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名字

原创嘉人嘉人

6月底、7月初拍摄3位影视幕后的女性创作人时（因为疫情反复，最终没能去到香港拍摄林二汶，由本人提供了照片），上海、重庆都已进入梅雨季节，站在上海老弄堂里影棚的门口、重庆老旧街区公寓的29层天台，脚底都是雨水刚冲洗过的痕迹。拍摄停歇的当口和几位聊天，话题的最后总是会回到，重新坐进电影院的日子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来——即便是离电影最近的人，她们也无从知晓这个回归的日期，都在猜，在等。只能等。

等待的日子里她们都没闲着。

2019年底《南方车站的聚会》之后，制片人沈暘的“聚会”似乎就没停过，每天依旧被各种线上、线下会议填满，都是关于接下来的电影。“都挺难的。”聊天时这句话说出之后，大家都沉默了好一会儿，而后猜测着，“快了吧，应该就快了。”其他的安慰再说不出口。

疫情期间电影院没有电影上映，作为在幕后为电影创作音乐的人，林二汶一直在思考“除了尝试满足心中一股热情，还可以为社会做点什么。”于是包揽词曲写了一首《爱在人间》，歌里唱道“伤心后总有明白的一天，请你记得还有爱在人间，只要你相信，你愿意相信就看见。”林二汶觉得“全球一起面对同一个问题，我倒觉得这种感觉很united。”既然控制不了，不如接受现实的任何一种可能性，把焦虑的时间留给自己去做内心真正想做的事，这样才不算虚度。

余静萍掌镜的《彷徨之刃》也已经在重庆开拍近一个月了，重庆一直下雨，拍摄的时间一直在调整，见到彼此时已经是7月3号的晚上，在剧组所住公寓的29楼天台，她穿着T恤、牛仔裤和夹脚拖鞋赶来，担心我们等太久，导演叫吃饭她没去。前期沟通拍摄时她回复过来几乎都在凌晨，刚收工的时间。这样的忙碌要再持续一个月，甚至更久。

作为电视剧编剧，疫情来临似乎对秦雯没有太大的改变，反而有更多时间可以安静地工作了。但正在操作的电视剧《流金岁月》的拍摄依旧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她也少了去电影院观影的乐趣。她其实更担心的是朋友中那些电影工作者，他们的焦虑可想而知。“希望他们能够安然度过这个困难时期，希望早日看到影院开放，人流回归。”

被隔离的这个夏天，或许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名义去思考、回忆、怀念很多过去日常生活里未曾缺席的东西——这些东西被我们“误以为”会长久存在，一直陪伴。它一如这期封面人物周迅口中的与父母相伴的时光，也一如今天暂时远离我们的影视剧。但感谢她们——沈暘，林二汶，余静萍，秦雯，让我们离影视回归更近了一些，也请以2020年夏天的名字，记住她们。

沈暘：潜行

独立制片人、策展人

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和《南方车站的聚会》，毕赣的《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有章明的《冥王星时刻》、李霄峰的《少女哪吒》、张秉坚的《东北偏北》。这些电影大多在国际电影节上收获佳绩，受到影迷喜爱。沈暘在其中，或是担任监制，或是担任制片人。

要识别这些电影，她成为这背后很重要的一个标签。

在电影背后

沈暘是独立制片人，过去在上海文广集团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上海国际电影节业务副总监，负责电影节的很多项目筹划。因为电影，大家很自然地会为她的工作增添一种滤镜。她也因此费了些口舌来为自己去魅，更理性地陈述自己。

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学的都是电影相关——电影史和电影理论。毕业之后沈暘去了上海文广集团。直到她碰到当时筹资困难的《白日焰火》，成为《白日焰火》的监制。2014年年初，《白日焰火》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

“作为一个国际电影节的主办者，要带着影片去参加另一个电影节”——这不符合她对自己的职业要求。在这个时候，她辞了以前的工作，成为了独立制片人。

在沈暘身上有一种反差。电影公开活动中，她有时候会和主创一起公开露面，从她的眼神、选择的服装以及整个人的状态就能看出她作为制片人的坚韧和立场，但一听到她讲话，她的叙述和声音意外的温柔，但又不妨碍她贴切叙述，叙述有物。

一点点拆解她个性当中的特质，你能明显感受到她就该做制片人，做那些值得拍出来的电影的制片人。

离开一个稳固的、发展很好的事业单位，去为电影创作者服务，在当时面临选择的临界点上，这是一个被动的选择，又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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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者的救赎

