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黄阳华：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三次范式转换——兼论构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经济学

作者简介

黄阳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梳理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三次范式转换，比较“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结构范式、“政府失灵—市场机制”新古典范式和“创新失灵—国家体系”演化范式在理论与政策方面的继承与分野，分析了各种范式对我国不同发展时期的影响。我国已经进入了中上等收入阶段，加快构建创新型国家，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以创新为内核的演化发展经济学，将对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结构范式；新古典范式；演化范式；高质量发展

根据2019年10月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截至2015年，全球仍有10％ 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而在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近年来贫困人口不降反升。如果扣除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全球其他地区的贫困问题将更为严重，长期困扰人类的发展问题远未得到彻底解决。作为专门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分支，发展经济学滥觞于二战末期，指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失灵，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面临阻碍，需要施以国家计划和结构性产业政策加以矫正才能实现经济起飞。20世纪70年代后，不仅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评价体系的转向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而且占据了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微观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设具有普适性，不存在穷国富国的差别，批评结构范式关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的观点缺乏依据，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不仅没有矫正市场机制，反而阻碍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因而在发展领域重提自由主义。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加速上升的现实，演化发展经济学创造性地将熊彼特创新理论运用于发展研究，提出按照经济活动质量的高低重新定义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政策体系，开启了全球化进入创新时代的发展研究新范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以工业化为发展的主线，同时在不同发展时期受到了同时代发展经济学主导范式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农业国资本积累不足和技术全面落后的现实，加上国际封锁的外部环境，我国通过国家计划和内部积累，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站起来”。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结构范式高度一致。改革开放后，我国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成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和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实现了从“站起来” 到 “富起来” 的转变。这一过程充满了结构范式与新古典范式的交叉、融合。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工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以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安全。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演化范式以创新和赶超理论为内核，既夯实了结构范式的微观基础，又弥补了新古典范式对创新研究的不足，将在我国从“富起来” 向 “强起来” 的跨越中不断发挥理论优势和现实指导意义。

余文先分三节梳理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三次范式转换的历程，提炼并比较各范式的核心观点。最后在回顾结构范式和新古典范式对我国发展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演化范式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

一、结构范式：“黄金时代”与“扶持之手消亡史”

按照流行的划分法，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活跃于20世纪50—70年代中期。从经济思想的来源看，他们主要受到当时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战时英国和苏联等国实行经济计划的成功经验，二是美国罗斯福反危机“新政” 和英国依 “贝佛里奇报告” 建立福利国家，三是凯恩斯经济学为政府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学说普遍认为发展是个结构变迁过程，以区别于以价格机制和市场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因而被称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本文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范式。

（一） 结构范式的兴起

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罗森斯坦－罗丹之问”，被视为结构范式的“创世纪”。该文的时代背景是，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2.25亿剩余农业人口，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针对如何有效利用这部分闲置的劳动力，政策研究界出现了移民模式和工业化模式的争论。移民模式主张推动劳动力向资本流动，即将东欧和东南欧的剩余农业人口移民至工业化水平更高的西欧地区。工业化模式则主张推动资本向劳动力流动，即利用西欧的资本投资工业化水平较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大规模移民会在安置区带来诸多治理问题，而工业化模式既利用了剩余农业人口，又避免了移民安置问题，因而更具合理性。当时工业化模式主要有二：一是封闭的苏联模式，特点是有计划地优先发展重工业，抑制消费，独立自主；二是开放的国际分工模式，特点是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轻度抑制消费，充分利用外资。罗森斯坦－罗丹总体上倾向于国际分工模式，同时认为苏联模式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更具效率。对此，他利用斯密—杨格定理提出了“大推动” 理论。

斯密在 《国富论》中以制针厂为例说明分工是国民财富的源泉，罗森斯坦－罗丹以制鞋厂为例说明产业外部经济对发展的关键作用。假如有2万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鞋厂做工，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将提高，不仅会消费更多的鞋子、拉动鞋厂的销量，还对公共产品和住房等产生需求。推而广之，如将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一定的产业组合当中，生产出琳琅满目的产品供工人消费，可以充分吸纳工人的工资，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产出、就业和消费。这一极简的示例却蕴含了重要的发展理念：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构建互补的产业结构，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将创造出新的市场总需求，拉动总产出扩张，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更高水平的均衡，如此往复可实现经济起飞。罗森斯坦－罗丹进一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存在思维定式，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出现巨变的形势，如果工业化完全依赖私人企业家按部就班地投资，外部经济将会十分有限，不足以推动经济起飞。反之，如果政府大规模地投资一揽子产业项目，有望将全社会的外部经济内部化，更快地实现经济起飞。

