些时间，但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中概股大规模回港铺平了道路。去年阿里巴巴在香港闹事之高峰时点完成香港上市，一方面说明了企业的战略远见、回港诉求之迫切，另一方面也说明香港闹事影响不到七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及功能。今年以来，网易、京东等头部中概上市纷纷登陆香港，更进一步说明了中美对立的大局下企业做出的资本市场选择。
预计未来几年美国将迎来中概股私有化大潮，香港则将迎来美国上市中概股赴香港二次上市的大潮。
这个结果是一个多赢局面：
1） 中概股企业乐见：不再一条腿走路，增加了一个融资平台，多了一个替代的上市地。未来几年还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流动性从美国逐渐转移到香港（投资人在二次上时候将美国的ADR转化成在登记的股份），假如真的有一天需要在美国私有化，成本和难度也下降了。另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中概股因为不利的大环境在境外/离岸市场被低估，则北水可以通过互联互通的机制南下到香港，内地投资人可以帮助提振估值，将定价权逐渐转回亚洲甚至转回中国。这时，企业仍然可以保有较好的估值，并保证未来股权融资的可行性与效率
2） 全球的投资人乐见：
——海外资本市场完全是自由流动的。企业到香港二次上市委投资人提供了将所持股份转移到香港的可能性。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头寸主动转移到香港是跟随国际大势的合理避险行为。
——即便没有中美对立，对中国背景的投资人来说，投资香港也更加便利，因为他们对香港的监管规则更熟悉，认为交易时段更加接近，对香港市场总体更加了解，投资经验也更丰富。中概股到香港二次上市，能够更好的吸引中国背景投资人。另外，因为在香港市场势必会有有更多中国背景投行的参与，投资人也能在配售获得更好的机会
——对于内地投资人来说，中概股到香港二次上市给他们提供了之前难以获得的投资机会。往后通过港股通即可以投资阿里巴巴、网易、京东等一干中国最好的科技股
3） 香港市场及香港政府乐见：最大的受益者当然还是香港。从港交所，到香港的金融圈，到香港政府，都是极大的受益者。实际上大趋势是不能更清楚的：香港将是中美对立最大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香港作为中国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将空前重要。如果说之前北京对香港有什么担心的话，就是香港的政治忠诚；推行港版国安立法，将加强北京对香港的政治控制，从而巩固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对香港金融业是个显而易见的利好。
4） 中国政府/北京乐见：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企业与美国适当脱钩，减少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依赖，对中国是个好事。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相信北京希望多条腿走路。一方面，最核心、最尖端、最硬核的科技企业，未来是希望他们回到A股的（所以有科创板，所以有创业板注册制，所以有红筹回A的制度支持）。但另一方面，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也是必要的，因为如前所述，它可以帮助中国在维持适当资本管制下最大程度获得境外金融支持。香港可以作为A股的另一个支柱（而非仅仅是“补充”）。在北京通过国安法加强对香港的政治控制及影响力，更把香港当成自己体系的一部分（“自己人”）后，这种动力也会更强。
显而易见，上面只有一个loser，就是华尔街自己。而如果中国完成了与美国的金融脱钩（至少是科技企业的金融脱钩），那么美国政府的筹码也会减少许多。
某种意义上，北京要“感谢”美国联邦政府及华盛顿政客的举动。这给中国建设本土金融市场提供了空前的机会，为中国提供了重大的金融红利。
4、中概股转回香港资本市场是有集聚效应的，将帮助改变香港金融市场
笔者记得上个世纪末美国科技股泡沫时，香港也出现过短暂的泡沫，2000年，万人空巷排队参与认购李嘉诚系的Tom.com上市，该项目当时达到破纪录的669倍超额认购。但伴随美国科技股泡沫破裂，这支股票也坠入谷底。
之后的香港资本市场一直是保守的，除了科技股泡沫的伤痛外，也折射了香港经济与社会本身的保守。投资人偏重传统行业，最青睐地产、金融及各种垄断行业与企业集团。对新兴经济（特别是尚未盈利的企业）则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不愿意给予更高的市盈率，更不愿意接受市销率等更加激进的估值方法。
此外，对于同股不同权之类创业企业最常见的股权及治理安排，联交所一直采取保守态度，结果是将创业企业拒之门外。
这些因素使得香港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科技企业及新经济创业企业的离岸金融中心。大多数企业选择赴美国上市。这个局面是会不断自我循环的。香港资本市场阻碍了自身发展，人们对香港市场也形成了成见。
