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影院前，对《武汉日夜》颇有疑虑：
首先，新冠疫情是2020年最重要的新闻事件，各媒体轮番聚焦，几乎穷尽了所有讲述的可能，再拍成纪录片，还会有人看吗？
其次，在网络视频冲击下，让原本就不太受关注的纪录片处境更难。以2019年为例，中国全年生产故事片850部，纪录片才47部，比动画电影（51部）还少。其中26部纪录片进入院线，总票房仅1.5亿元，远低于2018年的5.3亿。随着网络视频生活化、个人化的讲述方式普及，“真实”已被重新定义，则纪录片该何去何从？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武汉抗疫是一次伟大的集体行动，作为纪录片，理应呈现出足够的诗意与激情。可一旦落入主题先行、粉饰生活的陷阱，又会引发真实性的“塌方”。对于创作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
所以，在影片开始前，心中已默默地、提前给它打了个6分（10分制）。
肯下笨功夫，才会有好电影
然而，《武汉日夜》还是打动了我，因为它的拍摄方式。
《武汉日夜》忠实地记录了抗疫过程中几十位普通人的故事，他们职业不同、性格不同、阶层不同，却意外被疫情锁定在同一空间中。一般来说，日常生活缺乏戏剧性，硬讲成故事，往往会给人造成“不真实”的感受，而在“不真实”的平台上，很难摆放价值。
对此，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其一，搬演：搬演是一种独特的纪录手法，即“真实再现”，就是让当事人重新扮演曾发生的故事，在纪录片的历史上，《北方的纳努克》《夜邮》《911》《中国工厂》等经典之作均使用了搬演。在搬演与真实之间，一直存有争议，但事实是，几乎所有纪录片都离不开搬演，只在使用程度上有区别。过度依靠搬演，肯定会引起观众不满。其二，直接电影：即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所热捧的纪实美学，它要求创作者像“墙壁上的苍蝇”那样，冷静、忠实地记录，尽可能使用长镜头。直接电影依然重视纪录片的故事性，可“墙壁上的苍蝇”毕竟趴不了太久，所以这种影片多聚焦在重大事件上。
《武汉日夜》更多地采取了直接电影的拍摄手段——它的故事性更多是镜头捕捉而来，而非搬演，这使拍摄过程变成漫长的捕猎过程。
这是一件吃力却未必讨好的事。
说“吃力”，因为在跟踪过程中，有的人物会“跟丢了”，只好放弃；有的人物会突然拒绝合作，只能中断；有的人物在结果时可能逸出常理，只好删掉……即使遇到那些具有典型性、愿意配合的人物，也需长时段跟踪，以从海量素材中发现故事性。直接电影的素材量与成片量有时可达50:1，而《武汉日夜》中绝大多数镜头是在传染区完成的。这样的笨功夫，如今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做呢？《武汉日夜》体现出了一种难得的匠人精神。
说“未必讨”好，因为直接电影由细节组成，在故事进入高潮前，部分观众会觉得节奏慢、琐碎。直接电影是挑观众的，真正的纪录片爱好者从《武汉日夜》一开始便会感到眼前一亮——要的就是这个调子，要的就是这个味道。
太多细节，闪耀着光彩
可以说，《武汉日夜》是从海量的素材中，“刨”出来的作品，所以它在细节上，有难以替代的光彩。
首先，来自生活本色的克制感：《武汉日夜》拥有足够多的采访量，无需把“宝”押在“爆点”上。它来自生活，即使达到故事高潮，也能做到不滥情、不肉麻，不会像故事片那样刻意积累矛盾、制造冲突。
比如在片中，医生向患者家属通报患者去世消息的两段，本是难得的“苦情戏”，可《武汉日夜》却处理得波澜不兴。当医生将遗物交给家属，随口问道：“身份证不在里面？”患者家属回答：“不在，他的身份证在我身上。”这其中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况味，根本无法设计出来，只能在实际生活中遭遇。
其次，呈现出疫情的残酷。在《武汉日夜》中，有的当事人未能抢救成功，特别是一位护士的父亲，也没能挺过疫情。非常时期，一切从简，从医院到火葬场，没有仪式，没有送别。护士凄惨的哭声，被忠实地记录了下来……也许有人会问：把别人的痛苦记录下来，有意义吗？会不会与“抗疫胜利”的主题不协调？
在《武汉日夜》中，医务工作者因长期穿戴防护服，导致面部等出现疱疹，甚至溃疡；在抢救室中，垂危者痛苦的呻吟；在病房里，患者的绝望……正是这些似乎残酷的画面，让观众对疫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事实上，疫情是无情的，把它造成的伤痕藏起来，就无法理解它的危险性，也就无法理解武汉人民究竟做出了怎样的牺牲。
