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走红网络，这篇论文作者为陈舒心，题目为《CEO自恋及其经济后果研究——以格力电器为例》，“杠”上了知名企业家董明珠。这篇论文对董明珠和格力提出了很多负面观点，并归因于“CEO的自恋”，引发了社会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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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的选题在国内并不多见、颇有新意，一些评论者称之为开创了“总裁自恋学”却是言过其实了。对企业家心理特征、行为模式的研究由来已久。奥地利学派从行为学角度阐述企业家精神，提出企业家在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上异于常人，堪称经典。而国外心理学研究中也不乏以“霸道总裁”为研究对象的项目，而自恋人格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

2014年，南加州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的研究（Olsen, Dwokis andYoung, 2014）做了一项关于CEO自恋程度与公司业绩的研究。这个研究选取的对象是财富500强（时间跨度为1992-2009年），研究人员从235家公司中选择了283位CEO。最终通过数据对比，得出结论是绝大多数CEO都有不同程度的自恋，而且自恋特质更突出的CEO管理的公司每股利润和股价往往更高。基本上对“自恋的CEO”持肯定立场。这和陈舒心的结论显然是矛盾。

当然，陈的论文也并非完全否认自恋性格的正面作用。该论文的观点认为对于处于导入期或成长期的企业，CEO自恋可能利大于弊；而对于处于成熟期或者衰退期的企业而言，CEO自恋可能弊大于利。然而，南加州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的研究对象大都属于成熟期的企业，结论却是肯定的。从学术角度讲，南加州大学和墨尔本大学采集样本更丰富、更典型，显然更有说服力。

自恋性格更不是“万恶之源”。从心理学角度讲，自恋是各种性格因素中很正常的存在，对个人承受环境压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恋的CEO”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家所承受的压力，考虑到中国企业家的成长经历，更应该抱有“同情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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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舒心的论文从个案分析入手，试图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在逻辑上存在较大漏洞。即便从个案分析的角度看，该论文也存在偏颇之处。比如说，将格力近年来的一些有争议的经营问题都归咎于董明珠的个性，显然忽视了中国企业经营环境的复杂性，更没有充分考虑中国企业家的成长经历。

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就是一个破坏性创造的过程，是“边缘对抗中心”的艰难历程。“傻子瓜子”年广久这代“原始企业家”几乎是在刀锋边缘成长起来的。传奇首富商人牟其中更是三次入狱。这些先行者大都是社会边缘人，在与不利环境的抗争中挣扎而起。不具备常人所没有的心理素质，很难“跑完全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非同寻常的经历造就了中国企业家的“独特基因”。

即使到了改革成为主流的时期，旧体制的束缚仍然需要中国企业家以“破坏性的创造”去突破。今天看来功成名就、风光无限的成功企业家当年的经历都堪称煎熬。平安掌门人马明哲回忆当年筹办平安时说“两年间，三次北上首都，两次直书，屡挫屡战”，而这还是在深圳蛇口这样的改革先锋地区，马明哲当年还是以体制内的身份筹办企业，其余可知。

除了对抗旧体制的压力，新生的中国企业家还要面对风云变化的市场。英雄不问出身，早期的华为几次挣扎在生死线上，连墓碑生意也做过，“狼性”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后来成为新富代表的“万通六君子”，是八十年代末第一次海南开发热潮的三十万“下海人”中脱颖而出的，不仅艰辛备至，还要面对“变天”比变脸还快的市场环境。整整一代中国企业家既是身不由己的，又是异常倔强的。

时至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世界大工厂、GDP排名全球第二等经济成就丰盛如满汉全席，那都不是天上掉的馅饼，而是中国企业家“破坏性创造”的成就。那些人性格各异、出身不同、文化水平天差地别，唯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共通的。这是“自恋性格”吗？不能这样简单地贴个标签。海外成熟的营商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与之相比，宛如温室中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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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陈的论文批评董明珠的“自恋行为”不仅存在，而且在其同辈的中国企业家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不能因为董明珠们存在种种缺点就恶意满满，更多的理解和体谅而非指责，甚至一些深层次的代际问题只能留待时间的冲刷。

改革进入深水区，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依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未来发展还是需要敢想、敢言、敢干的勇者，而不是温驯谦卑的跟随者。因此，在评价企业家时要多考虑一些中国特色。温室中的花朵当然是美丽的，那要等温室建好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