这个问题直到最近几年才有逐步的改善。先是小米和美团的上市。后有阿里巴巴的二次上市。
美团和小米上市时，企业和市场希冀的是红筹回A、“CDR”，所以部分得益于内地资本市场发展的红利；待到2019年阿里选择二次上市时，时局已经不同。人们担心的是中美对立。阿里的心态是“回家”。
这些重大交易为香港市场打开了局面。而今年再有京东、网易等头部科技股企业赴港上市，将彻底打开局面——到香港上市的科技类、新兴经济中国企业越多，市场盘子就会越大。这个集聚效应是非常强大的：有更多的资本会流入香港（包括全球资本及北水南下）；位处香港的投资机构需要有更多擅长看科技股而非地产的基金经理，因为香港可能成为中国科技企业的离岸金融中心；卖方分析师及市场的研究能力也会大大提高，因为更多的投资者希望看到关于科技板块的行业及个股分析。同时，更多企业上市也会带来更多的可比公司及估值基础。香港的整个金融业（包括投资者群体、投行群体、监管机构、其他专业机构）都会获得前所未见的培育与发展机会。
因此，这些重量级企业赴港上市的集聚效应将改变香港的金融市场。这也是香港构建为中国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能力的空前历史机遇。一切都得益于中美对立。
美国，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2020年的今天，美国阻碍不了中国发展的大势，美国政府也不可能逆转全球化的大潮，而全球化正是美国资本家与金融家在过去几十年努力的结果。而美国资本家与金融家之所以能够推动这样的结果，也是美国本身制度与价值观的结果。
5、未来企业对资本市场选择的预测
在新的局面下，笔者估计：
——战略新兴行业企业（主要是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及生物医药等硬核科技企业）将更多的选择在A股上市。这些企业的股东及融资均将经历一个“在岸化”的过程（国内结构、人民币融资）。其中，与政府、部队及其他公共部门有较强关联性（包括股东、治理结构及客户等）的趋势将更明显。另外，即便有国内架构，这些企业仍然可以选择在合适的时候寻求H股上市；
——已经架设离岸结构的战略新兴行业企业会将结构“在岸化”，或考虑在香港上市；
——已经架设离岸结构，但不属于最敏感新兴行业的企业，由于未来受到美国刁难的实际风险不大，将结合自己的情况选择上市地——行业及企业属性更依赖美国/全球投资人的企业会选择继续在美国上市；行业及企业属性更依赖中国投资人的会选择在香港上市；
——已经架设离岸结构，但离上市尚有距离，尚未立即启动的企业，还有等待期，将密切关注最近一至两年美国政府的举措及中国企业的举动；
——尚在搭建结构、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企业，考虑到科创板以及创业板的整体打开及注册制的预期，在选择结构时会更加慎重。
综上，香港金融市场可以收割相当一批中国企业。
五、香港金融的根本职能是服务全球资本及中国，做好中国离岸金融中心的角色，与其他一切政治都没有关系
香港的反对派/黄营有一个错误观点即认为香港经济的繁荣（包括香港金融的繁荣）所根本依赖的是香港对中国内地的相对甚至绝对“独立”。他们认为，“两制”是香港金融的基石，“一国”就会破坏香港的金融。
笔者以为这种想法非常的肤浅和幼稚。前文已经分析了许多。香港的角色就是提供好的服务，创造一个市场与平台：
——服务于资金方：帮助极度渴望投资中国的全球投资人（包括中国的外汇持有者）找到一个投资中国相对最佳的场所；因为中国有资本管制及其他约束，那么对于金融/证券投资者来说，如果有得选，他们一定选离岸市场。
——服务于资产方：帮助希望找寻全球资金或外汇融资的中国企业与平台提供一个离岸融资场所。
这才是香港的根本使命与立足点。香港反对派所喋喋不休倡导的关于香港本土利益及脱中诉求的政治权利根本就不在以上资金方与资产方的关注范畴之内。
1、旅居中国的外国商人、投资人、经理人
对于外行来说，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关系可以粗略分为两种。一种是贸易（trade）。中国定制生产商品，卖给外国卖家。一种是投资，外国投资人在中国投资（FDI）建立企业及生产单位，开展业务。产品可以销往本地，也可以销往全球。
贸易关系是最简单的。你生产了我买。19世纪中国与英国及诸多西方国家的对立就是贸易。西方列强逼迫中国打开市场。及至上世纪末，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更多的是还是贸易。外国企业与中国供应商进行采购，构建的供应商关系。
FDI才是更深层次的关系。中国最早的FDI都是从最了解中国、对中国最有感情且希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的华侨/港商企业开始的。时间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到1990年代，才有更多的西方企业在中国开展FDI，大规模投资设厂经营。FDI是比贸易更高维的经济全球化。直到FDI出现，才真正促成了全球供应链的形成，以及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外流与中空，同时也导致了美国等地贫富差距的加大（香港也是案例之一）.
