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我妈一起北漂 | 新城市

2021年秋天，我们的同事旁立把妈妈从南方老家接到北京务工。她陪妈妈找工作、讨薪、在圆明园唱山歌。她妈妈的经历也向我们展示了北京零工市场的另一面：高劳动强度、高技能要求、年龄歧视等等。

但母女俩性格中最欢乐的那部分，常常让我们忘记现实的残酷。你很难不被这巨大蓬勃的生命力感染，然后重新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

播客可以听两遍！

文  旁立

编辑  谢丁

1

我的母亲，我可爱的妈妈，一个55岁的农村女人，她从没坐过飞机。所以我打算买一张到北京的机票，让她体验一下飞行的感觉。

但她准备带几块腊肉和一些苞谷粑粑，我只好转订了一张火车票。票是硬卧，她也没坐过。1996年她第一次从农村去温州打工时坐的是长途卧铺车。后来，她开始坐绿皮火车，要么硬座要么站票。火车站附近有塑料凳卖，只要五到十元，即使是这样，她也舍不得买，她总强调自己精力旺盛，在那张完全垂直毫无舒适度的座椅上撑25个小时也不觉得有什么。

她睡在硬卧的上铺，55岁的手脚还算灵便，力气也大，她更喜欢上铺因为不会有人看到她的睡姿。有两个老乡坐在下铺吃泡面，我妈拿出腊肉粽，一次吃了三个，又剥了一个水煮鸡蛋。这些都是她自己做的，两瓶水也是灌的白开水。

到达北京南站是上午九点多，历时15个小时。而此时我不在北京。我妈不认识那些标着ABCDEFG的出口，她拖着一个箱子，背着一个大包，一只手拎着没吃完的食物：粽子、沙琪玛和鸡蛋。她站在大厅里不知所措。十分钟后她往下走，找到了一辆出租车。司机说，请扫北京健康宝。她用了四年的手机速度很慢，司机不耐烦了，我妈从车里退了出来。

我在电话里告诉她：“你出站。找到一个标志物，我在网上打车让司机来找你。”这时她的手机突然挂断。几分钟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但讲话人是我妈。

她在那头用方言高喊：“我欠费了！我借了一个大哥的手机！你给我充点钱行不行啊？”

我给她充了五十元，并让她说明附近的标志建筑。

“我在一个桥边。”她说。

“什么桥？”

“一座石头桥。”

2

我妈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赚钱。

弟弟大学的学费由她承担，家里的房子也已破败。这几年村里的石头房子从东南西北突然窜起，俯视着我家那栋小小的木房。我妈觉得木房倒没什么，如果只有她自己，怎么过都行。但她总担心我和弟弟将来结婚，家里这么破会让我们丢面子。她算了算修栋一层楼的毛坯房至少要10万，她手里存款只有四万，也不能指靠我爸。所以，这次她来北京的目标就是多赚点钱。

北京很大，我妈能做很多事，不愁找不到工作，我有信心她能实现赚几万块的目标。

比如做保姆。几年前她在老家县城带过一对双胞胎，那是一个台湾商人和一个本地年轻女人生的孩子。两个孩子很黏她。分别那天，孩子哭得不行。

比如做饭，十多年前她在温州一家工厂里做后勤，负责买菜做饭。除了做得好吃，她还有一大优点是能为雇主省钱：总能买到最便宜实惠的菜。没用完的葱和蒜就种起来，种的葱和蒜都长得茂盛。此刻我的阳台边就摆着一盆她种的葱。葱花都开了。

要是有一种专门逗人开心的工作就好了。类似于街头卖艺（可惜北京不能）。她太快乐了，除了我忘记关闭某个房间的灯她会惊叫之外，其余时候她总是很高兴。她喜欢唱歌（总是跑调）。她喜欢跳舞（毫无节奏）。两只手前后左右四处挥舞，像在施法。

来到北京的第一天她便感叹北京的风真大。风大也好，她把带来的腊肉挂在窗户外，让风吹成风干腊肉。但她没料到北京鸟也多，两天后几块腊肉被鸟啄出几个巨大的坑。后来她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是她找工作不顺利的开端。

