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规院村镇所专栏 │ 世界级城市群内县域发展的逻辑变化及空间规划响应研究 —— 以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为例

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正式启动，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核心，三地在交通、生态、产业等方面推进协同发展，2018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为160.1，比2014年提高了22.9%[1]。随着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推进，北京和天津等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将更为紧密，并进而改变周边县域发展的逻辑和空间结构，从而需要深入探讨其相互作用的机理、效应及应对。已有较多的研究分析了京津冀的一体化发展及空间结构，孙铁山（2016）发现在中国的三大都市圈内均存在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集聚程度之间存在倒U关系。安景文等（2018）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讨论了京津冀的内部差距和一体化，发现第三产业的发展将重构京津冀地区的产业联系和协作关系。姚东旭（2019）分析了京津冀协同创新是否存在“虹吸效应”，发现京津冀地区间的创新并不存在“虹吸效应”，协同效应逐步显现。李国平等（2019）提出了京津冀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策略，应以建设雄安新区为核心优化京津冀城市体系，并建议河北省要推动大城市综合化与中小城市专业化的差异发展。

但目前的研究多从京津冀地区整体空间结构和内部差异的角度来给予讨论，从城市群范围视角讨论中心城市对较为边缘的县域范围内考察其发展逻辑变化及空间响应的文献还较少，这部分是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时间并不长，数据和资料获取较为困难。本文的特点在于结合县域发展的阶段性动力，在分析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县域发展关系的基础上，以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为例讨论发展逻辑变化和空间规划响应。

从城市群范围内的县域发展角度看，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将从多个途径改变县域发展逻辑，改变县域发展的内生性力量和植入性动力间的均衡，对县域发展及其空间响应产生显著影响。核心-边缘模型解释了市场作用下核心城市地区和边缘地区的要素集聚和产业分工（Fujita and Thisse,2013），但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是一个全方位重构的过程，将从核心城市的功能结构转换、空间管制方式、基础设施改善和城市格局等方面改变资本和人口等要素的配置方式，进而改变县域发展的外部条件。外在条件的变化与县域发展的内在基础相结合，从而使得县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发生转换，进而改变县域的功能和空间布局（见图1）。

图1 城市群建设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机理

世界级城市群发挥着全球及国家中枢的重要职能、具有完整的城市等级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以及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方创琳，2010），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将对该地区发展方式和资源的空间配置带来较大影响，原有的发展路径和逻辑将发生变化。首先是核心城市功能结构的变化，表现在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其中，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和医疗机构、部分行政性和事业性服务机构将从北京疏解，推动区域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其次是空间管制方式的变化，京津冀绿色转型发展对于节能环保的要求更加严格，对于区域环境质量实行全方位管控，扩大空间管制范围[2]，在全区域范围内统筹产业准入、产业排放、能源和水资源消耗以及污染防治，这既提高了企业运行的标准，也提高了塑造区域环境的力度。第三是城市体系结构的变化，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将改变京津冀地区原有的城市体系结构，对京津冀城市群范围内的县域发展带来多个流向上的拉动和牵引作用。第四是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京津冀的交通一体化通过打造京津冀三地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实现快速铁路覆盖区域内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形成相邻城市间的“1.5小时交通圈”。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架构下，城市群范围内的县域发展将改变原有的内生逻辑，必须充分考虑植入性动力对经济和空间结构的重构。

因此，世界级城市群内的县域发展要从县域经济视角的发展向城市群视角的发展的转型。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县域经济的发展源于县域范围内的特定资源，例如农产品、矿产以及特定的人文或历史资源等；空间上首先在村镇产生，逐步向以镇级工业园区为主体空间单元集中的形态；产业结构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为主要特色，而服务业和品质生活的发展不够；技术经济特性则以模仿、组装为发端，对资源环境带来较大的压力。

