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楷模已逝，未来还不可期，这就是现代人被堵在困境里的现实。一旦你认识到现代人的境遇，开始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世界，写小说，你的小说意识，与古典小说的意识，就有天渊之别。所以，二十世纪的小说大师，都是找到问题的大师，不是解决问题的大师。”今天，小众书坊发出诗人黄梵《如何理解文艺中的现代性？》（2021年6月《文学报》刊登时有删节）一文完整版，以飨读者。

黄梵，诗人、小说家、副教授。

已出版《第十一诫》《月亮已失眠》《浮色》《南京哀歌》《等待青春消失》《女校先生》《中国走徒》《一寸师》《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等。诗歌代表作《中年》，收入众多总结性选本，诗歌在海峡两岸广受关注，被联合报副刊主编称为近年在台湾最有读者缘的大陆诗人。长篇小说处女作《第十一诫》在新浪读书原创连载时，点击率超过300万，被网络推重为文革后最值得青年关注的两部小说之一，已成为高校研究知识分子小说的代表性文本。获《作家》金短篇小说奖、“2015-2016年度十大好诗”提名奖、紫金山文学奖、北京文学奖、钟山文学奖、《芳草》汉语双年诗歌十佳奖、金陵文学奖、《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汉语诗歌奖、博鳌国际诗歌奖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德、意、希腊、韩、法、日、波斯、罗马尼亚、西班牙等语种。

如何理解文艺中的现代性？

不知你有没有觉察到，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最大不同，不是小说形式和手法的不同，是小说意识的不同。我认为，小说意识的改变，是促成小说一个多世纪不停冒险的真正原因，也是让部分读者对现代小说不理解，甚至恼火的根源。关于小说意识，人们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定义和言说，但我想打个浅显的比喻，让你去体会。小说想要探索的世界，好比是一个女人，所谓的小说意识，说白了，就是你看待这个女人的不同眼光。把她当情人看，她的缺点也是你眼里的珍珠；把她当妻子看，她的优点你也会视而不见；把她当母亲看，哪怕她与你格格不入，你也要处处袒护她。接下来你会追问，究竟是什么让你看待女人的眼光大相径庭？当然是你与她的关系！你是她的情人，还是丈夫，还是儿子？会让你对她的关切点截然不同。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你与她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回到小说，你作为叙述者，你与世界是什么关系，会让你看待世界的眼光有霄壤之别。我在前面已区分过古典人与现代人，你要么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两者的混血。你究竟是古典人还是现代人，成了你如何看待世界的依据，也确定了你与世界的关系。

假如你是古典人，你见到的世界，就是笛卡尔信任的理性世界，你对理性的无条件支持，反映出启蒙运动的理想：认定理性能把人类带向美好的未来，即人人称羡的乌托邦。人对理性的信任，是否应该这样问心无愧？古典人是不会质疑的。现代人的起点，恰恰来自对理性的质疑。先不说生活中有多少事，是理性很难把握的，比方说情感，性喜夸张和扮演角色的本性等，就算用理性构建的文明，仍然是一把双刃剑。按说同为人类，国与国的纷争，应该可以用理性化解，可是始料不及的战争，总是会不时出现。按说启蒙运动设想了理性的完美功用，一切与它接触的人，都接受了它的理想，可是一战二战的灾难，恰恰说明，人一旦组成社会群体，个人有理性并不等于社会有理性。就算个人能像公式一样，做到百分之百的理性，社会也不会像个人一厢情愿的那样，表现出百分之百的理性。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社会的非理性，是尚未解决甚至无解的问题。再说，混沌学已揭示，公式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理性，比如，流体力学公式中就藏着蝴蝶效应，用大白话说就是，“如果有一只蝴蝶在南京扇动翅膀，纽约就会下一场暴雨”。这是说，人信赖的理性中，悄然藏着避免不了的不确定，那是人把握不了的。混沌学让人如梦初醒：人期盼的长期天气预报，永无实现的可能。数学中的哥德尔定理，还揭示了逻辑理性的局限，通俗说就是：一个不自相矛盾的理性系统，无法判明自己系统内的事，是真还是假，要想判明真假，它必须借助系统外的其他系统。这里说的系统，可以是一个国家，一所学校，一家公司，一个人，等等。人们在哥德尔定理出现之前，早已懂得类似的道理，知道国家、公司、学校、个人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很难客观，所以才会青睐第三方评价。这也是普通人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原因，再狂妄的人，内心也会对自夸心虚，深知他人嘴里的评价，会比自夸更客观。

