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字叫“喂”的女人丨谷雨
名字
从李新梅记事起，妈妈就是个没有名字的人。
爸爸通常管她叫“哎”或者“喂”，邻居则连这个也省略，直接上来拍一下肩膀，在村子里35年了，“他们都不知道我妈叫什么。”
身份证上，妈妈的名字叫李玉荣，出生日期是1960年7月15日，两个信息都是爸爸李伟随意编的。
李新梅记得，妈妈的枕头下面总是横放着一把刀。有时候是水果刀，有时候是剪刀，刀柄朝向床外，刀刃向内。
成人之后，李新梅会有意识地把妈妈的刀藏起来，但过不了多久，一把新刀又会出现在枕下，就这样过了三十多年。妈妈从未使用过那把刀，只是一直枕着睡。
在今年一个饭局上，有人告诉李新梅，枕刀是布依族的习俗，人们相信，如果做了噩梦，放把刀在枕下，就不会再梦到那些可怕的事情。对方说，你妈妈一定做了很多年的噩梦。
35年前的冬天，妈妈被人贩子从重庆火车站卖到河南辉县这个名叫早生的村子，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衣服。路上被人打过，耳朵出了血，牙齿也掉了好几颗，李新梅的大姑花一千块买下了她，给李新梅的父亲李伟当媳妇。李伟觉得这女人长得丑，又黑又矮，不知道是不是在路上伤了耳朵，听力也很差，他不乐意娶个这样的媳妇儿，但最终拗不过姐姐，还是结了婚。
在李新梅印象里，妈妈总是深怀恐惧。她会仔细叮嘱一岁半的外孙不要出门，“外面会有坏人会打你。”“如果有人打你，你就拿砖头狠狠地打他！”她咬牙切齿地说。
李新梅不知道妈妈做没做噩梦，她无法和妈妈进行更深的交流。妈妈说一口发音奇特的语言，和汉语没有任何相近之处，村里没人听得懂，从小和她在一起的李新梅也只能听懂50%左右，但不会说。妈妈听力差，始终学不会汉语，只会写两个歪歪扭扭的汉字：早生。是李新梅教的，“至少出去能告诉别人家在那儿。”
但妈妈并不觉得早生村是她的家，李新梅记得，从小时候起，妈妈的话语中会重复出现两个词：“烟”和“白烟”，李新梅后来逐渐明白这两个词的意思，在妈妈的语言中，那是“家”和“回家”。
她说得太多了，家人常常会显得不耐烦。那看上去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没人知道她的身份，她有着和周围人不大一样的长相，眉骨高耸，眼窝深陷，甚至有村人说她来自国外。
李新梅的妈妈 ©受访者提供
然而，在今年9月，这个故事有了一个奇迹般的转折，一群身在贵州的布依族人用了仅仅两天半的时间，帮李新梅妈妈找到了位于贵州晴隆县的家。它顺利得不像真的，以至于李新梅听到这个消息时，第一反应是：这是个骗局吧？
她深知这种寻找有多难，从2010年起，她曾尝试帮妈妈寻找过很多次。她在QQ上加过五六十个群——因为妈妈是从重庆被拐来的，她重点加川渝地方的群，她在里面详细描述了妈妈的外貌、拐卖时间，把她听得懂的词转换成汉字：吃饭是“更号”，喝酒为“更涝”，睡觉是“等能”，问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哪里的语言。
偶尔会收到一些语焉不详的回复，有说是四川的，有说是越南的。在百度贴吧和川渝的寻亲网上，李新梅也发过一些帖子，花20块钱置顶一个月，阅读量有几百，但少有回复。
寻亲网上需要填很多信息，但李新梅能填的不多，“我妈的过去一片空白，相当于让你填信息，你就填了一个问号，根本就无从下手。”
在一个QQ群里，曾有一个贵州人加李新梅好友，说妈妈有可能是贵州的，这边少数民族很多。她让对方说几句当地的话，对方不会讲，李新梅觉得他是在骗自己，把他拉黑了。
