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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上海曾有江南、海燕、天马三家电影厂

 张問骅 2020-04-28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也是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的主要生产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军管委员会文艺处接管了国民政府下属的中电一厂、中电二厂、中制、上海实验电影工场、中华电影工业制片厂等官方电影机构,在此基础上于同年11月16日成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由于伶、钟敬之任正副厂长。

1950年7月,上影厂的第一部故事片《农家乐》上映,开创了上海电影的新纪元。

与此同时,上海还保留了一些解放前创办的私营电影公司,这其中唯有文华和昆仑两家公司仍具有生产能力,1950,文华拍出了《我这一辈子》,昆仑则将原中制未完成的《武训传》继续拍完。

1951年,昆仑的《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和文华的《关连长》先后受到批判,对私营厂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上议事日程。

1952年2月,包括文华、大同、国泰等在内的等8家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合并组成了国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又过了一年,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合并,沿用上海电影制片厂厂名,属文化部和上海市委双重领导。

合并后的上影厂空前庞大,除两厂原有的班底外,还增加了香港归来人员,尽管在此期间拍出了战争史诗大片《南征北战》和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实力远超北方的长影和北影,但管理和创作上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1956年,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全国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在总结建国七年来电影成绩的同时,以争鸣的形式提出了很多改进意见。长影厂率先制定了准备施行的体制改革方案,史称“四自方案”,即艺术家们可以“自由结合”,但必须“文责自负”、“自负盈亏”,实行“创作自由”,《上甘岭》导演沙蒙、《董存瑞》导演郭维、《六号门》导演吕班等纷纷扯旗成立“创作集团”,这一时期的长影也因此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

上影的电影人终于坐不住了,1957年1月号的《大众电影》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石挥的《我对“谁是中心”的看法》,大胆提出导演中心论,要求把选题权、用人权下放给以导演为中心的创作集体;另一篇是夏天的《新年有感》,他抱怨演员演得不好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戏演得少,过去一年中,上影厂的戏基本上被少数“热门”演员瓜分了,绝大部分演员处于无戏可演的“失业”状态,尽管他演了《秋翁遇仙记》和《李时珍》两部戏,但工作日加起来才不过9天。

仿照长影的做法,上影厂的导演也自发组合起来,形成了四个志趣相投的创作集体,其中有石挥、白沉、徐昌霖、谢晋和沈寂的五花社,孙瑜、吴永刚、杨小仲、应云卫和蒋君超的五老社,沈浮、郑君里、徐韬、赵丹等的沈记社,还有一个组合是顾而已、高衡、黄祖模等。五花社抢先开拍了《情长谊深》,虽然署名为徐昌霖编导,但其他导演和编剧都给剧本贡献了力量,石挥还主动要求在片中饰演配角。要求在片中饰演配角。

为解决演员演戏少的问题,上影厂已经想了不少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尽可能多地拍大片,诸如《铁道游击队》和《家》,角色众多,让更多的演员有上镜的机会,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更何况厂子大,行政管理层级多,一个剧本的通过,乃至一个演员的使用,都要层层报批,费时耗力,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电影厂化大为小。

1957年4月1日,酝酿已久的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正式成立了,在上海美琪电影院举行了成立大会。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亲自到会,宣布了改组决定。原上海电影制片厂改为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原有制片部分实行分厂管理,故事片部分分为三个制片厂。宣布当天,分厂的厂名还没有出炉,只是叫做第一、第二和第三制片厂,后来才分别起名为江南、海燕和天马。

江南一哥一姐:金焰和白杨

江南作为第一制片厂实力最强,由曾执导过《塞上风云》的应云卫担任厂长,导演有孙瑜、吴永刚、汤晓丹、赵明、徐苏灵、陶金、顾而已等16人,演员有白杨、金焰、卫禹平、吴茵、陈天国、孙景璐、关宏达等。

海燕一哥一姐:赵丹和张瑞芳

海燕厂由沈浮任厂长,导演有瞿白音、郑君里、徐韬、赵丹、刘琼等10人,演员包括了魏鹤龄、孙道临、张瑞芳、秦怡、黄宗英、韩非等。

天马帅哥靓妹:冯喆和王丹凤

天马厂厂长是陈鲤庭,导演有桑弧、王为一、石挥、白沉、徐昌霖、杨小仲等,演员包括了舒绣文、上官云珠、张伐、冯喆、项堃、程之、王丹凤等。

后来各厂的演员剧团分别选出了正副团长,江南厂是白杨、李明,海燕厂是张瑞芳、孙道临,天马厂是白穆、铁牛。

按照规定,演员原则上为本厂优先使用,但可以相互借用,所以在改革后的第一年,冯喆就主演了海燕厂的《羊城暗哨》,秦怡主演了天马厂的《女篮5号》,江南厂虽然有白杨、金焰坐镇,但演员年纪偏大,而且身体又都不好,所以开厂大戏《凤凰之歌》、《护士日记》和《不夜城》的主演只能分别借来了张瑞芳、王丹凤和孙道临。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之前的大鸣大放会是引蛇出洞,这一轮的改革竟成为反右斗争的导火索,积极发表意见、主动献计献策的人纷纷被打成右派,三家电影厂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江南厂的吴永刚因执导《秋翁遇仙记》成为第一个被揪出的大右派,天马厂《雾海夜航》导演石挥最后一个被批斗,他最终冤沉海底,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三家电影厂中,江南厂寿命最短,1959年大跃进期间,上海市委根据文化部意见从该厂抽调9个摄制组支援江苏、浙江、福建等8省新建电影厂,江南厂人去楼空,被迫撤销。

剩下的海燕、天马两厂形成针尖对麦芒的竞争之势,在国庆10周年献礼片的全国大考中,海燕厂优势明显,有《林则徐》《聂耳》《老兵新传》《好孩子》和《绿洲凯歌》(与乌鲁木齐厂合拍)5部故事片入围,天马厂仅有《钢铁世家》《春满人间》两部故事片和《宝莲灯》一部戏曲片。

而在百花奖的评选中,两厂平分秋色,天马厂的《红色娘子军》获得1962年第一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谢晋)、最佳女演员(祝希娟)、最佳配角(陈强),海燕仅以《马兰花》获最佳美工奖。

1963年第二届百花奖,天马厂铩羽而归,海燕厂的《李双双》则夺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李准)、最佳女演员(张瑞芳)、最佳配角(仲星火)。

1965年,天马厂动员全厂人员逐批迁移四川成都,援建峨眉电影制片厂,冯喆等成为第一批离沪的援建人员。这一年天马也迎来建厂以来的最后一个高峰期,接连拍了《舞台姐妹》《年青的一代》。

而海燕在64年拍了《阿诗玛》之后,便再无佳作问世。

1966年,两强相争的局面宣告结束,天马偃旗息鼓,海燕也只拍了一部《他们在成长》,却连公映的机会都没有。

文革中,整个上影系统瘫痪,天马被改名为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海燕被改名为红旗电影制片厂,最终合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个曾经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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