2020年6月，她作为艺术顾问经历了又一部电影的杀青。这部电影由双雪涛同名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改编，刁亦男监制，张骥导演，周冬雨、刘昊然主演，从故事基础到演员阵容都备受期待。因为突发疫情，《平原上的摩西》的制作经历延期、重启，终于在春末夏初拍完，这成为沈暘最近的感动。

她试着描述这种感动是因为什么“：在剧组，大家的目标特别一致。每一个人都特别纯粹、可爱。尽管电影的上映时间不确定，但电影的拍摄周期是明确的。这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大家短暂地在这里相聚，虽然短暂，但又可能因为一部影片永远地黏合在一起。”

《白日焰火》之后，沈暘和刁亦男导演保持了持续的合作。不仅是他们，曾经参与电影的演员们与主创们也不断地回到电影中继续与他们合作。沈暘像是黏合剂，在她参与的其他导演的电影里，也能看到演员和主创间的互相串场和连接。这种黏合不仅限于电影字幕里能出现名字的主创，还有剧组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她反对剧组里的三六九等。事实上，那常常是默认的状况，剧组像是小社会，而且因为离名利太近，等级观念越发明显。对此她是反感的“：我一直对制片部门说，一个好的剧组，一部好的电影，一定是从尊重每一位工作人员开始的，大家都是平等的，这点我特别感谢老刁（刁亦男）。我们俩在这方面特别一致。”

比如最基本的住宿，有些剧组会给导演、制片人、演员、主创订不同等级的酒店。但在她这里，除了需要保护演员的造型和隐私而特殊安排酒店，导演、主创、制片都跟剧组所有工作人员同吃同住，这样还有利于创作上的讨论。拍摄期间逢年过节要发礼物，每个人都一样，不会漏掉任何一个岗位的工作人员。

这造就了一种真切而具体的相处方式。以至于《南方车站的聚会》拍完以后真的就像是一场聚会，大家都有很深厚的情感。包括主演胡歌——“老胡跟电影里演飞车党的那些非职业演员的关系也处得特别好，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彼此开诚布公，有着非常舒畅的沟通。”

她所经历的几个电影剧组的工作人员经常会告诉她，他们在“这个组”的感觉和在别的组不一样。沈暘知道这句话的意义，他们受到了尊重。

在2018年4月底《南方车站的聚会》开机的时候，几乎是前后两天，沈暘先后收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和《冥王星时刻》入围戛纳的消息。按理说这应该是更让人激动的时刻，但她反而心里感到很平静。

这是属于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工作高光时刻的定义。沈暘说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每部电影的设定都是必须要成功的，当别人兴致勃勃地谈论美好的结局，沈暘总是等待着另一只靴子掉下来。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这是她为自己创造的诙谐口号。“电影是必须要成功的。”这样的设定注定成为一场救赎。在她身上，事情具有了一种宗教感。“你必须是非常坚韧的。你得有责任感。你必须能够面对一切困难。”这是她对一位制片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的定义。“像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救赎。你在做的是你自己所必须承受的。某种意义上你就是在完成一种责任。”

在通用的价值里潜行

离开电影节工作的最初两年，每到上海电影节举办前的5月份，她还是会惊醒。评委名单、论坛嘉宾、活动主题等，总是害怕有什么任务没有完成或徒生意外。这种心情成为一种生理记忆。

从工作类型上看，电影节的工作和独立制片人的工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她也认同这种判断，两种工作“都是在特定的时长里完成一个规定的任务。通过媒体曝光，任务被置于公众的眼皮底下。就在这么一段时间里头，去考验你的坚韧和应变能力。”

在成为独立制片人之后，她遇到过电影要开机了，投资人跑了，自己却要面对剧组里所有人的状况。这种像噩梦一样的场景真实出现过。艺术电影的难处比商业电影更甚，所以聊到给予她很多电影帮助的上海、聊到投资人，沈暘打心底里感激。

对沈暘来说，工作的意义就是“不断发现更高的坐标，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进阶的过程。”这个意义的标尺是通用的。在她看来，做电影节是做平台，做项目是做终端。而她鼓励团队时总说：“好的独立制片做到一定程度，就是应该把自己变成一个平台。”有一天，也许沈暘会离开电影，去做其他的事业。

比如她一直喜欢的公益事业。比起电影，它离名利更远，更简单。在沈暘的尺度里，事实上，这些工作都可能是同一件事。而简单，纯粹，这才能让事情做成，让事情产生意义。

什么驱使她去迎接电影制作过程中的阵痛？这是一个难以描述清楚的问题。意义的标尺是重要的驱使，纯粹的状态可能也是一种驱使，偶然地或是必然地去做了电影。接受了这个任务，于是就沉下心来——潜行。

