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

近日，《知识分子》收到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郭鹏的来稿，就南京大学李忠秋团队关于 “流浪猫” 的研究提出了几点意见，并就如何全面评价 “流浪猫” 或 “社区猫” 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了一些建议。

《知识分子》欢迎读者朋友在文末留言或投稿，加入到对 “流浪猫” 或 “社区猫” 在城市生态环境中的作用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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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新年伊始，南京大学教授李忠秋在一席的演讲《所以总的来说，在中国，流浪猫每年捕杀的野生动物是以百亿为单位的｜李忠秋 一席第822位讲者》[1] 引发了公众对于流浪猫生态影响的关注和热议。

我们希望从城市生态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李忠秋团队的研究以及从该研究所得出的推论进行讨论，以便进一步推动相关的研究与政策制定。

3. 得出结论：“在中国，流浪猫每年捕杀的野生动物是以百亿为单位的”。李教授在演讲中比较了常见的种群管理措施，即收容、安乐死、TNR（Trap捕捉-Neuter绝育-Return放归），并根据已有的研究证据，说明各自存在的弊端，呼吁对于流浪猫做到“不散养、不遗弃、不投喂”。

李忠秋团队的两个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演讲中，李忠秋提到了他们所做的两项研究，一个是他们师生与两个外国专家 Scott R. Loss与 Peter P. Marra 在2020年12月共同发表在Biological Conservation的论文 “Estimates of wildlife killed by free-ranging cats in China ”（对中国自由放养猫杀死野生动物的数量估计）（以下简称《估计》）[2]，另一个是没有正式发表的对南京大学校园猫的跟踪研究。

 1 《估计》一文研究方法的不足

而通常，研究者们往往会选择采用更加客观准确的方式来研究散养猫或无主猫捕食的野生动物数量。例如在部分已有的研究中，针对散养猫，研究者通过招募愿意配合研究的猫主人，在连续一段时间内（可能持续数月）进行有意识的观察，记录其带回家的猎物数量，并通过无线电颈圈监测其户外捕食行为 [3, 4]；针对无主猫，则通过粪便分析或解剖意外死亡的猫尸体，研究其进食食谱，以推测其捕猎数量 [4]。这个并不是不现实的调查方式，因为有招募环节，可以招募猫主人配合调查，通过这种实际观测得到的调查结果显然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其次，问卷存在取样的偏差。参考论文中样本的省份分布图，我们发现江苏省的取样有790份，大大超过其他省份，占到了整体的三分之一。姑且假设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无主猫或散养猫的密度也越高，因此人口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猫口密度的参数，由于缺乏猫口数据，李教授的研究也正是用全国家庭数量（针对散养猫）或人口数量（针对无主猫）作为总量进行回归。然而，江苏省显然没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截止2019年末统计为8070万人，占14亿人的5.76%）。一份问卷的三分之一样本来自全国人口最密集的省份之一，难以保证上升至全国时数量不会偏高。研究团队数次强调这是对猫捕食动物数量的 “最小估计”，因为猫很可能捕食后没有将猎物带回家中，且 “犯案被目击” 的概率小于 “犯案” 概率。而研究没有提到的是，还存在不同人重复目击同一无主猫 “犯案” 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样本集中来自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时，更有可能导致上升至全国的线性回归结果偏高。

第三，我们发现李教授在演讲中援引这个研究所做出结论时，将捕食量等同于生态威胁。然而一个基本的生态学常识是，仅了解任何一种动物的捕食种类与捕食量，都无法以此判定其生态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特别是，中国城市中数量众多的老鼠在社区猫出现前几乎没有天敌。尽管我们不能够忽视猫的捕食可能造成的生态影响（尤其是在保护地或其他濒危物种出没的区域周围），但仅凭一个全国、全年捕食量估计的天文数字便将一种动物审判为 “生态杀手”，这是过于武断的。

根据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SPB）网站的资料，尽管有不同的研究估计猫捕食了多少野生动物（其中一项估计猫每年捕获1亿野生动物，其中2700万为鸟类），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捕猎导致了鸟类种群数量下降 [5]：

“……这可能非常令人吃惊，但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鸟类自然死亡，食物不足、疾病或其他形式的捕获是主要的原因。也有证据表明猫更易捕获虚弱或生病的鸟儿…… 猫捕杀的鸟儿很可能本身就熬不到下一个繁殖季节，因此猫不太可能对鸟类种群造成主要影响。如果猫的捕食是额外的致死因素，那还可能对于鸟类种群有严重的影响。”