全球各个经济，与中国发生贸易，敢于对中国开展FDI，根本原因是认可中国的经济、生产力、基础设施、制度保障及庞大的市场。他们都恳切地希望投资中国。
因此，有无数的跨国企业及投资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有无数的企业家、经理人及其家庭生活旅居中国内地，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这里完全不涉及“一国两制”的问题。这些与中国做生意、真金白银投资中国的人不会像香港的反对派一样纠结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这些人的关注点。他们的诉求非常简单，就是分享中国经济发展与潜力带来的红利。中国是一个有自己政治传统的大国。中国各种各样的制度，譬如对外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互联网管制，对他们来说都不是根本问题，并不会因此影响他们的对华投资或旅居生活的选择（相反，人们可能更担心雾霾等健康因素），更不会影响他们分享中国经济发展与潜力红利的意愿。
2、“在岸”的“离岸投资人”
而实际上，中国内地依赖庞大的离岸金融市场（香港及美国）。许多企业的股东是外资，融资依赖美元，上市退出需要境外市场。在这里，我们可以观测到的重要事实是：“离岸化”可以很自然在中国的“在岸”发生——有许许多多的“离岸”投资机构——包括各式各样的创投及私募股权基金都在中国开展业务。他们工作与生活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奔波于中国各大城市。但他们的资本是“离岸”的（美元），与他们所见的企业家洽谈离岸的投资方案与结构。他们都生活在内地，所谓“离岸”只是当代人类社会构建的虚拟概念。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投资中国。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例如互联网管制——会不会影响他们投资中国的选择？不会。对于这些工作与生活在内地的投资人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市场的博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与韧性，以及中国企业家与劳动者的勤勉及努力。他们对中国各级政府是否一定满意？并不。他们不喜的是官僚主义、政府的非市场化思维与行为，一切的低效率及懒政。这种批评不是政治的（non-political）层面的，不旨在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制度，如有这种想法，他们根本不会募集外汇资金在中国开展投资。这种批评是技术性的——例如它和美国密歇根州或印第安纳州某企业家反感受政治及意识形态驱动、过度支持劳方的民主党地方政客的想法是一样的。这种批评并不旨在否定中国的制度，而是看到政府政策有待提高之处及具体职能部门存在的不足。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离岸投资人来说，他们从根本上认可中国的投资价值，其愿景与使命就是发现中国的投资者价值，推动中国经济与企业的发展并从中受惠。中国政府与全球其他政府一样都有自己的不足，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3、香港的金融精英
有如此多的国际人士为了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能够深入到中国内地，旅居中国内地，把中国内地的居所当家，适应内地雇请，正说明中国经济及市场的巨大吸引力。
而呆在香港这个离岸金融中心的金融精英们已经占据了许多好处。一方面，能够最大程度地享受了投资中国、为中国提供金融服务的收益；另一方面，居于离岸金融中心，在“一国两制”的庇护下，与中国内地能够保持健康的“一臂距离”。
日常生活中，有方便的地方，譬如更低的税收；没有互联网管制；更加国际化的氛围等。也但有不方便的地方，譬如拥挤的城市，高昂的物价，狭窄的居住环境。对于内地背景人士/港漂来说，还有日趋不友好的人文及政治环境。
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香港的使命与功能：服务全球资金方与中国资产方的中间人。
对于这个关系的两端——全球资金方（其中包含掌握外汇的中资机构）及中国资产放（及中国企业、中国平台）来说，香港只是一个交易市场，香港的政治制度及本地人口的政治取态都是次要的。
全球资金方与中国资产方的交集是：
1）外汇结算（与美元挂钩的港股）
2）独立的、与英语社会及国际社会接轨的证券监管体系（关注SEC的构成及联交所的治理结构）
3）在证券、商业仲裁领域独立的、与西方（尤其是普通法体系）接轨的法律体系
4）由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机构（包括投行、审计师、律师、评估师等等）提供服务
以上是香港金融市场繁荣发展的充分及必要条件。
很可惜，香港反对派及黄营所倡导的关于香港本土但与中国大陆对立的利益及政治诉求，既非香港金融市场繁荣发展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
通俗地说，维持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地位，只要保证上面几条就可以了。全球无数投资人希望投资中国。香港就是一个平台而已，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平台。
