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变胚胎器 街存瓦砾墙——吉州窑遗址考古发掘纪要（一）

吉州窑遗址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陈万里先生在《建国以来对于古代窑址的调查》一文中统计了1949年以来调查的92处窑址，提及有11 处“早在解放前，经由人们调查过”，其中就包括吉安永和镇窑[2]，可惜没有更详细的介绍。

何国维先生在《吉州窑遗址概况》一文中提到，1937年6月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曾到永和镇做过调查，并说吉州窑有青瓷生产[3]。

陈万里、冯先铭两位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一文中转引英国东方陶瓷学会1939年年刊所载：“英国人伯兰司登氏于1937年调查永和镇时曾捡得一块有凤纹的青瓷片，从这一块碎片的花纹，因而鉴定向为欧慕浮帕乐司所藏的一件凤首壶（现在伦敦英国博物馆）是吉州窑生产的作品。”[4]但时至今日，吉州窑遗址上仍然没有发现类似的青釉凤首壶标本。

新中国成立后，何国维先生于1953年首启新时代的吉州窑研究[5]，对吉州窑的分布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并绘制了第一张吉州窑窑址分布图（图四）。1955年4月，故宫博物院有关专家对永和镇吉州窑遗址进行了调查[6]。此外，段从光、饶恵元两位先生也在这一时期先后对吉州窑遗址进行过调查[7]。

（引自何国维《吉州窑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

1958年，蒋玄佁先生在前人研究和实地考察吉州窑遗址的基础上出版了《吉州窑：剪纸纹样贴印的瓷器》[8]，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吉州窑的著作。

1974年，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吉州窑遗址进行小型试掘，发现吉州窑的宋代文化层直接叠压在五代文化层上。五代文化层出土七八件温酒执壶残器标本，有的执壶原状置放在温碗中并套装于圆筒状匣钵内。执壶宝珠状纽盖、圆管状颈、扁圆腹（图五），温碗的造型分圆口和葵口。器物通体施青白釉，釉色灰暗，无纹样装饰。碗内底见支烧痕，保持了唐代以来的支烧方法，与北宋时期吉州窑垫圈装烧法完全不同[9]。器物整体造型简朴，与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的执壶完全相同。

1980～1981年，江西省文物工作队联合吉安县文物管理办公室，对吉州窑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这也是目前为止吉州窑遗址一次性进行的最大规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重点清理了本觉寺岭窑址窑炉（图六）和斜家岭窑址作坊遗迹（图七），并对其余23处废窑堆积逐个进行调查和小型试掘，开探方、探沟24个，揭露面积2191平方米，出土各类瓷器和窑具标本4503件，为研究吉州窑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初步解决了有关吉州窑的一些学术问题。发掘成果表明，吉州窑是江南地区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瓷窑，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民族艺术色彩，所烧瓷器种类多，釉色全，纹饰精美生动、丰富多彩，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0]。在调查和试掘的基础上虽然取得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但受时代的局限，尤其是科技手段的限制，有些综合研究未能深入开展。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吉州窑遗址与永和镇的面貌却都发生了不少变化。

（引自陈定荣《吉州窑作坊技法探讨》，《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4期）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吉州窑，促进和加强吉州窑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8年改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大专院校，在2006～2007年全面勘探的基础上，分别于2008年、2012年、2014年、2016～2019年，对吉州窑遗址外围永和堤、陶瓷厂、尹家岭、东昌路、茅庵岭窑址等进行多次考古发掘。整个考古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全面调查、勘探

2006～2007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吉州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同时采用航空遥感考古技术对吉州窑遗址进行探查，为考古勘探和研究提供重要线索，开拓吉州窑研究的新领域。此外，还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低能物理研究所合作，采用中子活化分析和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法（SRXRF）对吉州窑展开全方位、多学科和多角度的研究。