来到北京三天后，她问我是不是可以出去找工作了。我说不急。次日她又忍不住念叨，再闲一天都受不了了，明天必须去找工作。

在农村时，家里的几亩茶园是她维生的工具。二月底开始茶叶采摘直至九月采茶结束，她几乎没有任何休息，夏天会突然下很大的雨，天都黑了，村里其他人都从山上赶回来，但她仍然穿着雨衣围个塑料袋继续采摘。九月底她会去隔壁县刮烟、选烟，120元一天，工作13小时。实在没有挣钱的活了，她就去菜园里挖土，也去山上砍柴，她不喜欢呆在家里做细微的事，比如收拾、缝纫、打扫房屋。她总说山上的活更实在能挣钱，人在里面也会觉得舒展很多。

北京的公交车和地铁对她而言难度很大，密密麻麻的地名，还要刷几次卡，得尽量在我们租来的房子附近找工作。我们希望在附近的街道能发现一些招工信息，她留意每一张粘贴在玻璃上的纸条，会兴奋凑上前看，又夸张摆摆头说自己干不了。那些纸条上写满了她达不到的要求：50岁以下，面容姣好。

纸条上的工资：一家酒店保洁员3200块每月，一个餐馆洗碗工4000块一个月。 

在离家500米的一个店铺门口，她发现了一个招工信息。一张白色的纸条上简单地写着：招穿串串工，工资面议。

这是一个串串店，店名旁边写着川味特色店。店长说这是几个东北人开的。店长是一个高大的东北男人，他也投了一部分钱进去，算是股东。他很热情，把我们叫到店外后，先点了一支烟，然后把右脚撇开，头往后缩了缩说，你妈肯定能行，这个事特简单，一会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妈回应也热情，好像终于抓到救命稻草，她连忙说，这个我会，之前也做过。

活确实不难。切好的菜用一根竹签串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工资4000元一个月，月休一天，早上6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但离家很近，活又简单，我们找不出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了。店长说，成，那就你了。随后他抽了口烟又吐出一口长长的浓白烟雾说，我们店马上要装修，预计十天，你能等吗？

我妈答应了。她打算找个零工先撑过这十天。

在离家2公里的附近，她找到了一个临时工作，也是一个川菜馆，不过这家真的是一对四川夫妻开的。

店主梳着大辫子，非常忙，拿着笔记录客人的点单还在回答我妈的问题。她说可以管我妈一顿午餐，25元一小时，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共50元。但是工资不能日结，不干了再给。大辫子店主继续列出了很多要求：不能迟到，洗碗要快点，中午最忙时还得成为一名服务员去收拾残羹剩饭。

原先负责洗碗的是一个很瘦的男人，大约五十多岁，他要回老家了。他从后厨区走过来，又走到用餐区，一直对我们强调这份工作的好处：不累，洗碗都是热水，伙食很好，老板吃什么你吃什么。

川菜馆的盘子很油腻，她戴着手套，系上围裙，把盘子放进一个红色的大盆，像她当保姆时给孩子洗澡那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搓一遍。中午收拾桌子时，一个看起来有六十多岁的女人慢慢走上前，细声说能不能把隔壁桌的剩菜递给她。女人只买了一盒饭，两块钱，来北京没多久，找工作不顺，开销大，钱不多了，要省着点。我妈把剩菜给了她。那个女人每天中午都会来，她和我妈达成了默契，无需她开口，我妈会主动收拾好邻桌的剩菜端给她。川菜辣，很下饭，那个女人每次都会吃得精光。

从住处走到餐馆大约需要半个小时。住处外的街道最好，树很多，很多老头老太太拉着买菜的小车，把每一步都走得很认真。中途的一条街最乱，又脏，我妈说北京什么都好，就是狗屎太多。最后一公里的街道最宽，但显然不是给人走的，车都开得很快，她过马路时总是非常紧张。

有一路公交车可以直达店里，但她无法理解北京的公交车上车得刷卡下车也得刷，她更无法理解公交车上还有个管理员，在她眼里那是无比轻松的活，她认为一般人肯定得不到那个工作。她最害怕坐过站，她会提前盯着路过的几个标志性建筑。她一遍一遍想着路线，一个大转角，一座很大的桥，一个楼房有奇怪的尖角，一个公交车站，一个卖大饼的小店。最后是一个医院，它提醒我妈快到了。