香港人自己的一些诉求，譬如要求额外的政治权利（双普）、脱离北京的政治管制等等，在渴望投资中国的外国人看来和他们的利益是不相关的。他们对香港的生活非常满意自由访问各种网站，信息不受阻隔，低税收及小政府，各种政治及公民权利已经处在全球前列。他们充分享受一国两制的好处。香港黄营极度渲染、试图制造恐慌的的逃犯修例及港版国安法和金融精英的工作、生活毫无关系。
如果明天香港金融市场不复存在，那投资人中的许多恐怕需要立即寻找投资中国的替代方式。譬如通过QFII。但所有这些方式都不如香港来得便利。香港的核心优势在于，在全球投资中国的刚性要求之前，香港提供了它一个相对最便利、最舒适、最易嫁接的选择。香港助力（facilitate）世界投资中国。但世界投资中国的强烈意愿并不会因为香港而改变。
笔者认为，只要香港维持前面四个条件——1）美元挂钩下的外汇结算；2）独立的证券监管；3）独立的商业法律体系；4）国际化的中介机构——则其中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地位就不会受到影响。
在这四个条件之外，都是为在香港工作的金融精英改善生活的“辅助因素”（amenities）。
北京/香港政府警告或逮捕了个把港独分子，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要崩溃了？
一些散布港独言论的出版物不能出版，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要崩溃了？
一些黄营媒体受政府警示要求不应发布港独言论，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要崩溃了？
一些教授被政府要求避免发表港独/反中言论，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要崩溃了？
一个港独政党团体被发现收受某外国政治机构的资质，被谴责或收缴资金，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要崩溃了？
一个明显具有港独性质的活动被政府要求禁止举行，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要崩溃了？
连登的网站被封，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要崩溃了？
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这些本土派/激进派的诉求真的没有任何一丝一毫关系。
港独/脱中行为被限制，香港的金融中心照常转动，且转动得更好。
笔者再说得更加直白露骨一点，即便一本书出版不了，甚至facebook被港府屏蔽，也不会影响香港的金融地位。香港金融是为全球资金方及中国资产方服务的，很遗憾和香港本土派/脱中派的政治诉求毫无关系。
从投资人到泛金融行业并不真正关心香港这些与金融实质无关的功能与政治。
另外笔者需要提出的一点是，香港的精英金融业（即投资银行及一二级市场投资）及衍生行业（律师、审计师）已经高度内地背景化。内地人凭借其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可，超强的教育背景与质素，正在过去十多年快速取代土生港人，主导香港的金融业。
大部分内地背景金融人士深切地爱着祖国。他们的存在将更好的确保香港忠实地服务于全球资金方与中国资产方，确保香港金融市场与功能不会被香港本土势力所挟持。
黄营/反对派希望将香港的命运、前途、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与他们认定的狭隘政治权利（即“脱中”诉求）绑定在一起，并欺骗本地人说只要北京在香港落地实施治权，香港经济（包括核心支柱金融中心）就会毁灭，称北京在谋求揽炒。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他们还不遗余力的造谣，从180度反面夸大中美对立对香港的影响，譬如希望说明美国会对所有中资银行实施制裁（99%的人不知道SWIFT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但却乐于传播谣言）。
不好意思，上面几段话，其实道破了真相。
六、最后总结：
1） 美国去年涉港法案及所有与贸易相关的制裁对香港经济影响都可以忽略
2） 香港基层经济最受影响的是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及香港反中运动的影响）
3） 全球企业家/资本/资金方具有投资中国的巨大诉求，这一诉求在2020年疫情之后得到更大的增强
4） 香港的功能就是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为全球资金方与中国资产方提供中间人服务；
5） 中美对立将造福香港，使得更多企业寻求香港上市。这将为香港带来空前机遇，推动香港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6） 全球资金方只想通过香港和中国内地做生意，分享中国经济的潜力，只需要香港提供基础的金融服务，但并不关心香港本土派/泛民/激进派的狭隘政治诉求。
7） 涉港国安法将增强北京对香港的控制与影响力，提振内地对香港市场的信心；
8） 反中政治及疫情将影响酒店零售旅游餐饮运输等基层经济，中美对立将造福香港金融。由于香港金融与香港基层经济是脱节的，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经济将进一步分化，富者愈福，贫者愈贫，社会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全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