归纳起来，罗森斯坦－罗丹的工业化理论有三个核心观点，即 “市场失灵、资本积累、大推动”。一是把马歇尔和杨格等人中微观层面的外部经济概念运用于宏观发展研究，认为大规模工业化不仅是要提高单个企业的利润，而是要刺激产业间分工所形成的外部经济推动经济发展。但外部经济存在市场失灵，有必要通过政府的“扶持之手” 加以干预、协调、矫正。二是有效激发外部经济需要进行大规模、高强度、长周期的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底子薄”，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的困扰，因此工业化的实践问题是如何借助国家投资或者利用国际投资加速资本积累。三是由于技术的原因，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有强有弱，发展中国家应将稀缺的资本优先配置于投资乘数大的“基干产业”和公共设施建设，实现更快速的工业化。这三个核心观点构成了结构范式的内核。

（二） 结构范式的 “黄金时代”

沿着罗森斯坦－罗丹开启的“市场失灵、资本积累、大推动” 范式，战后三十年形成了一大批深化研究的文献，推动结构范式步入“黄金时代”。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献在三个核心观点上存在共识，但在诸多问题上求同存异，因而难以形成一个紧密的学派。所幸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大多数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我们可按如下三个关键研究问题对结构范式作梳理。

第一，在理论上寻找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陷阱的原因和起飞条件。一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结构僵化的问题，导致供给侧存在低收入—低储蓄—低投资—资本缺口—低生产率的循环，需求侧存在低收入—需求不足—市场狭小—低投资的循环，两个循环叠加成了“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或“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莱宾斯坦临界最小努力”，等等。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传统部门因忙于 “糊口” 而没有剩余，不具备资本积累能力，高效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虽然创造利润，但过于弱小而不够形成足够的储蓄和投资。罗斯托从需求方因素（收入、偏好） 与供给方因素（新技术、新产业） 两方面，提出了一个一般化的经济起飞理论。总之，结构范式认为是结构制约了发展，因而 “调结构” 与 “促发展” 的内涵是相通的。

第二，在发展政策上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政府的 “扶持之手” 加速工业化。结构范式总体上寄希望于 “大推动” 工业化打破发展陷阱或二元结构，但在路径选择上是均衡增长还是非均衡增长方面存有分歧。如上所述，罗森斯坦－罗丹等人认为外部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动能，因而主张通过中央计划促进各部门均衡发展。张培刚认为农业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在农业国推进工业化应重视农业部门的协调发展。刘易斯反对将二元经济结构简化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对立，提出农业活动也可以是高效率的，工业活动也有低效率的，政府优先发展现代部门的政策不应受产业形态所限。赫希曼则认为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产业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不同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同，应采取非均衡增长模式。在当时条件下，狭义的工业化是发展制造业，实践中政府的“扶持之手”常表现为产业结构政策，这为后来旷日持久的产业政策争议埋下了伏笔。

第三，在全球治理上探讨世界非均衡发展问题的根源和全球发展议程。在理论上，将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两部门调整为“南方”和“北方”，很容易得到国际二元结构模型。当然，更具代表性的是“普雷比什—辛格”假说，认为旧全球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初级产品出口，发达国家专业化于工业制成品出口，因初级产品的生产率进步低于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中心—外围”的世界体 系结构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因此，结构范式普遍质疑以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和国际发展机构应该以更高生产效率为导向，采取“以工业化为其首要目标” 的赶超模式。格申克隆根据一些国家的赶超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开启了后进发展的研究进程。

归纳起来，结构范式的 “黄金时代”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剩余劳动力、隐蔽性失业、结构性通货膨胀、技术不适用等结构性问题，世界体系存在“中心—外围”结构；突出国内储蓄不足或贸易逆差造成资本匮乏，抑制了经济发展；质疑发展中家能够依靠不完善的市场和价格机制自动实现发展，主张政府采取产业结构政策调整经济结构、实行计划管理和促进资本积累等，走一条内向发展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这些理论对欠发达的原因剖析，基本符合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也契合了战后许多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图富强的愿望，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范式面临多方面的理论批评和实践挑战，包括偏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偏重物质资本积累而忽视了人力资本开发，偏重政府的“扶持之手” 而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偏重内部经济而忽视了外部机遇等，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农业停滞、轻重工业失调、城乡二元固化、资源配置扭曲及缺乏微观活力等问题负有责任。不过，造成结构范式“黄金时代” 终结的主要原因，是发展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冲击。