大辫子店主希望我妈做长期工。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忙的时候要加班，工作到半夜也不是没可能。我们拿这份工作和串串店的工作进行对比，串串店胜出。距离串串店说的装修10天的时间即将到来，店长说上班前会提前电话的，但我们还没收到。我妈非常担心他们找到了其他人。我给店长发去了信息，店长回复说，装修还没结束，请耐心等待。

3

我妈失去了川菜店的工作，串串店又迟迟不开门，这么一来我妈又有了空档期。我得想个办法让她找到一个新的临时工作。我做了一张海报，选了一张她正在笑的照片，那张照片拍摄于颐和园。她来北京没几天我就带她去了。颐和园风景很好，她穿着大红色卫衣，背后是北京特有的色彩，橙黄的树叶绛红的墙，她一笑，牙齿就占据了整张脸。不知道雇主是否喜欢这种笑容。

我在海报上写着她的个人信息：

林志秀，53岁。会做很好吃的菜，偏南方，可根据雇主口味调整。

性格好，真的很好。

有自己的住的地方，不需住家。

不过她担心这会让我丢脸。这张海报发出去不久便被转发了很多次，几天后那些数字越来越大，我很高兴，我告诉她阅读量已经到了几十万，她也很高兴，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她。但没有人给她打电话。人们只是通过她的手机号添加了她的微信好友，很多人什么话也不说。

前来打招呼的都是一些和我年龄相近的年轻人。他们的需求都很临时。有人需要一位临时保洁员，有人需要临时保姆。但有一个共同的难题，他们离得都很远，都在五公里外，我怀疑我妈会迷路，也许等她适应了北京这个大城市再说。

轮到我妈着急了。没有合适的工作，她只能一直坐在我们的出租房里。她从来没这么闲过。她的解决办法是拖地。早上等我起床后她会把家里上上下下拖一次，中午再拖一次，晚上还拖一次。她给阳台上的植物浇水，把垃圾桶的垃圾捡在一个口袋里扔掉，垃圾桶每天都是空的。

一个住在望京的女人加了她微信说需要一位做饭阿姨。只需要做一顿晚饭，给70元，不用洗碗也不用买菜，我打开地图发现只需换乘一班公交车。可以答应，我说。她特意去附近的店里买了顶帽子和手套，她说这样会显得更专业。走的那天她央求我陪她一起去，我有点不耐烦：“总不能一直都陪着你，你得独立去闯。”先坐一趟公交车，在太阳宫换乘一辆公交车，走几步就到了。朋友送给了她一台二手苹果手机，我下载了导航软件教她如何使用，教了一遍又一遍，但她连打开手机找到那个软件都很难，那些地名对她而言几乎一模一样，某某屯某某庄，导航提示的东南西北她完全无法理解。最后她在一个鸭脖店前，对准导航的箭头转了三个大圈后放弃了，依靠她嘴里的老乡给她指路找到了我们的住处。

我只好在一张纸上写好所有的信息：公交车次、换乘地点、对方的住址。我护送她登上了第一趟公交车，她已经学会了用手机刷公交卡。公交车起步很快，我看着她摇摇摆摆走向车的后方，手上紧紧捏着那张纸。她在太阳宫站给我打了电话，听得出来她十分高兴，完成了第一个挑战。到达雇主家附近时她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像一个打仗的将军发送捷报。不过很快新的挑战来了，她找不到雇主所在的那栋楼，她说这些楼四四方方长一样。

那个好心的女人只好下楼来接她。她先生晚上6点半下班，我妈需要在先生下班之前把饭做好，一个星期去三次。她领着我妈进了厨房，把食材和调料指给我妈看就进屋去了。

她要做油焖大虾。她没怎么做过，打电话请教村里的一个厨子。这厨子在农村承办婚丧餐饮，做过很多虾和鱼。还有个瘦肉汤和干煸四季豆，这两样菜她很拿手。两菜一汤放在厨房，用罩子罩好。她总觉得不洗碗有点过意不去，她把盘子和锅先刷了一遍，打包好客厅和厨房的垃圾，带走扔掉。