在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北京-廊坊-天津-唐山”和“北京-石家庄-保定”是吸引力强的区域（赵正和侯一蕾，2019）。大城县位于廊坊市，东与天津相距70公里，北距北京140公里，西距雄安新区70公里，处于京津冀吸引力较强的区域。区域关系上，将形成北京、天津和雄安对大城的3个方向的吸引力；通勤的角度，大城和天津及雄安新区在“一小时通勤圈”、与北京在“两小时通勤圈”。大城县是京津冀区域内典型的远郊县，需要顺应城市群核心城市功能结构、空间管制方式、城市体系结构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变化，突破远郊县域资源配置能力弱、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优化难的约束，改变传统县域经济发生学的特征。因此，探究大城县从县域经济视角向城市群视角的转型发展，有助于理解城市群内县域发展的一般逻辑，促进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

1、特色资源紧密联系的优势产业和相对分散的工业企业空间分布

大城县的经济和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绝热节能材料、红木家具、基于废旧物资回处理的有色金属行业。其中，保温建材行业规模居全国之最。而2017年大城县97家规上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在全部10个乡镇和大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均有分布，换言之，大城县的每个乡镇都至少有一家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未来随着环境整治，产业进园区的任务很重。从空间分布的集中度看，旺村镇、留各庄镇和平舒镇是规上工业企业较为集中的乡镇，分别有25、22和15家规上企业，集中了66.5%的总产值。

2、未完成的工业化过程和品质不高的中心城区

2017年大城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7万元，是廊坊市最低的。与周边县市比较，大城的三次结构中农业比重偏高（13.2%），第二产业和工业的比重明显偏低（分别为40.9%和31.9%），结合大城较低的人均GDP水平,大城的工业化进程落后，没有完成工业化。

大城的县域发展阶段也导致中心城区的品质不高，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空间质量较差，难以满足人民的高品质生活需求。2017年大城中心城区的文化设施用地为0.43平方米/人，医疗卫生设施用地0.42平方米/人，社会福利设施用地0.16平方米/人，均低于《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此外，绿地与广场用地为0.34平方公里，仅占现状用地的0.04%。

3、大城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原有逻辑

重商传统带来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大城的经济和产业发展主要受益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城人重商传统捕获的市场机会。在实地调研中，多次听到大城的企业家和机关工作人员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大城人做行商，依靠商品流转积累资金，逐步进入制造业的回忆[3]；大城被称之为“河北的温州人”的说法等，这都表明在大城区位比较偏远、处于低洼地区等不利条件自主发展产业的企业家内在精神。作为具有内生重商传统下所体现的产业发展的外在佐证就是经典的“一镇（村）一品”的发展模式[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着冒险精神和市场敏感性的人会组合资源，从事加工生产，形成小范围内的专业化部门，如广东顺德等地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河北省的很多地区在2000年前后也进入到相似的发展历程。由此，可以观察到大城的很多乡镇也有着自己的特色产业。

在此逻辑下发展起来的大城县优势产业有着尤其鲜明的特征。第一是根植性强，企业和产业都是从当地土生土长的，大城所有的优势产业中的龙头企业都是本地人长期坚持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外部植入的企业，例如绝热节能行业的华美等。大城县的红木家具行业也有很悠久的历史积淀。大城不出产生产红木家具所需的木材，所有木材基本都靠进口和其他省市运入，而红木产业之所以能在大城萌芽，逐渐发展，和大城在明清期间参与宫廷建筑的深厚历史传承分不开，改革开放后，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红木古典家具生产基地。第二是行业内部的集中度大幅提高，每个行业形成了2-3家领头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效益和市场占有率均在上升，如铝业的首铝、保温材料的华美等。第三是出现了向外投资扩张的势头，如金属材料回收加工企业在江西有大量投资，保温材料的龙头企业在全国布局，主要原因有环保压力、经济运距[5]、政策优惠、原料供应[6]等，这对企业的管理能力有更高的要求。从县域发展的区域环境看，大成县则主要得益于京津冀城市群尤其是北京和天津等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巨大经济体量、房地产高速发展的周期[7]以及高耗能和高排放的资源环境代价。