理性中暗藏的种种魔鬼，把被启蒙运动过度赞美的理性，把很多人心心念念追逐的工具理性，拖入了不可靠的境地。如果回头再看人自身，我认为，弗洛伊德揭示的无意识，让古典人认定自己可以百分之百理性的信念，流于说教。理性本身的不可靠，加上人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理性，再加上就算个人有理性，也不代表社会有理性，这些雪上加霜的不确定，就是现代人面临的理性困境，决定了启蒙运动信以为真的乌托邦，即完美理性带来的完美社会，只是墙上的画饼，难有实现之日。如果大家意识到，那个一直折磨我们的自我，很多都来自环境的塑造，即文明展示的都市生活，让每个人接受的竞争压力，已迫近极限。这样就容易理解，现代人不再像古典人那样，相信只有一个可以被理性把握的自我，现代人是信从自我可以分裂的，至少可以分裂出一个理性把握不了的自我。我认为，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格里高利变成甲虫，就是将分裂的自我，变成一个可见意象，即人兽合体的现代人，变成兽体人心的甲虫。格里高利起初还像古典人那样，抱定什么都可以挽回的古典信念，直到家人，即认定人是人、兽是兽的古典人，完全抛弃他，并不接受他的分裂，他才像现代人那样，无奈地接受困境带来的悲剧。

古典人被迫转向现代人的惊惧内心，我以为电影《海上钢琴师》已准确说出。电影主角邮轮上的弃儿1900，完全是个古典人，当他无师自通成为钢琴天才，为世人仰慕，他却对邮轮依依不舍，始终不肯下船。当他爱上一个上船来又下船去的女孩，一天在朋友怂恿下，决心下船去找她。他沿着舷梯下到一半，突然站住了，接着转身回到船上，从此再也不下船。多年后，报废的邮轮即将炸毁，朋友知道他一定还在船上，前去劝他下船，他死活不肯，最终与邮轮同归于尽。是什么挡住了1900唯一一次下船的冲动？当然是现代人生活的城市环境。下船那天，他站在舷梯上，看着对面纽约无边无际的摩天大楼，他害怕了。是纽约无法把握的无限，陌生，未知，不确定，让他害怕。邮轮的有限，熟悉，让他可以把握一切，他迷恋狭小天地里的确定，不含混，可以预见，这是典型的古典人心理。他宁可与狭小熟悉的旧世界，同归于尽，也不肯步入把握不了的新世界。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揭示了一个古典人，转为一个现代人时的困惑。读者可以感受到小说中“我”的分裂，那是一个顾及旧世界道德，想做到无可指责的“我”，要不然，“我”就不会故意把伞打得很低，生怕被熟人看见与少女同行，要不然，回到家就不会撒谎，说和朋友吃过点心，害得自己晚饭只能少吃。“我”把握不了的另一个自我，始终被少女牵制着，路上这个自我逼迫他向少女献殷勤，令他幻想。如果这个自我是他可以把握的，当少女提醒他雨停了，“我”就不会“暮然惊觉”，回家路上失落之余，竟几度不知不觉想张开伞。民国时期的不少现代小说，都涉及古典人与现代人的冲撞与平衡。郁达夫的《沉沦》中，也有类似的自我分裂，只是主人公无法平衡两者，即难以把控的性需要，与读书人的道德自审，因屡屡难以调和，平衡，令主人公最终走向溺海的悲剧。