根据航空遥感考古提供的信息和成果（图八、图九），在全面仔细踏查吉州窑遗址，基本探明其范围、摸清各区域功能的基础上，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选择窑门岭、茅庵岭、鸳鸯街、瓷器街、永和小学、本觉寺塔北、本觉寺塔南、猪婆石岭、下瓦窑岭等9处地点布12个探沟（方）进行重点勘探试掘（图十）。揭露面积410平方米，揭示龙窑2座、马蹄窑1座、灰坑11个、路面5处、地面（或天井）2 处、墙基13条，清理明清时期的小型墓葬9座，出土大量的瓷器和窑具标本，考古调查勘探取得丰硕的成果[11]。

第二阶段：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

2008年2～6月，为支持吉安县永和堤除险加固工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吉安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对永和改线段所涉及的吉州窑遗址外围边缘进行了考古发掘，在永和改线段K14＋700米～K15＋650米的工程范围内，分A、B、C 3区布5米×5米探方32个，其中A区20个、B区4个、C区8个，其中A区距B区25米，B区距C区34米。揭露面积800平方米，清理明代中晚期到清末民国时期的灰坑3个、池子1个、陶缸3个、铜钱堆1处、墙基29条、石柱础9个、由墙基和石柱础组成的房基遗迹8处（图十一～十三），出土一批晚唐五代至清代的遗物。出土遗物品类多样，从用途上分为生活生产用品和窑场产品，从质地上分为陶器、瓷器和铜器，其中陶瓷器所占比重较大。此次发掘清理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明清时期吉安地区的人居环境、村落布局、建筑形式以及生存状况，为了解古代吉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风俗习惯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丰富了庐陵文化的内容；其中吉州窑早期青釉、青白釉瓷器标本的出土，充实了吉州窑的内涵，有助于了解和研究吉州窑早期历史以及确立吉州窑的历史分期[12]。

根据《吉州窑遗址保护规划》的要求和国家文物局《关于吉州窑遗址展示概念设计方案（一期）的批复》，吉安县文物局启动了吉州窑遗址保护展示建设工程，需对东昌路路面进行维修改造。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吉州窑遗址东昌路改造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受江西省文化厅指派，2012年10月～2013年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安县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等单位对东昌路改造工程路段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在A区、B区、C区共布4米×4米探方7个、9米 ×10米探方4个、20米×4米探方1个、10米×4 米探方11个，探方方向分别为北偏西55°、北偏东50°、北偏西55°，揭露面积992平方米（图十四）。

3个发掘区共揭露制瓷遗迹80多个，其中圆形釉缸17个、砖砌方形池9个、砖砌圆形池6个、辘轳车基座7个、砖墙18道、匣钵墙2道、排水沟4条、砖地面5处、匣钵地面2处、道路1条、灰坑16个。这些遗迹互相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平面布局比较清楚，功能基本明了，分属宋代、元代、明代等不同时期[13]。尤为重要的发现有两点：一是在A区揭露一组南宋时期拉坯、修坯以及施釉的制瓷遗迹，这些制瓷遗迹基本布设在用长方形砖或匣钵残片铺就的地面建筑内，一侧分布辘轳车基座或者釉缸（釉缸一般是3个成组），一侧分布方形练泥池、储泥池， 成组排列在一起（图十五）。二是在B区清理出一组元代的制瓷遗迹，这些遗迹有规律地分布在一道红砖墙两侧，与吉州窑南宋时期制瓷遗迹集中、紧凑、成组联排的特点相比，整体布局显得舒展、大方，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图十六）。成组制瓷作坊遗迹的发现，为研究南宋、元代吉州窑的制瓷工艺流程提供了重要资料，深化了吉州窑的制瓷文化内涵。

出土标本从用途上分为产品、窑具和工具，从质地上分为陶器、瓷器、铜器等，其中瓷器占绝大多数。瓷器种类繁多，纹饰丰富多彩，造型新颖独特，分为青釉、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彩绘和瓷塑等。这些标本对了解吉州窑的瓷器品种和进行分期断代有重要作用，不少新的器形、装饰填补了吉州窑考古发掘资料的空白，如青白釉狮形熏炉盖（图十七）、釉色漂亮剪纸漏花清晰的黑釉盏（图十八）、绿釉刻花瓶（图十九）、彩绘玉壶春瓶、小巧精致的瓷塑以及印模等。其中一批黑釉文房用具颇为引人注意，有三足小盘、砚滴（图二十）、高足盘等。此外还发现了三彩瓷枕（图二十一）。