二、新古典范式：“看不见的手”“复兴”与理论分岔

本节先从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评价体系转变的视角，说明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范式面临的困境，再比较新古典范式与结构范式的差异。同时，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分支向发展研究渗透，形成了新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发展经济学等新古典范式的“支流”。

（一）“克鲁格曼批判” 与“新古典复兴”

“罗森斯坦－罗丹之问” 发出半个世纪后，保罗·克鲁格曼在一篇纪念著名发展经济学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文章中，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设问“为什么发展经济学消失了”，提出了“克鲁格曼批判”。从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演变看，克鲁格曼认为虽然居于结构范式内核的斯密—杨格定理在逻辑上毫无瑕疵，但随着经济学研究日益数学化，结构范式的代表人物未能将直觉上的洞察转变为清晰的数理模型，固守“老套的”漫谈和非数理的文风，或许能够风动一时，甚至影响人们的信念，然而没有转化为可复制、可讲授的形式，终将难以为继。在评价体系上，20世纪70年代后主流经济学期刊不断压缩纯论述性、思想性论文，增加运用数学模型的论文。他甚至挖苦，“按照经济学主流期刊的新标准，部分结构范式的代表性论文发不出来”。克鲁格曼进一步指出，结构范式没有充分数学模型化，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模型难以处理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冲突，直到1977年D-S模型提出后才在数学建模方面取得突破。考虑到克鲁格曼早年的学术成就，是用D-S模型开创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不难理解他对结构范式未能将外部性纳入均衡模型的态度。总之，克鲁格曼认为结构范式的衰落，既非缺乏研究资助，亦非实践受挫，归根结底在于学术趋势的变化。

“克鲁格曼批判” 代表了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评价体系转变对结构范式的影响，而更主要的冲击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理论反思和新的解释。两种范式的主要区别如下。一是新古典范式注重经济发展问题的微观基础，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厂商、家户或官僚等行为人，强调个人理性与国家发展水平、部门无关。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虽穷，但对耕作了如指掌，同样是利益最大化者；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乏进取心，同样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做经营决策；个体理性也不存在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如农业）的差别。因此，新古典范式批评结构范式强调欠发达问题的特殊性有失偏颇，忽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性，否认了“结构” 的存在性。二是新古典范式注重微观价格机制，主张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应该“理顺价格”，质疑结构范式强调的“市场失灵”和以政府“扭曲价格”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三是新古典范式注重具体政策研究和评估，特别是运用不断丰富的数据，对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健康、性别和扶贫政策等影响发展的变量进行微观实证检验日益成为主流，或比结构范式采取的宏观战略和趋势分析更具政策参考。四是新古典范式还质疑国际结构模型，以东亚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成功与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挫折” 为例，批评结构范式下过度保护恶化了营商环境，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国外资源和全球市场的机会。

新古典范式在发展领域重提自由主义，以 “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 全面取代结构范式的“市场失灵、资本积累、大推动”，其极端版本便是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以十条政策主张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性调整，把长期发展置于宏观经济监管之下，弱化了发展经济学的学科独立性。

（二） 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分岔

新古典经济学内部也出现了多个分支，甚至一些以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起家的理论被新古典经济学吸收。在经济发展研究方面，新古典范式下形成了新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和实验发展经济学等影响较大的发展研究分支。

1.新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寻租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典的寻租理论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均衡和福利分析，指出由政府管制或者垄断所形成的超额利润，不仅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哈伯格三角形”），还会招致为攫取这部分资源的“寻租”“护租”活动，无益于增加社会财富，徒耗稀缺的社会资源（“塔洛克矩形”），因此寻租活动的总社会福利损失是“哈伯格三角形”和“塔洛克矩形”之和，对发展的负面影响很大。在新政治经济学看来，特许经营、贸易保护、产业结构政策、国有企业、双轨制、汇率管制等政府干预，都可能引诱利益集团投资于行贿、腐败、黑市、走私、逃税等寻租活动，拖累资本积累。如果一个社会寻租活动盛行，对生产性活动形成挤出效应，将难以形成有效的发展机制。

新政治经济学还把政府拟人化为理性的微观个体，重点研究了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从英法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对寻租成本的影响，解释两国重商主义体系存废与工业革命爆发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制度下社会精英在生产性活动（如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分布结构，导致“好的”或“坏的”发展均衡；利益集团面临可能导致社会资源再配置的新技术时，是接纳还是抵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等。近年来，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关于增长的制度主义解释，代表了该分支的研究前沿。

