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伯克被视为英美保守主义奠基人,是保守主义的集大成者。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伯克一直以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的身份活跃于英国政界。由于伯克意识到了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大陆带来的震荡和它本身潜藏的危险性,他开始批判和反思这场革命。在一系列著作中,他阐述了为后来保守主义理论奠定基础的政治思想。伯克的保守主义始终以制衡权力为中心,倡导以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进行政治改革,反对用暴力、流血的手段破坏社会秩序和结构以达到革命目的,这种方式葬送了从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构成人类文明的诸要素,进而摧毁文明社会。在本次推送中,小惑将带领大家从伯克的政治立场、思想特性和思想内容中去认识他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
(埃德蒙·伯克 1729年1月12日—1797年7月9日 爱尔兰政治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哲学家,英国辉格党发言人)
1688年,为了推翻詹姆士二世的专制统治,英国辉格党率先发动了光荣革命。这是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政治改革运动,光荣革命避免了暴力和流血冲突,在不破坏整个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完成了国家权力重心从君主到议会的转移,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国王、上院、下院之间的权力得到平衡,进而制止了权力滥用和专制暴政。光荣革命对后来英国的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英国的政治思想。
作为当时发起光荣革命的辉格党成员,埃德蒙·伯克起初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为争取和保障自由而斗争。那么,是什么使得他在后来成为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呢?这与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中,他首次表达了保守主义思想,因此也奠定了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虽然,仅从表面上看,伯克对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等时政问题所持态度、观点极为不同,甚至有些矛盾,反差极大,然而本质上,他都坚持着始终如一的政治立场,那就是捍卫光荣革命中的传统、制度、原则和精神。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推翻詹姆士二世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
伯克认为英国光荣革命体现的不是“天赋人权”的原则,而是守成与改革的原则。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享有自由、平等和财产权等“自然权利”,人们为了保全自然权利,就和政府缔结契约,组成国家。因此,统治者必须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统治者违反了社会契约,侵犯了人们没有转让的自然权利,甚至滥施暴虐,人们就有权利起来推翻其统治;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则体现了这一“天赋人权”的原则。伯克对此加以反对,他认为英国光荣革命体现的是守成与改革的原则:
一方面,光荣革命体现的是对政治传统的尊重和继承。权利宣言是一个公布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解决王位继承的法案,根据英国的历史传统,英国的王位得自继承,而不是得自他的人民的选择。王位继承的原则是神圣的,是由习惯法和成文法约定的。
另一方面,国王、上院和下院都应各司其职,不得逾越权限,也不可偏离废除,以防止专制暴政或权力滥用,否则,在必要时就需要革新的力量,正如光荣革命对世袭的王位继承加以调整。这种革新的力量应该加以限制,不能危害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结构,它是政治改良而非社会革命。
由此可见,伯克的政治思想具有双重性,这种特性体现在它既革命又保守,既争取自由、反对专制,又维护社会秩序、捍卫传统权威。这种双重性也成为保守主义的一个特性,也就是说,保守主义不是完全的反动和对既得利益的辩护,它也有追求革新的一面,只是倡导以一种渐进、缓和的方式进行改革,反对掀起彻底的社会革命,破坏既有的社会秩序和历史传统。
不同于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已经不仅仅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腥风血雨、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给西欧带来了剧烈震荡,为了捍卫英国的历史传统、社会政治制度和安全稳定,乃至维护欧洲大陆的文明和秩序,伯克开始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并批判那些直接影响大革命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卢梭以社会契约论、自然权利学说为基础提出一套理性主义、先验的政治哲学,而伯克以他的社会历史观为基础,针锋相对地提出一套经验主义的政治思想。卢梭批判现时社会的弊端,并认为“自然状态”是未来政治设计的基本准则。由于社会分工的出现,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破坏了自然人生而平等、自由的权利,随之而来的是贫困和奴役,这种不平等又通过政治制度与法律确定下来,导致“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的矛盾对立。过去的人类社会造成了不平等,因此,为了实现自然状态的绝对平等,就要对社会结构展开彻底的变革。一切改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问题,只有先摧毁一切,再重建一切。这种实现绝对平等的政治社会的乌托邦构想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体现。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试图通过卢梭的先验构想来实现“自然状态”的平等社会,在这种思想中,社会人与自然人是不同质的两个阶段,“自然状态”是最理想的目标,为此需要重新变革整个社会结构。
