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抗疫复工样本

本报记者 郭阳琛 颜世龙 杭州报道

“谈不上恐慌，但心里还是很担忧的。”回顾过去25天曲折的抗疫、复工之路，双童吸管董事长楼仲平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坦言。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楼仲平不得不提前结束在三亚的假期。看到不断增长的确诊病例数，他很快意识到：回家过年的一线员工可能无法回来。大年初二，他便匆忙订了高价机票，初三返回到了浙江义乌。

“我们可以说是全国最早一批准备复工的企业。”楼仲平告诉记者，从大年初五起，便有200多名外地员工陆续回到工厂，到2月10日正式复工期间共13天，如何保证疫情防控的同时尽早达到政府要求的复工条件，成了他和双童吸管的“头等大事”。

复工后，楼仲平逐渐意识到用工缺口仍是难以填补的“黑洞”，从而引发产业链断裂、订单流失等深层次问题。为此，义乌当地政府不仅分派公务员“下车间”，而且进村入户动员“闲余”村民充当临时工。

从率先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到包车、包列、包机抢工人返岗，浙江省因政策迅速且有效频上头条，在外界看来，是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的优等生范本；而在楼仲平看来，“浙江是真正地将企业当作社会发展的一部分。”

2019年，浙江省完成冲刺GDP六万亿元的目标；而2020年开年至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9.8%，下一步的计划是“2月底前产能恢复75%”。民营经济发达、第三产业活跃的浙江省，现在是如何“答题”的？

启动一级响应

1月23日，浙江省率先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此后，温州、台州等地成为湖北省外全国疫情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为此浙江省多个地区都执行近乎“封城”的严格管控措施。

1月25日，楼仲平回到义乌。第二天，他便召集留在厂里的30多名员工商讨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保障留厂员工的安全；第二，如何应对即将返厂的员工。

楼仲平决定建立厂区的防疫中心指挥部，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五个小组。

第一组人流管控组做返厂人员的登记、防疫、体温记录；第二组隔离诊治组负责隔离、配发生活物品、购物、心理疏导、沟通等，并为新到员工建立群组；第三组环境消杀组负责整个厂区的消毒、物资配备；第四组宣传教育组则是人员的梳理与管控，资料的整理与编排；第五组物资筹备组则负责物资采购、集中管控、分发。

1月27日，双童吸管迎来了第一批自驾返岗的员工。“员工到场后需要隔离14天才能投入工作，之后的十天返厂的员工很多，大约占到目前员工的一大半；随着外地对人口流动管控的加紧，后来返回的老员工越来越少。”楼仲平说。

实际上，早在1月25日，双童吸管便开始核实“员工是否来自或途径武汉等重点疫区”；到了2月8日，已经有200多位员工到岗并通过了防控疫情的流程。

为了实行分级分区防控，浙江省县域疫情风险地图即“五色图”应运而生。自第一张“五色图”于2月9日发布以来，在地图上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蓝、绿色板块不断扩大，橙、黄色板块不断缩小，这也让楼仲平看到了复工的希望。

“浙江省政府此次应对疫情，不论是危机感还是警觉性都很高。”在浙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正是由于政府的迅速反应，浙江全省的危机意识都普遍增强，特别是企业、公共场合的防疫措施都做得较好。才让此次疫情能够迅速地得到控制。

防疫之外，最重要的便是企业复工复产。民营经济发达、第三产业活跃是浙江省最鲜明的两个标签。截至2019年末，浙江省在册民营企业233.4万户，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2.0%，仅2019年就新增民营企业47.0万户，比上年增长15.8%，占新设企业总数的94.4%。而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及服务业，正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两个群体。

公务员“下车间”

2月10日，双童吸管成为义乌第一批复工审批通过的工业企业。“目前，500多名老员工回来了一大半，但一线工人只回来了4成。十天前，公司开工比例也不过刚过一半。”产能如何提上去，成为董事长楼仲平每天最大的“心头病”。

“我们在浙江境内共有4个厂，现在员工回来了不到五分之一，岗位上只有千余人，缺口还有三千多。”陆杰（化名）负责一家位于浙江宁波大型纺织工厂的人事部门，他坦言，每个厂的车间都有16～18条生产线，现在只能开二三条。公司之前都通过集装箱海运，但因为产能低工期怕耽搁无奈改成了空运，“运输成本翻了好几倍。”

这几天，当地发改委、人社局、卫生部门经常派人和陆杰对接防疫工作，除了按照政府规定将公司角角落落做了预防，还规定下班后不得在公司随意逗留走动。“我们自己采购了一批口罩，市政府、区政府也给我们准备了手套、酒精、消毒液等物资，还提供了专门针对疫情的中药包，但现在公司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人。”他说。