2.新发展经济学

1986年，信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以“信息范式”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新理论基础。信息范式来自于早期他对分成租佃制的分析。农业生产容易受到外部环境风险的影响，且地主不能掌握佃农耕作的全部信息，存在激励与分摊风险之间的两难。在分成租佃制下，虽然佃农的边际收益与努力不一致，但理性的佃农可以充分利用私人信息，根据农时和环境变化做合理的作物、农技、灌溉、施肥和收割等最优决策，降低外部风险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这一制度不符合佃农的个人理性，但考虑到信息和风险等因素，该制度其实具有经济合理性，因而遍布世界各地。斯蒂格利茨从分成租佃制的经济合理性中获得启发，提出即使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理性假设成立，也会因为信息成本造成市场失灵。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仅有个人理性假设不一定保证帕累托最优，也需要研究发展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些制度和组织（如分成租佃制）看似低效率，但实际上反而更具效率。因此，在发展研究中，个体理性之外还要考虑信息成本对市场效率的影响。按照斯蒂格利茨的说法，基于信息范式的新发展经济学适用于分析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鉴于信息经济学已被新古典经济学吸收，此处仍将新发展经济学作为新古典范式的一个分支。

在发展理念和政策方面，新发展经济学倾向于中间道路。一方面，新发展经济学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不过是个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过于狭隘，“一刀切”的政策在实践中经常失灵，给苏联和拉美国家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新发展经济学转而主张用多目标、多工具的“后华盛顿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认为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的补充，而且几乎在所有成功国家的发展中政府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人力资本开发和技术转移等推动知识与学习等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另一方面，新发展经济学对结构范式所推崇的产业政策提出警告，认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思维模式和社会制度变迁，嵌入其中的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都面临信息和激励等问题，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帕累托改善，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政府拥有市场结构的足够知识，政策执行者比私人部门拥有信息优势，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有激励实施帕累托改善。总之，基于信息范式的新发展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拓展和改进，对产业政策也进行了新的解释，但本质上还是从完善市场机制的视角看待发展和政府作用，没有触及新古典范式的内核。

3.新结构经济学

按照林毅夫的解释，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 “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核心观点包括：在特定发展水平上，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是给定的，要素相对价格反映了要素稀缺程度；经济发展导致禀赋结构变动，那么由要素相对价格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空间结构、金融结构、制度结构、周期结构、开放结构、就业结构及配套基础设施也会随之而变；在实现与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相匹配的最终目标之前，产业和基础设施升级存在多个过渡性目标，由各个发展水平决定；在给定发展水平上，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机制，但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新知识和新基础设施存在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和补偿外部性方面发挥作用。

在范式转换的视角下，新结构经济学试图在结构范式和新古典范式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不仅体现在其名称上，更体现在其折中主义的理论框架上。在嫁接结构范式的一端，新结构经济学延续了结构范式把经济发展视为一个结构变迁过程的传统，体现为新结构经济学把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联动作为其理论基石，注重从结构变动中推动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继承了结构范式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分析不同发展水平下结构调整的特定性；新结构经济学吸纳了结构范式关于外部经济的分析，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促进作用。在嫁接新古典范式的一端，新结构经济学比结构范式更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把相对价格的变动作为分析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联动的基本工具，主张顺应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调整一国的产业结构，接纳了新古典范式关于通过“理顺价格” 的发展思想；新结构经济学把顺应相对价格调整产业结构的分析延伸至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主张一国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明显偏向于新古典范式。在政策方面，新结构经济学也采取折中主义：一是将新古典经济学政策体系（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的目标从抑制经济周期调整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即“超越凯恩斯主义”）；二是将一个国家特定发展阶段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政府根据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的特点推出“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帮助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解决外部性问题，加速形成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的“架桥”也面临一些争议，例如，批评“旧”结构范式的新古典范式（如新政治经济学），依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升级和“有为政府”持怀疑态度；质疑（静态） 比较优势理论的结构范式及演化范式，照样怀疑新结构经济学的按要素相对价格调整产业结构能够实现赶超；实证主义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对价格变动存在内生性。这些都是新结构经济学进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4.实验发展经济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微观分析工具和方法的发展，在2019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杜弗洛等人的推动下，微观实证主义在发展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他们主张按照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稳健性革命”，对扶贫政策的设计加以因果机制检验，以更好地理解贫困人群的经济与心理的复杂性，对扶贫项目成败做出更好的解释，不断改善政策的效果。为了更为一致地验证通行发展措施（如基础教育、医疗保健、小额信贷和女性平权等）的实际效果，研究者采取小规模局部试验方法（随机控制试验RCT或随机实地试验RFE），在受控的环境下检验特定处理（政策）与发展目标之间的影响机制，有助于理解扶贫问题和改善发展政策。当然，实验发展经济学也面临批评，但为其他发展范式提供了微观行为参考。