京津冀地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对该地区的发展方式和资源的空间配置带来较大影响，发展环境和发展理念的变化会带来原有发展逻辑的部分中断，原有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行不通了，面临转型的阵痛。

首先是“一镇（村）一品”发展模式的阻断。“一镇（村）一品”是一种相对分散的、均匀的生产方式，在要素流动不够充分、不存在较强外来影响的环境下的市场自主发展路径。但是在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力推进的条件下，外在的产业、人员以及政策都将对大城内在的发展冲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城已经失去了逐步发展“一镇（村）一品”的时间窗口。

其次是专业市场模式的阻断。专业市场是浙江、广东等地早期发展的成功模式，也是河北在进入2000年左右取得快速发展的一种路径，例如当年河北专业化市场的建设就促进了河北县域经济的大发展[8]，大城县的摩配专业市场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被评为“全国最大的摩托配件专业市场”。但是随着产业升级及电商的影响，在县域经济层面上发展起来的专业化市场碰到了发展瓶颈，甚至出现了萎缩。

第三是环保和地产周期对原有产业快速发展逻辑的阻断。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大城的特色优势产业包括基于废旧物资回收处理的有色金属行业、环保节能建材以及红木古典家具的发展都与地产周期密切相关，随着地产增长的减缓以及环保节能要求的趋严，这些产业的发展都会受到冲击，尤其是大城的有色金属行业。

第四是人口流动的扰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的建设将增加大城县域范围内的人口流动以及相应的产业和消费活动的流动性，原有大城主要依靠内在根植性的产业发展会受到外来产业植入的影响，如果构筑良好的园区设施、城市品质和区域环境将成为未来影响大城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通常的估计，我国将在“十四五”期间进入到世界银行所规定的高收入国家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要求高品质的生活（美好生活），收入水平提高一方面带来对要素禀赋的新认识，生态环境和文化将成为重要的要素禀赋，另一方面将对大城的特色优势产业，例如红木古典家具、节能环保建材带来增量需求。

在城市群范围内，大城未来的经济和产业仍然要发挥大城重商的传统、依靠市场来促进经济和产业发展，同时需要关注输入性因素的作用。大城的县域发展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集中发展，这包括向优势特色产业集中、向重点园区集中的发展，收缩产业和园区范围和广度，这既是环境和政策的外部导向，也是市场规模的内在动力所致。第二是发展小型总部经济，从实地调研的情况看，大城的红木家具、绝热保温节能建材等优势特色产业已经呈现总部经济的发展雏形，这些产业是在大城长期发展起来的，根植性很强，有在当地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需求，但如果长期不能解决大型公司总部管理的外部环境，并不能排除这些企业或产业外迁的可能性，这既是大城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也是很大的压力。第三是加大对输入型产业和输入型人员的支持力度，长期以来，大城依靠自身的市场动力取得了较快发展，同时也因为所处区位和发展条件所限，输入型产业不多，但在未来一定要给输入型和植入性产业预留空间，视招商条件决定入园的产业和企业。

因此，大城县的发展已经由分散乡镇自发式、由乡村工业化推动城镇发展的路径走向了相对集中、由提升城市品质和园区设施水平引领经济和产业转型发展的阶段，通过提升中心城区（县城）的品质、改善主要产业园区设施，由此集聚人才和产业，促进高质量发展。

1、承载空间的约束

大城的主要经济流向是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区3个方面，但是在接近发展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的区域（包括有较好产业发展的北部地区）是蓄滞洪区，不能安排大量的生产项目，制约了大城经济和产业发展可利用的土地。

