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2020年1月20日，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不得对未成年人有性别、身体状况等歧视，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实际上，长期以来，在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中，孩子一直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过去因为传统观念影响，孩子受到家庭暴力的情况，常常被忽视，甚至被视为正当。相信这一情况，在未来会逐步改善。以下文章选自三联中读。
文丨张晓琦
近年来，“家庭暴力”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暴力不仅发生在夫妻之间，也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2018年，“猛剧场”出产的话剧《洞》将这一现象搬上舞台，展现了孩子被父母的“爱”一手毁灭的全过程。而演出过后的嘉宾论坛，则将话题推向了更深一层的维度。
花季少女不堪父母毒打跳楼
初一女孩刘梓晨就读于醴江中学，这是一所难进的重点中学。她的父亲辞职创业，但事业毫无起色，母亲是药店的普通店员，省吃俭用，起早贪黑，加班打零工，供女儿读书。夫妻俩常常因为在金钱吵架，如果女儿在场，就会成为父母情绪的垃圾桶，轻则被骂，重则挨打。
刘梓晨被打的场合很多，比如希望参加北京的写作夏令营，父母意见不合，吵了起来，最后挨打的是她；英语考了第六名也会挨打，因为没考到前三；与笔友通信也一定是要挨打的，因为不务正业；；家里的ipad不见了，明明是父亲弄丢的，挨打的还是她，因为父亲不但诬陷刘梓晨，并且为了证明自己清白，还打得更卖力了。
最终，剧中的刘梓晨难以忍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虐待，选择了跳楼自杀。《洞》展现了一个花季少女被摧毁的过程，并且连带刻画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环境。剧中，父母亲每天对刘梓晨耳提面命，进行“狼性”教育：上这么贵的中学是为了上好高中，考上北京、上海的重点一本，这样才能让人的价值最大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他们蔑视女儿的情感与人格，用大道理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打是为了更好的教育，否则就会走歪路、邪路，成为社会的废物与罪人，“隐私权就是你隐藏自己错误的手段。”邻居男孩也说，这就是一个残忍的丛林社会，必须变强，否则只能受欺负，包括来自父母的。刘梓晨曾经向老师求助，但老师除打了一个电话并没起到任何作用外，再没有其他的举措。
以机制代替道德审判
在话剧结束后的论坛上，导演孙菲说，创作这出戏的灵感，来自一则小女孩被家暴致死的新闻，女孩望向镜头的眼睛打动了她，后来又陆续看到一些儿童被家暴的新闻。
2013年，孙菲开始资料收集，除了网络资料，还采访了一些当事人、相关人群，包括童年遭受过家庭暴力的成年人。她也曾经查阅相关理论书籍，比如《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想寻找关于家庭暴力，特别是亲子暴力的研究成果，但是没有找到，在做这个戏的过程中，她的感受是，与家长暴力对待孩子的相关研究很少。
但实际上，家庭中的残忍黑暗是广为存在的，只是普遍被遮蔽了。这让导演对这一现象的思考也显得模糊和游移，她认为，不能将悲剧只归结为父母变态和糟糕，但到底如何归结，她并没有明确答案，她的观点之一是，如果社会不是如此强调竞争，这对父母的经济条件好一些，陪孩子的时间多一些，解决也许会好一点。
很多人认为戏里的老师不负责任，间接害了女主角，但在孙菲看来，她就是个普通人，换作任何一个人，都未必会比这个老师做得更好，“她要管她吃，管她住，管所有的事情，还要忍受她父母可能上门来的骚扰。”
所以孙菲的目的不是道德审判，而是希望能够促成像110那样有效的电话号码。在孙菲看来，如果有机制合理，任何人都会成为有善心的人。帮助会被分散成很多环节，你打这个电话，是启动所有环节的第一步。
参与论坛的还有著名作家编剧万方、冯俐及主持人张越。张越说，在国外，首先是社工介入提供帮助，持续回访。必要时会求助心理医生，由个人支付或公益提供。如果发现是刑事犯罪，会向有关机构反应，机构会出面诉讼，剥夺家长监护权，另找妥当的人抚养。牧师也是可以对其倾诉的人。
但中国目前没有这样健全的体系，老师上课判作业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当社工和心理医生。这些年，中国高校开始招社工系，但无论成熟的社工还是心理医生，从开始培养到有效覆盖到所有有需要的人，发展过程将相当漫长，改变也特别慢，而在改变的过程中，很多人已经被牺牲掉了。