（三） 对新古典范式的评述

20世纪70年代后“新古典复兴”潮流席卷了经济发展研究。然而，不论理论从哪个方向切入，落脚点无外乎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发达国家方面，战后高速发展“黄金时代”的结束，1973—1975年结构性危机和“滞胀”，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失灵”等，引发了对政府干预的质疑和批评。里根—撒切尔主义推行供给管理、私有化、去管制、减税、金融自由化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示范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一些国家（和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过度的政府计划、干预和管制造成激励扭曲、寻租泛滥、结构失衡和财政债务危机等“政府失灵” 现象，证明结构范式推崇的“看得见的手” 不是“灵丹妙药”，不仅不能替代市场“看不见的手”，甚至可能成为“掠夺之手”。这些反思对新古典范式的全球性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结构范式代表人物陆续从国际发展机构隐退，新古典范式代表性经济学家取而代之，也对发展研究范式的转换起到了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在“东亚模式” 的影响下，发展范式的争论聚焦于产业政策，并延续至今。近年来，我国产业政策的争议基本上是过去争议的“翻版”，甚至在诸多情况下是新古典范式内部不同分支的辩论。

总体而言，新古典范式强调价格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依赖个人理性、信息对称、极低交易成本、无技术进步等严格假设，即便新古典范式内部也不断出现挑战者，更不用说现实世界中诸多偏离理想状态的情况。可以说，新古典范式是通过严格的假设回避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扭曲的问题，而不是真正解决了现实中制约发展的各类结构性问题，在特定情况下对具体政策的指导意义甚至不如现实问题导向的结构范式。因此，在关于发展范式和产业政策的讨论中，新古典范式常得理不得势；而结构范式得势却不占理，在政策部门的实际影响力不容小觑。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古典范式对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信息与激励的研究、重视政策效果的实证评估对推动产业政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关于市场经济制度与激发微观活力的理念，对我国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发展是为了实现快速减少绝对贫困，而结构范式和新古典范式在减贫领域亦有“映射”。目前，全球减贫项目按照两条路线展开。一是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贫困陷阱”，指出贫困人口、国家缺乏长期增长所需的资本和公共设施，应该整合各方各类扶贫资源实施“大推动” 项目最大化激发外溢效应，如联合国“千禧村项目” （MVP）。二是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陷阱”，包括市场不开放、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及腐败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提出最有效的减贫方式是建立足够好的治理，这样才能有效发挥减贫政策的预期效果。显而易见的是，两种减贫路线分别对应着结构范式和新古典范式。

三、演化范式：继承与创新

发展经济学已经经历了横跨半世纪的两次范式转型，但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探索并没有终止。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全球发展和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此起彼伏，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全球发展的引擎，这些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发展问题的新思考。除了结构范式和新古典范式旷日持久的争议，更大的进展来自于第三种范式。近年来兴起的演化发展经济学，以熊彼特经济学对结构范式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提出的熊彼特租金比新古典范式的李嘉图租金更能体现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强调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比按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更符合全球竞争新格局，已经独立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

（一） 以创新重构经济发展机制

正如演化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埃里克·赖纳特指出的，国民经济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产业结构构成，每个产业都有一个最小有效规模，因而存在一个社会的最小有效规模。新知识、新分工（职业）的涌现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通过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效应提高了其他行业的生产率，工资水平也相应提高，带动了内需扩张，意味着更广泛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激发更高的投资和技术升级，不断突破社会最小有效规模，推动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由于演化范式把知识和分工纳入到经济发展研究当中，与知识紧密相关的技术创新在演化范式中占据关键地位。技术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技术前沿是“无边界的”，持续的技术进步将推动经济发展不断向前，故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其他范式把技术作为外生的或者难解因素的“黑箱” 都不足以把握经济发展的本质；二是技术前沿是“不平衡推进的”，某些领域的技术突飞猛进，而在某些领域却长期停滞，由此形成了以技术结构为核心的国际、国内多重结构；三是技术进步具有外溢效应，当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一致时存在“搭便车” 和创新失灵现象，政府要甄别出具有更强创新能力的产业，并提供相应的创新基础设施加以促进；四是就国际发展而言，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国家越富，反之则相反，国富国穷不在于“先天”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或地理的差异，而在于“后天”创新能力差异。