其三，礼赞了平凡的爱：在《武汉日夜》中，当丈夫看到妻子在短信中说“真想活下去”，突然泪奔；当妻子逐渐康复，仍留在隔离区，夫妻二人只能招手致意……从装扮看，他们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丈夫不是帅哥，妻子不是美女，他们的装扮不拉风，家中又是如此狭小拥挤，可他们却将爱阐释得淋漓尽致。
类似细节在《武汉日夜》中比比皆是：录音机中，孙子用背古诗词鼓励垂危的爷爷；老军人终于能尝出食物的滋味，说“这就算吃了满汉全席”；驰援武汉的医生回归前，像拍打朋友那样拍打着诊疗设备……
细节是会说话的。这些纯净、精致的细节，是“笨功夫”给予《武汉日夜》的回馈。
讲好故事，不等于好纪录片
重视细节，重视个人讲述，在今天，绝大多数网络视频也是用这种方式拍摄出来的。可从网红吃播，到达人秀，乃至B站，精品却不多。
这说明，只有直接电影是不够的，好的纪录片还应有更深的思考。
吃播式视频的短板在于，它们只是把基层民众的劳动简单地转化成炫酷的视觉图像，将其娱乐化。观众看到的只是美食出锅的畅快，辛苦的处理过程被压缩成炫酷的刀功、勺功，成为大快朵颐的前戏。
直面普通人，而不是消费普通人，取决于用什么样的眼睛去看。换言之，就算同样是“墙壁上的苍蝇”，看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武汉日夜》看到的：出在方舱医院中，依然认真准备高考的小患者；是一群陌生人，为了让每个孕妇都不被感染，组成志愿车队，深夜为大家服务，他们甚至找不到合身的防护服，有人裤子太长，垂到地上，只好拖着走；是终于战胜病魔的爷爷回家后，又成了孙子的噩梦——不得不继续背诵古诗；是一直笑对病情的患者，得知父亲去世后脸上僵硬的笑容；是怕传染孩子，每天只好在汽车里过夜的医生夫妻……
《武汉日夜》能看到这些，因为它有一种悲悯，一种尊重，一种对人间烟火的敬意：正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们，托起了国家，正是他们的奉献、坚持、勇气，还有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就是我们能最终战胜疫情的根本力量。只有真正理解他们，才配说家国情怀。因为家国情怀从来不是空洞的，它有非常具体的内涵。
毫无疑问，纪录片应该讲故事，但不能被故事绑架，变成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武汉日夜》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超越了“讲个好故事”的层面。
突发事件总会过去，诗意却能长久传承
《武汉日夜》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它的诗意。
纪录片以真实生活为素材，展现的是真人真事，但什么是“真实”，取决于对生活本质的理解。真实电影创始人让·鲁什曾说：“纪录电影不应该纯粹的记录现实，应主动地挖掘真实。”镜头中的真实只是生活表象真实，更深的真实藏在人们内心，等待激发。
事实上，对生活理解越深入，就越会发现，生活的本质是诗意。
在《武汉日夜》中，大量采用了陌生化的手段，从而在“真实的”影像上制造出陌生感，促成了诗意的达成。
比如在疫情中，两名志愿者相爱结婚，镜头没有聚焦在双方的表情上，而在在结婚证打钢印上，女生不断抱怨，男方没花什么钱就得了一个媳妇，可当他们在街上穿行时，女方的脚步还是透露出喜悦的信息。
再如即将痊愈的妻子面对手机摄像头，跳起了舞，为了抢救，她的头发被剃光，虽然那不是最美的她，却是最快乐的她。
援助武汉的上海年轻医生即将回家，通过视频和爷爷、奶奶通话，说回去要拍一张全家福，老人耳背，没有听懂，不得不用模糊的回答来掩饰。即使他能听清，可能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拍一张全家福？当《武汉日夜》最终定格在这张全家福上时，故事便升格为寓言：全家团圆才是最美好的，在疫情中，这么多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劳动者之所以在默默奉献，之所以能战胜各种困难，正是为了守护更多家庭的团圆。
这些似乎寻常的镜头，仔细品味，其实充满了陌生意味。不夸张，不喧闹，不拔高，不煽情，同样可以产生催人泪下的力量。常说大事件要有大创作来匹配，但事实上，很多大事件之后虽有创作，可真正的大创作却不多。《武汉日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突发事件总会过去，而诗意却能长久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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