正如沈暘说的，“潜伏的潜，行进的行。有这样的心态，你才能真正成就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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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什么样的人能成为你真正的朋友？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信任别人，甚至信任陌生人的人，有时候往往见过一面，见对方是性情中人，就不太会设任何防备。当然教训也一直不断，但是屡败屡战。信任仍然是我觉得跟人相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一个制片人应该具备的，你必须放开、甚至放下自己。

M.C.：你觉得一个人的长成最重要的知识摄取是什么？

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特别发达的时代。成为“知道分子”已经不重要了。我还是认为我们今天聊到的文学和哲学是特别重要的养分。在我的认知体系里，哲学是认知世界的一种方法和通路。文学是对哲学这种认知经验的拓展，它是认知的一种能力体现，它们两者是一种互文关系，同时也是互相推进的。

M.C.：你对上海有非常特殊的感情吗？觉得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每次长途飞行落地，总是感慨上海是最好的城市。这种好，不仅因为这里有你成长的背景，还因为这个城市有种自知力和优雅的更新能力。为什么说优雅，因为很多变革往往伴随粗糙甚至野蛮，但上海这二十年的更新更多是一种自觉且自律轨迹上的更新，因此姿态是优雅的。

M.C.：你是影迷吗？

电影对我其实没有那么深的吸引力。相对于电影我更喜欢文学、美术和音乐。这些都是你完完全全可以跟它们独处的。某种程度上，好莱坞的电影或者美国的独立电影跟美国的文学有很多一脉相承的地方。但美国电影又远没有美国小说那么宽广。我经常推荐电影创作者去看美国、英国的当代小说。它们既是现实的投射，创作者又跟现实景观保持着距离。但现在更多人沉迷于媒介呈现出来的景观社会。真正好的创作者跟景观社会是保持距离的，他们能在嘈杂的环境下用创作抵抗日常的平庸、在创作中爆发生命力。

余静萍：隐身在镜头背后的人

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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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6日，举办了39届的香港金像奖第一次取消了颁奖典礼，在线上揭晓奖项。电影《少年的你》的主创们分布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挤在一个微信群里等待尔冬升宣布结果。揭晓最佳摄影奖的时刻，余静萍正赶往下一个工作会。看到制片人许月珍在群里喊自己，余静萍知道，应该是了。

当天晚上，她和台北公司的同事一起吃了顿饭，算是庆祝。许月珍执意为这顿饭埋了单。除此之外，余静萍没有在社交网络发表任何获奖宣言，也不知道几时能将奖杯拿到手。外界对于奖项、名利的猜想，在她这里都似乎消了音。

采访里，余静萍反复强调：“得奖只是幸运，对我如何看待电影真的没有任何改变。”

如果说得奖为她带来了什么，那大概是，在下一份工作中，不用向其他人过多介绍自己。6月，她来到重庆，进入电影《彷徨之刃》剧组。“包括王景春老师在内，刚碰面，他们好像都已经认识我了。”

在电影圈，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余静萍为“小鱼姐”，并戏称她有“隐身术”，常常让演员忘了镜头的存在。因为“金像奖第一位获奖的女性摄影师”的头衔，这个常年隐身在镜头后的人被媒体揪了出来。

这次的拍摄在重庆进行，距离《少年的你》里小北的家不远。余静萍穿着夹脚拖鞋、T恤和牛仔裤，抱住29层天台上两米多高的钢筋脚架，说自己其实很幼稚，不知道那些人怎么信任让她掌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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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第一次震撼教育

余静萍第一次与电影短兵相接是源于区雪儿导演的电影《明明》。2004年，区雪儿导演筹备新片，正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摄影师。一次在林嘉欣家吃饭，一张余静萍拍摄的出游的照片吸引了区雪儿。区雪儿一个电话打给余静萍，要她第二天就坐飞机去香港与剧组开会。

那时候的余静萍，是台湾小有名气的平面摄影师，也和其他导演合作过MV、广告和实验短片，但从未掌镜过电影。“我记得区雪儿导演大概给我讲了一下故事和想法，我问她说，你不害怕吗？我都没拍过电影。她就说她不担心，对影片有热忱最重要。”作为考核，区雪儿导演的造型指导Thomas问了余静萍三个问题：身体好不好？怕不怕苦？可不可以拍一些自己家的照片给她看？