2、现有产业升级发展小型总部经济面临城市品质不高等约束

大城的优势特色产业是在乡镇土壤上发展起来的，进行产业升级，并向总部管理和总部经济转型发展，首先面临的就是人才的约束，应该说缺乏各方面的人才，目前企业解决人才制约的方式主要是对外合作[9]，这也说明了目前大城缺乏吸引人才的外部环境，其中，大城的城市品质不高是制约人才集聚的重要因素。第二是企业制度的约束，目前大城的企业的管理方式以家族企业管理模式为主要特征，未来也面临向公众公司的转型。第三是园区基础设施的约束，目前的交通基础设施还远不能满足产业升级转型的需要。

世界级城市群由世界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节点服务城市和专业化小城市及腹地构成，大城县将向专业化小城市发展，找准自身特色，重视环境和发展质量，避免规模竞争、同质竞争。

在空间上主要是对接雄安新区，参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首先是恢复林地，恢复森林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任务，也是华北平原所有城市的任务，据调研，大城县每年有着5000万的造林补贴，力度很大，应借力造林补偿政策，恢复林地生态。其次是恢复水系，恢复水系是雄安新区任务，蓄滞洪区管理日趋严格，对大城的蓄滞洪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是利用雄安新区带来的发展机会，雄安新区发展是长期过程，雄安新区的经济和产业定位是创新，从创新研发—生产服务—生产制造的链条出发，承接产业链延伸，大城县在生产环节有着一定的机会。

1、塑造高品质的中心城区

大城县的新发展逻辑要求塑造高品质的中心城区，在大城原来的中心城区平铺直叙，忽视地形，生态空间效率低，缺乏品质。对此，提出“三个层次蓝绿空间的营造、一个复合功能城市中心的构建和两个重大空间发展方向的选择”，以此塑造环境好，有人气，有动力的大城县中心城区。

1）顺应地形，营造蓝绿空间

构筑平原城市的“水空间”。大城没有雄安新区那样的大水面，如何构建平原城市的水系空间？这可以通过利用自然要素——沟渠和低洼地来实现。通过对高程图的分析，可以看到大城中心城区内部及周边地区有很多低洼地，这些低洼地如果填平建房子，就会占了雨水的通道，雨天城市会内涝。相反保留用来蓄水，将形成天然的景观资源。为了保证水量，还可以用城市产生的中水补水。大城县城（中心城区）有30万人，将每天产生6万吨的中水，水量足够。最终在中心将形成完整的湿地景观水系，实现洼地造景。同时，将白马河东段改道至北侧，原有沟渠以生态的方式打造生态亲水驳岸，将水真正变为可利用的景观。形成中心绿地（中央景观水系）-雨洪绿地-外围田园的蓝色空间。

依水生绿，构建多层次绿地。在水空间构建的基础上，依水生绿，构建多层次绿地。第一个层次，就是利用中央景观水系，以水生绿，形成中央湿地；第二个层次就是以海绵城市理念，连通道路绿化，设置雨洪绿地；第三个层次就是城市外围，构建外围的田园风光带。通过造林/修建景观路，美化城市边界，城乡融合、绿树成荫、农田交错。承载城市郊野休闲功能。在蓝绿交织的生态空间下，形成优美的平原城市。

2）依托水绿，营造特色公共空间

构建公共服务和休闲活动丰富的城市中心。要控制老城商业发展，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依托绿地增加开敞空间。将商业、文化、娱乐、服务功能布置在中心绿地周围。沿湿地布置休闲功能。形成既有公共功能，又有休闲空间的城市活力中心。从营造手法看，水绿空间营造好之后，公共空间的营造顺理成章，在中央景观水系和绿地周边，布置商业、文化、娱乐、服务功能，形成既有休闲空间，又有公共空间的城市活力中心。同时，为了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利用构建的水绿空间，营造了自然舒适宜人的住宅区，弥补了传统住宅缺乏水绿空间的缺陷，提升居住品质，为吸引人才和引导城镇化提供支撑。