 2  关于南京大学校园猫跟踪研究数据的一些不同解读

在一席演讲中，李忠秋教授还分享了他的团队在南京大学校园做的历时三年的校园猫的跟踪研究。我们认为这个研究的价值非常高，首先它利用GPS等先进的跟踪手段，测出了校园猫的基本活动范围及活动规律，使我们对猫的行为有了更深的了解。据李忠秋透露，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南京大学这样的城市社区，公猫活动范围或 “家域” 是非常有限的，三公顷到五公顷，母猫就更小，两公顷左右，这与野生猫的一千二百公顷相比，差异非常大。并且这些猫的寿命也非常短，即使有人投喂，也基本只有两三年——这项研究通过个体跟踪，让我们能更加精确地了解猫的寿命——用投喂人观察的手段，很难确切知道猫是永久性迁移了还是死亡了，毕竟能直接看到猫的尸体的情况是很有限的。这些数据非常珍贵，可以为更准确地评估城市猫的生态作用（如是否能够替代毒鼠药起到抑鼠作用）和制定管理措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李忠秋教授还提到南京大学校园猫数量在两年内的暴增，即在两年内翻了一倍（表一）[6]。他认为这说明流浪猫在投喂及有爱心人士救助的情况下种群数量能够 “欣欣向荣”，用以支持 “不投喂” 的结论。

对于一般定点投喂的社区，如果每一个投喂点基本的投食量是稳定的，考虑到每只猫的食量基本稳定，那么来取食的猫的数量也基本是稳定的。如果统计数字短时间内出现暴增，有三个可能：其一，早期登记的遗漏（因为许多猫并不常见）；其二，新设的投喂点吸引到了周边其他社区的猫；其三，这些新增的猫是常住的社区猫所生。李忠秋教授把原因明确归为第三点，认为校园猫数量激增是因为食物充足所带来的繁殖量与成活率的增长。

李教授在演讲中援引了加州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的Foley博士的针对两个一万多只猫的种群的研究 [7]。该研究说明至少要让71%-94%的个体绝育，才能够实现种群数量下降。然而在我国TNR的现状态及成效又是如何，这个李教授团队显然并没有做任何调查。我们列举一些国内的TNR实践案例，希望能提供一些不同的信息反馈。

依据表二，我们发现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在这三年中校园猫的数量基本是持平的。在山东大学，群护人会对伤病猫进行救治后放归，猫的寿命（除夭折）通常高于2、3岁。[8] 也就是说2017年末至今的猫种群迭代很慢（基本都是同一拨猫）。虽然绝育数量并不是非常多，但是绝育放归的比例较大，即这些猫回到校园后，还继续占据其原来的位置，并保持其一贯的社交。同时我们看到，送养比例也非常高——主要为新生代幼猫，这也抑制了猫种群的更新迭代。综上，山东大学在校园猫寿命较长、绝育放归率高、新生猫送养率高的情况下，即使绝育率相对比较低仍可保持猫的总数基本持平。

另外，我们还了解到，南京师范大学自2018年开展抓捕、绝育、放归或领养的行动至今，已抓捕并绝育了超过200只猫，可见、有记录的校园猫数量从18年的约260只降低至今年的约160只 [9]。据南京师范大学梅花行踪（主要负责照看校园猫、开展TNR的组织）史老师的反馈，目前未绝育的公猫约有10只，能够生育的母猫2只。史老师和社团的学生们对校园的猫口变动有及时的监控。“冬天食物不足，山上的猫就会下来。18年建了群，我要求学生们每目击一只新的猫都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基本上看照片都能分辨，如果确实是新的猫，我就会去观察他们是从哪来的。”

以上数据都有原始详细记录，还需要进一步整理统计，但至少能够说明中国本土开展的社区性TNR是具有一定效果的。

李教授在演讲中提到：“总体上，校园流浪猫的寿命不长，种群更迭也很快……这个结果对流浪猫种群管理的启示就是，只要没有新增个体，流浪猫种群应该会迅速下降；但它也意味着，如果控制不住外源输入，流浪猫的种群会迅速增加。”

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尤其是在北方城市的户外，许多新生的猫都熬不过寒冷的冬天（学校的环境稍有不同，因为集中供暖，大部分猫可以找到有暖气管道的地方，死亡率相对低一些）。需要承认，过量投喂是外源输入的一个原因，会导致TNR的速度跟不上繁殖的速度。维持一个区域内猫的数量稳定，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要增加投喂的地点或投喂量。在一个环境内，保持适当的猫的密度，并将投喂点尽量分散，使猫的生存空间与势力范围得到尊重，从而减少他们之间因为争夺食物而产生的打斗。换句话说，在开展TNR实践、能够确定投喂人及投喂点数量的区域，适量投喂是可行的。

针对这个研究，我们认为，尽管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了解与讨论，但李教授团队在南京大学校园取得的相关研究样本，可以为TNR比率较低、有固定投喂时间地点、较大公共空间与生态多样性的社区提供巨大参考意义。其中校园猫的日常活动范围与平均寿命，都可以作为生态抑鼠所需要的社区猫的数量与必要的TNR比率的重要参考数据。