回到台北的家里，余静萍开始拍照，却发现这个熟悉的空间让自己犹豫不已。“我在想到底拍我家的全景，还是我喜欢的角落？我大概一个星期都睡不着觉，认真在想到底要拍什么样的东西给她看。”直到这时，余静萍才明白了区雪儿这个看似“无厘头”要求背后的深意“：她想要看我如何看待我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从小看香港电影长大，余静萍对香港电影有很多憧憬，在当时的亚洲地区，香港电影工业算得上是最专业的。《明明》的演员包括周迅、吴彦祖，都是业已成名的明星。“现在想来，我接下这份工作，真的是有一种愚蠢的胆量。”

电影在七八月的上海拍摄，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每天余静萍的衣服都被汗水完全浸透。收工回去洗澡，她眼看着自己越来越瘦，也在心下感叹“何苦”。但这段经历给余静萍带来的收获远大于辛劳。“对我来说，《明明》是一次震撼教育。”

一场酒吧的戏，余静萍选择了ARRIArriflex535胶片摄影机拍摄。酒吧很小，现场时间非常紧张，打灯后立刻开拍。机器的线非常多，扛着摄影机移动镜头的余静萍正担心线会被勾住，突然发现一双手轻轻拨开了线。是女主角周迅，她一面在镜头里哭，一面用拍不到的那只手拨开了那条线。

另一次在上海外白渡桥拍夜景。香港团队的工作时间很长，当时余静萍已经忙到焦头烂额。打灯的时候，她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不用打太亮”。转身问助理，刚才是谁在说话，助理告诉她，是周迅。“这件事让我发现，好的演员不仅会将她这部分事情做好，还会看到整个剧组的工作状态。”

摄影师是小偷

从某种程度上，这段与演员的相处和沟通经历也塑造了余静萍后来的工作方法。电影《少年的你》开机前，余静萍花了一个月时间与导演、编剧一起讨论剧本。“技术方面其实一开始就定调了，反而针对剧本我们讨论了很久。我们都希望不用通常的方式去拍‘年轻’这件事。”

《少年的你》让余静萍也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电影里，陈念和小北夜晚披着床单去路上吓人的桥段，正是余静萍本人高中时的亲身经历。

她从小在一个平凡的台湾家庭长大，大学时进社团学摄影，他的父亲很抗拒，将“女孩子干吗学摄影”挂在嘴上。自己存了钱买了第一部相机，毕业后一门心思靠摄影吃饭，更让父亲发了很大的脾气。余静萍记得当时的父亲脸涨得通红，有点吓人，而她则哭得很厉害。她觉得和父母讲不通，写了一封信给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骑着摩托车要去上班，妈妈悄悄塞了钱给她，叮嘱她一定要记得吃午饭。上班的路上，余静萍又哭了一路。

在摄影界，女性似乎一直是少数派，但余静萍却觉得，撇开体力上的限制，摄影非常适合女性。“因为摄影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要懂得观察，懂得将心比心。”

余静萍在镜头前会发怵，因此对被拍摄者格外有同理心。早年拍摄杂志，拍完后林心如对她说，觉得她不像摄影师，更像心理医生。后来和模特琦琦一起去巴黎拍摄，路过一个桥墩，余静萍觉得景很好看，就让琦琦站上去摆pose。拉琦琦一把的时候，余静萍发现她全身发抖。“我当时就有点后悔，觉得自己要不要这么狠。”

进入电影行当，余静萍成为了在拍摄现场离演员最近的人。她与周冬雨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第一次合作。一场安生去七月家吃饭的夜戏，捧着一碗雪梨汤，周冬雨的身体一直在前后晃动。摄影大助犯了难，问余静萍焦点是不是要跟着动。余静萍不确定这是不是周冬雨的有意设计，偷偷跑去问周冬雨。“我问她你是不是身上长虫？为什么你一直晃。”她本想开个玩笑，理解周冬雨在想什么，没想到周冬雨突然问她，“老余，你是不喜欢我这种演法吗？”那一瞬间余静萍有点被当头棒喝的感觉。她反问自己，如果因为技术的原因，限制了演员的发挥，这样对吗？想通了这一点，余静萍跟大助说不用担心。她调整了拍摄方案，加上滑轨，从而让画面变得流畅了。

“拍电影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就是，很多时候，获得的都在预先想象之外。”因而余静萍形容，在片场，摄影师是小偷，要从演员身上“偷东西”。

“老余，为什么你都不累？”

到了《少年的你》，余静萍和周冬雨已经是第三次合作。周冬雨哭不出来的时候会望向余静萍，让她跟自己说几句话。余静萍便将自己的人生倾囊掏出，将所有困顿、踌躇和离别的情绪都分享给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

