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倾向——对话上海交通大学谢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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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学人专访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发生了诸多变化，各种知识体系之间激烈交锋。一部分学者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普遍性与全球性的视野，另一部分学者强调中国政治学的时空性、特殊性与本土性的知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政治学人团队特此筹备“中国政治学的未来”系列专访，拟邀请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当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问题、挑战和发展方向进行评估，以期展望政治学的未来前景。

本期专访的嘉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谢岳教授，访谈主题为“警惕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与广大政治学人共同探讨：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倾向是否意味着政治学的学科危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此种现象的当前处境？如何判断一个研究是不是典型的政治学研究？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从事政治学研究？

本期嘉宾·谢岳教授

谢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比较政治系主任。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谢岳教授专注于抗争政治的理论研究，特别重视情境因素对中国案例的解释，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新近出版的《城之国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当中。该书不仅从国家和城市的视角理解集体抗议行动，还为中国的城市政治研究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谢岳教授的其他代表作包括《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抗议政治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和《维稳的政治逻辑》（香港清华书局，2013年）。

问：您如何看待国内政治学研究日益公共管理化的现象？

■ 谢岳

公共管理研究的队伍比较复杂，既有社会科学也有工科教育背景的人，彼此鸿沟较深，难以形成对话与共识。对工科背景的公共管理专家来说，不存在从政治学向公共管理倾斜的问题。你说的政治学研究日益公共管理化，据我的理解，应当指的是具有政治学背景的学者。部分学者倾向于降低研究难度，从政治学理论的研究，降级到对具体问题的技术描述。这种变化既有大环境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小环境原因。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过短暂的“政治学热”。这个学术热潮和当时的政治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从“文革”混乱中走出来的国家，迫切地需要从政治上“拨乱反正”，政治体制改革既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条件，其本身也是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在那个年代，大量的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引进，为中国知识界“学以致用”提供了灵感和思路。

相比80年代，当下的政治学研究所处的大环境则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政治学的研究越来越科学化，专业评价的标准越来越高，学科越来越成熟，这样，大量的学术投机行为就行不通了，迫使部分学者转向了门槛更低的公共管理领域；另一方面，现实政治对政治学的需求有所变化，国家不再是政治学的买方市场，对政治学研究的兴趣也发生了转变，更加倾向于那些以解读为主的研究成果；第三，政府对公共管理知识的迫切需求，直接推动了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相对于被冷落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则在政府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政治学学者被吸引到公共管理领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个人选择的层面，政治学的学者转向公共管理研究，具有明显的功利化动机。相对于政治学的研究，从事公共管理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其一，公共管理研究的政治风险被解除了，选择公共管理，就是选择了个人职业安全；其二，公共管理研究凭借其实用性价值，更容易被物质化，专业知识更容易转换为财富。

这种趋势对政治学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从长远来看，对社会发展也是弊大于利。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存在的价值的。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生产链条的最底端，公共管理本身不是以追求理论创造为目标的。如果大家都去从事问题研究、轻视理论的创造，公共管理最终也走不出多远。对政治学人而言，放弃了对理论创造的追求，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理想，将学术生活平庸化。

问：如何辨别一个学术研究是不是典型的政治学研究？

■ 谢岳

这个问题太大，恐怕回答不好。作为一门科学，政治学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然而，时间虽短，政治学的变化却是非常迅猛，从研究议题到研究方法，大概每隔20-30年，就会出现一次“革命性”的范式转变。不过，迅速变化之中也有相对稳定的东西被保留下来，比如，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实证主义政治学。这种理论或方法无疑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政治学的绝大部分研究其实都是在寻找政治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从而能够实现对重大政治现象的合理解释，或者从政治现象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我想这是衡量一项研究是不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标准，当然，这也适用于经济学或社会学。另一个衡量的标准，我觉得，应该是你的研究是否是建立在已有的政治学理论基础之上。政治学理论如此复杂和成熟，我们几乎没有可能撇开前人的研究成果，凭空提出一个填补空白的研究发现。换句话说，你的创造性研究必须能够和前人的成果进行对话，否则，你的研究应毫无疑问的不是政治学研究，而且大概率的情况可能是你的研究是一项伪研究。

