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改变中的世界：历史关口的中国战略选择（中……续）
——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七）
上一篇文章说到，按现存的国际法与国际惯例，向发生疫情的国家追责赔偿并无法理依据，现在大家打的实际上是道义战。通过道义战占领道德高地，然后就可乘机提出或侵占别人的经济等利益，或为自己搞封锁围堵正名。有人反驳说，现在世界上特别是美国的有些政客还跟你讲道义讲道理吗？到这个时候还这么说，是太书生气了。
其实，说这种话的人不知道，讲道理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去说服反对你的人或对手，让其改变观点。美国因新冠病毒疫情损失极为惨重，死亡人数最终可能接近或超过二战结束后历次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面对美国国内的巨大批评与问责声浪，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人为了今年11月的大选连任，将疫情的责任尽可能甩锅给中国已经是他们的既定选择，跟他们说什么，实际上都不会改变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尖锐分歧和对立。因此，我们讲道理的对象不是那些极少数人。
讲道理主要是为了影响和争取大批的中间派或不明真相的人。这里，除了美国广大民众以及各界人士（实际上美国批评我们的政客也不是铁板一块）以外，我们讲道理的对象主要是世界上与我们并无根本利害冲突的发达国家，数量可观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更加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讲道理可以说服没有偏见的国家和人民，争取不了解情况或并无定见的各界人士和民众，得到现有重要国际组织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对我们的极少数政客，打击他们的气焰，缩小他们的影响和作用。就如上次西方七国集团会议，美国提出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结果遭到其他盟国的一致反对而作罢。因此，我们还是要相信世界上大多数人、大多数国家以及现在的主要国际组织都还是愿意听道理和讲道理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如习总书记所说，“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了。
从野蛮到文明是人类社会适者生存的历史
有人说，人类历史上不是充斥了不讲道理、强词夺理、凭武力和实力就统治别人、征服天下的例子吗？当然不错，原始社会早期人与动物相差不大，确实就是弱肉强食的生态链，谈不上道德与否。应当说今天人类也没有完全改变其动物性。但是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成为地球的主人，不是靠人的强力或体力，而是靠智力。其最重要的就是人类学会了在内外生存竞争中合作的智力。这样就需要组织很多人协同活动，才能强大和有实力。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我们过去所说的劳动和工具，而是相互合作是人类诞生的基石，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最简单的合作也要有默契，有相互理解。要组织很多人，就更要讲道理。人类社会形成的各种习俗、规矩、规则，可以说都是道理的沉淀与显性化。讲故事也是一种讲道理，你的故事必须得有人听有人相信。人类社会逐步讲道理讲规则，是社会进化、适者生存的结果。这个道理，连过去历史留名的封建帝王都懂，知道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人类的能力主要是科技力的发展，使地球成为地球村，使人类日益成为相互关联和有依存关系的命运共同体，这个趋势可以有弯路和反复，但无法改变。从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世纪之前，基本上是谁武力厉害，谁就可以攻城掠地、占土为王。但近代民族国家慢慢形成之后，这就难了许多。即便有一个超级强国，力压全球，也要建立讲某种道理的秩序，以降低自己控制世界的成本，延长占据优势的时间。现在世界上有强大实力的大国，有时仍然用武力说话，攻打或侵占什么地方，但这既取决于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也需要给自己找些理由，说些道理。就如当年美国两次攻打伊拉克，理由或是因为伊拉克先吞并科威特，或其后仍支持恐怖组织、涉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打胜了也不能把伊拉克归入自己版图。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理由是克里米亚历史上从来就是俄罗斯的领土，当年庆祝苏联节日送给乌克兰的。现在苏联解体了，当地占人口多数的俄罗斯人自己公投要求回归俄罗斯，这合乎情理。这也就是说实力之后，还总要讲出一番道理来。至少从20世纪以来，完全不讲道理或者只讲自己歪理的就想征服世界、吞并他国的国家和人也有，如德国的希特勒和当时的日本帝国，但无论他们怎样迷信武力、猖獗于一时，最终都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肇事者们也都没有善终。所以，崇尚只靠武力打天下的人，往小处说充其量是一介武夫，往大处说会沦为人类公敌，下场可悲。