零零散散找了几年，她没有寻到任何有价值的方向，慢慢灰了心。妈妈渐渐老了，在这个小村子里，她从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变成了六十来岁的老人，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生子，看着妈妈，李新梅常想，她的父母大概率都不在了，谁还会记得她呢？2016年之后，李新梅不再发寻亲帖了。
“回家吧，不要说话了”
李新梅曾比划着手势问妈妈：你是哪儿的？妈妈说了几个晦涩难懂的词，李新梅听不懂。但她会常跟李新梅和妹妹说，我们回家吧，家里可漂亮了。在妈妈的记忆里，老家附近有条很大的瀑布，她常常经过，家门口种着肥硕的芭蕉树，还有一棵高大的板栗树，成熟的时候，父亲会把板栗打下来，拿去集市上卖钱。
妈妈跑过两次。第一次是刚来河南没多久，她带着自己那件薄薄的衣服和做的两双小鞋子跑了，但这次逃跑只持续了两个小时就被亲戚们找了回来。李新梅说，他们从那两双小鞋子和妈妈的话推测，来河南之前，妈妈可能生过一个孩子，叫小苗，不知道怎么弄丢了，“可能也被拐卖了吧”。
去年，李新梅带人到家里给儿子上保险，签合同的时候，妈妈发了疯，抱着孩子把卖保险的人赶了出去。“她以为我要把孩子卖掉。”
第二次逃跑是在来早生村的第9年，她带着4岁的李新梅和2岁的妹妹离开了。直到现在，李新梅都能记得当时的场景，她和妹妹暂时住在奶奶家，妈妈去接她们，一边给她们穿厚衣服一边说，“我们走，我们去家，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她带了身份证，拿了五百块钱，晚上睡草垛子，白天走路，两天之后，在辉县的车站遇到了在那里守株待兔的邻居。
大概是死了心，妈妈再没跑过。她就这样住了下来，和李伟在一起生活。在李新梅的叙述中，那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他们一起下地干活，妈妈能听懂的几个汉语词汇，大多和劳作相关：锅、饭、麦子、种子、肥料……李伟提到这些词的时候，她会去干对应的活儿。
在李新梅印象里，家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安静的，爸爸看电视，妈妈也看电视，“没什么交流，也不知道交流什么。”
在这个4000多户人的村子里，妈妈是一个异类。村里的女性常坐在一起剥花生，别人说话的时候，妈妈会认真地看，认真地听，李新梅觉得，“她应该是装作在听吧，反正就是觉得自己必须得融入一下。”别人笑，她也笑，“有时候别人在嘲笑她，她都觉得别人在给她说一个笑话。”
当被人盯着看时，妈妈会突然说很多话，好像迫切地想要解释些什么，而周围的人会陷入尴尬的沉默，遇到这种状况，丈夫李伟会用手势比划着：“回家吧，不要说话了。”
李新梅懂事之后，渐渐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妈妈送她去上学，长相让好奇的同学频频注目，“看，李新梅的妈好丑啊。”
此后她很少再和妈妈出现在同一场合。妈妈总是站在村东头的坡上等她放学，她和同学走在一起，看到妈妈过来，扭头就往家里走。“会被别人指指点点，感觉挺自卑的吧，人家都是个正常妈妈，能说话，干什么都可以，你什么都不能。”
妈妈很勤快，会做精致的布艺，她给李新梅做好看的鞋子和小书包，自己绣上彩色的花纹，和河南当地的图案都不一样。李新梅背着书包去学校，有同学羡慕她有这么别致的书包，但她痛恨这种让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仿佛和妈妈一样，自己也成了同学眼中的异类，她把书包送给了同学。
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李新梅才明白“姥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总有好事的邻居来问，去过你姥姥家吗？见没见过你姥姥？李新梅想，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隐隐地希望妈妈能找回家，“我挺想有个姥姥的，是少数民族的，或者国外的，也不会被别人看不起，最起码有个家了。”