衡量政治学研究的第三个标准是看你的研究是否以解释政治现象为目标。虽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相互关联，但是，在学科划分的时候，它们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边界。比如，经济与政治或者政治与社会，经常被拿来相互解释。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如果以政治学理论去解释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这就不是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相反，以经济理论或社会学理论去解释政治现象，则是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这里我并不是否定政治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第四个衡量标准，我个人觉得，应当是你的研究必须具有明确的政治分析单元，比如，国家、政府、政党、地方政府、革命等。这些政治单元具有多个面向，如组织、制度、价值、行为、关系，等等。如果研究的政治单元不明确或者不准确，我们的研究有可能会偏离政治学的轨道。政治学界流行一种风气，认为研究单元规模越大，理论贡献就越大。这种风气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完全正确。尽管主权国家仍然是一个主流的研究单位，但是，许多国家之下的微观研究也能做出同样的理论贡献，比如，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研究当中的运用。

政治学的理论对应用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公共管理，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知识资源和理论指引。在缺少政治学理论知识的情况下，应用研究（公共管理）难免会误入歧途。要么应用研究会失去价值标准，找不到“应然”的标准，要么应用研究会失去辨别重要问题的能力，自我陶醉于讨论“鸡毛蒜皮”的琐事。

问：作为年轻的政治学人，我们应当如何从事政治学研究？您有什么建议吗？

■ 谢岳

政治学是一个以理论创造为目标的社会科学，要想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建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如果有兴趣从事政治学研究，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几点，还有以下四点个人体会，供你们参考。

第一，“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100年前，胡适先生提醒年轻的学人，将精力放在对现实中国的深度思考上，而不应该在对意识形态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开出救国“药方”。这种提醒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政治学领域，追求学问救国的学者不在少数。这种理想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不主张年轻人过早介入政治。在我们对问题缺少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介入政治不仅仅无益于政治，而且很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梁启超对现代政治的认知，在当时即便是当下，可谓无人能够望其项背，但是，他给皇权以及后来的共和政权开出的改革“药方”，仍然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既无法说服代表保守的皇室势力，也难以让激进的革命派所接受。政治的复杂性和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为专家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因此，从事政治学研究应当首先将目标定位在对真理的追求。只有弄清楚事实真相，在理论可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谈论如何去指导政治实践。

第二，必须丢掉功利的幻想。政治学研究不直接参与财富创造，很难使人名利双收；相反，作为一名政治学人，需要具备自我牺牲的精神。选择理论创造，就是选择了社会担当。政治学研究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急功近利或沽名钓誉都是政治学研究的大忌，最终会葬送个人的学术声誉，败坏整个学术界的风气。由功利之心带来的学术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当引以为戒。

第三，认真对待历史。理论大师查尔斯•蒂利一生追求将历史知识社会科学化，也就是理论化。他认为，如果历史不能为理论服务，历史研究是没有意义的。不过，用历史进行理论创造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懂得历史。我们周围的政治学人包括我本人，对历史的掌握十分有限，甚至对当代中国史都缺乏准确的了解，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历史了。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水平，一方面难以进行跨国比较，另一方面，中国的案例研究难以进入比较政治的理论圈子。通俗地讲，我们在理论层面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对个体而言，历史补课是当务之急。

第四，做一个世界公民。尽管政治学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价值，政治学者可以为了理论发展而独立的从事研究，但是，从长远来看，以理论改善政治生活、摆脱集体困境，是政治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既然如此，政治学人需要具备世界公民的品格，为整个人类追求普遍的真理，而不是将自己的工作局限在为一城一国的利益服务。具有世界公民品格的政治学家，不应当以自我中心的狭隘眼光观察外部世界，不应当对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活动无动于衷，更不应当对那些追求正义的事业讽刺、挖苦甚至打击。世界公民是对一名合格的政治学人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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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采编：吉先生

本期编辑：欧阳星霍盈州李佩倢

审核：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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