雇主很讲规则，我妈还没走多久就收到了她发来的70元红包。我妈觉得还是大城市好，两个小时，只要做做饭就能得到这么多钱。

雇主又发信息来问她的拿手菜是什么，我妈说红烧排骨，她不会写“烧字”，手写了一个“红火排骨”发了过去。后来得到了评价，果然是拿手菜真的太好吃了。她通常会做三菜一汤，一个大菜，两个素菜再加一个汤。每天做完后，她都会紧张地问对方，饭菜口味如何，咸不咸，油腻吗？回到家后她一直琢磨后面要给她做什么菜吃，她生怕失去这份工作。一个下午，雇主发信息说她就要搬家了，到时候再来找她。

我妈又失去了工作。

我想给串串店打个电话问清楚，已经快20天了，这个店还在装修吗？我不信。我跑到店门口去看，店内紧闭，里面没有什么装修的痕迹。我判断一定有其他原因。电话中店长用浓厚的东北口音解释说装修进度很慢，我表示质疑，他沉默了一下，说出了实话，原来这家店的某个许可证到期，被勒令关停整改一段时间。但他立马做出承诺说，最多需要一个周一定能开工。

我妈对于住我的用我的吃我的感到歉疚，她提议把她住的那间屋子租出去，她睡在阳台就好了。她构想了那个局面，在阳台打一个地铺，晚上轻手轻脚去睡，早上轻手轻脚地起来，绝不打扰我。我安慰她，你来北京就算找不到工作什么都不做，我也能负担得起。但她坐立不安，她喜欢用手指的关节敲击墙面，来缓解或是配合她的忧虑，但她敲着敲着就敲起了节奏，越敲越快，她突然哼起调子来，又开始摆头，最后哈哈大笑。

朋友介绍了一家家政公司，对方说北京现在用工难，很缺人，要我妈赶紧去报到。家政公司一上来就问我妈会不会做包子和馒头，他们认定我妈做保姆绝对不合适：一个南方人不会做北方人吃的食物，在北京是不可能有任何市场的。更多雇主喜欢年轻的的保姆，一个大老板开着奔驰过来，开价一万，要求保姆40岁以下以及会开车。还有单身的大龄男性来到公司，要求寻找单身保姆，我妈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开着玩笑说，就是找那个什么吗？这个工资可高了，可惜，我年纪太大了长得也不漂亮。

家政公司给了她两个选择，要么做保洁，要么照顾老人。

这时刚好有人来找切肉师傅，我妈连忙说她切肉切得非常好，从小就切，切了几十年。但她没有想到是去切羊肉。我妈属羊，她觉得切羊是不是不太好。这个道理也是她从家政公司听来的，家政公司的大姐认为除了年纪以外属相很重要，很多雇主不喜欢属蛇的，属相也别和雇主的属相相克，比如雇主属猴，你就不能属猪。

卖肉的菜市场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也是走路半个小时，开门早，早上五点半就得赶过去。对方给十五块钱算午饭，我妈在菜市场买两个饼能管一天。剩下十块钱买点打折蔬菜，切肉后余下的羊下水有时候老板也送给她。

第二天下午她哭丧着脸回来了，她又辞职了。她听不懂老板说什么，老板总在末尾要加一个儿化音，他让我妈拿什么，我妈没听懂多问一句，他就提高声音，哎哎哎！我说啊！这这这！我妈觉得这是在凶她，肉摊上还有很多砍刀，她越想越害怕。最后她总结说，家政老师的讲法还是有道理，的确不能去切自己属相的肉。

我们在附近找到了另一个家政公司，里面有个大沙发，自称李姐的家政主管说，这个沙发可以出租，住一晚30元。地铁公司来这里招保洁员，家政让我妈给了500元中介费后把她介绍给了地铁公司。李姐说这是公司的规矩，找到工作就要抽成工资的百分之十，地铁公司开5000，就应该给我500，但这时我妈还未与地铁公司签署任何劳动合同。随后，地铁公司派了一个年轻女性来“认领”我妈，她提出了一些要求：