李新梅
2017年底，李伟被确诊食道癌，在医院治疗了三个月，效果甚微。李新梅不想让爸爸死在医院，她带他回家见家人最后一面，然而，他在路上就断了气。遗体抬进门的时候，妈妈仿佛不相信，上去推了推李伟的胳膊，继而大哭。
在李新梅印象里，妈妈从来没有为李伟哭过，那是第一次。夫妻很少交流，也无法交流，用李新梅的话说，“是个搭伙过日子的关系，但时间长了，人都有感情的，这都不是感情，是亲情了。”
李新梅记得，父亲办完丧事第二天，一家人在桌上吃饭，妈妈自言自语地说：“你爸死了，我也准备走了，我也回家了，你们（姐妹）俩在这儿吧。”
“我妈平时最起码有个伴，一下子少了伴之后，感觉就是孤零零的感觉，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李新梅说。
她失去了现在的家，也找不回原来的家。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新梅觉得，妈妈好像迅速衰老了。
妈妈很少笑，只有在和外孙在一起的时候，才有一些发自内心的笑容。去年有一天，李新梅躺在屋里，妈妈在外边哄孩子，她突然听到妈妈在低声地唱歌。她平时说话声音低哑，还有些漏风，但唱歌时声音清亮甜蜜，李新梅听不懂她在唱什么，只觉得不像60岁的老人，“像那种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她想要录下来，但妈妈唱了短短的一段，就不再唱了。
比侬，回家
今年9月，李新梅偶然在一个短视频App上刷到了一条布依族语言的教学视频。对方的语音听起来很熟悉，吃饭是“更号”，喝酒是“更涝”。她加了这个名叫“峰萧萧”的博主的微信，描述了妈妈的情况，想让他听一听，妈妈说的是不是布依语。
“峰萧萧”真名黄德峰，布依族人，是黔西南州安龙县税务局的公务员，他看上去沉稳安静，说话很有条理，平时喜欢在短视频网站发一些教学视频，推广布依语。他告诉我，布依族大约有300万人口，97%都分布在贵州。他出生于1992年，他说自己这一代人还会说布依语，但下一代小孩很多不会使用布依语了。“很多人对本民族的母语可能是比较自卑，他就觉得说本民族语言的话可能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所以现在年轻一代的90后父母就不愿意再把自己的母语传承给下一代。”
他记得，李新梅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好几天都没有发妈妈的录音过来。直到9月10号深夜，黄德峰才收到一条6秒、一条18秒的语音，语音里李新梅的妈妈念叨着回家，哭着说：“孩子再也找不到了，孩子哪儿去了？”
李新梅记得，那次哭泣的起因是自己的儿子不小心坐了家里的神龛，犯了妈妈的大忌，在她看来，那是对神灵的亵渎，她一直哭，不停地说话。“她可能觉得丢失的那个孩子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我妈特可怜。”李新梅向我回忆那个场景的时候，眼睛红了。
黄德峰几乎是在听到录音的第一秒就确定，那就是布依语。尽管已经离家很久，但老人的语言没有任何汉化的痕迹，使用的词汇都非常正宗。黄德峰让李新梅发一张妈妈的照片过来，照片里，她围着一个红格子的围裙，袖子挽起，蹲在院子里，看向镜头的脸上没有笑容，随着年岁的增长，眉骨显得愈发地高。“我一看她的长相，就百分百确定她是布依族。”黄德峰说。
©受访者提供
他兴奋地把这个结论告诉李新梅，李新梅表示了感谢，却没有太激动，她对这件事不抱太大的希望，确定了妈妈是布依族又能怎么样呢？布依族有那么多人，上哪儿去找妈妈的老家？
