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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贾康 苏京春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仍然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在“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及“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的重要判断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新政策思路。当下，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已无法适应我国新的发展条件，从逆周期到跨周期，其实质绝非仅仅是周期性宏观调控的转型，而是积极跳出周期思维的转变。宏观调控的设计与宏观调节亦应基于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实践，落实于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治理之中。
一、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已不能充分适应我国当下阶段新的发展条件 自1992年以来，我国一直明确地采用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1992—1997年六年期间，采用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达成了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保持较低物价涨幅、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转入1998年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按照逆周期思路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当的货币政策。在随后的年份中，一方面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通过适度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开始启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松一稳协调配合持续到2003年，主要服务于扩大内需目标。2004年起，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协调配合持续至2007年，服务于保增长、防通胀的目标。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双松协调配合了两年，主要完成了保增长的目标。2010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再次回归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松一稳协调配合至2019年，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稳物价、供给侧改革等目标，并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提出“六稳”、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又辅以“六保”的目标。总体观之，我国自1992年以来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实践轨迹逻辑为：双紧，一松一稳，双稳，双松，一松一稳。 总结起来，传统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集中于保增长、稳增长、防通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宏观调控目标得以实现最为重要的有利条件，恰在于大环境保持着相对确定性。可以说，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国宏观经济层面遭受的严峻考验，更多集中于全球或区域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又因在下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坐拥人口红利、技术后发优势、开阔的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等，辅以全球经济增长大背景的加持，经济飞速增长。这些为我国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提供了较大可能性与空间。 然而，时至今日，整体形势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诸多确定性条件几乎一去不复返，即大环境在长期中、对外与对内而言都将处于不稳定之中，具有相当高的不确定性。 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关口。应当认识到：国民经济结构性过剩（而非短缺）已是新常态的要素之一，中等收入群体尚在形成期且特殊的焦虑感问题和增长中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小视，经济增长新动能仍在蓄力期，而发展中地域、产业、行业等结构性问题还相当严峻，对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已转为中高速情况下对高质量的追求。国内条件已然发生很多变化，不少方面更趋于不确定。 与此同时，外向型经济随着全球化逆转预期和当下进度的双受挫，一些外部势力主动为之的去全球化与去中国化已显山露水，全球以及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疫情可能还将加剧这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决策层适时启动的从出口导向的大进大出战略转为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也敦促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的深刻转变。内外环境之下，宏观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上升，稳增长与防风险势必成为长期问题。 纵观全局，传统的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的眼界，已然不能充分适应我国当下新阶段的发展条件。纵横捭阖之际，跨周期宏观调控方式，成为扩展的宏观调控与治理眼界下新表述的指导原则。 二、跨周期宏观调控的实质是覆盖多个逆周期过程并以优化结构支持发展后劲 从主流经济学原理的阐释看，政府宏观调控是以社会总需求管理为主的干预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逆周期调节是其基本特征。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需求总是不足的，而政府调控能够通过对需求总量逆向调节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在熨平周期波动的取向下推动社会实现宏观经济供需平衡。这种宏观调控方式发挥作用的主要时序特点，就在于维持宏观经济的短中期平衡，通过逆周期手段连接而成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状态的较低幅波动。 对跨周期的本质形成认知，初始环节还须从逆周期说起。所谓逆周期的思路简明清晰：在经济低迷之时采取积极、宽松的措施进行刺激，而在经济过热之时采取消极、紧缩的措施实行降温，以此来实现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目标的实现。逆周期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方式在短中期均衡视角取得其效果后，推进到跨周期宏观调控思维，显然就要把长期考虑作为“瞻前顾后”覆盖两个或两个以上周期的扩展版，以求更具预见性和连续性地优化宏观调控与治理。 特别是2020年后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以及其很难在短中期内得到完全抑制的紧迫局势，市场不但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且更多存在着信息突变且不能及时传导的情况。此时，若还是按照传统宏观调控的逆周期思维方式来做调控，便会形成较明显的局限性。因为逆周期调控适应于相对确定性的环境，一旦进入不确定性很大的环境，政府的逆周期政策自身也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十分需要把调控的眼界扩展到长期的跨周期的更纵深状态，从而把握短中期不甚清楚而长期看却可能窥其端倪的确定性因素，做好未雨绸缪的工作。 再有，短中期逆周期调控，基本是处理快变量型总量状态的需求管理，而到了跨周期概念下，需要把调控与治理的注意力和发力点，更多放到长期的、慢变量型的结构状态的供给管理之上，以结构的优化支持整个发展过程更有后劲，更具可持续性。 总之，跨周期宏观调控的实质是扩展逆周期相机抉择的眼界而覆盖多个逆周期过程，在宏观调控中直面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以长期视野下的确定性对其加以对冲，并以针对慢变量的结构优化努力，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三、跨周期宏观调控设计和调节：优化国民经济宏观治理的升级版 跨周期宏观调控的思路和设计要领，既然是置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长期视野下的整体布局，内在逻辑便是更好地结合若干个短中期的需求管理过程于一个长期的结构优化过程，在传统调控基础上打造更高水平宏观调控与治理的升级版。表述上，从原来的管理、调控升格为治理，具体可至少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短期问题要纳入长期来看。就短期看，容易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利于解决根本问题，即长期还要出问题。当然，跨周期调控绝非可以忽视短期问题，而恰恰是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短期问题，视野便要更为开阔，以是否利于长期高质量发展着眼，来判定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的着手点。 第二，总量问题要紧密结合结构问题来分析和把握。社会有效需求的短期宏观调控当然属于总量问题层面，但是，这一总量问题的表象下却以治标关联着结构性问题的深层矛盾与关键性治本的实质。跨周期宏观调控绝非可以忽视总量问题，而恰是要一方面透过现象看本质，另一方面扭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将总量问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找出来、分析透、解决好，切实为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缓解制约、疏通经络、内外兼修，消除堵点，培养元气。 第三，相机抉择要更为注重从预期引导入手。传统宏观调控的着手点是“见事快”、逆周期，是根据现实景气判断在事后作出更关注短中期效果的调控动作。跨周期宏观调控的着手点，恰恰是以前瞻预测引出先手棋稳预期，是在事前作出的更关注长期效果的调控动作，并且未来以中长期预期引导的过程实现，实际上也是对于短期宏观经济而言更具包容性的调控动作。 这种升级版的跨周期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需与相关政策互为基础、互为依托、互促发展。具体可从三方面考虑： 第一，经济指标是经济发展结果，跨周期宏观调控应避免本末倒置。国民经济核算视角下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等经济指标，究其本质，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其真正的动能来源，长期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于正确实施激励机制从而释放生产力。 第二，跨周期宏观调控是应对长期不确定性的引领预期思维。宏观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利用事后归因方法所作出的一种抽象总结，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引入确定性思维之后，是对其沿着规律性轨道前行的可能轨迹的一种揭示各项调控中的宏观政策，是基于确定性判断而对于扑朔迷离的非确定性的消解。比之与农业、工业社会，我们已然处于人类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内生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信息社会了。尤其多鉴于此，我们必须扩展逆周期相机抉择这一理论框架、力求掌握好跨周期全景纵深。 第三，跨周期宏观调控从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入手，为宏观经济运行注入确定性，从根本上改善行为预期。稳预期、引导预期就成为今后宏观政策组合的最重要功能，并依托于以结构性的问题化解支持可持续发展，以长期着眼点完成短期落脚点，以事前行为预期的有效引导结合事后归因基础上的相机抉择，以中短期和长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贯通发展，在国内国际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形成“为我所调，动态施控”的更多确定性。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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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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