说一道万，一旦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古典人眼中的世界，就成为你眼中的幻梦，变得不真切。古典人认为能实现的现代性，即通过启蒙理性可以实现的美好未来，你会认为，已脱离人性与社会的实际。就像戈尔丁的小说《苍蝇王》，把先知先觉赋予给象征艺术家的西蒙那样，法国社会变动的残酷情节，让波德莱尔们率先觉察到了新的现代性，大约可以称为文艺中的现代性，它对启蒙运动料想的最后胜利，即现代性的实现（理想社会的实现），完全持相反的态度，认为并无可能，或说，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正好相反，是反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的，着眼揭示现代性无法实现的尴尬，困境，肇因。这样的先知先觉，让波德莱尔勾勒的巴黎，不再是光明之城，而是阴森幽暗的《恶之花》，人物的颓废似乎不可避免，也顺理成章。当艾略特诅咒伦敦是《荒原》，乔伊斯搬出当代平庸之辈布卢姆，与古代英雄奥德修斯对照，让布卢姆作为当代能贡献出的可怜“英雄”，说明作家们不再把目光投向未来，为了拯救无可救药的当代，他们开始把人类的早期，视为无懈可击的理想。就如同中国古代文人，进谏或陈情时，均会搬出远古的尧舜禹，作为治理天下的理想。进入二十世纪，一些质疑更直接了当的反乌托邦小说接连出现，如《我们》、《美丽新世界》、《1984》等，这些都反映出现代人的焦虑：理想已破灭，甚至认为理想可能是更大的陷阱，这时该怎么办？启蒙运动并未料想，那些用理性可控的古典人，没有一个能逃脱现代社会的异化，眼睁睁变成了理性不可控的现代人，没有一个不受自我分裂之苦。我认为，启蒙运动在赞叹理性的伟大时，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人不是机器，人有自身克服不了人性悖论，令其文化也充满悖论，无法完全靠逻辑理性治理一切。或者说，启蒙运动的理想要想实现，必要求人成为机器人。

古典楷模已逝，未来还不可期，这就是现代人被堵在困境里的现实。一旦你认识到现代人的境遇，开始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世界，写小说，你的小说意识，与古典小说的意识，就有天渊之别。所以，二十世纪的小说大师，都是找到问题的大师，不是解决问题的大师。他们与古代冯梦龙迥然有别，冯梦龙的众多小说，不只找到了问题，还自信可以用儒家思想轻易解决。解决的时代真会来临吗？我表示怀疑。有没有解决之道，你考察下自己的人性，似乎已了然。比如，你能在秩序井然，没有陌生感，没有意外惊喜的熟稔环境，生活多久而不想改变？人何时能克服，“安全久了就渴望冒险，冒险久了就渴望安全”的悖论？如果你不能理解，悖论不是谁强加给人的，是人性的天然喜好，你就无法明白，为何悖论是创造诗意的法宝，矛盾和冲突是小说的真正动力？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礼仪智慧，文艺创造，可谓各司其职，知道把人性安顿到社会和文艺中时，必须有不同策略。比如，朱熹当年就有感浙江福建一带，抢婚、私奔等人性冲突过多，他写下《家礼》一书，通过推广礼仪，来减少人际冲突。可是，人总有不切实际的另一面，这一类的不谐，矛盾，冲突，也必须有地方安顿，释放，文艺就成了收罗这类冲动的箩筐。人天然喜好的矛盾，冲突，并不适合大量安顿到社会，让文艺大量接纳和安顿，是最无害的选择，所以，说文艺是社会的减压阀，并不为过。这样就可以看清，一旦要求文艺像礼仪那样，发挥消除冲突的和谐功用，人性中的大量矛盾冲动，就会流向社会。

我对比两首简单的诗，来让你对现代性问题，有具体、直观的感受。

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

现今总是令人悲哀：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注：《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普希金诗选》，查良铮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出版。）

黄梵《爱情挽歌——致ZXL》

请你接受我迟来的问候吧，那时你一尘不染

玉、丝绸一样爱着心中的皇帝

回想起来，你是一朵玫瑰，却没有怒放过    

那天，蜻蜓在幽绿的水面即兴弹奏

我带给你的，只是一场落日的完整

回想起来，那天多辽阔，而生活多破碎

你的心在缩紧，我却婉言告别

只要轻轻一说，你的苦恼就属于过去

我偏停在那个时刻……现在你依然

不能代替我选择，沉默依然是生活的炼金术啊

但我在你的爱中，懂得了虚妄、多余

遥远的你，还会问：“可以吗？”