1、把头发剪更短或者扎起来。

2、头发得染一染，别显老。

3、要穿肉色丝袜。

4、穿露出脚背的布鞋。

我妈舍不得去理发店染，我给她买了染发剂。我为她高兴，如果之前那些工作都是一些临时的和破碎的工作，那么这份工作至少可以暂时让我放下心。首都的地铁多么庞大，它伸开枝桠蔓延在地下。我们感叹终于找到了依靠的地方。至于串串店，他们还没有打来电话，兴许已经忘了我们。

第一天去上班时她五点多就起床了，她担心迟到，整夜都没怎么睡。晚上九点多她回到家后，看起来却不太高兴。原来她工作的地方并不是在地铁站内，而是那个地铁公司。但她首先还是说自己又长了见识，她说从没见过那么多关卡的地方，进了大门有小门，一路都要刷卡，地板像镜子，所有人穿着一种颜色的衣服。不过也正是这些让我妈十分沮丧，每打扫完一个地方就需要填表，几点钟，谁做的，无数的表格，我妈的眼睛看不清，她觉得自己的脑子也理不清。

几天后，地铁公司的一个主管告诉她不用在这里工作了。如果她愿意，可以去打扫地下车库，工资没那么高，只有3800元。我妈拒绝了。她说能否把这几天的工资发给她，对方说可以，不过后来一直没有收到。最让她烦恼的还是被家政公司抽走的500元，她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她并不介意交钱，只是觉得自己被愚弄了，明明没有5000元的工资为何要收取500元。她说要把钱要回来。李姐很不高兴，她说再给你介绍新的工作好了，但我妈已经不相信她了，她只想要回200元。李姐说那可不行。我妈说，那我去报警。最后她收到了退回的200元。

4

秋天即将结束，窗前的树叶早就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当我和我妈都在家里时，她越来越小心翼翼，她推开一个门缝问我吃不吃饭，到了晚上又把脚盆放在我面前，里面是艾草熬的水。白天她就出去，我不想关心她去了哪里，但她一回来我又忍不住问她。中午她会刷一会儿抖音，偶尔声音大了，看到我的脸色一变她立马调小，后来她干脆跑到她的屋子放在被窝边看。她又开始拖地了，从早到晚从里到外连拖三遍。我不希望她在这个家像一个保姆，像一个寄人篱下的人。可她不听。我丢弃的咖啡外卖杯被她用作漱口杯，她把自己的牙刷放在里面。这个她自制的漱口杯没有放在洗漱台，而是放在暖气片上。暖气片在洗漱台下方，隐蔽，没人会注意。那像一个她心里认定的等级，像她对自己的定位。

暖气来了。我和我妈缩在屋里体验了北京的暖气，非常新鲜。先是听见管子里有水流声，没多久管子就热了。我们再也不用像在农村那样弄一个火炉围着烤了。她给我姨孃打电话，说北京的屋里真是热火火子的呀！而那些暖气片都成了她的“烤箱“，家里每一个暖气片上要么放着一双袜子，要么放着橘子皮，或是几把南瓜籽。

她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外面越来越冷，风尤其大。这个时候她又会说还是山里好，把风都挡住了。四周都是树，我妈坐在窗前看着树叶刷地被卷走，她跟着在屋里狂呼，时不时站起来左手右手使劲儿挥舞。

有个年轻女孩找她去打扫房间，70元两小时。她已经好几天没收入了，我妈说哪怕远一点也去。要换乘两趟，我只好陪她去。去的路上已经开始下雪。

我从一个暖和的地方出来接她时，雪已经很大了，我都不知道那算不算雪，冰碴儿？其实雪大没事，风大最可怕。我的伞完全不管用，冰碴儿往我们脸上扑。花了半小时走了1.5公里，鞋子湿透，浑身发抖。我妈只穿了一双网鞋，她也冻着了。我们往公交车站走去，一路上我都在抱怨来一趟不值得，真不值得。她却很高兴，像是在安慰我，走的时候女孩多给了她10块，说是下雪天的补助。她还说，女孩家里有只猫，又大又肥，一点都不怕人。