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可低估的疫情道义战
疫情道义战、舆论战背后当然会有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实力的博弈，不明白这个就是幼稚了。但只会挥拳头、拼硬实力，那只是匹夫之勇。况且现在世界上单论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或科技实力，我们都不是老大。就是今天的老大，也不能为所欲为，而是有其软肋和掣肘。现在实际上大国之间，尽管并非势均力敌，但也是各有千秋，相互有忌惮、有牵制。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战、道义战就是比软实力、巧实力，谁能有听众，谁占上风，谁就有了综合博弈的先机和胜算。
前面说到，对美国少数政客的恶意攻击，我们当然要予以坚决的回击，但也未必是简单以撕对撕，打一片乱仗。我们的大战略不应被个别反对我们的政客所干扰，更不能落入别人设定的路数和圈套。说话做事还是要着眼于争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和平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道义战比的就不是谁的嗓门大，谁骂人狠，而是比看谁说的有道理，谁的故事有更多的人相信，谁能得道多助。要知道这里听故事的人，不是事不关己的吃瓜群众，而几乎都是在此次疫情中损失惨重和有很大动力去减轻自己面临的政治、经济和道义压力的各国政治家以及各界代表人物。这里不光有我们现在高度关注的西方发达国家，更有数量众多、中国的单方面投入也更多、更需要谨慎处理好关系的大批发展中国家。在这种高度敏感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讲清楚自己的道理，说好中国的故事，就至关重要。
因此，舆论战道义战打得如何，实际上关系和影响的就是在不同的舆论和道义大气候下，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会处于什么样的外部环境之中，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条件与环境是否会逆转或恶化。
中国抗疫：好故事也要讲好
在这个系列文章开篇的时候，我们就写道，武汉保卫战有可悲可痛，有可气可恨，有可歌可泣，其进程如文章的副标题所言，有错失战机的痛惜，有惨烈退守的悲壮，有逆转反攻的凯旋。现在回过来无论纵向还是横向看，中国的这一大仗大考，如习总书记所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打得非常出色。在短短不到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几乎在全境全歼了这个空前狡猾和凶狠的新冠病毒。至少迄今为止，这是一场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谁也不能否认的大胜仗。这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是了不起的成就和功绩。中国政府也在自己所知晓的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通报自己掌握的情况。中国科学家也以一流的杰出工作，在最短时间内向全世界提供了相关病毒的种类、性质、全基因序列以及中国与病毒艰苦博斗的科学论文回顾。但是，就如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走过的道路一样，我们并不是轻飘飘的就胜利了，而是走过了艰难困苦和挫折，经过了苦难辉煌的历程。而且正因为如此，这个胜利、这个过程才弥足珍贵，才来之不易，才需要万分珍惜。我们正是在对自己走过的道路以及成功和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才不断成长壮大，才能不断地成功应对新的未知的和更大的挑战。
因此，中国的防疫抗疫故事怎么讲，怎么讲好，就大有讲究。居高临下，宣传只有自己做得最好，别人都应当学习，甚至抄作业，这毫无益处，只会无端地让很多人反感。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背景和文化，在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其他地方就可能完全做不了，甚至适得其反。中国的集中统一在对待像疫情这样的战时动员行动快效率高，别人的自由主义可能更有利于平时的创新发展。各有各的特点和优势，不存在简单的优劣问题。
