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Yanagishita
自二三月份以来，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扩散，一系列限制国际航班、控制疫情扩散的限制措施陆续出台，但这些措施直到最近才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吸引关注的统一的名字——「五个一」。那时，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的回国潮已经开始，因回国受阻或国内政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也由来已久，但直到最近这些不满才转化为对这一政策的集中控诉。这种不满情绪的转变一方面因「五个一」这个响亮的名号而获得了统一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因近日官方终于明确宣布了这一政策将持续到十月份、引发了海外群体整个暑假都无法回国的恐慌。
「五个一」政策给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归国造成的困难，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许多信息量充足的整理和深刻的分析，本文无意再重复相同的工作；我们也无意写作一篇檄文，因为一切不满已经清晰地表达出了这一核心诉求：我们认为「五个一」政策不合理，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做出调整。但由于针对「五个一」政策的不满在表达中极具自发性、缺乏组织，时常包含了亲身经历其一切负面影响的海外群体的真实情感，这种表达总是被误读、曲解乃至攻击。5月24日，笔者一条发泄情绪的朋友圈的无意流传，证明了这种愤怒究竟有多么广泛；但同样不乏指控那条朋友圈「偏激」「不全面」「情绪化」的回应。![]()
因此，现在是时候对「五个一」政策、针对这一政策的控诉、和针对这种控诉的批评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了。本文旨在反驳一些对我们不满情绪的常见批评和回应，同时也要为我们的控诉找到一种理论的武器——愤怒是暂时的，当已经回到国内的留学生们又重新过上了吃火锅、喝奶茶的生活时，他们很容易便将前时的不满遗忘；追求真正的改变，必须首先理解这一政策背后的逻辑，以辨明其不合理的本质及其背后鼓吹者们潜藏的意识形态。愤怒和控诉总是会被软硬皆施的手段瓦解，但思考的人们是不会轻易缴械投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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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海外公民负有怎样的责任
吴京先生因他在某知名电影中展现的那本虚构的中国护照，连同「中国的护照能把你从任何一个地方接回家」的豪言壮语，而在近日来遭受了颇多非议。但他在围绕着海外群体归国和「五个一」政策的整场争议中，显然十分无辜——他无法代替国家做出承诺，更无法在此刻代替国家制定政策。然而，国家为保护海外公民进行撤侨这一行为本身，绝非某种「战狼精神」的衍生物，而是植根于现代国家合法性根基的隐含承诺。舆论中对「祖国牵挂海外同胞」的宣传与海外群体归国困难的现实之间的反差确实是许多愤怒的来源，但抛开这种反差，给海外公民提供保护、并在海外公民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协助其归国仍然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下文一切讨论的前提，也是控诉「五个一」政策最有力的武器，因此，我们将首先探讨这个理论问题：国家负有怎样的责任、为什么负有这种责任？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实证的政治科学回答是人口、领土、政府、主权、对合法暴力的垄断缺一不可，因为每一个现代国家都（至少在理论上）具有以上特质。但这一答案并不涉及国家合法性的根基：为什么国家——一个人为定义的抽象概念——能够合法地拥有以上种种特质、并享有行使合法暴力和收税等特权？查尔斯·蒂利基于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指出，国家实际上是在向其公民有偿地出售保护，而国家提供保护（如维护公民权利、经济生产活动）和从公民处收取保护费（即征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种活动，提供保护和收取保护费又与国家以武力对内、对外维持安全和权力稳固相互促进。