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串串店的店长打来的电话。他兴奋地说，快通知你妈明天就来上班，早上5点40到。时隔近一个月，这个串串店终于开张了。生活重新有了希望。但他们没有签任何劳动合同。

我妈需要把一盆盆藕片、土豆片、虾、火腿肠、牛肉、金针菇、大白菜用一根根竹签全部串起来。她数过，从早到晚可以串一千多串。店里管早饭和午饭，但吃得不好，连续十天吃的都是咸菜加鸡蛋。她工作期间我朋友去这家店吃过一次饭，她已经下班了，朋友拿来很多串串摆在桌上，这些可能都是我妈串的。

她经常加班，而且没有加班费，说好的3点下班，但多数时候都要到下午5点。下班后她很放松，要么在屋里拍抖音，要么去超市买最便宜的菜。她经常穿我的衣服拍视频，对口型唱歌，她发现来了北京后，给她点赞的人多了很多，一个陌生男人给她留言说，美女，你真好看，她看到后说都是假话，但她没忍住笑了起来。那个男人给她打视频电话，还说要来北京找她，她吓坏了。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她让我帮忙赶紧删了这个人。

她也逐渐熟悉了附近的便宜菜市场。我喜欢吃橘子，她总能买到很多打折的。有时她会的带上我的相机到处拍，相机里的照片很多是我，其次是外卖员、快递员和遛狗的人。她吹口哨吹得很好，每次遇到狗，她就会对着狗吹起哨子，有些狗直接跟进了屋。她把家里的快递盒和塑料瓶都压平放在她的床底，也会在外面捡一些回来，存到放不下了就去卖，卖了4块钱。

在串串店工作一个月后，她有天回来说店里一个年轻女孩跳河死了，跳进了亮马河，昨晚是女孩同事生日，大家喝了点酒，可能也有点醉，跳的时候没人看见。女孩原先就是串串店的员工，闹自杀，店长开除了她。最后我妈说她也想离开这家店。和我妈一起工作的女人是店长的亲戚，那个女人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穿串串上。我妈上厕所，她会说有上厕所这功夫我都穿了20串了。她数落我妈速度慢，她指责我妈中午要吃两个鸡蛋。

前几个工人都被那个女人气跑了。我妈也受不了，她对店长提过几次要走，店长不放人，一直说等新的人来了你才能走。其中一个合伙人还跑到了我家里，劝我妈忍一忍。我妈答应了。但一个新人来了三天也走了。他们还是不同意我妈离开。我妈坚持要走。那个店长可能是喝了酒，他说要是你年轻点我就打你了。

5

北京的冬天迅速降临，但太阳高照。弟弟放寒假也来了北京，我们打算全家一起去逛圆明园。我妈带着六个煮好的鸡蛋，几个橘子和两瓶水，穿上了我给她买的一件打折的黄色外套，还涂了一点口红。一个我已经扔掉的气垫粉底被她偷偷捡走放在枕头边，她也拿出来往脸上抹了抹。我从未见过她这样。

圆明园很大，里面有很多小山头，芦苇，小湖，很多的野草和正在冰面上行走的鸟。游人不多，地面很干燥，又光秃秃的，很多时候只能听见我们三人的脚步声，沙沙的。有些地方还有残雪。

湖上的冰很厚，我们都没有见过那么厚的冰。她拉着我的手，先在冰的边缘踩了踩，又慢慢地往深处走了走，她有点害怕，赶忙缩回来。我径直朝着中心走去，她很担心地在后面一直大喊小心别去别去，我走到中心跳了两下说：“看，什么事都没有。过来吧。”弟弟胆子最小，我妈和我都在中心了，他还在边缘徘徊。不远处有一两只天鹅，它们先是慢慢走着，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飞了起来，巨大的翅膀让我们也动了起来。我妈举起双手朝着天空拍了拍，嘴里发出“哦哦哦”的叫声，像在为天鹅的飞翔高声庆贺。我十分羡慕她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其中一个湖还没有完全结冰，湖水在太阳的照射下更加蓝了，风吹得湖面弯弯扭扭，旁边就是柳树，也开始发芽了。她站在湖边上唱起了《山歌好比春江水》，每一句都跑调。