第三阶段：主动性考古发掘

分陶瓷厂、尹家岭、茅庵岭窑址3个区域。

2012年9～12月，根据《吉州窑遗址保护规划》和《吉州窑遗址“十二五”考古发掘计划》，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吉安县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对陶瓷厂窑址（图二十二）、尹家岭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图二十三）。共计布10米×10米探方6个、5米×10米探方6个、5米×5米探方2个、3 米×15米探沟1条，方向正南北，发掘面积995平方米。揭露圆形釉缸8个、砖砌圆形池2个、砖砌长方形池2个、辘轳车基座5个、道路2条、砖墙2道、匣钵墙3道、排水沟2条、砖地面2处，以上遗迹共编28个号，分属宋代、元代、明代等不同时期。较为重要的是3组拉坯、修坯或者施釉的制瓷遗迹，这些制瓷遗迹基本布设在用长方形砖或匣钵残片铺就的建筑中，一侧分布辘轳车基座或者釉缸，一侧分布方形练泥池或者储泥池（图二十四），为推断宋元时期吉州窑的制瓷工艺流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一批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图二十五）、绿釉和白釉彩绘瓷（图二十六）标本，为了解吉州窑的文化内涵和进行分期断代打下了基础。比较特别的是一批形状不一的南宋时期胎料和釉料试片，3～4个试片包裹在灰褐色或褐色粗砂胎的圜底器里，上端有明显的封口盖（图二十七）。有的试片刻划有特殊的符号，可以明显看出是用于烧制试验的。吉州窑工匠采用外围环境、材料与器物装烧氛围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烧制试验，进行探索性生产，为吉州窑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4]。

茅庵岭窑址位于吉州窑遗址中部的核心地区，北侧毗邻东昌路，东侧与后背岭相连，南侧与蒋家岭相接，西侧邻近尹家岭。2006～2007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联合相关单位，采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科研院所与高校相结合、考古学与陶瓷工艺相结合等的研究方式， 使用地面普查（涵盖区域调查、重点调查）、重点勘探、航空遥感、中子活化分析和同步辐射X 射线荧光法（SRXRF）等开展吉州窑遗址的全面调查、勘探工作。其中在对茅庵岭窑址进行重点勘探时，在窑址南面山坡发现窑炉迹象，为此布两个10米×10米探方进行试掘（图二十八）， 揭露了匣钵墙、墓葬、灰坑以及窑炉等遗迹，初步确定该区域是吉州窑宋元时期的主要烧成区。当年采取就地保护的措施。

为配合吉州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深化对吉州窑的研究，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安县文物局、吉安市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考古文博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等单位，于2014年2月～2015年1月、2016 年9～11月、2017年 3～12月对茅庵岭窑址进行了连续考古发掘（图二十九）。共10米×10米探方17个，方向正南北，后局部扩方，总计揭露面积1750平方米，发现龙窑、房基、道路、墓葬、灰坑、墙体等遗迹，出土一批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卵白釉、彩绘瓷器标本[15]。

该区域的遗迹编号从MF21编至MF111，共有91个，遗迹类型多样，有龙窑3座、墙基25条、道路3条、墓葬16座、灰坑15个、挡土墙24道、排水沟2条、砖砌池2个、储泥池1个。