换言之，现代国家的运作模式即意味着公民对国家承担的纳税等义务，实际上相当于有偿购买了国家提供的保护服务。政治哲学将国家的「为公民提供保护的职能」认为是国家合法性的本质特征：托马斯·阿奎纳斯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服务于对「终极福祉 (Ultimate good)」的追求，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则指出君主国 (Princedom) 是一种确保「共同福祉 (Common good)」的「器具」，并将这一福祉定义为稳定和安全；耳熟能详的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从不同的出发点和立场引向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即：公民将权利让渡给国家的主权者，是为了换取在自然状态下无法实现的公共利益——和平与安全。而罗伯特·诺奇克对霍布斯和洛克理论的阐释，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根本属性、亦即国家存在之合法性的根本来源：支配性的保护联盟 (Dominant protective association)。在这一「联盟」中，公民贡献于联盟并放弃以私人方式执行自身权利（即私人暴力），而作为回报联盟为所有成员提供无差别的保护 (Universal protection)。简而言之，国家之所以有权以法院、公安等国家机器施行合法暴力，或是以税收从公民处取得一部分公民自身劳动所得的收入，乃至于在国际上作为全体公民的对外代表、对整个领土施加行政控制，都是源自于那个并未直接写出的承诺：国家将给公民、即共同体的成员提供无差别的保护，因此公民才有义务在合法的范围内服从于国家所规定的义务。同时，现代国家不再以静态的领土地域、而是以「公民权」的身份来界定公民，国家不分地域而无差别地行使对公民的管辖权力、要求有公民权者执行国家规定的义务，那么国家为有公民权者不分地域而无差别地提供保护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即，为海外同胞提供保护，同样属于国家隐含但根本的责任。不过，仍有人会指出，海外扩散的疫情并不像地震、海啸或军事冲突，不会对海外同胞的生命安全造成同等级别的威胁，因此国家确无像在利比亚、也门等地撤侨的责任。疫情固然并未使多数海外同胞面临「明显、紧急的危险」，因而在此时主动地提供保护或许并非某种必要的责任，而我国驻外机构分发「健康包」的行动，即便在落实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也一定程度上给海外同胞提供了有限的帮助。然而，当身处海外的留学生与华人因感到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回国时，国家理应基于现实条件为其提供协助、或至少避免不必要的阻碍；通过关闭口岸、取消和限制航班等阻止归国的方式阻止疫情输入时，也理应认定这些手段只是权宜之计，在有条件时必须平衡国内防疫的需求和海外群体归国的需求、而非长时间地要求海外公民为国内大局做出牺牲。
要求国家为海外公民提供保护和回国的协助，绝非什么「索取特权」，而是现代国家理所当然对其公民承担的责任——倘若否定这种责任，便要把海外公民对国家承担的一切义务、与国家对海外公民的管辖权力和纽带一并否认了，这一逻辑即是现代国家的基石。同样地，国家协助公民回国的活动绝不应以盈利为目的、或向归国人员索取额外报酬，因为海外公民履行身为公民的义务、接受国家的管辖时便已经向国家「支付」了获取保护的价格。而我国某些外交人员与媒体，倘若公开地仅因为「为了国内防疫大局」而呼吁留学生不要回国、而非论证留在国外而不归国为何有利于留学生自身的安全，才是在割裂海外公民与国家间的联系、将海外同胞从祖国的怀抱中一把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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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常见批评的反驳
「情绪化」和「偏激」是错误的吗？