实际上，这回凡是上次受SARS冲击损失以及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防疫抗疫的成绩都非常突出，死亡人数很少，经济又基本没停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我们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整体上做得极为出色，但是湖北和武汉的疫情防控前期实际上存在严重的问题，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即使与其他兄弟省市相比，差距也极其巨大。这里也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大力宣传自己取得的成绩，但是去渲染别人在疫情中的困难惨状，甚至冷嘲热讽，有时引起他国舆论的反弹乃至政府的抗议，就显然是帮倒忙。我们控制住疫情之后，支持和援助了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这本来是一大优势和亮点。但是有些人抱着优越的援助者乃至施舍者姿态，就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特别是我们的部分医疗产品由于质量和沟通问题在不少国家引起了困惑和批评，我们实际上也已经迅速地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整顿和控制措施，但是我们同时又在言词上不愿让人，有的还怪别人没有很好地审查中国供应商的资质，甚至说嫌医疗物资不好就不要用。这些说法和做法显然都不会在国际上给我们增添朋友和加分。
美国的一些政客在自己的疫情严重之后，先是责怪中国的隐瞒导致了美国和西方应对的延误和损失。在这个说法缺乏时间逻辑和说服力之后（武汉1月23日封城到美国疫情爆发中间足足有一个半月时间），现在除了讲疫情起源问题之外，又改称中国本来在早期就可以将疫情控制解决，只是由于中国政府打压信息传递和隐瞒实情，造成病毒的扩散，结果给全球带来这场灾难。他们所列举的证据主要是湖北和武汉12月份到1月份在疫情前期处理中的问题，以此来说明，中国政府是不诚实的，提供的信息是虚假的，因而是不可信任的。由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受害者，因此，怎样向国际社会说清楚我国这次疫情前期处理的情况和过程，争取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就变得极为重要。
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没有作正面回答，主要是讲我们后来的成功和成绩，回避早期地方上出现的问题。对我们的批评指责更不用说恶意攻击，都统统毫不客气地怼回去。这样的好处是从形式上看起来，我们针锋相对，滴水不漏，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但问题是在别人利用湖北和武汉早期应对疫情中的问题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还击就缺乏针对性。实际上，我们现在采取的对这类问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就被人抓住不放，夸大渲染为我们掩盖问题和信息不透明的例证。同时，这样做更不利于我们自己查找问题隐患，总结经验教训，难以防范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怎样掌握道义战舆论战的主动权
目前，综合国际上一些人列举的所谓证据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质疑在SARS后，在国际卫生组织的建议和帮助下，中国打造了国家网络直报系统，中国官方有人曾宣称类似SARS的情况不会再重演，但这次该系统并未启用；武汉1月1日对传播SARS类不明原因肺炎消息医生的训诫和警告，由多家官方媒体广泛发布，妨碍了对疫情的早期控制；1月20日前中方始终发布人不传人的信息，具有虚假和误导性，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中国有关方面下文要求一些相关机构销毁样本、停止检测，有掩盖实情、消灭证据之嫌，等等。
最近， 就连一贯支持中国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为了自证公平和清白，也表示世卫组织曾于1月14日在推特上发布报告称，中国主管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没有发现人际传播的明确证据。这是对成员国的报告不加改动的公布，也是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的惯例。 世卫组织驻中国代表高力（Gauden Galea）则明确表示，当时世卫组织已高度怀疑冠状病毒会人传人，质疑中国1月3号到1月16号发布的新冠病毒病例停留在41人，没有新增病人信息的真实性。
由于这些并非来自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或网络杂记，而主要是来自我们官方发布的信息或向国际卫生组织提供的报告，因此，无论是回避还是否认，都会使我们陷入被动或尴尬的境地。
实际上，现在回过来看，作为最早报告疫情暴发的国家，中国对疫情的调查与处置是非常高效的，不存在刻意隐瞒导致了世界其他国家对疫情认识的延误从而损失的问题。我们的上一篇文章已经指出，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前期对疫情处置，无论地方上是否存在一些问题，都不影响疫情后来在全球发展蔓延的趋势。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再给几个月时间，他们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应对方式和行动反馈机理。而且很可能相反，中国前期处理的越好，对地方的问题发现与纠正的越早，代价越小，时间越短，还越可能进一步增加他们的麻痹情绪。