最后，对于李教授在演讲中的建议，即不要投喂，不做TNR，任无主猫自生自灭，我们认为这样消极的建议是因为没有考虑到中国城市生态的现实状况，并且把自然环境中的生态平衡观念移植到城市环境当中的结果。饥饿的、没有人投喂的无主猫，不只是捕食能力会被强化，演化出捕食高手，对鸟类的捕食能力增强，而且在城市里他们主要以垃圾为食，生病的数量也会增加，整个城市的卫生与外观都会受到影响。这种状况也不可能像李教授想象的那样在两三年内结束，因为城市环境并不是自然环境，在城市生存的动物（包括人类）之间的依存关系并不明朗时，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做这样的预期。

三个不同的 “流浪动物” 问题与管理对策

在 “流浪动物的生态威胁” 问题下面，李教授在一席的演讲中其实涵盖了三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一是青藏高原上的无主藏獒问题，二是中国乡村的散养猫问题，三是中国城市的无主猫问题。我们认为，这三个问题应该分开来谈，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在政策与措施上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或南辕北辙。

 1  “流浪”藏獒的问题

无论藏獒是不是入侵物种，他们的数量在野外短时间内的激增都会对当地脆弱的生态构成威胁，更何况还是商业繁殖的动物。因此，尽快采取人道捕捉（用麻醉枪）收容是最好的办法。即使短时间内无法做到完全收容，我们也可循序渐进从濒危物种受到威胁比较严重的地区先开始人道捕捉，再向其他野生动物出现频率较高的地区推进，最后再到牧区。收容虽然费用高，但是对于藏区牧民来说，人与动物，无论是与野生动物的关系还是与家养动物的关系，都深深根植于藏区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的观念之中。

根据雪境在三江源地区无主藏獒的调查，即便无主藏獒对于野生动物、家养动物甚至是老人和孩子们的人身安全都有威胁，90%以上的牧民都反对捕杀，其中70% “极其反对” [10]。以玉树为例，目前当地政府已修建无主藏獒收容中心，玉树囊谦果切寺也在积极推动领养，通过给每位领养者送拴狗链和一袋面等方式，鼓励当地老百姓参与到更有效和可持续的流浪动物的保护中。目前，以雪境为代表的一线保护组织，也正在推动“捉流浪狗-以寺院为主体推动领养-和当地兽医合作进行绝育-对流浪狗进行免疫驱虫以避免传染病”的联动方式，来自外界的兽医也积极投入到了培训本地兽医的工作当中。这样非常本土化的管理方式，是基于藏区独特的人与自然关系，也是基于藏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宗教背景，是一种非常积极且人道的解决家养动物对自然生态所构成的威胁。

 2  乡村散养猫的问题

关于乡村散养猫，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生态学者的担心，这些担心大致包括三个方面：捕食野生动物，传播疾病给野生动物，家猫与野猫交配带来的基因混杂。同样，我们认为，这三个问题应该分开来考虑，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

首先是猫的食谱问题。正如李忠秋团队的调查所示，猫的食谱非常广泛，猫同时也是一个机会主义捕食者。有研究表明猫的食物种类与其所处环境相关度很高 [11]。简单来说就是，环境中什么多、什么易得，猫就更倾向于捕捉什么。如果鼠多，捕鼠的比例就高，邻居的小鸡小鸭更好捉，就更多地捕食鸡鸭。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猫才有可能成为乡村生态环境中的调节者。

从我们调查的一线野保人员所反馈数据与信息来看，在野生动物活跃的乡村地带，并没有发现散养猫或流浪猫成为野生动物的主要威胁，相反毒鼠药却是对野生鸟类形成伤害的原因之一 [17]。在农村，特别是草原，减少投放毒鼠药，代之以生态与物理手段抑制鼠，可以减少对野生动物的误杀，包括对猛禽的误杀。

其次是人兽共患病问题。显然，如果人类社会的某些疾病对野生动物有存在威胁，那么这是所有非野生动物（包括人在内）的共同问题，不只是家猫。我们建议的措施是，在一些重要的保护地或者可能对濒危动物形成威胁的地区，可以考虑将人类活动减少，正如我们近年来做的那样，退耕还林或退耕还草；甚至可以考虑将一些村庄整体迁出这一区域。

而对于家猫有可能与亚洲野猫（本土野生物种）的杂交造成亚洲野猫的 “基因污染” 问题，在有可能发生这一情况的村落中，可以考虑对家猫进行绝育并控制散养猫数量，以解决可能的与野猫杂交和发生食物竞争的问题。

 3  城市无主猫的生态角色问题

显然城市生态并不是自然生态，特别是像南京这样的中国大城市，它的人口密度是西方国家同样大城市的两到三倍 [18]。城市生态研究中，不只是我们不能完全套用自然生态的概念与模型，而且人类的活动必须被放在整个系统中加以考虑，因而我们有必要将城市生态作为一个与荒野生态不同的领域来加以研究。

在像南京这样的城市环境当中，猫对其他动物的数量的刺激，需要一个年度的对比表来呈现，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城市其他动物数量的相应变化，才能判断出猫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怎样的。

因此，我们建议将猫在城市中的生态角色问题作为一个开放的问题，供更多关心城市生态与动物健康的人来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