有一天，结束了满满一天的拍摄，周冬雨在现场抱怨，“老余，为什么你都不累？你累了我们就可以收工。”余静萍回答她，最累的是想要的东西却拍不到。

踏入电影圈十余年，余静萍的作品不多，一年顶多接两部片，保证有充足的时间为电影做功课。和许月珍、曾国祥约好一起拍《少年的你》，老友林书宇的《夕雾花园》也找到她。余静萍很喜欢这个剧本，但算来算去，两部电影的档期“咬”得太紧，只能忍痛推却。

《少年的你》筹备之初，曾国祥和余静萍就决定采用几乎贯通全片的手持，配合大光圈镜头。大光圈的浅景深带来一种不确定感，像少年对未来的迷惘，也让跟焦变得格外困难。拍摄到一半，摄影大助沮丧地找到余静萍，“他说，余姐，我好像达不到你的要求，你要不要另外找人。”余静萍安慰他，有困难大家一起去克服。

助手说她在片场工作节奏极快，一刻都不能等。朋友则形容她的性格“拖泥带水”，觉得她大可以像老派香港片场的摄影师那样，态度强硬，说一不二。但余静萍觉得这不是她的工作风格。“我在片场也不是脾气特别好的摄影师，但我会多去听听大家的意见，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为什么没有办法达到我的要求，这是我的性格。”

她的家人则总是埋怨她，工作上太拼。如今余静萍回到家里，家人还是要碎碎念一番，风吹日晒太辛苦，摄像机把背压得更驼了，末了还是落到那句“女孩子干吗学摄影”上。但在余静萍听来，这句话似乎成为了父母爱意的专属表达。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下“不想在年轻时不去尝试真正喜欢的事”，如今，把喜欢的事坚持了二十多年，虽然父母从未正式和余静萍说过，但他们常偷偷和亲戚朋友说，他们为她而骄傲。

秦雯：故事工匠

电视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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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小说《流金岁月》改编电视剧，新丽传媒再次找到了秦雯。4年前，秦雯接手改编《我的前半生》，以亦舒的小说为种子，把故事移至上海，让故事里的罗子君、唐晶、贺涵走进了人们的生活里。

《我的前半生》被热议的时候，正是IP、流量、年轻化被热捧的时候。《我的前半生》生生靠着稳稳的收视率把剧里的好几位“老演员”都给带“红”了。但关注和骂声会一起来，随着故事结局的到来，人物间的遗憾触怒了一大波观众指着秦雯骂，很多娱乐自媒体账号也进来掺和，表现出来的态度常常是“我还没看《我的前半生》，但我听了这里面有小三，我就要骂。”

《流金岁月》的项目启动后，新丽传媒的老总曹华益找到秦雯问她想不想改编《流金岁月》。秦雯的反应是：“别改了，改了个前半生都被骂死了。”曹华益跟她说：“你都被人骂了，要是退避，那就是白被骂了，不如趁热打铁再来一个。”秦雯想想觉得对，《流金岁月》本身故事很好，应该撇开情绪左右，于是接下了这部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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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点半到十一点半

秦雯喜欢《流金岁月》这部小说，一对挚友，人事沧桑，患难与共。当初张曼玉和钟楚红主演的电影版《流金岁月》，一张朱锁锁和蒋南孙的剧照流传了30年。女孩间情比金坚的友情会让人感到岁月从来没有流逝。

除了都是亦舒的原著改编之外，《我的前半生》和《流金岁月》都是双女主。而且，秦雯觉得《流金岁月》的改编基础比《我的前半生》更好，它的故事性更多，反转也更强。秦雯感到有把握，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好了现在的剧本。

从中戏毕业十多年，秦雯已经写了很多有名的电视剧，但她避免参加不必要的社交，没有自己的公司，也没有参与其他创业，只是租了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前期采访自己做，剧本也是自己一个人写。“时间花在哪里，其实是看得到，藏不住的。”当其他人一路扩张的时候，她选择了做减法。疫情期间，秦雯依旧是安静写戏，“相对而言，疫情对编剧的影响比较小。”

因为这种投入，秦雯剧本作品的脉络对照着她自己生活的各个阶段，无意之中印照出她自己生命的印记。

《我的前半生》讲述女主在挫折之后的逆袭，其实也是她自己接受自己，建立自信的过程。《流金岁月》是两个女性在友情当中的成长，也是她自己的成长。

在《我的前半生》和《流金岁月》之前，秦雯和新丽传媒、导演沈严还合作过《辣妈正传》。那个时候正好是她自己生小孩的时候。“你以为生孩子就是生了一个孩子？其实不是，生活会完全改变。”需要打碎了重新去建构，参与《辣妈正传》也成为了秦雯自己的重建。