因此可以肯定的说，根本不存在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处理导致新冠病毒在世界上的传播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体制自信、文化自信和经验自信。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在疫情产生之后，“基层公共卫生应对层面”与“中层”应首先发现、报告和确认，中层公共卫生应对层面在评估落实后尽快向国家层面报告。国家层面应在48小时内评估确实后，由国家归口单位（在我国即国家卫健委）在24小时内向国际卫生组织及时、充分地报告相关信息。这次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程序完全符合《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中国政府完全不必承担在自己尚不知情和未搞清情况之前的基层与中层，即地方政府与相关官员的责任。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尽快将中国中央政府的行为与湖北和武汉市地方政府及相关责任人的行为进行明确划分与切割。因为这完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我们也有充分的和无可争辩的证据。
中国中央政府了解和介入武汉疫情的历史过程可简述如下：
在疫情发生早期即几乎整个12月份，湖北和武汉地方政府及其负责人，未按中国法规规定，对不明原因肺炎及时通过国家网络系统直报。这有不可更改的国家网络主机系统生成记录为证。他们自己私下违规检测、处理和鉴别，这个过程中央政府并不知情。只是在武汉市卫健委的两个内部文件被人于12月30日上传到网上，这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当夜在网上偶然发现，报告给中国国家卫健委的。国家卫健委非常震惊和高度重视，连夜组织卫健委副主任带队的几十名工作组和部分专家组成员，于12月31日凌晨赶乘6:45的早班飞机，飞往武汉紧急调查和处理此事。这个信息的真实性被当时多个消息渠道报道证实。如12月30日傍晚后，境内外有众多网民在网上见到被人贴出武汉市卫健委的两份文件；上海的《第一财经》于12月31日上午10:16分在其多个官方平台发布了记者获悉这两份文件的消息，并表明已向武汉市卫健委官方热线电话12320查询验证文件属实。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12月31日上午10:52发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已到达武汉的消息，由于此时北京飞武汉的第二班飞机尚未落地，这从侧面证实了国家卫健委的大批人员乘6:45的头班飞机抵达的事情属实。这同样可以有这一大批人员的乘机航班信息可以佐证；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12月30日深夜从网上获悉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并连夜向领导汇报，这一信息首先是国家卫健委李斌副主任在1月22日的国家新闻发布会上，用国家卫健委12月30日“获悉”后立即行动一词来暗示这件事，然后是东南大学资深教授华生在新浪微博、头条、百度等公众媒体上于2月16日首先完整披露此事，这时新冠病毒疫情在西方还完全没有暴发。这一信息又于3月2日被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原副局长、现任的正司局级监察专员焦雅辉在《人民名医》视频采访中所证实。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部委在半夜行动，彻夜不眠，组织几十人的队伍赶次日早晨6:45的飞机奔袭外地省会，在新中国70多年历史上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极为罕见的。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中国中央政府即上述国际条例所说的国家层面，在12月31日之前对湖北省武汉市的不明原因肺炎是完全不知情的。
12月31日上午，国家卫健委的领导率工作组、专家组抵达武汉后，立即要求武汉市卫健委向社会公布疫情，武汉市卫健委遂于当日午后1:38分公开发布了武汉市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为防止湖北和武汉方面之前擅自将病毒样本交由未经国家授权和不具有资质的机构，在运输、保管、检测分析过程中造成可能的泄露，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于1月3日下达紧急通知，要求非具资质和授权的单位立即停止检测与销毁病毒样本，规范这类行为。这完全符合国家法规与国际规范，与国际上对我国实验室安全的关切也完全一致。因此，这根本不是什么毁灭原始样本与证据，而是防范实验检测风险的必要正确措施。
针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相关政府官员从一开始就没有报告疫情，随后又有控制真实信息发布、隐瞒实情的嫌疑（如禁止、限制医生谈论疫情、采用种种高压手段胁迫医护人员不敢向国家卫健委工作组、专家组反映真实情况、更不敢向社会披露实情），国家卫健委先后选派多批专家前往武汉调查了解情况，询问、质疑当地相关人员及领导。这些情况在2月份就由中国新闻媒体广泛采访报道所证实。最后在高度怀疑湖北与武汉政府方面信息不准不实的情况下，国家卫健委又临时从全国抽调和组建以钟南山院士为组长，包括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在内的高级别专家组，于1月18日再次赶赴武汉调研，最终得出了新冠病毒已经肯定人传人包括医护人员感染的结论。