她也想过离开北京。她常说，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为何没有厂房，她去厂里打工多好。有个姨婆快四十了，跟家里人关系不好，跑到温岭打工，我妈想去那里，那几天她经常给姨婆打电话。姨婆说要过年了，现在来也不划算，你再忍一忍。

她生日到了。她提前说了什么都不要买，要省钱，炖一只猪脚就好。我还是给她买了一个蛋糕、两个气球和一个“王冠”。我拿出来时她特别高兴，连客套的“不要浪费钱”都没说。她是真高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个生日蛋糕。

6

元旦节之后，我在一个超市里寻找打折食物时发现了一张招工信息。上面没有写年龄要求。我把她带去超市，找到了店长。那是一个高大的年轻男孩。我想如果运气好，能和这样的年轻人在一起工作我妈的日子应该会好些。他就问了一句年龄，我说五十四岁，他只是回了一句没办法交社保了，我有些惊讶，怎么可能祈求这么好的待遇，对于大多数年纪大的体力劳动者，能够找到工作，能够按时收到工资，就算是非常幸运了。

我妈面试成功了。全家再次变得很高兴，但这次我们不敢再放开胆子高兴了。我给她泼冷水说，先忍一忍，从很多方面来说，前面那些工作给都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但这次的工作稍微显现出不同，这种不同好像能让你期待点什么。超市通知我妈去办理入职手续，我高兴又惊讶，就好像那个地铁公司一样，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好的依靠？我帮她对接了HR，帮她下载了钉钉，给她办理了工资卡。最后，她自己去签了合同还谈好了工资。

回到家，她真的很想笑，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她说：“你猜工资多少钱？”

“5500？”

“再往上！”

“6000？”

“对头！元旦还有三薪，还有还有，每个月还有四天休息！也可以不休息，但有加班费。”

晚上我买了两块牛排和两瓶啤酒为她庆祝。说真的，我此刻不想再担心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了，我只想在这一刻好好祝贺她。

新工作的第一个任务是卖鸡蛋。这个工作特别适合她，她嗓门大，不需要扩音器和录音器，你在超市门口就能听见她在叫卖，“原价30的鸡蛋现在优惠卖只需要25了！来来来！”除了我，能听懂的人估计不多。最后她干脆用方言喊，也没有人管她。超市需要的可能只是那种气势。

她又被安排去卖海鲜：“鱼，都打折了！虾也便宜卖！”

这份工作真好啊，哪里能找到只用动嘴不动手的工作呢？她从来没有想到只需站在那里喊几声就能挣到钱。她越喊越起劲，越喊越大声，就像她在山里的时候一样，对着深山中所有的树和动物大声唱歌一样。

卖海鲜的人经常会给我妈一些不要的鱼籽和鱼泡，卖包子的人会给我妈一些报损的包子，卖水果的人会把不新鲜的水果低价卖给我妈。她回家时就像一个带着精美礼品的人，兴冲冲地把所有东西摊开给我看。她终于觉得她也可以为我做点什么了。

不过，没多久她被调到超市的“小厨”去了，负责卖熟食，包子、饼、面条、饺子和酸辣粉。上午7点和晚上9点。我妈记不住各种包子口味，不会操作外卖单。店长安慰我妈，说大姐你要坚持一下，再学习两天就会了。她在一个本子上记着包子的识别方式：包装上有一个订书针的是酸菜牛肉包，两个的是香辣粉丝包。她还学会了钉钉打卡，每天她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自己的考勤记录。

总之，到那个月末时她已经克服了困难，一切进展良好。过新年了，我妈收到了超市送的一箱橘子、一箱牛奶和一箱鸡蛋，她又发了抖音，还设计了一个剧情，她很高兴。

我和弟弟都不叫她为“妈”，我们叫她“秀儿”，后面那个儿字通常可以省略。秀儿，儿化音，你念念看，念快一点，听起来就像一种鸟叫。我妈答应得很自然，反倒是家里的几个男人比如我爸我叔数落我们不懂尊卑。我妈和我们一样不理解这个家里的秩序和规则。在北京，我们可以畅快地叫她的名字。