“政府变着法帮我们找劳动力，现在整个义乌所有的企事业单位乃至银行，全部放下身段走到企业内部，帮企业管理、做防疫工作，甚至充当临时工人。”楼仲平告诉记者，公司的包装车间等较为简单，不需太多培训就能立即上岗。几天前，义乌市总工会派了15人，司法局来了12人，直接上生产线帮忙赶订单，还有5名国税局、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到厂里负责防疫和员工隔离工作。

2月25日晚上十点半，楼仲平又接到了街道书记的电话，得知街道开会确认将发动全体干部到农村动员“空闲”村民走进企业车间，临时填补企业的用工缺口。

“第二天一下子帮我们找来了20多人，连续四五天每天都会有这么多‘新人’，一天产能就提高了一成，我预计明天能开工到75%，最主要就是这个原因。”楼仲平表示。

浙江已连续多日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同时企业复工也在加快节奏。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月25日，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复工44370家，复工率达99.8%。”下一步，浙江省的目标是“2月底前产能恢复75%”。

“很多政策都是针对大型、规模以上企业，但中小微企业才是占比最大的，目前全部企业复工率能达到60%以上已经很了不起了。”周德文认为，中小微企业的复工才是当下最重要的，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秩序。

还是缺人

据记者了解，当前最困难的是未被记入统计口径的小微企业。

在浙江台州做火车垫片生意的张明（化名）一共只有30多个员工，目前缺口还将近一半。“我们防疫物资都准备好了，还在等政府的审批，预计要等四五天。就算能复工，缺人也是我现在最头疼的问题。”

叶先生则在浙江宁波经营一家精工制造企业。“说是工厂，其实更像是家庭小作坊，一共就十多个工人。”叶先生告诉记者，我去年才开始做这行，之前攒的订单基本上已经做完了，因为疫情几乎没有接到新订单，“今年员工工资会比往年高几十元一天，一些原材料也在海南运不过来，加之这个行业本来就不太好做，资金压力很大。”

楼仲平经常与生产标签、条码、包装盒、包装袋等的配套企业打交道，他也深知这些小微企业的难处，“他们现在很难，大部分都没复工，导致整个产业链都断裂了，我们只能花几倍的价钱到处找货。”

大型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作为人事经理，陆杰时常为公司的“用工难”犯愁。“很多员工想回来回不来。”他坦言，像河南、安徽、云贵、江西等地区，“土政策”较多，许多员工想回来开工，我们也开出了企业员工复工证明，但是村里就是不放行，“他们拿着证明去当地的乡镇政府，乡镇就说2月底之前不允许出来”。

楼仲平也对招不到新员工一直愁眉不展。

“现在劳务市场都是静悄悄的，以往这时早就满是人了。”楼仲平表示，此前外地务工人员进入浙江必须要有接收单位；之后，浙江各地陆续推出了“三色码”，只要凭绿码和手机漫游痕迹就可返浙。“现在公司会直接补贴新员工1200元，如果做满一年，政府会补贴公司1000元，我们也都会给员工，但还是没有人。”

企业和政府也都想过线上招聘。开电子厂的朱先生也在当地官方招聘平台发布了“急需100名技术操作员”的招工信息，但几乎没收到反馈信息。“现在我们经常合作的智联招聘、恒信人才网也在给我们想办法，实话讲我们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还是老带新的效果更好一些。”

“特殊情况下也不能对政府提太多要求。”但陆杰仍希望，政府在帮助企业招聘时能够更加细化、有针对性，比如可以与其他地区政府对接，将有意向的员工信息直接反馈给有需求的企业，“企业要想跨区域联系政府是很难的。”

包车“抢人”

如何填补用工的“黑洞”，成为企业乃至浙江各地的当务之急。

首趟复工包机、首趟为复工人员定制专列……浙江省多地的一系列复工“硬核”措施，连日来成为刷屏级的新闻。

“单单义乌就已派出了50多个工作组，但各地对浙江的政策态度差异非常大。”楼仲平告诉记者，陕西汉中专门包机送务工人员返回浙江，汉中还承担了一半的机票；云南许多地方主动组织大巴，将企业员工送回杭州、义乌、永康等地；但有些地方仍旧很“封闭”。

2月25日8点，本就是陕西人的双童吸管总经理助理毛斌抵达了陕西汉中，他的目标是与义乌派驻汉中工作组会合，并接回公司在汉中周边的老员工，同时找机会发展新员工。而这时，工作组已来到汉中11天。

包车接回员工主要有两个步骤。据毛斌介绍，义乌市各企业把属于汉中市各个下辖县区的原在岗人员名单汇报到义乌市政府，由政府派出工作组来对接汉中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第二步，工作组还会到各个县区开发新的人力资源渠道。