(1793年1月21日,法兰西波旁王朝复辟前最后一任国王路易十六在巴黎革命广场断头台上被处决)
“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和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标志的学说理论逐渐形成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哲学并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指导性的影响。伯克针对这些政治哲学展开批判,提出了他的社会历史观。不同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霍布斯、洛克、卢梭的抽象思辨,伯克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是经验的方法。他认为,要证明人是文明社会动物,唯一可靠的证据只有从历史中去寻找,而不是从任何想象、假设的前文明的“自然状态”中去寻找。在不同时空、不同程度上,欧洲各国经由相似的社会形态演进而来,其中希腊、罗马文化特别是罗马法、基督教的宗教道德以及他们的习俗构成了欧洲文明发展的真正基础和主要因素,是欧洲文明价值体系的普遍原则。如果那些倾向于自然社会的社会契约理论家过于简单化地排斥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传统要素,并试图将其付之一炬,那么一切文明社会都将被摧毁。
伯克还提出,“自然状态”不是一个先验的构想,不是一个我们要去实现的理想目标。家庭、教会、学校、行会、国家、商业组织这些所有的社会构成是人性在精神和世俗两方面充分发展的状态呈现和必要手段,其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状态,这些构成都是“自然的”,是人运用其意志、理性去完善自己并进行创造的产物。针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伯克提出了他的社会契约观:如果契约关系是为了暂时的利益而订立的,那么它就可以随时随意的订立与解除。真正的契约关系存在于广泛的社会与文明之中,并且“由于这种契约关系的目的不可能靠几代人达到,所以它不仅是生者与生者之间,而且是生者与死者和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每个特定国家的那项契约只不过是永恒社会的伟大原始契约的一项条款而已。它把低级事物和高级事物联系起来,按照不可违背的誓约(它控制着一切物质和精神)所认可的固定契约,每个事物均各得其所”。由此可见,伯克的社会契约观是一种普遍、连续的社会联系,这种契约是从古至今、经由无数代人传承并发展下来的,它规定人在社会当中的责任与义务,同时赋予了他自由的权利,更保障了社会的秩序。所以,法国大革命对一切传统的排斥与决裂,将过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继承下来的文明毁于一旦,在伯克看来,正是多数人的暴政所致。
(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态势已如脱缰野马,不受控制,盲目飞奔。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吉伦特派领导者罗兰夫人由于试图控制革命走向而产生党派纷争,失败后于监狱从容就义。最后留下传遍世界的遗言:“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伯克的自由首先是英国的自由,是传统的限制王权、反抗专制暴政的自由,是政治自由,而不是19世纪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性自由和社会自由。伯克以他的责任感、敏锐和远见卓识成为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发言人。伯克批判法国革命不是植根于法国的传统之中,而是针对抽象的意识形态产物,他攻击的是以理性的名义批判过去,以进步的名义否定历史传统的启蒙运动,攻击理性主义、先验抽象理论,攻击由此造成的法国革命形式。因此,他的保守主义固然为了捍卫光荣革命的制度和原则,但其精髓或本质却超越了一般的政治论战,而具有更普遍深远的思想价值。就伯克整个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来看,维护权力制衡是其中心,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就必须要防止权力滥用,明确国家、政府、个人之间的权限,维持政治权力(权威)与人的道德权利(自由)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埃德蒙·伯克[英].反思法国大革命[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2] 陈志瑞.伯克、卢梭与法国大革命[J].史学月刊,1997(05):75-83.
[3] 陈志瑞.保守与自由——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J].世界历史,1997(05):39-46.
[4] 陈志瑞.论伯克的保守主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6(01):98-106.
编辑 | 马福方洲
责编 | 古 宇 昕
审校 | 焦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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