她上班时需要一副老花镜，主要用来看外卖平台发来的信息。上午10点到11点最忙，肯定是附近的年轻人集中饿了。我妈同时煮面、饺子和酸辣粉。她在订单上看见有人留言：“大哥大姐求多煮点面，我吃不饱。”我妈叹气，份量可都是固定的。但她觉得年轻人很可怜没有时间自己做饭，早上的拉面还剩一点，就加进去吧。那碗面又大又满。

2月初，我妈收到了工资。那是目前为止她收到过的最高月工资。她很激动，表示要请庆贺一下，在超市里她买了最便宜的排骨和打折的蔬菜，还买了小瓶白酒喝了些。喝到有点醉了，她又感叹工资如此之高，让她舍不得走了，我知道，如果我离开了北京，她也是必然要离开的。她又说，“如果那些钱都是纸币就更好了，数都要数很久！”

她只是后悔没有早点辞去串串店的工作。她在超市工作后，串串店的工资发到她的银行卡，比她预计的少了300元。她很愤怒，在那个店备受欺负，现在连钱都要克扣。她给店长发信息询问，店长没有回复。她打算直接去店里要个说法。

由于那个店长之前说要打她，我决定陪她一起去。我带了一台相机，倒不是想以此威慑，而是我经常拿着相机记录我妈的生活，她很少和别人发生冲突，她的人生就是逆来顺受，我想拍下她发火的样子。

她去了后厨，很明显，她一开始的架子就不对劲，她又开始笑，是那种商议和讨好的笑。我有些失望，我以为她会发火的。店长态度冷淡，他的冷淡让我采取旁观的姿态。只要店长不动手，我就不上前。店长高过我妈一个头，他正在指挥另一个人切菜，他给出的理由无懈可击：我妈上到第二个月的第二十八天时就离开了，哪怕这二十八天里没有休息，也不能按照全勤算。

“可是这二十八天我没有休息过啊？”我妈说。

“但你没有工作完这一个月呀！这也不能算全勤。”店长说。

我妈只好说，那好吧，说清楚了就好。

店长这时突然转向我，他质问我拿着相机在干嘛，我说拍我妈呢，他说可以拍没问题。但当我们走到店外正要离去时，他冲了出来，打算抢我的相机。

他要强行删除我拍摄的片段。我把相机抱在胸前，他插住腰，又把那只右脚撇了出来。几个月前，他也是这样的姿势，也站在同一个门口。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妈看着我们。在某一个瞬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希望我们能打起来。

7

春节长假来了，我带着我妈和弟弟去了天安门。她曾说她来北京的心愿是去看天安门。

但在进去前，我的健康宝弹窗了。我被拦在外面，弟弟带着我妈走了进去。我看着他们的身影在广场上越来越小。

阳光很好，天很蓝，云都没有。天安门附近的街道干净宽阔，你能见到很多警察和军人。我妈对他们充满好奇。她走到了广场中央，一个警察穿着大衣威严地站在那里，我妈想拍这个警察。她打开了软件，选了一首喜庆的歌对着他拍了起来，在音乐的高潮她竟然跳起了舞，她什么也不在乎，在警察的面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她边唱边跳。而那个警察戴着口罩，就这么看着她。

我站在外面等，但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四周是售卖天安门纪念品的商店，几乎每个店铺最外围都摆着毛泽东的像章。一个小孩趴在橱窗边喊：“这是毛主席！”

阳光变得越来越黄，每个人都在光线里，警察和军队从我身边走过，有小孩的笑声。他们出来时阳光已经快没了，她还是有些兴奋。我说北京怎么样。她说，像做了一场梦。

噪音开始了，一档聚焦当下的声音纪录片。社会的噪音就是时代隐藏的线索，每月两期，我们用声波刻录世界真实的形状。

播客由JustPod和时尚先生报道组联合制作。 

- 音频制作团队 -

讲述者：旁立

制作人：泽希

编辑：熊阿姨 唐池

声音设计：Supermassiver

图片设计 Je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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