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记者黄芷渊日前独家专访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就《香港国安法》成效、香港暴力示威事件谣言、12名港人涉“偷越国（边）境案”等问题细致答问。
《香港国安法》成效显著 欧美制裁是“政治凌驾法治”
黄芷渊：《香港国安法》实施两个多月，至今拘捕了多少人？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效如何？
邓炳强：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拘捕了超过20人与《香港国安法》有关。法例实施前后，我们留意到很多人改变了立场，譬如突然说要与暴力割席，之前可能很拥护这些人，现在说你误会我了，我不同意港独等。大体上社会平静很多，相关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例如企图以言论分裂国家，或者用武力达至一些政治目的，很明显少了。可见《香港国安法》对维护国家安全绝对有正面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单靠一条法例，就可以让社会回复平静，要很多东西配合，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市民的守法意识。
黄芷渊：美国国务院早前宣布，暂停或终止特区政府与美国政府签署的三项双边协议，包括移交逃犯协定等。这对香港警方执法有影响吗？
邓炳强：如果因为政治凌驾于法治，而决定将逃犯移交协议等终止，这是令人遗憾的。得益的只有犯罪的人，只有罪犯，在美国犯了法逃去香港，在香港犯了法逃去美国，我觉得这样，最终是法治“输”了，罪犯“赢”了。
黄芷渊：英国早前也宣布停止向香港警察等组织提供训练，这对香港警队有什么影响？
邓炳强：同样地，如果有些国家因为政治而影响一些执法机构的交流，我感觉都是可惜的。以往我们一些同事在英国接受训练，但其实训练除了我们得益外，是透过交流，让双方得益。现在暂停了，其实对我们影响很轻微，因为我们也不是集中只在英国训练，我们还有其他国家。我们自己警队也有训练，我们仍然欢迎外国参与。
黄芷渊：美国宣布对你本人实施金融制裁，你有什么回应？
邓炳强：如果因为我执行国家安全的法例而制裁我，首先对我来说，这是没有意思的。
维护国家安全，这除了是我的职责外，也是我的荣誉。如果你因为我维护国家安全，可能影响到你的利益而要制裁我，那你就制裁我，你也不会吓怕我，只会令我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更加坚定！
回顾社会事件：谣言不攻自破 检讨辨别“真假记者”
黄芷渊：你上任警务处长时曾形容，获任命是一种荣幸，理应感到高兴，但对香港当时发生的事情感到哀伤，唯有在此工作岗位继续承担。回顾这场风波，此刻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邓炳强：回想起上任初期，香港社会很混乱，当时发生了中大和理大事件，动乱、破坏、扔汽油弹、纵火、不同意见人士被打等等。经历了几个月，社会大致上恢复秩序，止暴制乱初见成效，这方面我是感到欣慰的，市民恢复了安全生活。
在这一年的社会事件中，有很多宗事件令我印象深刻、难忘，特别是看见有同袍在处理暴力示威的现场受伤。其中一名同事，执勤期间被人淋泼腐蚀性液体，导致身体严重受伤。我记得上任第一天，我去探望他，我在想怎么安慰他，他竟然倒过来安慰我，说阿Sir你不用担心，我没事，我希望尽快归队，与大家并肩作战。同袍自强不息的精神，实在令我动容。
黄芷渊：过去一年，香港社会前所未有地撕裂，甚至很多人都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所谓“事实”，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邓炳强：是的，人之常情就是眼前那刻看到什么，你就相信那刻的东西，很多人正是利用“我纯粹给你看一些焦点”， 大量地不停讲同一个讯息，希望错的都令市民觉得变真。甚至有人不断抹黑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将整件事展示给市民看，正是我们要做的事。
黄芷渊：这与警方近月采取的自行直播新安排有关吗？例如有示威活动发生时，警方在社交媒体“开多窗”进行直播，并有警员出镜“报导”现场情况？
邓炳强：对的，这是我们警方近几个月采取的新模式。因为过去我们看到，部分媒体偏颇地进行报导，对市民不公平，他们看到的只是现场事实的其中一部分，不完整，所以我们决定自己做“直播”，我认为这是对市民负责的做法。
黄芷渊：早前警方有另一新采访安排，要求“公民记者”在“橙带”封锁线外停留采访，但另外安排部分媒体进入封锁线内范围采访，这界定准则是什么？新闻自由VS执法行动，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邓炳强：警方非常尊重新闻自由，在不影响行动效率下，我们尽量协助真正从事采访的记者完成他们的工作。什么叫“真正从事采访”？