“员工大多住得很分散，离大巴在的市区最近的也要30公里，现在当地公交和大巴都还未恢复，我们需要协助他们办证明，还要负责把他们接送到市区。”在汉中的三天，毛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去公司员工家的路上。由于当地餐饮、酒店等服务业还未复工，他吃不上热饭，顿顿只有带去的泡面，晚上就着衣服在政府的包车上睡。

2月28日，有五辆大巴从汉中镇巴县发往义乌，每辆大巴车承载人员不能超过50%，共有138名员工，其中属于双童吸管的有近20名。

“别小看这20人。就这几天能带回这么多老员工，已经算效率相当高了。还好有义乌政府能与当地快速对接上，否则单凭个人或企业的力量，很难和省外政府机构沟通。”毛斌说。

双童吸管品管部经理陈学森则跟随政府包车到河南周口，计划接回30多名老员工。让陈学森最头疼的就是帮员工开健康证明。一份证明需要村医、村委会、镇政府、县政府四个章，由于现在村子还封着，盖章的活儿只能交由他来办。

就这样，陈学森每天都奔波到各地盖章，时常还遇到道路被村民封堵。“我们大部分员工都想着赶紧出来返岗复工，他们说‘一直待在家里都快被逼疯了’，但当地好像生怕我们‘抢人’一样，义乌政府同行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和当地的人事局沟通，但效果也不佳。”

陈学森也想帮公司带回些新员工，他在忙碌之余联系了三家劳务派遣公司，均得到“村子不肯往外放人”的回复。

“现在用工越来越紧缺了，这是普遍的问题。”毛斌认为，这也提醒劳动密集型企业或传统制造业必须要开始转型了，要朝着自动化方向努力。年轻的一批务工人员，大多都不愿进入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不乐于依靠低效率的体力劳动去获取报酬，然而现状是企业又需要这样一批人来做产品，“这次疫情也提醒我们，以前那种企业选人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

各方“助力”

“包车措施虽好，但对于严重的用工荒仍是杯水车薪，难以彻底解决企业困难。如今真正需要的是政府和金融机构从资金、成本、税收等方面入手，实打实地帮助企业解决痛点。”周德文表示。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月5日，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发布《关于支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意见》后，浙江省各职能部门共发布了14个政策措施，涉及金融、财税、用工、产业扶持等多个维度。

此外，浙江各市也跟进出台了一系列帮扶企业和支持复工的政策措施，其中以杭甬温三地为甚。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十三条政策措施里，专门提到了‘引导市场经营户、采购商依托网上平台开展网上交易，支持以直播、社交、短视频等新模式带动商品展销’，我们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做了。”楼仲平告诉记者，疫情刚暴发时，自己经常在社交媒体发布一些短视频，呼吁员工返厂后一定要待在寝室。为了招聘新员工，公司还在官方公众号发起了一个“伯乐争霸赛”，推荐员工到双童吸管入职就能获得奖品。

陆杰更关心资金、金融等方面的问题，他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面临产业链断裂、订单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障现金流的安全。企业的现金流来源中，经营现金流和融资现金流是最主要的两大现金流。在经营现金流大幅减少的时候，融资现金流就成为维持生存和运转的关键。

“浙江省很多金融方面的政策发布得比较及时，有针对性。”据他介绍，浙江省财政厅出台的优化政府采购资金的通知，规定了政府采购的预付比例和付款期限，通过财政资金提前支付，提高支付比例的方式，将资金输送给企业。让政府的资金加速向企业流动，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则发布新政，开辟信贷资金投放绿色通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多渠道加强金融支持、加强专项贷款对接、加强困难企业帮扶、推动企业发债等。

眼下各方都在“救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也让楼仲平倍感暖心，但他深知“这也是不可持续的”。他坦言，企业真正要活下去、要发展，需要一个正向循环，“我们在修订今年的年度目标，直接就下降20%，不这样做不行。”

双童吸管以外贸为主，欧洲和日本是主要客户。一般情况，每月要交付1500万～1800万元的产品，但2月至今，交付订单金额才240万元，预计超八成的订单将延期或流失。

国外客户就因疫情开始大规模退单，原本年前谈得差不多的订单，半数以上都“放了鸽子”。“我们现有的订单能做到3月底，4月的订单量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果那时员工都回来了，会面临订单断档无活儿可干的两难境地，企业无疑会进入管理的动荡期。”他甚是担忧。

而在周德文看来，订单会牵扯信用等很多大问题，但在危机中每家企业都无可避免，上下游应该相互体谅，尽力履行合同。很多企业复产以后订单没有了，甚至有的企业被要求降价，这时候政府有关部门可以介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楼仲平认为，“经营企业，我们很少期望通过政府支持来缓解企业困难。我觉得一个危机，对于有准备的企业来讲也是一次‘清洗’和‘消毒’。类似这次疫情，也是有自然规律周期性发生的，这也会倒逼我们进行组织变革。”

骆贝贝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