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惑书评 |《民主与市场》——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析

       在此背景下，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便引发了学界的热议：比起权威政体，民主政体是否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民主转型是否与这些国家前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有关，或者说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带来民主转型……针对这些问题，亚当•普沃斯基——作为一个生活在政治中的人——在《民主与市场》一书中也做出了他的解释。当然，普沃斯基作为一个善于解答问题的学者，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对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问题展开深层次的讨论，而是把这个问题细化为了四个子问题，以此来启发读者不断地进行思考：

1、哪一种民主制度最有生命力？

2、哪一种经济体制——财产权形式、资源配置机制、发展战略——最能导致经济增长且使福利分配合乎人道？

3、经济体制的成功运作和所有人共享物质安全的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条件？

4、巩固民主，使各团体为追求自身利益与价值不虞恐惧而又谨守规则地组织起来，这又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条件？

        对于第一个子问题，普沃斯基虽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答，却在书中的第一、二章进行了启发式说明。在这两章中，普沃斯基以界定“民主”这个核心变量（他强调“政府”和“竞争”这两个民主的核心要素，因此，他认为民主就是“有参与的竞争”，即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领导者的政治体制）为切入点，层层递进，提出民主至少包括民主过渡与民主巩固两个阶段。在普沃斯基的观点中，民主化是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过渡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于政治体制方面，普沃斯基将政体分为民主政体与权威政体，民主政体又细分为议会制、总统制和半总统制；对于经济体制方面，普沃斯基用人均收入水平、收入平等状况、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危机等变量来判定经济发展。

        新生的政体往往都是脆弱的，在完成向民主的过渡后，并不意味着民主政体的高枕无忧，还必须考虑民主的巩固即民主的可持续性问题。普沃斯基便是更多的关注民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巩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崩溃：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民主，在一定条件下，会提供一种公平有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能为竞争中的相关政治力量“提供一种远景，使之服从目前不利的结局，以促进未来的利益”。这也意味着，“当服从——在制度框架内行为——构成了所有相关政治力量分散策略的均衡时”，即民主制度成为自我执行的制度安排时，民主才是巩固的。当然，民主制度的安排需要有严格的限制条件才会有可能产生民主的自我执行。在普沃斯基看来，这些条件包括：首先，应该有得到遵守并长期有效的宪法来减少政治冲突的风险；其次，应该从制度方面对权力进行制约与束缚；再次，应该有政党联盟执政；最后，政府要具备有效的决策能力、治理能力和执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改革中的阻碍。

        民主的另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对参与者来说，具体结果总是不确定的。普沃斯基重点解释的就是民主不确定的根源。在他的解释中，民主不确定的原因一是根据社会选择理论，集体偏好是不断循环的，不能用个人偏好去理解集体偏好；二是可能行为者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和专制政体比起来，民主是一种产生不确定的体制，是一种策略行为分散化的体制。在专制政体下，由于只听专制者的，所以只要了解专制者的所思所想就可以预测其下一步的行动，然而在民主制下，没有一个专制者，这也就造成了民主化结果的不确定性。

        对于第二个子问题，普沃斯基在书中的第三、四章进行了解释。普沃斯基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独特的非理性，即“当自利的经济主体以分权的方式配置稀缺资源时，生产潜力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除非各经济主体从其投入中获得完全的收益”；但是同时普沃斯基又提出社会主义这种通过集权命令来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有关计划者、工人和消费者行为的“经不起检验”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在普沃斯基看来，最能导致经济增长且使福利分配合乎人道的经济体制是——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但市场要受到约束并由国家来保障所有人最低物质福利保障的体制。

        基于此，普沃斯基提出在现实中比较可行的有两种混合经济模式：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就是经济转型的目标。然而经济转型就意味着经济自由化，固然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的操作方案，但是基本都跳不出“华盛顿共识”【李国强：即放开价格、引人市场竞争、放开产权交易、调整经济结构等】的范围。然而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计划经济下存在着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并且由于计划控制固有的缺陷，会造成普遍的物资短缺。把一个根本上不适应市场的经济体系抛到市场漩涡之中, 其经济效率必然会暂时下降，之后才可能出现经济复苏，普沃斯基把该时期形象地称为“转型之谷”。