毋庸多言，演化范式继承了结构范式关于外部经济和报酬递增机制的理论传统，强调要从产业层面探求经济发展的机制。有所不同的是，结构范式关注资本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新结构经济学关注要素禀赋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而演化范式强调技术创新与需求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在此方面，演化范式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后报酬递增研究的成果，系统地将创新的初始条件、选择、正反馈、路径依赖和多重均衡等理论应用于经济发展研究，较之结构范式在报酬递增机制的解释上更为严谨。在某种程度上，演化范式是“创新版” 的结构范式。

在继承的同时，演化范式引入了创新租金的概念，形成了系统的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机制性解释，超越了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古典范式。在理论上，演化范式把租金分成“李嘉图租金”和“熊彼特租金”两种基本类型。李嘉图租金源于他的地租理论。李嘉图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当耕作良田不足以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劣田被用于粮食种植，导致农产品生产的劳动量和交换价值上涨，产自良田的农产品所获的超额利润即为地租。李嘉图地租是因土地稀缺性所形成的资源租，是由自然所决定的，租金大小与资源禀赋正相关。熊彼特租金源于他的创新理论。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是“执行新的组合”，“较之原先的组合更为有利，在此种情况下，总的收入将肯定大于总的成本”，所得利润即为企业家创新的“租金”。这种租金是暂时性的，当大量模仿型企业进入后，市场供给大增，创新企业的垄断利润消失时，创新租金也将被耗散殆尽。熊彼特租金与创新和产业组织变动密切相关，与资源禀赋无必然联系。

简言之，熊彼特租金是企业家创新营造进入壁垒而得到的超额利润，与李嘉图租金通过自然资源获利有本质差异。这种差异是演化范式与新古典范式的关键差异所在：新古典范式是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给定技术条件、要素禀赋下李嘉图租金是有上限的，新古典范式孜孜以求的帕累托最优不过是最大限度地攫取李嘉图租金；而演化范式是关于资源创造的理论，依靠永无止境的创新实现给定资源的组合方式，可以利用熊彼特租金打破静态均衡，推动经济发展不断向前。通过两种租金的区分，可以看到，基于李嘉图租金的新古典范式即要素投入驱动发展模式，而基于熊彼特租金的演化范式即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二） 以 “经济活动质量” 重新定义结构

针对现实中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发展差异，演化范式还研究了技术进步收益的两种分配方式与全球发展的关系。一种是古典方式，指技术进步提高了产品性价比，消费者获得同样商品的支出更少，或者花费同样的支出购得更多产品，技术进步的收益被全世界范围内所有消费者分享。另一种方式是共谋方式，指一国技术进步的收益不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分配，而是以企业家创新的超额利润、工人的高工资和政府高税收的方式留在创新国内部，对一国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共谋方式的经典案例是福特公司的“T型车”，今日之典型便是苹果公司iPhone手机。可见，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真正决定一国发展质量的是技术进步的收益分配是古典方式还是共谋方式。这又引出了不同技术类型对经济发展作用差异的问题。

图1 经济活动的质量指数

如按技术进步的分配方式对技术进步进行分类，技术进步可分为古典型技术进步和共谋型技术进步。古典型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生产工艺环节，仅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而不改变产品的特性，常见的形式是通过生产线改造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这种技术进步不会改变企业组织和市场结构，但会引起产品市场价格的下降。当前我国正处于“机器换人” 的阶段，企业大量采用从事简单重复动作的第一代机器人，逐渐替换掉原本由人工从事的工作。这当然是一种技术进步，但更准确地讲是古典型技术进步，企业被动地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应对工资快速上升对产品成本的负面影响，谋求价格竞争的优势。这种技术进步较易为其他竞争对手所模仿，对产业和国家竞争力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共谋型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产品创新环节，推动了企业组织方式和产业结构变化，通常伴随着较高的进入壁垒，难以被其他企业所模仿，能够确保企业依靠技术竞争而非价格竞争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譬如，特斯拉汽车的技术进步不在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超级工厂”——这是其他传统汽车制造商已经达到或者通过技改就能够实现的——在于对汽车架构的重新定义，以及由此带来的汽车售前售后服务、消费者驾驶体验方面的创新。共谋型技术进步能够对其他经济活动产生系统性作用，包括创新型企业向员工支付更高工资意味着内需的扩大，更高的税收意味着政府在关系到长期经济发展的创新基础设施供给方面具有更强的投资能力，如投资公立研发机构、科技和商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开发等。