微博与微信上针对「五个一」政策的控诉似乎总夹杂着因个人经历或对他人经历的感同身受而起的不满情绪，但是这种情绪本身并不削弱这些控诉的效力，对情绪化和偏激的指责也并不能为「五个一」政策辩护。因为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直接对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群体「不爱国」「非富即贵」的地图炮式直接攻击，还是对他们提出诉求时的「情绪化」「偏激」的指责，都并非是延续「五个一」政策、持续限制海外群体归国的理由，而是对海外群体归国受阻这一结果的后设追认。这种指责与我们控诉的核心——即「五个一」政策不合理、应当被调整——完全不相干。退一步讲，当批评者攻击这种控诉是在「煽动情绪」时，实质上否定了诉诸情绪的正当性，因此便一并否定了海外群体渴望归国的终极原因：他们同故土之间的情感纽带。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对「五个一」政策之所以产生情绪化的愤怒，恰恰是因为这种情感纽带让他们渴望尽快归国。以相似的滑坡逻辑推论，这些指控我们「煽动情绪」的批评者们，恰恰才是真正别有用心、抹黑祖国之人：因为他们对情绪的否定和对所谓「理性」的推崇的另一面，正是在敦促留学生们切断与祖国、故土的情感纽带。
何为「片面见闻和流言蜚语」
与「偏激」相近的另一种指责是，留学生群体对「五个一」政策的控诉建立在「少数留学生的片面见闻和流言蜚语」之上。然而这里的荒谬之处是，这一指责本身的依据便是更明显的「片面见闻和流言蜚语」：倘若发出这一批评的人自己同属于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群体，那ta是否也仅是在凭自己的经历、或许再加上听闻的若干朋友的叙述，就片面地断定我们发出的控诉是不全面的呢？毕竟我国的海外群体遍布世界各地，回国的行程和相应的经历也大相径庭，就算身处同一国家、经同一航线归国，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共享一致的见闻。倘若发出这一批评的人身处国内、并未亲身经历归国的困难，那发出这种指责不是更需要依靠道听途说的二三手转述吗？而针对「五个一」政策的不满能够短时间内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大量热度，本身便证明了它直接来源于当代海外群体在归国过程中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的相似经历。「比烂」的谬误贯穿了整场疫情的舆论，在「五个一」政策的争议中同样出现了：「某某某国虽然在撤回海外公民上比我国做得好，但他们应对疫情比我们糟糕多了 / 他们也有各种问题。」这一说法在逻辑上本就不成立，更经不起就事论事的推敲——倘若我国的国内防疫已经比某某某国领先，那照理来说我国应当有更多的精力和社会资源可以被动员来帮助海外同胞，为什么仍然在海外公民归国问题上比某某某国做得差呢？也有人提出，倘若质疑「五个一」政策，首先需要对国内接待、隔离归国人员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全面看待」，「用数据说话」证明国内有条件逐步放开。这一批评往往针对我们不满中的要求「五个一」政策逐步调整、接纳更多归国人员的诉求，怀疑这种诉求并不符合国内实际。需要承认的是，这一批评有其道理，毕竟倘若国内用于接待、隔离归国人员的工作人员、场地和物资仍然紧张，短时间内或许确实无法进一步放开归国政策。因此我们强烈支持提出这种批评的人同海外群体中的积极者一道，呼吁和联系媒体对国内机场、酒店、医院等设施的实际情况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要求相关政府部门与地方单位更好地履行信息透明、工作公开的责任，整理和分析各地归国人群的实际遭遇，以共同使「在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判断是否能够进一步放开归国政策」成为可能。同样地，宣称「五个一」政策是「当今实际情况下得最优解」之前，我们同样值得质疑这一论断背后是否有全面、深入、客观、基于实际情况的调查分析——或许控诉和支持「五个一」政策的双方，都应当积极行使我们对地方政府、航空主管部门和卫生主管部门的监督权，呼吁它们公开各地归国人员的接待情况、隔离和医疗设施的情况、与归国人员相关的财政和物资安排、接待和隔离归国人员时出现的问题与矛盾，以使我们理性、客观、中立地讨论这一问题成为可能。是否包机接回境外公民？隔离期间私自出入境如何处理？相关部门回应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sp/sp/shipin/cns/2020/03-30/news9142496.shtml顾全大局的「真正人道主义」？