        针对“转型之谷”，普沃斯基建立了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学模型。该模型中包含了三条路径——S（保持不变）、R（激进改革）、G（渐进改革）和三个行动者——技术官僚、政治家、民众。技术官僚要成功，所以这类行动者更有可能选择R路径；政治家要获得民众的支持，所以为了赶快与权威政体决裂，他们也更有可能选择R路径；民众要吃饭，所以他们开始会选择激进路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代价越发显露，民众就不会再选择R路径而是更有可能选择G或S。通过这个模型，普沃斯基证明了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策略往往不是代价最小的。最可能的改革路径是先走R路径，然后放慢速度，接着再发动G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对改革的信心急剧下降，于是会再出现减速甚至逆转。当民众开始厌烦，就再选举新一届政府上台，新政府上台后宣布再一次改革，于是循环开始……因此，转型国家最有可能的经济改革路线就是走走停停的“之”字形路线。

        第三、四个子问题，是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下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即到底是经济促进了民主还是民主促进了经济。对此普沃斯基给出的看法是——经济发展不能解释民主的出现，却有利于民主的持续与巩固；反之，民主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不甚明显，这个观点与当时另一种观点——经济发展促进民主的产生（以利普塞特为代表）——是不同的。当然，这一部分本文后面还会细说，此处就不详细展开论述了。

1、经济发展不能解释民主的产生

        在普沃斯基看来，经济发展在任一水平上，都可能发生政体转型。在他的观察样本内，我们可以发现，在1950-1990年间，人均收入超过 5000 美元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如新加坡、阿根廷、墨西哥等大量非民主国家并没有发生民主化历程。而早已经跨入民主国家行列的例如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均收入并没有达到 5000 美元，也没有发生民主体制崩溃的倾向。

2、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的持续和巩固

        对于已经完成向民主过渡的新民主国家来说，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民主的持续与巩固的问题。尽管在民主的持续与稳定问题上，摆脱旧政权的影响、维持民主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等因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普沃斯基看来，经济的发展水平依然是维持民主体制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普沃斯基在自己的研究中考察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民主政体向其它政治体制转型的概率，这让他得出了经济发展与民主政体稳定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结论，也就是说，无论是因何因素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民主得以持续和巩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3、民主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不甚明显

        在研究民主对经济发展作用的时候，普沃斯基总结了前人的研究，他发现支持民主促进经济增长与支持民主阻碍经济增长的两种思路是针锋相对的，但都有各自的理由，并且这些理由都各有道理。因此普沃斯基就大胆地猜想：可能因为民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并存，所以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凸显。对此普沃斯基展开了研究，通过建立一系列模型和进行复杂的统计和计算，普沃斯基发现，政权的类型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也就是说，找不到民主政体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明显的统计关系。

        因为在民主转型、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方面卓越的研究，普沃斯基获得了数个在政治学方面的大奖，他“外生化”思路的提出、对利普塞特“内生化”思路的批判等都对之后民主发展起到了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他对政治科学做出的贡献：

（一）方法论特色

        在探究某一社会现象因果关系的时候，研究者们经常会面临一个难题：到底是行为者个人的能动性还是政治与社会中的宏观结构对此现象的影响更大？一般来说，研究者们大多会偏向于后者——强调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而普沃斯基在此书中却从行为者的能动性角度出发，运用博弈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来探析民主与经济转型。例如普沃斯基在民主持久的中心问题上，就运用了社会选择理论。他认为之所以在竞争中失败的政治力量还可以接受失败的结局，并愿意继续参与竞争而不是颠覆民主的原因就是人们是有偏好的，当民主制度可以为政治博弈中失败的的行为者提供一种远景，并且这种远景比起颠覆民主之后的未知结果来说更好的话，行为者自然就会暂时服从失败的结果。这种分析方法为我们重新理解民主与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即在研究社会科学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探查结构因素的影响，也应该重新重视起行为者个人的能动性。