但是，1月19日，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接受电视采访，仍然强调新冠病毒传染性不强，已跟踪的763名密切接触者，未发现一人感染。高级别专家组全体成员当即被要求赶赴北京。国家卫健委连夜听取汇报。1月20日上午国务院分管领导又亲自听取高级别专家组全面汇报。但直至此时，出席会议的湖北省的主官仍然认为事情不像专家们所说的那样严重。随后，高级别专家组的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当日又被特邀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做汇报。国务院当场否决了湖北及武汉政府官员的意见，决定由高级别专家组直接召开记者见面会，向社会公开发布病毒人传人的信息。上述所有这些，都有当时相关的公开报道和专家们本人接受媒体采访的记录为证。
紧接着，在看到武汉疫情严重和失控的情况下，习近平主席亲自决策指挥，中央政府又在1月23日，果断作出了武汉封城的决定，向全世界发出了新冠病毒疫情严重性最准确无误的信号。因此，中国中央政府即国家层面在疫情的全部应对处理上准确、标准、透明、规范，完全无可指责，也经得起核查检验。
综上所述，对中国的个别地方政府与官员前期的失误、隐瞒与违法操作，中央政府并不知情而且一直竭力在调查搞清。从1月3日起，中国政府就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疫情的情况通报了国际卫生组织与相关缔约国，特别是关于病毒性质、基因序列等科学研究的信息，从而有助国际社会各相关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防范。实际上，世界各国对疫情的认识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许多也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错误。中国作为首个报告暴发疫情的国家，对病毒和疫情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对地方官员报告的信息有一个鉴别的过程，这是完全正常的。这与隐瞒与信息不透明完全是两回事。
至于有人指责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病人和死亡数量不全不实，实际上，各国对新冠病毒感染病人和死亡人数的统计口径和方式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谁也不能说自己的数字很准确。病人数量多少只是量的差别，各国的疫情发展都表明，新冠病毒病人只要出现并发生社区感染后，传播速度极快，病人数量在某个时点上的多少根本不是要点，所以在这个问题做文章并无意义。美国还有人指责中国在武汉封城后，仍然没有停止与国外的航班等往来，从而输出了病人与病毒的说法，这其实也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中国只是对武汉（后来并对湖北）实行了区域封锁，中国的其他省市仍然是有人员往来和正常必要交通的。因此，在中国其他省市有正常必要交通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同样保持这样的往来，并无可指责。况且事实也证明，在湖北武汉以外中国其他地区的疫情均没出现大暴发，防控都比较好。欧美有些国家在2、3月份后疫情防控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源于自己的原因与应对，并不受中国防控方式和进展的影响。
因此，正如我们的高调反腐将身据要职乃至整个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塌方式腐败的贪官们，与党和政府区分开来，大大提高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一样，将前期应对疫情中造成问题的湖北与武汉地方政府及相关官员，与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即国家层面区分开来，不仅会有助于改进我们自己的工作，补短板堵漏洞，深刻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同时也可以在国际上建立起自己坦率面对问题，实事求是，光明磊落，高度透明和坦诚的道义形象，争取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从而掌握在疫情应对舆论战道义战中的主动权，保护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国际环境。这是能否讲好疫情应对中国故事的重大战略抉择。
实际上，明确区分和切割疫情前期湖北和武汉地方政府及相关责任人与中国国家层面政府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风险，不仅极为重要，而且相当紧迫，否则我们今后可能更加被动。因为很多人还不清楚的是，当地这些责任人的无知妄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麻烦和可能的损害，还远不止于此。（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