现在，我的心里没有了寒光闪亮的刀子

风吹夜窗，我在为你撒下几滴眼泪

人生多神秘，而你的旧爱已日渐沉重

（注：黄梵《月亮已失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年出版。）

第一首诗看待世界的态度，是典型的古典人态度。普希金很自信，认定诗中描述的生活，哪怕遭遇了挫折，依旧是可控的，未来完全可期，会抵达理性期盼的“快乐之日”。正因为我们等待的未来，会用幸福来补偿过去的挫折，那么当下的困难就变得可以忍受，它终将成为回忆中的“可爱”。第二首诗看待未来的态度，则大相径庭。按正常逻辑，一个女子期待与你恋爱，却被你拒绝，此后彼此再无联系，按理，你的未来就跟她没什么关系了。可是诗中是怎么写的？说现在的你，心里没有了“刀子”，就是不再有当初拒绝她的冷酷，寒气，你在为女子撒下“眼泪”，“人生多神秘，而你的旧爱已日渐沉重”。这是说，你从过去走向未来（现在）的历程，令你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女子那份原本不会影响你的“旧爱”，竟然在你心中慢慢生根，越来越“沉重”，你从当初拒绝女子的冷酷，变成现在为她撒下“眼泪”的有情，完全出乎你在过去的预料。你现在的心境，并不是你当初可以预期的，说明你的未来根本无法预见，正是这种无法把握的无常，才是“人生多神秘”的肇因。第二首诗主要传递出，人在过去笃信的未来，不会像信念那样一成不变，人来到未来，可能会后悔过去的所作所为。一句话，普希金用理性描述的对未来之信念，一旦移植到现代生活中，难免会失效。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何易卜生会用一生的戏剧，反复考察人性之谜。比如戏剧《人民公敌》，就反映了个人有理性，与社会无理性的冲突。剧中医生坚持的理性，之所以会给他的命运带来无常的变化，根子当然还在人性里。个人组成的人群，对事物的理性思考，甚至会远远低于个人，这样一来，非理性的看法就容易大行其道，反过来，对个人理性还会产生排斥。比如剧中，小镇的人为什么会对污染温泉的事实，视而不见？当然是害怕财富受损，若进一步追溯人性的原因，可以发现，人们是害怕失去自我肯定，唯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可以帮他们完成自我肯定。人们对医生理性陈述的怀疑，不信任，不过是鸵鸟策略，用幻想的“事实”自欺其人，达到当真相出现时，可以继续用幻觉进行自我肯定。你可以想见，一旦人对自我肯定的事反应过度，他就并非真的很自信，他只是为了不让自己滑向自我怀疑。所以，剧中医生命运的无常，来自他人人性中那些自我肯定与怀疑的较量，这是各种不确定产生的根源。我再举生活中的例子。大学毕业时，我的同班同学都认定，他们这辈子肯定会从事与专业有关的工作，三十多年过去，现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同学，只剩寥寥数人，其他同学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比如其他专业的教授，中学教师，官员，校长，厂长，商人，企业家，等等，不一而足，我则阴错阳差成了作家。就是说当初毕业时，哪怕我们都用理性，严谨规划过未来，自认用专业能力夯实了未来，未来仍脱离了当初的预期。所以，人生无常，未来不可期，是大概率的事，也是现代社会的特质之一。这类现代性的困境，其实要求写作者们，不要把人、社会、未来过度理想化，现代社会的复杂现实，早已让人很难相信乌托邦了。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可以视为讲述爱情乌托邦破灭的心酸故事。盖兹比对黛茜一往情深，他如同一个古典人，对爱情怀有乌托邦的信念和期许，但他不知黛茜嫁人以后，已非他初恋时的黛茜，她已是一个不期待未来，只及时寻求利益的现代人。当黛茜出车祸，撞死了丈夫的情人，盖兹比表现出古典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主动顶包承担了车祸责任。当黛茜的丈夫煽动死者的丈夫，开枪杀死了盖兹比，黛茜竟没参加盖兹比的葬礼。举办葬礼的那天，她悄然和丈夫赴欧洲去旅行。一个古典人和一个现代人的恋爱故事，谁会成为牺牲品？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