（二）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双向性 

        对于民主与经济关系问题的解释，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利普塞特。利普塞特在《政治人》中写道：“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他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来探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数据分析，他得出了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由此他推断出，经济发展促进了民主制度的产生。然而，利普塞特的研究更多的是探讨经济发展对民主产生与持续的单向作用，得出的结论也是单向的。然而，普沃斯基的研究将经济发展的不同形态与民主化和民主的相互关系做了各种预测、假设和验证，不仅在统计分析上做了双向研究，在现实案例支撑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出的三大结论也体现了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双重关系。因此普沃斯基的研究比起单向的的研究更全面，更有信服度。

（三）对利普塞特“内生化”思路批判的合理性

      “内生”就是靠自身力量产生和发展，不依赖于外界因素。利普塞特的“内生化”思路就是民主的产生和巩固是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必然会实现的。在利普塞特看来，数据上的正相关必然可以演化为因果关系，然而，虽然政治领域中有很多社会现象都可以用“内生化”思路来考虑，但是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个案还是比比皆是。除此之外，利普塞特“内生化”思路缺乏说服力的另一个缺陷就是“理论阐释是基于一个单一时间点上的静态的数据分析而展开的， 因此其逻辑上的说服力不免受到影响”。

（四）结论不确定性的魅力

        普沃斯基这一本著作对政治经济复杂交错的局面进行了细致而又缜密的分析，并且对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赢得了学界的尊重和广泛认可。但是《民主与市场》这本书仍然还是存在不足与遗憾的。

（一）时代断限的不足

        一般来说，人类历史上的激荡都要经历一定时间的沉淀，才会有比较严肃的反思著作问世。然而本书却出版于1991年，这时候“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堪堪落地，苏东的一些国家甚至刚刚开始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可见普沃斯基对于剖析东欧可能的发展道路有着比较强的自信，而这本书也的确在民主化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可是自信的背后也同时意味着普沃斯基的时代断限只在1950到1990之间。在出书的时候，向民主过渡的改革之火还没有冷却，改革的结果也未完全沉淀，其对社会、对经济的影响是否经得住时间浪潮的冲刷也需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二）地区选择的片面

        在地区选择上，普沃斯基分析的基本都是激进转型国家而没有渐进改革国家，这就容易造成其在理论视野上受到限制。比如在对经济转型代价的分析中，普沃斯基认为经济转型必然会遭遇一个“转型之谷”，其带来的改革阵痛又会影响人们对民主政权的信心。实际上，关于如何平稳渡过“转型之谷”，渐进改革国家已经给出了答案——渐进改革的关键在于使改革收益与改革成本同步化，把预期中的收益拿到现在做补偿，即“向未来借钱”，或者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化成“向别人借钱”。说起“向别人借钱”很多人想到的是外债，当然，普沃斯基也非常重视外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东欧、拉美等国的经济转型就是在外国经济援助下完成的。但是普沃斯基忽略了一个问题：对于像如中国这样的大国，想要通过外国资金援助来渡过“转型之谷”的不可能。那这就引导我们联系中国现实进行进一步思考：我们该如何渡过“转型之谷”呢？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要进行经济转型，贷款和外部援助都是杯水车薪，解决“转型之谷”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国内外援”——普沃斯基所忽视的地带。通常来说，需要被改革或正处于转型之中的经济体内部是没有办法自己进行援助的，然而若在旧经济体外部发展一部分有活力的新经济，那“转型之谷”问题就迎刃而解。