对「五个一」政策看似最有力的辩护是，这一政策是一种「暂时牺牲少部分人，以保护大多数人利益、尤其是生命安全」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权」。诉诸「多数人的利益」表面上是为此时身处国内的人口意义上的「绝大多数人」发声，但倘若加以考察，便会发现这种话术无非是刻意制造同胞间裂痕、以模糊的「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区分撕裂社会的修辞术罢了。我们不妨设想以下场景：倘若受「五个一」政策直接影响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连同此时身处海外的中国游客、外派职员等群体共占中国公民人数的 1%，那么为了 99% 人口的利益而要求这 1% 做出牺牲似乎是直觉上情有可原的；但是，这些留学生、海外华人、游客和职员显然并非孑然一身，他们在国内同样有着关心他们的亲朋好友——让这些人身处海外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同学同事面临回国团聚的重重阻力，是否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呢？倘若每个受影响的身处海外者在国内仍有 10 位直系亲属和亲密朋友，那么利益受损的群体便占了全社会的 10%——每十个人中抽出一人以作「为了大局的牺牲」，是否便成了一种残忍的十一抽杀律呢？倘若进一步扩展会关心留学生与海外华人的亲友范围、乃至假设这种不满情绪会向亲友的亲友传染，而使受影响的比例到了两成、三成，那么这种牺牲是否仍然正当呢？
这一粗糙的数字游戏旨在说明，「多数人」「少数人」的边界乃是基于想象因而暧昧不清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是否受到影响、受到的影响有多大都无法以某一精确的标准衡量并作比较。当事态发生变化、或单纯影响扩大之时，牺牲的边界也会随之改变。「人人都可能成为被牺牲的少数者」在眼下绝非一句正确的废话：在归国群体之中，被挡在绥芬河口岸国门之外的留俄同胞是少数，因转机困在埃塞俄比亚机场的留学生也是少数，被酒店「烧掉」了个人物品的倒霉案例也是少数，被迫分配到条件极其恶劣的酒店里的被隔离者也是少数，但当我们自己成为被牺牲的少数时，我们会希望众人都对此唯唯诺诺、乃至将自己的诉求怒斥为「不识大体」吗？在全社会范围内，牺牲归国人群是为了保障国内大局，在国内牺牲欠薪的医务工作者和失业的低端劳工也是为了保障大局，牺牲资金流转捉襟见肘的部分中小企业、个体户和租户是为了大局，牺牲城市流动人口是为了大局，当初惩戒“造谣”的八名医生也是为了大局……兜兜转转，无数相对的「少数群体」都被迫为抽象的大局做出了牺牲，但所谓「大局」好转的光荣却都归功于领导有方、体制优越，而并不会和他们分享一丝一毫。定义什么是「大局」、决定由谁为大局做出牺牲的权力都牢牢掌握在绝不会亲自做出牺牲的人手里，在国内外局势风云突变、疫情尚未过去但种种新问题又找上门来的当下，谁又能信誓旦旦地宣布，自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绝不会不自愿地成为被牺牲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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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文中，我们仍未讨论诉诸「人道主义」是否是一种对「五个一」政策的可行辩护——在某发言人使用人道一词词抨击美国反制中国包机的举措后，这种并不少见的论调现在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了：严防死守境外输入性病例，确保国内顺利复工复产、防止疫情二次爆发，才是保护此时身处国内的千千万同胞的最大的「人道主义」，为此归国人员做出牺牲需要理解。这种论调的巧妙之处在于，它给归国人员背上了不可推卸的道德包袱：哪怕你爱国守法、全力配合国内防护工作，只要你物理上回到了疫情已得到控制的中国，你就客观上带来了输入性病例的风险，于是你便对国内的防疫大局、乃至千千万国内同胞的生命健康和正常生活带来了威胁。识别这种论调的谬误之处需要从两方面考虑：「五个一」政策本身是否能起到有效保障国内防疫大局的效果——或者说，倘若这一政策做出调整，是否真的会对国内防疫大局造成显著的破坏？而这一政策的制定逻辑，是否又遵循了人道主义、生命至上的精神？首先，有一点是稍加思辨便显而易见的：归国人员倘若配合国内接待、检测和隔离的流程，且国内方面能够保证充足的工作人员和物资，归国人员并不会带来多少传播病毒的风险。1. 从海外归国者在坐上回国的飞机之前，必须连续填写至少14天的健康申报、确保没有前往过国外高风险地区或有相关症状，倘若体温异常或出现了咳嗽、发烧等相关症状，或是曾与患者有过任何接触，航空公司都极有可能拒绝登机。2. 从上飞机到下飞机，每名乘客通常都要经过三四次以上的体温监测，倘若在飞机上体温异常或出现症状，都可能直接被机组成员调至专门的隔离座位、远离人群，同时在飞机上机组成员和绝大多数乘客都小心翼翼地做好自身防护，身穿防护服并时常喷洒消毒水。