黄德峰当天晚上没有睡，他把老人的语音做成了短视频，在平台发布之后转发到许多布依族人的群里。按照语音特征，布依语大致分为三种土语：第一土语主要分布在贵州南部，第二土语分布在贵州中部，第三土语则主要分布在贵州西部。他不确定老人究竟使用的是哪种土语，请大家帮忙听音。群里有一位布依族文化专家周国茂，对布依族各个语系都很熟悉，他听完之后，确定老人的口音属于第三土语。
9月11号中午，李新梅发现自己被拉进了一个名叫“比侬，回家”的群，在布依语里，“比侬”是同胞的意思。建群的人是黔西南广播电视台布依语翻译王正直，她是黄德峰的好朋友，确定了语系之后，他们不停地把第三土语区（六枝、水城、镇宁、晴隆、普安、毕节等）的布依族朋友拉进群里，李新梅看着群里从六七个人，变成十几个人，又变成了二十几个，最终变成40人。
建群后不到10分钟，就有人听出这个口音属于贵州普安县或晴隆县。群里有人想和老人直接视频，但是李新梅妈妈的听力和情绪都很差，对方说什么，她都没有太大反应。
情况陷入了僵局，晴隆和普安相邻，常住人口加起来有将近60万人，寻找一个35年前被拐卖的女子，无异于大海捞针。后来大家又想出了新办法，普安和晴隆的族人把当地布依族代表性的服饰、风景、习俗图片发给李新梅，让她拿给妈妈看。
这个办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妈妈对一张瀑布图和二十四道拐的图片有了反应，她指着瀑布说：“从这里上坡，就能到达‘哒喂’。”会说布依语的人都知道，“哒喂”是晴隆县的布依名。二十四道拐则是晴隆最知名的景点，它建于1936年，是一条盘山公路，像蛇一样在山路上盘绕了24道弯。妈妈指着图片上蜿蜒的路，说：“这里有座庙，那里有座房子，走下去就是德燕的家。”
©东方IC
王正直告诉我，当时他们去查，二十四道拐附近并没有庙，也没房子，大家一时都很泄气，觉得老人可能是记错了。在晴隆县统计局工作的岑官昌9月11号加班到很晚，他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看完群里全部的信息，他告诉大家，老人说的是对的，在二十四道拐旁边的确曾经有座庙，在“文革”时期被拆除，二十四道拐再往下走，确实有一道无名瀑布，他判断，李新梅妈妈可能是二十四道拐附近沙子镇或者江西坡的人。
此时已经是9月11号深夜，兴仁县的罗乾告诉我，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搜索范围缩小到了镇的级别，群里的人都很兴奋，一直讨论到两三点，但也是在这里，寻找走入了死胡同。
9月12日，大家继续讨论，但李新梅妈妈对其他图片没什么反应，她说的话被大家听了又听，群里信息发了几千条，但都没有寻找到新的突破点。罗乾记得，到13号上午，依然没有进展，大家都没有什么兴趣了，很多人不再说话。
“你知道我的名字了？”
突破在9月13号下午来临。
罗其利是普安县做民族服装生意的布依族人，性格热情开朗，常在邻近乡镇走动，交友广泛。她仔细看完了老人对瀑布和二十四道拐的反应视频，忽然注意到她说的两个词：“波林”和“搭东”。这两个词在之前被认为是“陡坡”和“森林”的意思，但她莫名觉得这两个发音很熟悉，似乎是沙子镇边的两个村名。
她马上给六七个晴隆的朋友打了电话，正好有一位朋友在沙子镇赶集摆摊，她让朋友问问过路的老人，有没有从那两个村子里来的，村子里是否有女性被拐卖。电话里她语气急切，朋友问她：“是帮谁问呢？”她说：“你不要管，快问就是。”
当天下午两点多，朋友回电，有一位老人说，30多年前，附近一个名叫“布鲁交”的村寨失踪了一个名叫“德玲”的女子，从年龄来算，和李新梅的妈妈吻合。
群里大家都很兴奋，有人马上教李新梅布依语“德玲”的发音，让她试着冲妈妈喊，“德玲！”妈妈却摇摇头，“我不是德玲，德玲是布鲁交的。”大家很失望，但随后反应过来，她认识德玲！她离布鲁交很近！
