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久坐于书斋中，皓首穷经，少问世事。但正如历史学家孔飞力多次向学生们提及的一句话说的那样：“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每一代历史学者的写作，其实都在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对话中完成，时代的变动往往也会在历史学者的写作中留下烙印。

当今时代可以被称得上是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的新型技术冲击乃至重构着历史悠久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身处其中的历史学者们也经历着与前辈不同的治史环境。

网络时代信息资讯快速检索的“e-考据”，对历史研究来说是福音还是危机？强势崛起的新媒介赋予了历史学者更多走出象牙塔、面向公众发声的机会，但学者更积极地介入公共空间，又能否促进公众观念的良性发展？

这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一方面，当代的学者拥有越来越多地相互交流的平台与机会，在与国际前沿理论进行吸纳和对话的同时，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史料和理论的均衡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群体成批涌现，他们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也因其专业性遭遇诸多的争议。

出于对以上种种问题的好奇，我们采访了一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仇鹿鸣、唐小兵、张仲民、李硕、高林和羽戈，围绕他们的作品，探究他们与历史结缘的心路历程，倾听他们如何回应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这些人中有活跃的学院派学者，也有深受大众欢迎的公共历史写作者。如果说一代精神造就一代的史家，那么一代史家的著述与反思也总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魅力。

对未来的想象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历史的意义，正在于此。因此，我们期望通过回答“当今的青年学者如何写史”这个问题，为当下确立坐标，为未来提供方向。

（本文访谈为各版内容节选，完整版访谈会在之后的书评周刊微信公号内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采写  |  李永博、徐悦东、刘亚光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石刻文献等。著有《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等。

新京报：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及，历史研究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持续不断的写作习惯对历史研究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历史研究和写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仇鹿鸣：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研究生到成为大学老师的阶段，一个历史学人最基本的定位是职业读书人。我从研究生生涯到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我觉得人生最愉快的时光可能就是研究生的前几年，那个时候没有特别需要发表作品的压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漫无目的地阅读。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博士点，提供大学教师岗位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对学术有所推进。因此，研究生的训练，尤其博士生阶段的训练，是要培养专业的研究者，把你从一个美食家变成一个厨师，或者说，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知识的生产者。

有一些老先生说，十几年不写文章是为了足够的积累，这种看法我并不认同。现代的知识与民国时代大不相同，学科高度细分化，每个学者都进入一个特别细分的领域。所以，学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写作时间，先解决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比较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积累起信心，然后再慢慢学会如何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专业的研究。随着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扩展，你可能可以解决稍微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不太相信，一个人从未写过一篇好文章，或者几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表，能够突然在十几年之后发表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或著作。因为无论是收集材料，还是论文写作的技巧，如何让读者来接受，，其实都需要大量训练。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民国报刊史与知识分子史等。著有《十字街头的知识人》等。

新京报：你提到晚清时期新式媒体的涌现对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实现在的媒介环境也给希望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制造了一个悖论。学院内从事严肃研究的学者如果希望影响社会，可能更多还是得通过互联网平台等渠道，而这种知识传播很可能使得他们传播的内容趋于庸俗化、碎片化，不再严肃了。

唐小兵：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由于良性公共空间的不断退化，一方面使得很多还是很有情怀的学者不再愿意面向公众发声，另一方面，关切公共议题的学者越来越少，也就间接推动了学术圈关在象牙塔里自说自话，导致各种“学术黑话”的大量繁殖。我自己也觉得很忧虑。但其实这些年也能看到有一些变化，比如像许纪霖老师、葛兆光老师、刘擎老师，以及我的朋友周濂老师等，他们这些年都在尝试着能不能够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尽可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向公众传播高质量的知识。

当然，我觉得历史学者由于研究过很多历史的复杂性，一方面不是很容易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在心态上也不会轻易走向一个非常幻灭、虚无主义的地步。假如知识人孜孜以求不懈努力，公共舆论环境就有慢慢转好的可能。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著有《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和接受政治》等。