3. 抵达国内下飞机后，乘客将接受机场、海关和检疫部门的多次体温测量和流行病学史调查，并统一接受病毒检测与抗体检测。随后，所有乘客将根据国内目的地被分配至隔离的酒店，并等待检测结果；倘若有乘客确诊或疑似（至少有一项指标为阳性），ta 将直接被医院收容，而飞机上坐在 ta 周围一定范围内的乘客也将被视作疑似患者，离开原本的酒店、接受更严格的医学隔离观察。4. 在酒店隔离期间，所有人的活动范围都被严格限制在房间内，餐食都由酒店工作人员放在门口后再取用，每人每天接受至少两次体温测量。5. 在14天的隔离期满前夕，会统一进行第二次核酸检测，只有体温正常、检测为阴性的情况下才能解除隔离。在我国的部分地区，14天的集中隔离之后，还需要另行进行本地的第二次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总隔离时间甚至可以达到 35 天之久。在整个过程中，任何体温异常、出现相关症状或检测有部分指标阳性的情况，都可能导致医院直接收容该归国人员，并进行更严格的隔离观察。![]()
经过这整个流程，归国人员在各项指标正常、解除隔离后在国内传播病毒的风险，实际上很可能会低于国内一位没有症状、且近期从未出国者的风险，因为相隔 14 天的两次核酸检测足以在归国人员中排查出绝大多数的无症状感染者，但国内由于核酸检测远未达到全民规模，仍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没有明显症状的感染者，更不必说国内的大部分居民并没有像归国人员那样接受严格、密集的体温监测、流行病学史调查和医学观察。担忧归国人员会给国内带来显著的病毒传播风险，本就是一种十分不理性的恐惧。在「有条件对所有归国人员进行检测和隔离」的前提下，是否应当限制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归国、应当限制到何种程度，便都仅仅与国内方面调度工作人员和物资接待归国人员的动员能力有关；只要确保归国人员的规模不会溢出国内方面的接待能力，调整「五个一」政策就不会给国内防疫大局带来明显的风险。更何况，归国人员本就需要为集中隔离缴纳相当的食宿费用，能够弥补国内方面相当大一部分的物资、场地开支。因此，我们诉求的核心应当是，敦促民航与卫生主管部门更多地考察国内接待归国人员的实际情况，并不断根据国内情况调整政策、在可能的范围内放开对归国的限制。然而我们目睹的现实却是，「五个一」政策从三月份开始事实上执行至今的两个月内，不仅没有随着国内整体防疫局势的好转而调整和放宽，反而更进一步地被延长到整个暑假之后的十月份。我们不禁要发出疑问：既然宣传部门早已宣布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防疫的工作重心仅为防范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为什么对海外人员归国的限制却没有因国内形势的好转而调整一分一毫，反而愈发收紧了？为什么民航主管部门能够如此有先见之明地预见到整个暑期的防疫局势，而认为接下来三四个月内的国内形势都不可能允许对「五个一」政策做出调整？因此，我们需要对「五个一」政策、连同杯水车薪的包机政策的制定逻辑进行考察：为什么归国人员的规模仍然被严格限制着，哪怕这并不会有效贡献于国内的防疫大局？仍然在被严格限制
在之前的某篇文章中，作者使用了官员问责性的缺失、即各级主管部门逃避责任和规避风险的倾向，来解释疫情初期国内官僚体制出现的种种问题；但现在，这一逻辑似乎只能解释部分地区在接待和隔离归国人员时出现的乱象，而无法适用于「五个一」与包机政策，因为后者产生的压力集中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卫生主管部门，决定以上政策的民航局并不用直接为地方的风险负责。这时，我们目光应该聚焦于在作为有关部门的民航局做出这些决定的过程中、政治与经济考量间的交叉性：限制归国人员的直接目的是防止输入性病例，而衍生的机票和包机价格水涨船高则使国内航空公司盈利，这两点目的都同时举有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考量。为什么防止输入性病例如此重要，以至于为了归国人员带来的微小传播风险便可以断定他们会对国内形势造成重大影响、以至于值得牺牲海外同胞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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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源自于复工的需求。