下午四点罗其利的朋友又有了新的消息，另一位来赶集的老人告诉他，三十多年前，自己村寨里有一个叫德良的女子嫁到邻村之后被拐卖，父亲叫德定，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德良嫁给了邻村一个比她大十来岁的男子，后被拐卖。
如果不上学，布依族人都没有汉名，取名为单字，“德”是一个前缀，相当于汉语里的昵称“小”，德良也就是“小良”。
李新梅再次冲着妈妈喊：“德良！德良！”漫长的、没有名姓的35年过去了，那是德良第一次听到别人喊出自己的名字，她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变大，还带着一点羞涩，她有些迟疑地说：“你知道我的名字了？新梅啊，我就是良。”
连结
罗其利随后打听到，德良的父亲88岁，妈妈84岁，依然健在，她拉了德良的弟弟进群，给他看了德良年轻时的照片，他确定，那就是家中失踪的大姐。
第二天中午，德良的小弟德砖拿着手机，让爸爸妈妈跟德良视频，德良看到的是两个枯瘦的老人，妈妈戴着布依族的深蓝色头巾，辨认了一会儿之后，她叫了一声，妈妈。两个老人开始抹眼泪，德良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她问，“你是不是哭了？我不见了，你就哭了吧？你是不是到处找我啦？”
李新梅落了泪。
在视频确认之前，李新梅都还在怀疑，这是不是个骗局。她找了那么多年都找不到，怎么可能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就找到了呢？
李新梅告诉了邻居，邻居的第一句话是：“花了多少钱？”她说没花钱，对方不相信。她跟朋友讲了这个事情，朋友也不信，自己加了黄德峰的微信，旁敲侧击地问他是不是对李新梅有其他想法。黄德峰有些无奈，他不得不用最基础的方式跟李新梅解释：“我是公务员，王正直姐姐是黔西南电视台的语言专家，周教授也是布依族文化的专家，我们都是有国家职业的人，也不会因此收你一分钱。”
事实也是如此。李新梅曾想在群内发个红包都被黄德峰制止了。李新梅说，“从开始到最后，就到现在，我都没有一丁点付出感觉，最多也就给他们录我妈妈几个视频，没了，没什么付出，全程都是他们在付出。”
中间三人从左到右为黄德峰、王正直、李新梅
黄德峰告诉我，因为人口较少的关系，布依族人之间的连结会更紧密。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同病相怜，群里很多人都能讲出一些家族里女性被拐卖的故事，罗乾的小姨、罗其利的堂姐、王正直的表姐……有些找回来了，但大部分杳无音讯，给家庭留下巨大的黑洞。罗乾告诉我，在90年代打工潮兴起之前，布依族女性被拐卖的事情曾多次出现，语言不通，被拐卖了很难找回来，要找回来也要很多年之后。人贩子会精心挑选拐卖对象，“看你的兄弟强不强、父母强不强，如果在当地有威望，你敢拐卖他女儿是不可能的。”
德良的妹妹德飞说，姐姐被拐卖的时候，弟弟妹妹年龄很小，父母都是老实人，家里穷到吃个馒头都困难，妈妈要把馒头藏起来，先给小的孩子吃。“他（人贩子）就是觉得我们好欺负，要是我们都大了，他不敢的。”
王正直告诉我，她后来知道，德良的耳朵并非被人贩子打伤，而是先天性听力弱，脑子也慢，拐卖之前，她嫁到邻村，被夫家嫌弃，丈夫默许三个人贩子带走了她。两周之后，父亲发现女儿不见了，拎着刀去了人贩子家里，对方恳求他，说一定把德良找回来，但最终无果。
黄德峰想，这次能找到亲人，除了幸运以外，很大程度是因为德良还会说母语，还保留了完整的口音。
德良的故事在当地流传开来，罗其利告诉我，六盘水发耳镇的一群人仿照他们的做法，帮助一位在山东的布依族人找回了家。
回家
9月14号，跟父母视频完之后，德良整晚没睡，她跟李新梅说：“还活着，还在呢，我们找拖拉机赶紧去吧。”早上起来的时候，李新梅看到妈妈收拾出来整整五大包行李，堆在床上，全是她这些年给她买的衣服，大多没穿过，还是新的。