第一，他们不是参与示威等活动，只是进行报道；第二，不刻意阻碍警务人员行动；第三，不会攻击我们警员或对其造成危险。
过去一年，街头部分穿“黄背心”的人，企图让人相信他们是记者，但其实部分人参与示威行动、阻碍我们拘捕疑犯、甚或扔杂物到马路堵路、不停骂我们警务人员，甚至挑衅我们。究竟这些人是否真正从事采访工作？我不肯定。
虽然香港记者协会提出，任何人可以做“公民记者”，有权进行采访。我同意，但这些并非我们所指的从事“正常采访”。因此，我们警方采取比较小心的方法，以确保同事的安全和行动效率，以“橙色带”围封作区分。
例如，部分进行“正常采访”的记者，是否可以再走前一点？这是我们的试行先导计划，我们希望增加采访的方法，让“正常采访”记者可以更近距离进行采访，我们进一步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协助。
当然，这样的做法在社会上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检讨，如何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令一些真的“正常采访”工作的人，可以走近一些，与一些穿黄背心的“任何人记者”有一些区分。
黄芷渊：你如何评价香港现时的警民关系？
邓炳强：香港支持我们的人有很多，我们在街上执勤的时候，很多市民会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叫“阿Sir加油”！
曾经有一个80岁的婆婆，她看到我们同事很辛劳，吃饭都没有时间，蹲在街边吃饭盒，她决定去世前将她一生的积蓄捐出来，买食物给我们，这件事令我很感动，我觉得香港支持我们的人有很多。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我们有不同看法，例如抹黑我们，一些犯法的人、想犯法的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他们抹黑我们，令市民不信任我们，意图打击我们的执法能力。但这些想法是错的，事实就是事实，我们警方会尽快澄清，将事实展现给市民看，对真正的事实做全面报道，给市民看到真相。譬如，831死人谎言，又例如，新屋岭有性侵事件，这些谎言都一一被我们反驳和被事实捣破。
香港警队不能没有市民的支持，市民也不能没有警察。现在，有一部分人对我们有误解，所以首先，我们要将真相说出来，澄清不正确的消息，加强执法的透明度。例如新屋岭事件，我们邀请议员和媒体去参观，我们除了继续专业执法外，还相信时间会证明真相，市民有一天会看得到。
12名港人涉“偷越国（边）境案”属内地司法管辖范围
黄芷渊：早前12名香港人涉及“偷越国（边）境案”被内地当局截获刑拘，你在8月底见记者时说，当时还没接获内地通报相关情况，香港警方会继续跟进，现在最新情况如何？
邓炳强：是的，在我上次见记者的翌日，内地就根据两地的“通报机制协议”，通报我们拘捕了12名香港人；我们也根据通报机制，第一时间通知了涉事人士在香港的家人，也因应部分家人的要求，将他们希望得到的协助，转介香港入境处的“港人在外求助”的机制。
首先要等他们在内地，相关案件完结，例如内地要调查，调查结束后，究竟是否作出检控？如果检控后，是否有判刑？要等整个流程结束后，我们就会根据机制，可能会要求将这些人送回香港，继续在香港进行未完成的流程。因为12人在香港也涉及其他案件，包括暴动、袭警、违反《香港国安法》有关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其中一人被警方通缉，其他11人获保释，但不准离开香港。
黄芷渊：过去曾有港人因偷渡被内地截获，并被遣返香港处理，特区政府或香港警方能否提出要求内地直接将涉事的人士遣返香港？
邓炳强：首先我们要尊重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权力，如果相关人士在内地有犯案的话，必须根据内地的刑法先处理，再将他们送回香港。任何司法管辖区都要尊重另一个地方的司法管辖权。我们不能够干扰另一个司法管辖区，另一个司法管辖区同样地也不应该干扰我们的工作，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尊重。
黄芷渊：所以假设12人在内地被判入狱，是需要在内地服刑完才商讨移交香港的事宜吗？
邓炳强：是的。这是一件刑事案件，包括有人偷渡。为什么要偷渡？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有人担忧在香港犯了法要上法庭被检控要坐牢，所以要逃去内地？我不抹煞有这样的可能性。我认为，任何人做事犯法，就要被拘捕，要面对法律责任，在香港是这样，在内地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