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逝世四周年：她留给我们哪些翻译经验？

2016年的今天，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于北京逝世，享年105岁。杨绛先生曾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微博截图）

杨绛先生的外语造诣极高。她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曾经翻译过多部著名的作品，除了翻译西班牙语的《唐吉坷德》外，杨绛先生还翻译了《吉尔·布拉斯》（法国文学名著）、《小癞子》、《斐多》、《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等等著名作品。

英语和法语流利的杨绛在中国翻译界有着一定的建树。除了英法两国语言，杨绛翻译的《唐吉坷德》（西班牙语-中文）是至今最受热捧的版本。

杨绛先生曾在2002年写过一篇文章《翻译的技巧》，其中杨绛先生总结的几个翻译技巧值得我们后辈借鉴：

翻译包括以下几道工序。 

翻译总挨着原文的一句一句翻，但原文一句，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

原文冗长的复句，可以包含主句、分句、形容词组、副词组等等。按汉文语法，一个句子里容纳不下许多分句和词组。如果必定要按原著一句还它一句，就达不出原文的意义；所以断句是免不了的。

可是如果断句不当，或断成的一句句排列次序不当，译文还是达不出原文的意义。怎样断句，怎么组合（即排列）断成的一句句，没有一定的规律，不过还是有个方法，也有个原则。 

方法是分清这一句里的主句、分句、以及各种词组；并认明以上各部分的从属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把原句断成几句，重新组合。不论原句多么曲折繁复，读懂了，总分得清。好比九连环，一环扣一环，可是能套上就能解开。 

原则是突出主句，并衬托出各部分之间的从属关系。主句没有固定的位置，可在前，可在后，可在中间，甚至也可切断。从属的各分句、各词组都要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使这一组重新组合的断句，读起来和原文的那一句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同样的说法。在组合这些断句的工序里，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好比拼七巧板，原是正方形，可改成长方形，但重拼时不能减少一块或增添一块板。

译文是按原文一句挨一句翻的，成章好像算不上一道工序。因为原句分断后，这组短句在翻译得过程里，已经力求上下连贯，前后呼应，并传出原句的语气声调。

可是句内各部分的次序已有颠倒，译者连缀成章的不是原文的一句句，而是原文句子里或前或后或中间的部分。因此连缀成章不仅要注意重新组合的短句是否连贯，还需注意上一段和下一段是否连贯，每一主句的意义是否明显等等。

尤需注意的是原文第一句里的短句，不能混入原文第二句；原文第二句内的短句，不能混入原文第一句。原文的每一句是一个单位，和上句下句严格圈断。因为邻近的短句如果相混，会走失原文的语气和语意。通读全部译文时，必须对照原文。如果文理不顺，只能在原文每一句的内部作文字上的调正和妥洽。 

把译成的句子连起来，即使句句通顺，有时也难免重叠呆滞的毛病。如果原文并不重叠呆滞，那就是连缀笨拙的缘故了。

西文语法和汉文语法繁简各有不同。例如西文常用关系代词，汉文不用关系代词，但另有方法免去代词。西文语法，常用“因为”、“所以”来表达因果关系。汉文只需把句子一倒，因果关系就很分明。 

翻译同一语系的文字，常有危险误用字面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字，所谓“靠不住的朋友”（Les faux amis）。英国某首相夫人告诉一位法国朋友：“我丈夫带了好多文件开内阁会议去了。”可是她的法文却说成：“我丈夫带了好多手纸上厕所去了。”英文和法文的“小房间”（cabinet）字面相同而所指不同，是不可靠的朋友；而“纸”由上下文的联系，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在西文文字和汉文之间没有这种危险。

可是同一语系的文字相近，找到对当的字比较容易。汉语和西方语系的文字相去很远，而汉文的词汇又非常丰富，如果译者不能掌握，那些文字只陌生地躲在远处，不听使唤。译者虽然了解原文的意义，表达原意所需要的文字不能招之即来，就格格不吐，说不成话。

英汉、法汉、西汉语等字典里的汉语诠释，当然可以帮忙，不过上下文不同，用字也就不同，有时字典上的字也并不适用。

所以译者需储有大量词汇：通俗的、典雅的、说理的、叙述的、形容的等等，供他随意运用。译者如果词汇贫乏，即使精通西方语文，也不能把原文的意思，如原作那样表达出来。 

选字有许多特殊的困难。 

一个概念的名字概括许多意思，而一般人对这个概念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为一个概念定名就很困难，严复《天演论》译例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便是定下名目，附上原文，往往还需加注说明。

没有等同事物的字，三国时释之谦翻译佛经时所谓“名物不同”，压根儿无法翻译。

有的译者采用音译，附上原文，加注说明。这就等于不翻译，只加注解释。

有的采用相似的字而加注说明。双关语很难音义兼顾。便是挖空心思，也只靠偶然巧合，还不免带几分勉强。一般只能顾全更重要的一头。 

翻专门术语，需了解那门专业所指的意思，不能按字面敷衍，尽管翻译的不是讲那门专业的著作，而只在小说里偶尔提到。 

有特殊解释的字，只能参考各专家的注释。以上所举的种种特殊困难，各有特殊的解决法；译者最不易调度的，确实普通文字。

我词汇贫乏，恰当的字往往不能一想就来，需一换再换，才找到比较恰当的。

译者少不了为本国读者做注解，原版编者的注释对译者有用，对阅读译本的读者未必同样合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风土习惯各有不同，译者需为本国读者着想，为他们做注。

试举一例。《小癞子》里的小癞子自称“托美思河上的小癞子”。他说只因为他是在托美思河上的磨房里出生的，所以他名正言顺地是托美思河上的小癞子。“河上”的“上”字，原文是“en”，只能译“河上”或“河中”、“河里”，不能译作“河边”。可是一个人怎能在河上或河里出生呢？除非在船上。这里就需要注解了。从前西班牙的磨房借用水力推磨，磨房浮系在水上的激流中（参看《唐吉诃德》第二部第二十九章），磨房浮在水上。 

我翻译的《吉尔.布拉斯》里，有医家相争一节，我曾因为做这一个注，读了整整一小本古医书。我得明白他们相争的道理，才能用上适当的语言。 

又如原文里兄弟、姊妹、叔、伯、舅、姨、甥、侄等名称，不像我国各有分别，而译文里有时不变含糊，这倒不必用注解，可是也得费工夫查究分辨。读者往往看不到译者这些方面下的功夫。不过花了功夫，增添常识，也是译者的意外收获。

有些汉语常用的四字句如“风和日暖”、“理直气壮”等。这类词儿因为用熟了，多少带些固定性，应用的时候就得小心。

因为翻译西方文字的时候，往往只有一半适用，另一半改掉又不合适，用商也不合适。

例如我的译文曾用“和风朗日”，而原文只有空气，没有风，因此改为“天气晴和”。又例如我国常用语是“理直气壮”，而原文却是“理直义正”。我用了这四字又嫌生硬，改为“合乎正义公道。” 

由此联想到成语的翻译。汉文和西方成语如果只有半句相似，当然不能移用；即使意义完全相同，表达的方式不同也不该移用。因为成语带有本土风味。保持不同的说法，可以保持异国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