总之，演化范式通过划分技术进步收益分配方式的不同类型，提出共谋型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熊彼特租金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重要，是高质量的经济活动。在演化范式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含义是推动共谋型技术进步。

（三） 演化范式下的国际发展

按照上述分析，如果一国主要从事共谋型技术创新活动，而另一国家仅从事古典型技术进步活动或不从事技术创新，那么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将会不断扩大。这也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进步加速、从事技术创新的国家增多，但国家之间发展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演化范式将这种技术因素所引起的不均衡发展称为“熊彼特欠发达理论”，尤其适合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发展问题。

第一，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新古典范式，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仅是李嘉图租金，即便成功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也会被“锁定” 于低质量经济活动。一旦资源要素红利耗尽，发展中国家便失去了发展动能，或陷于贫困陷阱（如一些非洲国家），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关键，是通过发展高质量的经济活动谋求熊彼特租金，参与国际分工的条件是确保在开放中更有效地通过技术学习促动共谋型技术进步。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也是熊彼特租金最为重要的来源。如果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出现工业化停滞甚至“去工业化” 的结果，那么应该调整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甚至拒绝这种国际分工模式。

第二，熊彼特租金来自于具有高进入壁垒的创新活动，而由于知识具有默会性，必须通过自主的技术学习才能充分掌握。发展中国家通过单纯依靠引进技术，或者接受国际机构提供的技术援助支持，获得的仅是给定技术下的生产能力，并不能获得适应和引领技术变化的技术能力，难以控制技术标准、技术格式、技术平台等关键技术基础设施，即使实现了技术进步也是古典型技术进步，也难以获取发展所必须的熊彼特租金。因此，相比于新古典范式把技术作为外生因素或可在国际间充分交易的“商品”，演化范式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着重加强创新能力建设，调动官、产、学、研、用、金等创新利益相关方在创新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为持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注入新动能。

第三，技术演化可分为不同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技术创新空间、科学知识、动态优势和市场潜力，因而技术机会和技术赶超的空间也有差异。发展中国家要特别重视在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早期阶段进入，才能获得熊彼特租金。一旦产业进入成熟阶段，技术赶超机会窗口将会收窄。因此，演化范式强调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提高一国和产业应对重大技术变革的适应能力，及早进入高质量的经济活动，尤其是要在技术经济范式转变时抓住赶超的机会窗口。

综上，我们可以将演化范式的内核归纳为“创新租金、技术能力、国家体系”，即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造和占有熊彼特租金，发展中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于创新体系失灵造成技术能力积累不足，应该实施以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不仅来自于理论洞见，还来自于演化范式从产业政策史中研究总结出的成功赶超的经验。

图2 发展经济学三种范式的比较

比较地看，演化范式与结构范式存在较深的学术联系，而又比结构范式更为重视技术能力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的决定性作用，在政策上将追求规模和速度的产业结构政策调整为追求创新租金和发展质量。演化范式认为新古典范式建立在静态的李嘉图租金基础之上，即便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对长期发展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如果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李嘉图租金所构建的制度限制了熊彼特租金的创造，那将是得不偿失的。总之，演化范式是三种范式中的创新驱动发展范式，在创新重要性日益提高和全球创新竞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将不断得以展现。

四、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经济学

战后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三次范式转换，从主张市场失灵和政府直接推动工业化的结构范式，到主张政府失灵和恢复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新古典范式，再到主张创新失灵和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化范式。三次范式转型不仅对我们全面认识新中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还对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

（一） 发展范式与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

新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这一成就与我国在各个发展阶段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借鉴合意的发展范式紧密相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进行了发展体制的全面调整，包括：实施了一系列财政、商业、货币等新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农村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半封建性质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小农经济形态；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效控制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失灵。这些政策和制度为加速资本积累、有计划地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经济与制度条件。从“一五” 计划开始，我国提出“大工业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任务，通过从苏联等国引进一系列发展重点工业项目所需的技术、资本和人才，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抑制消费等多种方式加速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国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在一个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我国的发展与结构范式的“市场失灵、资本积累、大推动”高度一致。