秦雯写的戏有一个共同点。戏里的女性一直在情感上贯穿着一种勇敢。“拿得起，放得下。”不仅是女性，她希望男男女女都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拥有功利心之外的情感，有情有义，勇敢、积极，而且独立、自由。听起来就像是她一直喜欢的武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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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雯生长在上海，刚刚有闭路电视的时候，电视上会连着放4集香港武侠片。七点半放比较精良的那种，九点半放制作稍微差一点的。秦雯一边做作业一边看，从七点半一直看到十一点半。还有武侠小说，秦雯的爷爷和爸爸都喜欢武侠小说，小时候在家里能看见的书基本都是武侠小说。

武侠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遥远的？古代的？都不是，秦雯说：“武侠的世界是理想主义的世界。”就像《我的前半生》里从容不迫的贺涵、诀别向前的罗子君，还有珍贵而强大的唐晶。他们都是理想主义的，他们的行为细节是真实的、落地的。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里，你很难真的去找到这样的人。

某种意义上，她的都市爱情剧就是像武侠片一样的都市爱情剧。有人会觉得秦雯是在写很现实主义的题材。事实上，她笔下的故事与其说是倾向于现实主义，不如说是浪漫主义。而“偏向现实主义的作品，像早年的《中国式离婚》，以及后来的《虎妈猫爸》，它更多是对社会问题、人生困境的探讨，像生活的外科医生，需要清醒，冷静的分析者心态。”秦雯说她就不是一个那么冷静的人。

过去追剧的时候，秦雯总是想看到希望，看到好的结局，看到自己向往的生活。现在，她也会想象，自己的观众也会像是那时候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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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变成有钱一点的薛珍珠

2001年，秦雯参加了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有了前两届的热度，参赛人数在这一年飙升。拿了一等奖后，复旦大学招生办联系到她，只要高考分数达到投档要求就可以录取到文史哲基地班。但与此同时，她又收到了中戏的文考通知单。成绩出来以后，秦雯的分数超出当年复旦录取分数线二三十分，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中戏。

秦雯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大家庭里长大，没有人在人生路上帮到她什么，但也没有人很严厉地管着她。她受益于这样的“野蛮生长”。

小时候看琼瑶、看武侠，废寝忘食。长大了之后，她也并不喜欢看太闷的东西，在中戏被老师逼着看欧洲电影，两三个小时的时长，一个又一个长镜头，秦雯受不了。

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她总是观影情绪消解得很快的那个人，出来买杯咖啡，之前的情绪波动就抛诸脑后。写剧本也是一样，有的编剧写了一个剧本，觉得自己的情绪长久地萦绕在故事里。秦雯写完的感受只有一个：终于写完了，可以写下一部了。

秦雯说她其实还挺想成为《我的前半生》里罗子君的妈妈薛珍珠。敢爱敢恨，直率、单纯，不用顾忌太多，有什么说什么。但她想变成有钱一点的薛珍珠，没有钱的话会非常辛苦，会为生活奔波。她希望在物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像薛珍珠一样活着。

其实现在的秦雯就有点像薛珍珠。秦雯的微信头像是一幅笔触狂野的肖像画。一张像白苹果一样的脸配上三倍于头大的毛剌剌的爆炸头。秦雯真的做过这样的发型，她自己觉得很喜欢，但别人看起来总是一副不好惹的样子。这个微信头像的图画是秦雯一个朋友发给她的，朋友觉得像她。因为大家都觉得秦雯是编剧当中比较暴躁的一个人，暴躁源于直接，总是有话直说，并愿意为自己的一切后果负责。

拿得起，也要放得下

写《辣妈正传》的时候，秦雯已经毕业近十年，她说她是在写了这部剧之后才明白一个故事的大纲事实上应该怎么写。细节的把握从刚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就会，但对故事结构的把握需要慢慢学会。就好像造房子，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地造房子，量变产生质变，突然之间就让你觉得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再去造下一栋房子的时候，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自己知道你已经不一样了。

秦雯尊重所有埋着头执着于手上工作的人，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5年、10年、一生，就做一件事。就像在敦煌修壁画的那些人，可能这件事你一生都做不完。即使没有结果，即使很孤独，即使这样还能心无旁骛地去做，秦雯就觉得很了不起。

我们在问到秦雯对自己在工作上的愿望时，她的回答也变得特别简单——“我希望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做。”

其实，在如今影视行业的语境里，这是不通用的目标。秦雯说：“最奢侈的就是一个项目等到做完，两三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其他的事情。这才能让你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结束了再去做下一个。”