3）调整空间发展——北退南引，向河发展

北退南引，东联南赵扶。应对蓄滞洪区，城市发展向由北转南；第同时向东拓展，与南赵扶镇联合。城区与南赵扶的联系早有端倪。通过津保路与红木交易市场，南赵扶镇，红木一条街联系日渐加强。统一联动发展是必然趋势。这一点与江苏宜兴及其丁蜀镇间的关系类似，宜兴借助丁蜀镇紫砂壶的影响力，丁蜀镇则借助城区的服务。大城和南赵扶镇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形成功能互补、空间联系的城区。

向河发展。南向子牙河发展，抓住子牙河的优良景观资源，打造滨河风光带，种植经济和景观林，城区南部打造城乡融合景观区，成为郊野休闲目的地。

图2 大城县中心城区规划总平面图

2、打造布局合理的产业集聚空间

按照新的发展逻辑，大城的产业要实现空间和行业的双集中，行业选择需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突出特色和优势，集中发展绝热节能材料产业(保温节能建材产业)、红木家具产业、部分金属回收出来行业，其中，绝热节能材料产业要遵循“壮大品牌、适度扩张、空间集聚、产业衍生、总部经济”的路径，加快发展。红木家具产业要按照“全链贯通、精品高端、寻常人家、场景体验”的路径品牌发展。金属回收处理产业应该遵循“控制规模、集中进园、改进组织、提升品质、适时转型”的路径持续发展。此外，应预留空间，发展面向都市圈的工业或服务业，如新能源以及物流业等。

在空间安排方面，要按照高效集中的原则布局产业空间，改变大城县产业分散不利于高效发展的状况，同时解决产业空间与蓄滞洪区的矛盾，由此确定大城的产业空间结构为“一轴一园三区”。一轴指沿津保路发展轴，串联三大产业园区，使其处于交通廊道，一园指县城中心城区附件的制造业园区，三区分别指红木产业园区、保温建材园区和产业发展预留区（如新能源车、物流等），优化现有产业，形成三个发展圈，工业向园区集中。其中，产业发展预留区依托大城经济开发区，近期应该以清理整治为主，预留发展空间，设定产业进入标准，有序推进产业植入。对于各个工业园区应提高现有基础设施水平，尤其是要改善交通物流条件和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满足产业延伸发展和小型总部经济的需要。

图3 大城县重点产业的集聚空间

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将对其范围内的县域发展带来重大变化，原有的发展逻辑被阻断，需要寻找新的发展逻辑，进而有空间布局的应对。通过搭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对县域发展影响机理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到，原来促进大城县发展的“一镇（村）一品”模式、专业市场模式以及产业快速发展的逻辑都已阻断，同时还将受到人口加快流动的扰动，需要改变发展逻辑，需要集中发展、培育小型总部经济、加大对输入型产业和输入型人员的支持力度，提出了区域协同、对接雄安、塑造高品质的中心城区、打造布局合理的产业集聚空间等空间规划应对措施。

[1] 国家统计局（2019），《京津冀五年发展成效显著，区域发展指数持续提升》，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11/t20191105_1707144.html。

[2] 见历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3] 例如河北华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对此的回忆。 

[4] 追根朔源在内在的重商传统下，满足市场的生产会带来理论上的“后院资本主义方式”，即没有中心城市的分散的生产方式。

[5] 如保温材料的经济运距在500公里左右。

[6] 如京津冀地区停止垃圾进口许可后，大城县的有色金属行业转向江西；保温材料中的岩棉生产靠近有玄武岩矿石区。

[7] 如我国的城镇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在2000年时为5000亿元，而到2017年为11万亿元，名义投资增加了21倍。

[8] 《中国市场》1999年刊登的“建特色市场，促结构优化——河北省发展专业市场调查”。

[9] 主要有：1）和外地的技术研究所合作，2）在廊坊设立分部和研究机构（如华美公司在廊坊设立有建筑材料研究所，3）在北京设立办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