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误国这种说法对么？

至正十八年，在元朝官场不断挫败的刘伯温开始了隐居的生活，在至正十八年到十九年这两年的时间里，刘伯温经历了思想的极大痛楚，而通过这种痛楚，也完成了自身从一个文士到谋士的转变。见证这种转变的就是其在此期间的著作《郁离子》，这是一部十分惊艳的作品，在这部书中，刘伯温借神话之酒，浇自身之块垒，在其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初的大元忠臣，开始思考如何在这个乱世之中，功成名就。
里面经典的表述很多，而他在《郁离子·省敌》篇中所说的两句关于文人与治国的话语，既可以看做是对以往自己的反省，也可以看做是他立志摆脱“文士”身份的一种宣言：

鲁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训诂注疏，无不诵而记之。命之卜，则不中。吴有医，与之谈脉症必折，而请其治疾，无不愈者。

善《易》的鲁人，虽然百家注疏无所不通，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一旦要他实际去占卜，却一次都没中过；而吴地的医生，如果跟他谈医术的那些原理，则他瞠目结舌，可是一旦让他实际去治病，则药到病除。
前者，叫文士；后者，叫干吏。
朱元璋在给开国文人之首宋濂的诏书中，也提到了文士同样的毛病：

尔濂虽博通古今，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从久矣，特授卿翰林学士承旨。尔宜懋哉。
《翰林承旨宋濂诰》，全明文，P30

博通古今的宋濂，在朱元璋严重也是“临事无为”、“牵制弗决”，所以他只能做文人之臣（翰林学士承旨），而不能做治国之臣。
刚刚被封的杀生丸博士，其实也是一种“文人”，也有着文人的通病。古代文人看了几本道德文章、几本史书、几本前贤文集，便认为自己可以“致君尧舜上，愿使民风淳”，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杀生丸博士同样，看了几篇文献，就觉得天下的医生都如粪土，举世皆醉我独醒。
无论是文章，还是文献，根子里都是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简化模型，任何文献中，越精巧的模型，其前提条件就越多，其省略之处也越多。
可是文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们往往将极度简化后的书本中的世界，理解为真正的世界；而面对眼前真正复杂而又多变的世界时，他们不是反思自己，而是责怪世界太复杂，不符合书本中的简化世界模型，所以他们想返璞归真。
这已经不是买椟还珠了，而是叶公好龙。叶公好龙这个成语，我真的喜欢，古来多少文人墨客嘲笑叶公的虚假，却不知人人皆是叶公，皆只爱纸上龙，面对真龙时，却反而责备其不够“真”。
还是举一个明朝初期的例子，明初第一才子解缙，曾经给朱元璋写过一篇十分著名的议政文章《太平十策》，意思就是按照他的这十条建议，那么天下太平可期。其中有一条数百年后看起来依旧让人忍不住啼笑皆非的建议，将天下的道路分为五条，不同身份的人只能走代表不同身份的路，并且路与路之间还要用围栏隔起来：

京城及天下官路，宜分为五级，广若干步。中为御道，高于地若干丈。其左，官员儒士行路，农商行路；其右，工人行路，妇人行路。使四民不收之人，无自出焉。古人男女异路，亦此意也。并以槛墙隔之，墙高及肩，于上印刻禁戒，不许俎越。

这种建议的荒唐性，并不下于“何不食肉糜”。在这个例子中，解缙认为自己书本中的世界模型“古人男女异路，亦此意也”，才是世界真实的模样；而现实世界中，人民的千差万别、身份的模糊不清等复杂状况，他统统认为是不淳朴的表现。
文人误国，皆因书生之言；
文人兴国，皆已不是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