她希望她和团队的工作能够让大家看到有工匠心的电视剧，让那些追逐资本的人看到，也让观众看到我们国内还有人在做这样的东西，而且这么做是可以做出很好并且受欢迎的电视剧的。当然，有名气的作品越多，会让这样的愿望变得更难。因为成名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来找你，有的制作很大，有的报酬很高。秦雯说：“你肯定会犹豫的，本来就不是家财万贯的，也不曾体验过位高权重，任何人都会动摇的，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就得想一想我之前讲到的，你要拿得起、放得下，这就是你要放下的时候了。你要知道你给自己预定的目标是什么。”

秦雯说，因为身边总有值得尊重的朋友和师长，在重要的时候提醒她，让她能够一直记得自己的目标。她知道她犹豫过，但是最终，她还是没有偏离自己原来的轨道，自己想要的轨道。

林二汶：你愿意相信就看见

歌手，电影原创音乐人

疫情期间没有电影上映，作为在幕后为电影创作音乐的人，林二汶却并没有闲下来，因为她常常在思考“除了尝试满足心中一股热情，还可以为社会做点什么。”于是包揽词曲写了一首《爱在人间》，低吟浅唱“伤心后总有明白的一天，请你记得还有爱在人间，只要你相信，你愿意相信就看见。”正如她自己对这首歌的描述，“如缘分，在我们人生的每个瞬间流动，避无可避，也愿能及时拥抱。”

为故事错综复杂的关系谱上旋律

在这个全球几乎无差别受到疫情影响的春天，往年星光熠熠闪耀香江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取消了实体颁奖典礼，39年来，第一次只用10分钟时间就颁完了全部的19个奖项。

当代表金像奖董事局的尔冬升，通过网络直播宣布林二汶获得了本届“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时，得奖者本人其实并没有在电脑前盯着播放器心跳加速，而是忙着跟朋友一起给老年人派发口罩，希望弱势群体在面对疫情时也能做好防护：“我还是在忙乱中接到电话，才知道得奖了。”

不是不激动，只是反而百感交集，要沉静下来，才能对自己说出一段不需要观众的获奖感言：“在最值得庆贺的时候，原来最大的喜乐来自于自己还是在踏踏实实做好自己作为一个人该做好的事。这样，大概是对生命中值得庆贺的事情最大的尊重与感恩。”

这一刻，距离她第一次为电影创作原创音乐整整10年，距离她作为音乐人推出第一张唱片也已经有20年。不知不觉之间，时间早就成了最亲密的导师，让她学会慢慢来，一切急不得——好像林二汶的音乐之路，一直都是这样不疾不徐地展开的。

2000年跟随哥哥林一峰推出唱片，随后在比赛中结识卢凯彤组成at17，从此便顺理成章地在创作歌手这条路上一步一步前进……组合和个人的专辑一张接一张地推出从未停滞，也为杨千嬅、叶倩文这样的天后级歌手写过不少粤语佳作，但从出道到现在，林二汶正好赶上华语乐坛集体式微——一直有人在唱歌，却很难再诞生icon级别的传奇。

这样的萧条，对歌迷当然是莫大的损失，曾经被金曲惯坏了耳朵的人不得不一遍一遍循环着90年代的老唱片。可是反过来想想，这对个人也许正是难得的修行契机，不再发梦一夜爆红，大浪淘沙，才更凸显留下来的人是有多想做音乐。

林二汶就是这样一个“留下来”的人。也正是因为时代馈赠了一些不用赶通告的闲适时刻，她才有心力和精力去探索比个人音乐更丰富的创作边界，比如为电影创作原声音乐。

“当时监制和导演找到我，我就大胆答应了。”林二汶第一次为电影创作原声音乐，是2010年时由麦曦茵导演、陈伟霆和钟欣潼主演的《前度》。“我还记得我为故事错综复杂的数段关系谱上旋律，一边做一边删减，结果出来的歌曲居然也足够推出电影原声大碟。”虽然现在回忆起来，她自己将这段尝试形容为“初生之犊不畏虎，多任性的决定。”但其实直到电影上映了好几年之后，还有观众特地到豆瓣这部电影的页面上去讨论“当镜头里出现晃动的白色窗帘时，背景钢琴曲听了特别有感觉。”

在成为音乐人的十年之后，林二汶就这样又成为了电影音乐人。

需要决定什么地方应该留白

来源的创作方式，我觉得这个比流行曲容易多了。”

每次为电影创作原声音乐，都好像是先一遍一遍旁观每一种分工的创作者对同一幅图景勾勒出的不同层次，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完成音乐这个部分的责任——对电影来说，配乐就像一幅画上的阴影，不显眼，但决定着这个作品的气质和氛围。