李新梅告诉妈妈，现在回不去，要收秋之后才能去，她订了10月17日从郑州飞贵州兴义的机票。德良仿佛听懂了，又仿佛没听懂。她并不知道是谁帮她找到了父母，以为是李新梅按手机按出来的。一看李新梅打电话，她就盯着看。存着二十四道拐图片的iPad也不给孙子玩了，害怕没电。
终于到了去机场的日子。她们坐完三轮车，又倒出租车，又倒大巴车，在机场附近的宾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又飞行了两小时40分钟，跨越了1359公里。这是她们出过的最远一趟门。
她们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兴义落地，迎接她的是王正直、黄德峰、罗乾等人。他们准备了鲜花和横幅，在场的还有几家媒体。王正直记得，所有人都很激动，甚至有几个志愿者掉了泪，但身处目光中心的德良看上去很平静，甚至表现得有些失望和生气。
只有李新梅理解妈妈的心迹，“她开始很盼望，觉得下了车就是（家），但每次都不是，每次都不是。”每倒一次车，德良看上去都更生气了，到后来根本不拿正眼瞅李新梅，“她可能觉得我在骗她吧。”
王正直也感觉到了这种情绪，从兴义到晴隆的路上，德良的脸色一直不好，王正直一边开车一边跟她说话，她不搭理，反复说着：“来这么远的地方干什么？要带我去哪儿？”下车后，德良坐在了路边，因为晕车，她露出了难受的表情。
志愿者没有预期过这样的场景，王正直很无措，一转头，突然发现身后迎出了一群人，大都穿着簇新的传统服饰，那是布依族出席重要场合时穿的衣服。唯一的例外是一个包着灰色头巾的老人，她的衣服看上去很旧了，整个人小小的，身高只有一米二左右，枯瘦如柴，她的年纪很大了，缓慢地走到德良跟前，左手端着一碗白米饭，右手夹了一筷子米饭，喂到德良嘴边。
那是德良84岁的妈妈，依照布依族的传统，从外边回来，要吃家里一口热饭，以后就不会再丢了。德良像是还没反应过来，她扶着妈妈的手，努力想吃一口，还是没吃下。
后来，很多在场的人都向我描述了那个场景，很多人掉了泪，德良的弟弟德砖红着眼，转过身去。“一个80多岁的老妈妈对她60岁的女儿喂饭，像对一个在自己膝下的小女孩一样，好像德良还是一个小女孩。”王正直说。
德良扶着妈妈回屋，转过身，对王正直露出了此行的第一个笑，“她到现在才知道，我是送她回家的。”德良和妈妈，坐着说了许多话，爸爸晚一点到来，他们三人并排坐在沙发上，在会面的一个多小时里，妈妈和爸爸一直紧紧拉着她，他们说了很多很多话。妈妈的眼神哀哀的，一直没有离开过德良。一家重聚的地方是德砖刚搬进去没多久的安置房，按风俗新房里不能哭，但德良的妈妈还是没能忍住眼泪。
李新梅那天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是家人一起吃饭的视频，黄德峰、王正直和罗其利等人唱了一首布依族民歌《知客调》，那是迎接远方来客时唱的歌。有一位同学给李新梅留言：“原来你有一个大家庭。”李新梅告诉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她很想哭，“他说我原来有一个大家庭，我特别高兴。”
©受访者提供
“这儿不属于她了”
对德良来说，一切都物是人非。原来的吊脚楼已经不见了，家门口的芭蕉树和板栗树也没有了。父母搬进了二弟德勇在山上的平房，要坐二十分钟的三轮车才能抵达。
家里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贫穷。屋子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屋里几乎没有家具，父母卧室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衣柜里没几件衣服，父亲的衣服堆在床上，又脏又乱，看上去很久没有洗过了，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个可以取暖的长方桌，厨房的灶台上积着厚厚一层灰。