2018年1月，吉安县文物局根据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17年6月设计的《吉州窑遗址（茅庵岭窑址片区）保护性设施工程方案》开始实施保护棚建设工程，在龙窑遗迹两侧基础打桩及清表施工过程中发现密集的窑炉遗迹和大量堆积。吉安县立即停止施工， 并请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新发现的遗迹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按国家文物局《关于吉州窑茅庵岭窑址保护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意见，于2018年9月～2019年2月对茅庵岭窑址保护棚施工范围新发现的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对工程涉及区域3000平方米进行清理，并对部分遗迹进行重点解剖。在茅庵岭龙窑遗迹西侧布10米×10米探方13个，在东面T3419布 2米×10米探沟1条，在东南角布10米×10米探方T2920，探方主要集中在茅庵岭窑址原来揭露的龙窑遗迹西侧，方向正南北，共揭露面积 1420 平方米，发现一批龙窑、墙体、道路、墓葬、灰坑、制瓷作坊等遗迹，出土较多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卵白釉、彩绘瓷器和窑具标本。

配合茅庵岭窑址保护棚建设考古发掘揭露遗迹20处，编号为MF113～MF131，其中2014年发现的道路MF68继续向东西两侧延伸，本年度没有另行编号。遗迹包括龙窑3座（因保护展示需要没有全面揭露）、上窑路4条、墙体4道、砖砌道路1条、釉缸2个、储料池2个以及墓葬1座、灰坑3个。

自2006年以来，茅庵岭窑址共布10米×10米探方33个，揭露面积3170平方米（图三十）。根据遗迹单位、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初步将茅庵岭窑址揭露的遗迹分为五组，大致对应北宋、南宋、元、明、清时期。

第一组，清代遗迹：主要有长方形土坑墓、砖室墓、灰坑、匣钵墙基以及匣钵和废弃窑砖混合砌成的墙基（图三十一）。以MF82（图三十二）、MF113、MF116、MF121、MF120 为代表。

第二组，明代遗迹：主要是房屋遗迹，有路面、墙基、排水沟、灰坑（图三十三）、挡土墙基以及墓葬。以MF96、MF122、MF68-1为代表。

第三组，元代遗迹：主要是作坊和窑炉遗迹。以 MF30、MF114、MF115、MF117、MF118、MF119、MF123、MF124为代表。

第四组，南宋遗迹：主要是窑炉和上窑路遗迹。以 MF37、MF125、MF128、MF129为代表。

第五组，北宋遗迹：主要是窑炉、灰坑（图三十四）、砖砌池，砖砌池可能是储泥池。以MF77、MF109、MF126、MF130、MF131为代表。

参考文献：

1、深圳博物馆、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禅风与儒韵—宋元时代的吉州窑瓷器》，文物出版社，2012 年。

2、陈万里：《建国以来对于古代窑址的调查》，《文物》1959 年第 10 期。

3、何国维：《吉州窑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3 年第 9 期。

4、陈万里、冯先铭：《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 年总第 2 期。文中有关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使用的是“东方陶磁协会”。类似属性见蒋玄佁《吉州窑：剪纸纹样贴印的瓷器》（文物出版社，1958年），作者转引昭和 15 年日本刊《画说 42 号》中小山富士夫《中国青瓷史稿》之《吉州窑的成就》：“仆蓝柯司东早在 1937 年，在永和的遗址中发现过细花绞的青瓷片，并认为时代可提早到唐代， 风格和作品可与唐代越窑并称。又根据这件碎片的纹样来比较，推定英国博物馆的凤首壶亦属吉州窑的作品。”

5、何国维：《吉州窑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3 年第 9 期。

6、陈万里、冯先铭：《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第 2 期。

7、蒋玄佁：《吉州窑：剪纸纹样贴印的瓷器》，文物出版社，1958年。

8、蒋玄佁：《吉州窑：剪纸纹样贴印的瓷器》，文物出版社，1958年。

9、陈柏泉：《瓷苑拾零》，《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4期。

10、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吉安县文物办公室：《江西吉州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5期。

11、张文江等：《江西吉州窑遗址调查勘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8月31日。

1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省吉安县永和堤除险加固工程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13、张文江：《吉州窑考古研究回顾》，载于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古瓷窑大系：中国吉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

14、张文江：《2012 年度吉州窑遗址考古发掘》，《陶瓷考古通讯》2013年第1期。

15、张文江等：《吉州窑茅庵岭窑址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