还有观众问，有时候家长打孩子是出于教育目的，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打？张越说，“身教重于言教”，你怎么活着，你的孩子就跟着怎么活，从小长大的过程中，潜意识里就已经打下烙印，家长老是在打麻将，孩子凭什么爱学习啊？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应当自己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爱是尊重，不是控制
张越在中央电视台，以前做女性节目，现在做法制节目，她看到过很多这类案子，被家庭暴力虐待的小孩一般会有两个走向，一种是内向攻击型，比较善良，会选择自戕；另一种是向外攻击，早晚会出事，将暴力发泄到他人身上。
她说看剧的时候有个期待，不希望孩子被打得特别厉害，因为打孩子打到因为生理疼痛而跳楼的实际上是少数。大城市里的一些家长看上去远更温和，甚至被人以为爱护孩子，但他们的孩子却自杀了。人们不理解，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脆弱？那些不打的家庭，真的就正常吗？
嘉宾冯俐说，现代社会的孩子，真正有幸福感的其实极少，因为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和未来，给的慰藉特别少，控制倒比较多。大人以为能给孩子很多，唯独没给他幸福的能力和资本，而幸福的资本就是爱的积累。所以对一些孩子来说，一件事就能激发极端事件，因为已经他内心爱的滋养早就枯竭了，只要一场雨雪就会枯萎。
孙菲则指出，家庭暴力分很多级别，殴打是情绪的发泄，其实是家长的心理需要。很多人认为，这种控制是出于爱，但孙菲认为，根本不是。
剧中主角刘梓晨死后的群声嘈杂中，有一个男人说：这孩子死得好，给她爸妈省钱了。这是孙菲在创作前的采访中亲耳听到的，前一句来自目击者，后一句来自当事人。他们对孩子的死非常愤怒，觉得孩子狼心狗肺，“我给你好吃好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这么任性？”
这两句话让孙菲非常震惊，她意识到，这些人完全“没有怜悯之心，不了解这个孩子经历了什么，内心有什么东西。”
冯俐也感慨，很多家长给孩子的爱，要么回到最原始的动物本能，给他吃穿，为了保护他可以献出生命，这是天然的父母，但动物不会控制孩子的精神，不会让孩子除了考试以外，没有自己的生活；还有一种父母，知道什么叫爱，每天跟孩子谈的不是学习和分数，而是你交没交到好朋友，为什么喜欢某个老师，喜欢穿什么衣服……
在她看来，“这是正常的人类交谈。我们现在家长跟孩子，真的很难发生人类的交谈，说的都不是人话。……这个东西可能改变不了他的未来，但是能给他心里埋藏巨大的能量，让他将来自立也好，面对困难也好，有精神力量。我觉得这可能是‘爱’的一个基本的意思。”
不幸是遗传的
张越则总结说，许多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生活上无微不至，精神上百般虐待，“一点不能理解，一点不能接纳，全部要控制。你哪儿难受不愿听什么他说什么，想干什么不让你干什么。”所以她不同意导演孙菲说的，有时间陪陪孩子，亲子关系就会好，“剧中这样的父母，甚至如今大部分的父母，上帝保佑你们不要陪孩子。远远地一边待着去。”
中国是一个传统宗族社会，很多家长都很难认识到，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有界限的，所以很多家长也处处干预孩子。这种界限模糊在很多关系中都存在，比如孩子成年后，拼命干预自己父母黄昏恋情的也不少；夫妻之间，一个人拼命想要教育改造另一个人的也很多。
在张越看来，分不清界限，永远想掺和到别人的生命里，企图控制别人，是麻烦的根源，而控制则是起源于，没有自己稳定的价值观和注意力投放，也没有内在满足感，“什么都没有，但人是有精力的，往哪儿投放啊？折腾别人啊。”
她想起一个著名男演员被问过，“要娶什么样的妻子”，他说：娶个有事业的吧，要是没事业，她得有事情，否则你就是她的事情。以剧中刘梓晨的例子，张越说，“不幸是遗传的”，在她看来，即使这个女孩没有自杀，顽强地长大了，离开父母生活，“以我所见过的女性案例和刑事犯罪案例可以断言，这个女孩儿的一生会极其不幸，婚姻也会非常糟糕。”
她见过一些类似的案例，明明痛恨自己的父亲不尊重女性，打孩子，但找到的丈夫却往往是施加暴力的人，“因为她只熟悉这种气味，只习惯这种方式。……她一辈子都没有幸福感，因为她从小没学会，不知道什么叫幸福感。”
张越说，不幸就是这样传递的，不是生理，而是生活习惯、做人方式的传递，这才是特别糟糕的事儿。而戏剧或者教育的意义，就是让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就算不能让人彻底改变，如果能够自知，“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有自我校正，都不至于差到离谱，这是自救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