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
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我个人亲眼见过非常特殊的一段关系。他们肯定不是一见钟情，也并非主要被对方的外表所吸引。他们是因为性格合得来，加上心灵相通而相爱。他们不但是恋人，也是最好的朋友，并从未计较对方在这段感情里付出多少。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在母亲于2003年第一次中风之前，她的生活总是围绕着父亲，一心照顾他的所有需要。她在中风后身体有些残疾，也变得更虚弱。从那一刻起，我父亲就以她为生活的中心。他当时还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但他会尽量根据母亲的需要安排自己一天的工作。他也很关心她的健康，不断敦促她每天游泳锻炼，也亲自监督她按照复杂的程序服药。
自从母亲在2008年第二度中风后，她就一直卧病在床，再也无法陪同父亲出国或出席各种社交活动。如今，父亲每晚下班后都会花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给母亲叙述当天发生的事和朗读她最喜爱的诗歌。由于这些诗集相当厚重，父亲会将它们放在乐谱架上。有一晚，他在给母亲念诗时累得打盹，结果一头撞在金属制的乐谱架上，擦伤脸部。但他只怪自己太不小心，每晚仍继续为母亲朗读诗歌。
我向来都知道父亲无所畏惧，并甘愿为新加坡苦战到底。我之所以会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在一份心理学期刊里看到了一篇对比“一见钟情”和“长相厮守”两个概念的文章。一见钟情的情况并不常见，一般也不会长久。
像我父母这样的关系其实也很少见。他们是彼此的精神伴侣，在庆祝了“钻石婚”（结婚60周年）后仍然幸福。但他们甚少在公共场合秀恩爱，就连私底下也不常以拥抱或亲吻等亲密举动向对方表达爱意。我只在母亲第二次中风后，才偶然看到父亲轻吻她的额头，以示安慰。他们似乎不觉得有必要在别人面前显得恩爱。
我很欣赏父亲为新加坡所做的一切，在他87岁时仍不断为新加坡的利益而努力。由于他是土生华人家庭里的长子，我并没有料到他会对我的母亲如此深情，还那么费尽心思地照顾她。看到他在这痛苦的最后两年对母亲如此呵护备至，我心里更是对他增添了许多敬意。
相伴晚年
我的母亲柯玉芝于1920年12月21日出生。她的家族里有长寿的基因。2003年9月16日，我父亲李光耀资政过80岁生日。那是充满欢乐的一天，没有人料到暴风雨即将来临。5个星期后，妈妈在陪同爸爸到伦敦时，于10月25日当天中风。当时，她因年纪大而变得脆弱的脑血管突然爆裂，导致脑溢血。所幸她是右脑溢血，因此说话不受影响。但她看不到自己左边的东西。她在10月31日飞回新加坡。
碰巧的是，父亲之前已计划好在11月入院动前列腺手术。我的父亲当时已有80岁，母亲则有82岁。他们都已满头白发，看上去和从前那对郎才女貌的夫妻很不一样。但他们无论疾病或健康、富裕或贫穷、顺境或逆境，只要还活着，就依然爱着彼此。妈妈需接受密集的复健治疗，而她有时会感到疲惫和灰心。但治疗师很快就想到让她打起精神的办法。当他们告诉她父亲会来看她做运动时，她就会立刻振作起来，更加努力。
我的父母都在11月26日出院。妈妈中风后的唯一后遗症，是会不经意地忽略左边的身体。于是，爸爸在用餐时都会坐在她的左边，提醒她吃盘子左边的食物。虽然她在2003年中风后康复情况良好，但她的医生和我都知道，她的脑血管非常脆弱，再度出血的风险相当高。但我们决定不告诉父母这件事，因为说了只会让他们担心，而我们也无法避免它再度发生。我们觉得应该让他们享受人生，而不是去担心没有人能控制的事。
他们依旧一同出国。母亲在还未中风之前，会替父亲收拾行李。如今，他会试着自己收拾行囊，但过后会发现难以把行李箱关上，结果得让他的保镖们帮忙。母亲在中风前也从不会在父亲出门赴约之前离开酒店，以免父亲突然需要某条领带或某件衬衫。事实上，她总是会替他挑选要穿戴的服饰。但打从她中风后，她就再也不能这么做。即便如此，父亲还是要母亲跟着自己出国。那是因为，他希望在忙了一天后能和她讲述当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是那么亲密。
妈妈在中风前很爱看书。如今，她因左边视野受影响而难以阅读。但她还是坚持要看书，并以尺子压着书上的一行行字，确保自己不会看错行。爸爸认为运动会对她的身体有益。但她在中风后似乎变得特别怕冷，于是我们为她定做了几套色彩鲜艳的防寒泳衣。每当他们出国时，爸爸都会选择住在有泳池的酒店。有一回，妈妈想休息不想游泳，于是问爸爸：“今天在新加坡是公共假期，我能不能休息，不要游泳？”但他还是说服她去游泳。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的健康也每况愈下，四肢变得较不灵活，病痛更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他们都选择坚强面对，并感恩有对方陪伴。2008年5月12日，我因拿了病假而在家里睡觉。一名保镖前来把我叫醒，说妈妈在吃早餐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我一见到她，就知道她身体左侧瘫痪了。
我们没等救护车抵达，直接开车把她送到陈笃生医院的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我当时希望她只是因为脑血管阻塞而中风，而在使用血栓溶解剂后就能康复。不幸的是，电脑断层扫描结果显示，她的右脑再度溢血。
我把爸爸、哥哥和弟弟叫到医院来。我知道，这次不会有好消息，但我希望医生能亲口告诉我的家人这个事实。自那天起，直到母亲在2010年10月初过世时，我就一直看着她受苦。到了2009年，她似乎已对身边的人毫无知觉，几乎是只有在听到父亲的声音时才会有反应，并会一直保持清醒，等他在深夜里来和自己说话。看着她在得到最好的护理之后仍在受苦，我理智的一面告诉我，她离开或许比活着更好。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 作者：［新加坡］李玮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