改革开放后，结构范式对我国发展的影响得以延续。一是我国继续深入推动工业化，利用产业结构政策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推动经济增长，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以实现人口红利，同时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使我国建成世界上门类最为齐全的产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二是从结构范式衍生出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工业化进程评估，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结构范式的日本产业政策亦对我国产业政策思路、实践和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和长远的影响。同时，在我国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新古典范式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有益启发。一方面，我国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不断改革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通过分权改革、加强市场建设、推动技术创新、升级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等举措，在“市场失灵” 的领域不断改进政府作用，使中国保持长期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我国不断规范市场秩序，统一市场规则，促进市场竞争，建立健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各类市场，充分发挥价格、利率、税率、汇率等各种工具的作用，有效消除信息不对称和限制利益集团寻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些改革充分吸收了新古典范式对结构范式的批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仍然要长期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同时，我们正迎来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面对“两个没有变”“历史性交汇期” 及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等战略判断，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的战略选择，经济学界出现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呼吁。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约每隔10年至15年，我国都出现推动发展经济学新发展的声音，且本土意识、自主意识、问题意识不断增强，但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要求将“创新驱动” 和“高质量” 作为贯穿其中的主线，以区别过往的、舶来的发展经济学，更好服务新时代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二） 演化范式与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命题

发展经济学三次范式转换的研究表明，演化范式强调以创新为发展动力，以提高经济活动质量作为发展手段，更契合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此处根据我国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演化范式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三个命题。

命题一：以熊彼特租金定义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该命题要回答的是如何认识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指代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有鉴于工业化是我国长期发展最基本的特征，推动高质量的工业化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应然之事。过去我国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制造业比农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大幅提高制造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提高我国经济速度的着力点。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全产业门类，制造业规模巨大，无论是产业间还是产业内的规模增长都已经难以为继，产业结构红利也在萎缩。对此，结构范式预测我国制造业增长已经过了“峰值”，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退二进三”。新古典范式则将给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作为高质量的度量，不能全面反映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演化范式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思路。在演化范式看来，过去我国工业化追求的李嘉图租金，传统工业化面临的瓶颈本质上是要素禀赋所蕴含的李嘉图租金耗尽。如果以创造熊彼特租金重新定义高质量发展，那么创新驱动的工业化是一个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即使我国完成了以规模度量的工业化，在以质量度量的工业化方面还有巨大发展潜力，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未来我国高质量发展不是“去工业化”或“过早去工业化”，而是要跳出以产业门类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惯例”，转向实施以创新为内涵的产业政策，通过完善创新基础设施和环境，着力解决制造业原始创新能力不够、部分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提升制造业技术进步对提升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的支撑作用，特别是通过推动制造业的智能化带动国民经济体系的智能化。

命题二：以技术能力作为熊彼特租金的基础

该命题要回答的是如何创造熊彼特租金。熊彼特租金驱动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断积累选择、获取、生产和应用技术知识的能力。对于如何积累技术能力，我国一直存在引进创新和自主创新的争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中美经贸斗争在深层次上是科技竞争，科技“脱钩” 的风险使得这一争议日益尖锐。在新古典范式下，引进创新和自主创新的选择取决于二者的相对成本收益：技术创新成本高、风险高，我国应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通过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低成本、低风险地加速技术变迁，谋求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并最终收敛到发达经济。而在演化范式下，两种手段的选择不在于经济计算，而在于如何更有效地促进技术能力的积累。以积累技术能力为目标，引进创新与自主创新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技术能力建设的手段，二者并非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我国高铁在独立研发阶段积累的人才和本土技术能力，是快速吸收消化引进技术的基础；引进国外成熟制造技术又可为提升本土高铁技术能力、构建产品开发平台和培育本土产业链奠定基础。我国是在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立足自主创新，同时善于利用引进技术提高自主创新效率，实现高效率的技术赶超。

命题三：技术能力的积累依赖于构建高标准创新体系

该命题要回答的是如何提高技术能力。积累技术能力要通过技术学习，而技术学习的效率依赖于相应的制度安排。这要求我国从过去以最大限度攫取李嘉图租金为目标的发展体制，向最大限度创造熊彼特租金的高质量发展体制转型。为此，要通过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解决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扩散中的创新失灵问题，在基础制度层面统筹创新型国家建设、工业强国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推动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型，最大限度发挥公共科技资源的引领作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促进各类创新主体良性互动。特别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带来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要在具有高进入壁垒、高附加值的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协同推进核心要素、基础设施、先导产业和产业组织变革等。这不仅要求传统产业在工业基础能力方面“补课”，提升已有经济活动的质量，也要求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进程中掌握数字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如人工智能、5G网络、云计算、区块链等）的核心能力，创造高质量的经济活动。

自“罗森斯坦－罗丹之问” 提出近80年来，经济发展思想灿若星河。可以预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有关经济发展机制、政府与市场关系、全球发展治理等基本问题的争议还将继续下去。限于篇幅，本文仅对部分代表性文献进行了梳理比较，在广度和深度上难免存在疏漏。希望本文提出的面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命题，能够为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带来一定启发。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