父母老了，面容衰朽，德良也老了，头发灰白，但她却仿佛突然又变回了二十多岁的女儿。德飞记得，大姐以前就是家里最勤快的，活干得最麻利，在这里，她变得很忙，打扫屋子，给父母做饭，她学会了这边煮米饭的方法，先把米放进水里煮熟，再用漏斗把水滤干，这样蒸出来的米饭更香。她给父亲洗了脏污的外套和裤子，被子拿出去晒了，装进干净的被套里，喂院子里的鸡和狗，她甚至还给邻居种了点白菜。
李新梅无法不注意到妈妈的变化，她总是没事儿抿着嘴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妈妈跟外公外婆说李新梅成长的趣事，语气甚至有一点撒娇的意味。在这里，妈妈有许多可以说话的人，李新梅有一天看到她和一个邻居手拉着手，一边走一边说笑聊天，光顾着说话，连站在路边的女儿都没看到。“有种感觉就是她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异类了。”李新梅说，妈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变成了：“我不走了，要走你走。”
她的愿望注定遥不可及。这个家庭看上去并没有能力收留一个突然归来的女儿。父母没有收入，二弟德勇带着妻子在外打工，收入微薄，小弟德砖是贫困户，平时做个小工，需要养四个孩子。
李新梅也不想让妈妈留在这儿，她买了10月30号的机票，这是一场短暂的、只有12天的相聚。她让小舅德砖去给妈妈做思想工作，“你去跟她说，这儿不是她家，是二舅家，人家家里5个孩子回来没地方住，她不能在那住。她根本不知道这儿不属于她了，她家在那边（河南）。”
但德砖并没有开口，去山上接妈妈离开的过程，比李新梅想象中顺利许多，她给德良看了外孙的视频，告诉她，过年再带她过来。德良竟没有多说什么，她温顺地去拿自己的包，看上去很平静，但把衣服塞进包里时还是哭了，外婆也红了眼。
在其他人说话的间隙，德良一个人坐在院子的椅子上，呆呆地望着被白雾笼罩的远山，目光空茫，身形佝偻。
离开之前，李新梅想给德良装个助听器，因为安装过程需要被安装对象的即时反馈，在河南无法实现。她想趁着德飞能和妈妈沟通，在离开贵州之前装一个。但德飞在一个生产女包的工厂做工，请假很难，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一场大团圆之后，德良可能还是要回到那个无人倾听、只能自言自语的世界。在德砖家等车的过程中，李新梅和朋友在说笑，小弟德砖在看手机，德良看着他们，说了几句话，没人回应，她只好扭头去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一个谍战剧，只占了很小一点屏幕，她不会使用遥控器，不知道该怎么把那个小屏幕放大，只好盯着那个小屏幕，看了很久。
她身上有一些东西永远地被摧毁了，回家也并不能挽救什么。她找不回自己的年纪，父母早已忘记了女儿被拐时的准确年龄。在德砖家，德良还是会自言自语，李新梅告诉我，德良说的是：“粮食丢了……孩子没了。”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她活在自己的时间与创伤里，仿佛再也没有往前走过。
如果非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可能是她的人生终于有了些许盼头。走之前，德良跟邻居聚会，她告诉她们：“我先回去带孩子，等过年了，蒸好馒头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