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草母亲谈民事赔偿:为何严惩才能消解悲苦?
李心草“溺亡”已经整整一年,但她的母亲陈美莲依然愁眉不展。陈美莲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自己一直在煎熬”。同时也强调,可能永远也得不到“想要的真相”,并且谈起民事赔偿,她说“如果用钱可以把孩子买回来,那就要钱,可钱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说实话,就李心草“溺亡”前那段“2分46秒”的监控视频,对于陈美莲而言,应该是永生之痛,她面对媒体专访时直言:“我经常会想如果可以,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她的生命,她这么小,这么年轻,什么都还没做”。言外之意,“自己的女儿”还没有等来灿烂的人生,就永远地离开了她。
要知道,在可触的舆论范围内,大概也只有江秋莲(江歌的母亲)更能理解陈美莲的悲伤,毕竟她们都是中年“失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李心草和江歌的死都显得比较“诡异”,并且,就案情的发展,也都没有按照两位母亲的预期进行推动。
这导致,在很大程度上,两位母亲将长期处于愤恨之中。虽然,从理性出发“人死不能复生,得到赔偿也是实惠的选择”。但是,面对人性和公道,江秋莲和陈美莲可能永远无法理性地直面现实。因为,江歌和李心草的死,跟普通的“意外事件”还不一样,其中包含太多对人性尊严的蹂躏和碾压。这种情况下,作为逝者的母亲,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很多时候,人的心气坍塌,并不是仅靠钱可以重建的。尤其,作为受害者的至亲,如果明知道“自己人”生前遭受极大的屈辱,肯定是难以释怀心中的悲愤。于此,也就能理解,为何江秋莲和陈美莲都渴望“悲剧的推动者”得到严惩,
因为,就“至亲尊严”的维护,很多时候无关赔偿,而更关乎公共道义背后的存在感。毕竟,任何人的存在,除却必要的物质滋养,更需要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互动回响。并且,很多时候,就亲缘之间的感情,可能仅靠理性的逻辑是无法解释的,这就导致“悲苦”这种执念,永远无法找到可释怀的出口。
要知道,就“钱对我没意义”这句话而言,其实更多是陈美莲痛失爱女之后,对生活的绝望悲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像江秋莲和陈美莲这样的母亲,可能生活的唯一盼头就是希望女儿能过得好,有个美好的人生。所以,她们才会在丈夫离世后,没有选择改嫁。
当然,这里并不是宣扬“女性改嫁”有什么不对,而是站在江秋莲和陈美莲的立场上,她们可能认为“改嫁”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影响。不得不说,江秋莲和陈美莲是两个很“伟大”的母亲。可惜的是,她们心强命不强,在本就不顺的人生里,再次遭受摧毁性的打击。
这种情形下,她们肯定是绝望的,但同时也会作出最坚韧的反击。所以,我们看到江秋莲和陈美莲始终“放不下”,或者永远“放不下”,其实也应该投去最大的善意。毕竟,她们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哲学家,所以很难要求她们短期内形成自洽式的弥合。
只是,在媒体舆论的视线里,江秋莲(江歌的母亲)因为比较活跃,所以难免受到不少舆论“诟病”。但是,当我们透过陈美莲的悲凄目光时,或许就能理解,为何这两个母亲会走向“魔性”的地步。因为,每当她们想起自己的女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充满绝望,自然就会心如刀绞。
人们常说,儿女的疼痛,会在母亲的身上被放大无数倍。所以,从江歌到江秋莲,从李心草到陈美莲,可想而知的疼痛自然是无法回避的。甚至,但凡她们的父亲还活着,就很可能冲到“悲剧的推动者”家里,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
可惜的是,她们最坚强的后盾已经不在,只留下最温暖的依靠。而最温暖的依靠却也被再次推向绝望之巅。可即便这样,公道还是不能丢,要不然活着的意义就彻底成为“行尸走肉”。所以,李心草的母亲在谈到民事赔偿时,才会表现出那样的决然之气。
李心草的母亲说:“你说我一个人要钱干什么,我曾经为了钱努力工作,是为了让孩子过上比我那一代人更好的生活,现在钱对于我来说没有作用了”。对于这样绝望的回声,其实并不是真的对钱无感,而是希望在得到应有的公道后,名正言顺的再谈“民事赔偿”。
如果,所谓的公道还没有达成,那么再多的赔偿都可能会被打上“勾兑”的标签。我们在前面也谈到,这不是简单“意外事件”,所以,在没有搞清楚“想要的真相”时,谈论赔偿其实就是在搞“二次侮辱”。说实话,人已经回不来了,难道尊严还不能追讨一下吗?
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李心草溺亡案”和“江歌案”而言,很多案情的推动就连舆论外围的公众都难以接受,何况是作为她们的母亲。所以,要想消解两位母亲的心头悲苦,最好的方式就是严惩“悲剧的推动者”,而后再谈别的,要不然,讲再多理性逻辑,都是极其残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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