疫情爆发之初，冒着感染风险仍然坚持工作的一位打工者说出了事情的本质：感染了病毒只有百分之二的可能会死，但不工作、没饭吃却百分之百会死。输入性病例的传染风险乃至于二次爆发，在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款项物资和医疗资源都已相对充足（并有余力支援全世界）的情况下，并不见得会带来显著的公共卫生风险，但却一定会对复工复产造成影响。各级政府担忧在本辖区内的新增病例会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新增病例可能导致地方主管官员被撤职已经被先前的新闻证实——因而在面对哪怕十分有限的传播风险时，都会倾向于保守地选择中断复工复产和社会的再开放，而让本地重新回到人人紧绷神经的高压状态，因为工厂和商业不开工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官员本身的生活、但新增病例却一定会撼动 ta 的位置。注意，我并不是在做价值判断（即，我并没有在说这是坏的或者错误的），而只是在描述一个客观且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过程。基于对这种体系运行逻辑的理解，主权者即便清楚有限地调整、放开归国人员限制不会带来显著的公共卫生风险，却一定会给复工复产这另一条完全不容出错的大方针带来麻烦：因为在全国范围内，复工复产受阻便一定会影响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者的生存、而这即便不会在短时间内威胁个别官员的职位，但经济问题却一定会动摇整个国家的根基。单向的问责制又意味着，海外公民是能够被选择牺牲的，因为国家对海外公民的保护缺失、引发民怨，并不会直接通过选举、公共监督等渠道给主政官员带来后果。如此一来，哪怕冒着使海外公民心灰意冷、在网络上导致巨大舆论事件的风险，在国内形势日益好转的当下，主权者也仍不得不严格管控归国人员的规模。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无论是正常放出的机票还是包机，机票价格都已经上涨到了离谱的程度？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倘若国家和相关主管部门有意这样做，仅受几个航司、若干大机票中间商和数十条航线影响的机票价格，必定远比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都参与到生产、各级政府机关与医疗部门和广大群众与社会团体都参与到购买的口罩和药品的价格，要容易控制得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何民航局选择了放任航司和中间商哄抬机票价格？在搜索引擎上输入「航司 亏损」的关键词，这个问题的答案便已经显现了。在全球疫情扩散、航司运营收入本就骤减的背景下，即便广大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群体归国仍为国内各大航空公司提供了稳定的刚性需求，但基于上文所述的原因，主管部门又不得不控制归国人员的规模，航空公司最终仍然不得不承担需求急剧下降导致的损失。然而正如某些人所言，「在中国，航空公司和航线具有政治属性（他们原本这么说是为了论证航司由于政治原因，不会肆意抬价敛财）」，航司的持续、巨大亏损一旦演变为资金链断裂等更严重的经济后果，其政治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但是，全国范围内国民经济问题愈发显著，财政也不得不顶着通货膨胀的风险以刺激经济的当下，具有政治属性的航司同样无法指望上级拨款帮助它们挺过难关。因此，一来二去，默许航司和中间商抬高机票价格、并使航司的「政治任务」提供包机也同样有利可图，也就成了最实惠、但又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从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群体处榨取机票的巨额利润哪怕无法扭转亏损、但也能给航空公司渡过难关带来巨大帮助——笔者个人时常关注的若干条国内同欧美的航线，单程票价格的涨幅大都达到十倍以上；而那些看似便宜、但需要转机许多次的航程，不仅需要在世界各地间折腾数十小时、本就会导致乘客身体虚弱而增加病毒风险，更经常需要乘客拥有相关国家的签证或其他手续，而对大多数归国人员来说并非可行的选项。于是，归国同胞们在购买机票时也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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