“我首先会看剧本，看看整个故事的气质为何。继而我会问故事创作者对于音乐的想法，然后我会根据导演的取态做第一判断。接着我会了解演员的气质，因为演员的气质直接影响观众对故事的投入度，然后最重要的是剪辑师为电影决定的节奏。了解这些一切之后，我会找到最适合的配器，音乐线条，然后我会再筛选可以带领观众的元素。整套配乐完成之后，我会再做删减。”

哪怕到现在创作电影音乐已经轻车熟路，林二汶依旧将自己定义成“非常严谨的紧张大师”，甚至比她为自己写歌时所坚持的“因应作品所需去小心经营和大胆尝试”还要再多考虑一层，那便是“流行曲某种程度上需要展现自我，而电影配乐不能够有自我。”

即便是作为观众看别人的电影，她也会拿同样的标准来检验配乐：“比如李安导演的《断背山》，音乐透明但充满质感；《职业特工队》或《007之金手指》的配乐却犹如角色一样鲜明；Jennifer Lawrence主演的《妈妈》甚至完全没有配乐。我觉得以上提出的作品都是非常好的电影配乐作品，所以配乐的好与不好，只视乎电影故事的气质和气氛，为电影的最好而在音乐上做最准确的判断，就是配乐师该做的事。”

在谈及电影音乐的创作时，林二汶反复提起的一个词是“删减”——她不缺灵感，反而要控制自己别沉溺于泛滥的灵感。“比如《金都》，留白的位置非常多，要是我有一丁点自我在当中，将很多自己喜欢的音乐加插其中，我就对不起这个故事。”对白、角色与空间气氛之间，好像存在着跟荷尔蒙一样神秘又微妙的关系，“所以我很多时候是需要决定哪一个地方需要音乐，什么地方应该留白。”

当音乐成为电影音乐，一切音符都因故事而生，“电影音乐是用乐器制造气氛，帮助观众一起进入故事和角色带出的情绪。”而创造气氛的林二汶，则像个隐身的魔术师，竭尽一切可能让自己不被看见，甚至也不一定让音乐被看见，留下的却是一个一切都恰到好处的梦境。甚至对林二汶来说，为电影创作音乐成了一个享受的过程：“电影配乐是充满灵感

这是欣赏电影的好时光

“我从来都觉得，观众接受作品那一刻开始，就是这个创作的生命正式开始，如何演绎，这是观众的乐趣，我只负责前半部分，后面的就交给观众了。”

最近几年有句话很流行，“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但林二汶却从来没感觉自己遭遇过什么误读，或许是因为她界定得清楚，只保留下属于自己的“前半部分”；又或许是她并没太过被创作者这层身份所束缚，哪怕是电影行业受环境所限举步维艰，她也还有“广告旁白、电视主持、歌手”这些不同身份让她能在不同领域去进行不同类别的创作，没空去钻任何一个行业的牛角尖，“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会好好思考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我也是一个活在地球的普通人，这样很踏实。”

“踏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现下的林二汶最好的形容之一：哪怕许多人想祈祷2020年重头来过，林二汶却觉得“全球一起面对同一个问题，我倒觉得这种感觉很united。”既然控制不了，不如接受现实的任何一种可能性，然后把别人焦虑的时间留给自己去做内心真正想做的事，这样才不算虚度。

就像疫情期间的林二汶，顾不上把原来的电影拿出来缅怀，因为“一直在追那些我没有看完的电视剧呢!”最近她的心头好，是已经演到第六季的《How to get away withmurder（逍遥法外）》，这样带有悬疑色彩的律政剧，可能跟许多人对林二汶带着文艺滤镜的想象不同，却也是她主动去探索的世界中货真价实的组成之一——她不喜欢画地为牢给自己设限，想尝试什么便径直前往。

几年之前，林二汶为百老汇影院唱过一首在电影开场前放映的“儿歌”，向观众普及要关掉手机等观影礼仪，其中反复哼唱的一句主旋律是“All we know,it's the time to enjoy the show.”——我们都知道，这是欣赏电影的好时光。坐在电影院里便全情投入，离场后也能心满意足去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而不是永远身在曹营心在汉地纠结未得到和已失去。

“我会写舞曲，因为我看见跌宕过后，一切会是繁华。”让林二汶用音乐来记录当下的世界，她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或许我们身处的世界都一样不够美好，但看过许多故事之后的林二汶，依旧选择去相信还有事情值得庆贺，就像她在歌里写的，“你愿意相信就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