（三）对社会主义全盘否定的偏激

        通读《民主与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普沃斯基教授对民主的热爱和对人民福祉的关怀。同时作为波兰人，普沃斯基对于自己家乡现状的担忧也跃然纸上，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他对于波兰未来的忧虑。因为他生于二战时期的波兰，成长于苏联接手后的波兰，作为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当时受苏联的影响非常大——高压的威权政府和不平衡的工业体系使得后期的波兰社会一触即倒，最终，波兰因长期实行苏联模式导致本国的经济摇摇欲坠，而经济的不景气又进一步激发了人民普遍的不满——这些情况都深刻地影响到了普沃斯基对于社会主义的印象。由于早年的经历使得普沃斯基对社会主义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感，因此在书中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这一偏激的思想，例如“资本主义是非理性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虽然他自己也深知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完美，但是在他看来，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没能使人类摆脱贫困，但一则相比起来，资本主义的贫困大大低于社会主义，二则社会主义给人们构建的未来蓝图为国家的发展设置了更高的“预期”，导致它由于物质匮乏所带来的失落感也更大，所以还是资本主义更适合人类社会。同时，他还把共产主义在局部的暂时挫折看成是共产主义永久性的、彻底性的失败，这都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

（四）“外生化”思路的缺陷

        普沃斯基的“外生化”思路是针对利普塞特的“内生化”思路提出的。他通过分析随着经济发展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发生崩溃的概率，提出经济发展只是民主产生的外部因素的观点。这种分析方式固然跳出了以往的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互相解释的框架，但是他的这种思路还是存在局限性的：

        第一，在普沃斯基的研究中，在人均收入水平超过5000美元时，可供他研究的案例就越来越少，这就导致他在经济发展高水平上没有观测到专制政体崩溃的案例，从而也就得出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能促进民主产生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结论本身的可靠性就会受到怀疑。第二，对于“内生化”思路的批判并不能证明“外生化”思路的正确，尽管普沃斯基通过统计分析对于利普塞特对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内生化”的解释进行了批判，但是“内生化”与“外生化”两种思路本来就不是矛盾关系，否认一个的同时并不能证明另一个正确。况且这两种思路皆来自于现实生活，都是为现实服务，现实的复杂性也就决定了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可能不仅仅要从一条思路出发，毕竟“内生化”是普遍的而“外生化”也不是外能的。第三，普沃斯基的“外生化”研究及其结论还是有很多不能解释现实案例，这也就涉及到了它以下的另一个缺点——

（五）对现实解释力的有限性

         固然普沃斯基有着完美的统计分析方法和缜密的逻辑演绎，但是还是不能否认现实世界中仍然存在着所谓“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他的“经济发展不能解释民主的出现”这一观点，在现实中就可以找到反例——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两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的确能催动民主的开启，甚至起到关键作用。再比如，他还有一个观点是“经济有利于民主的持续和巩固”，但在一些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里，经济繁荣的背景下人们却反思起选举民主的形式化和可操控性，这无疑也是对民主政体本身的一种削弱。

        另一方面，普沃斯基在《民主与市场》一书中的不确定研究对于未来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借鉴之处。他的研究缺乏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与对未来发展的展望，而且普沃斯基本人对于他自己所提出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困境，也没有提出什么具有针对性的建议，这就使得普沃斯基对于现实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有限性。

      普沃斯基总结的这些国家巩固民主的经验与教训中，强调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定, 是对任何处于转型改革时期的国家——例如中国——都是重要的借鉴，而且这些政策不只是对于稳定民主, 而且对于稳定国家局势、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都有突出的作用。

        除此之外，对当今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普沃斯基考察的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等也很有借鉴意义。虽然那些国家的现实状况与中国相差甚远，但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是“从各式各样的国家统治的、垄断的、封闭的经济体制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过渡”，这一点与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类似的地方；而且普沃斯基的“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学”也可以成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依据。

        总之，普沃斯基的《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经济改革》一书作为政治学的经典书籍是当之无愧的，虽然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能在如此短的篇幅内用尽可能平易的语言把具体在东欧和拉美语境下，市场、民主的局限性和“有限制的”市场、民主的道理讲清楚已经实属不易，所以在看此书的时候固然我们要用审视、理性的思维，但是同时也要对其中的某些缺陷报以宽容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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