新京报：理论似乎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史料，但另一方面，历史学讲求“论从史出”，理论的过度引用也有可能导致论述并不很贴合史料反映的事实。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张仲民：一些理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不过我们目前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理论”，基本上是西方传入的，在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历史学者都比较喜欢用理论、用一些概念术语，研究近现代史的一些学者，尤其喜欢动辄把自己研究的个案同近（现）代化、传统、民族主义、社会转型、本土化、民族国家建构等大叙述结合起来，而不去探讨这些概念或理论本身的适用性，以及它们同自己具体研究的个案、所使用史料的契合度。这就导致现在很多历史研究选题看起来丰富多彩，但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或研究旨趣大同小异，是在为理论或某些研究做注脚，难免陷入低水平重复或同质化的泥潭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如不用理论，不如将功夫更多花在史料的收集、解读和表述方面。

简言之，理论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史料才是根本，只有充分掌握了史料，我们才有更好与理论对话的基础。盲目的“理论饥渴”或理论滥用，造成的问题比不用理论大得多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太多了。1990年代初，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这些理论和概念被一些汉学家运用于研究中国明清史特别是近代史之中，很多国内研究者也跟风而上。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当初曾红极一时的此类研究现在几乎不再有人看，被认为大有问题了。当我们占有了大量史料之后，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时髦理论化选题本身其实大有问题，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高林，曾用笔名高凌、克罗采和春天。青年历史学者。著有《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

新京报：有人说专业的、依附于学院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历史学者，其写作越来越专业化，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本该面向公众的一面。如今通俗史学非常流行，但其中又有大量良莠不齐的东西。你心目中好的历史写作是怎么样的？

高林：现在，历史是一门科学。但在古代，历史是一门艺术。历史和诗、戏剧和小说曾经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随着学术发展，现在历史成了一门科学，跟艺术分道扬镳了。历史科学化的结果是，专业历史写作者和通俗历史写作者都不在乎自身的文学性。没人关心自己写的东西好不好看，只关心自己写的东西正不正确。历史科普就是在正确历史的基础上，将历史以通俗化的讲述方式讲给大众听。

但是，我个人更希望存在着一种比较文学性的历史写作。在历史中，我们不单想看到一个历史人物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也想知道那个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里的其他人，都是怎么度过他们这一生的。

如果历史写作者能客观地把一个历史人物自己的愿望和所处时代里不同阶层的人的愿望都表达出来，并告诉读者，这个历史人物掌握着什么样的资源和能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在哪些情况下这个人物改变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个人物又被时代所战胜。那么，历史写作者在客观上就展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命和心灵。这其实和小说家在虚空的场景里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羽戈，青年学者、作家。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撰有《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等。

新京报：你觉得你的历史研究和你对法律、政治哲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在你的研究和写作“版图”之中，历史拥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意义？

羽戈：其实我不太喜欢使用研究二字，也许用研读更合适。前者过于冰冷，后者则融入了一己之情怀，虽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终究有其冷暖。在我看来，任何学问本质上都是生命的学问，区别仅在于方法论以及态度。也许法学偏向冷酷，历史学则多了一丝温情与敬意。我曾在十年之间三写杨度，前两次写，不脱法律人的本色，隔岸观火或居高临下，常以后见之明责难先贤，直至第三次，才敢说勉强做到了“了解之同情”，从而真正触及他的悲苦心境。

李硕，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现供职于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从事中古军事史、历史地理、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新京报：对于社会和战争的常识性知识，如何去培养和获得呢？

李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现代的教育制度似乎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我能够想到的反而是一些偶然因素。就我自己而言，我在十岁以前是在农村长大的，见识过普通农民的生活，这种生活经验对我后来研究古代历史有很直接的帮助。因为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你要研究古代历史，就要对农业生活，对自然界和庄稼有最基本的了解。这种比较直观、感性的认识是在现代城市中长大的孩子所欠缺的。一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在学古代历史的时候，可能是完全无从提起这方面的感觉和认知。当然，人类学和社会学有田野工作的研究方式，但这种带着目的去研究的方式仍然是比较狭窄的。

其实欧洲的教育曾出现过这方面的趋势，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有一路学问叫做博物学。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人类开始具备现代知识，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各种新式学科逐步出现，但是知识总量还没有特别多。所以马克思在他生活的时代，还是认为一个人只要是穷尽你的精力，还是能够把人类绝大部分的知识学完的。但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之后，学科分工越分越细，知识总量爆炸性增长，这种知识的全面性掌握是不可能做到的了。博物学的历史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仍然需要对人类知识的总体有一种基本性的把握，则会让你在很多问题不至于从一开始就做出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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