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很多消息源传出，刚从火箭队辞职的达雷尔莫雷在76人队又找到了工作。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样，既让大家都保住了面子和尊严，而莫雷那种可能更高效的俱乐部运营方式也可以在职业篮球圈再多运转几年。
回顾一下莫雷的辞职，在时间上明显是经过设计的。
这事离莫雷对香港事态做出不恰当评论已经过了大约一年。这时候，他辞职了，而且表面上看，是中国先恢复NBA转播后才辞职的——这样NBA和火箭队就都还算保住了面子。另外，从2020年开始，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在闹疫情，谁会那么关注NBA和火箭队呢。和这个问题在2019年底就得到解决相比，他们的商业损失有限。
而央视方面也一直停播NBA，直到今年总决赛倒数第二场，莫雷辞职的前夕。11月初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胜的概率要比现任总统大得多。为了让大家有条件在特朗普走后再次回到谈判桌上来，中国的决策层策略性地做出一些动作，这也包括了体育领域。
体育、性还有艺术，如果和其他具更强势渗透性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往往让人不爽。虽然有时候会“小球推动大球”，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大球把小球挤到角落里。
当然，有时候这种被强势渗透似乎是一种趋势。
这里就包括数学和钱。
在1980年代之后由于计算机的算力大幅度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深入的应用，数学入侵了几乎所有领域。大概世界上只有两类问题，一类是数学可以解决的，另一类是上帝才能解决的。
金融交易大概是最早由于数学的入侵而面目全非的一个领域。
在1970年代以前，华尔街是被一些穿着马甲大声喊出交易价格，随时口吐芬芳富有经验的交易员统治着的。很多资产定价，人们一方面把它交给市场，另一方面全凭交易者的经验。
而在1980年代，数学家们来了，他们虽然不能确切地知道某种资产的价格，但是却能精确地计算出若干种资产叠加后应该具有的价格。
而莫雷是那种想用数学解决体育人定价问题的家伙。
莫雷年轻时候也打篮球，但在2006年之前基本不属于职业篮球这个圈子，但他理想却是操盘体育俱乐部，并且相信自己通过数据的解析可以把这件事做到出类拔萃。
从最近十几年看，体育俱乐部的总经理第一要务就是弄清球员的真实定价。
因为球员，特别是NBA球员，市场行情太贵了。
在1960年代，一个大学生球员进入NBA的合同额只有1000-2000美元。即使是贾巴尔这样的球星，在1965年的合同价格也只有10万美元。而在随后40年间，NBA球员平均签约价格上涨500倍左右。而同时期美国通胀总水平只有9.1倍。
在体育俱乐部的资产负债表上， 签约球员价值大概就是占比最大的那部分。如果和一个根本不适合的球员签约，则会使俱乐部出现几百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损失。
在火箭队之前，莫雷在凯尔特人队做过负责舆情和信息的VP，他知道那些圈内的球探是怎么选人，也因此不相信他们。
比如球探想要挑选签约球员，就要观看那些球员的比赛，但在观看比赛时，他们很容易形成一种瞬间印象，然后按照这个印象去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当时的印象是正确的——这种现象在行为学上叫做“证实性偏好”。
也许说的太文绉绉了，通俗地解释下——就是你看了个人，第一印象他像某个球星，那么你的脑子会像个筛子，对他不像那个球星的行为筛掉，而只看到他像那个球星的一面，总之，他做什么都好；但如果你看到个人，他可能有什么特征让你有糟糕的印象，那么你也会筛掉他有价值的那些方面，他变得做什么都不对。
这里最明显的一个正面例子是所谓的“库里现象”。
原本斯蒂芬·库里这种身材，能投几个三分球的混血选手在NBA球探们看来并不突出，但等他带领勇士队夺得NBA总冠军之后，球探们就接连把发现“下一个库里”的报告发到莫雷的邮箱里。
其实这些被新发现的身高190左右的黑白混血，只是从远处看起来有点像库里而已。而这类混血人群的基数在美国非常大，才是下一个库里被大量挖掘的最主要原因。
而反面的例子更让莫雷印象更深刻。
▲小加索尔曾长发飘飘。
2007年莫雷通过数据选出马克·加索尔（小加索尔）。但是有球探拍到了小加索尔赤裸上身时的照片。他们都认为，这个男孩的的胸部有点大。加索尔年轻时的胸部多肉而且有点女性化的下垂，据说这和他小时候非常爱吃墨西哥玉米卷饼有关系。大概也正是这个令人尴尬的暗示，加索尔加入NBA后开始蓄须。
在火箭队内部，由于加索尔这个特性，他被球探们起外号叫做“boobs man”（大胸男）。
莫雷后来回忆说，自己在2007年刚掌管火箭队，对自己的数据库还不是很有信心，所以就放弃了加索尔。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其总经理生涯中最大的失误（其实最大的失误是他评论香港的事，只是那属于非业务失误了）。
因为这件事，莫雷禁止火箭队职员再给备选球员起外号，也因此更加倾向于数据在决策中所占的权重。
在他看来，数据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价值在于——人的判断会因为被选球员具有某些负面特征遭到市场的轻视，而数据可能告诉你这些特征无关紧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真是太棒了，掌握数据的人就有可能战胜整个市场。
在数学入侵体育这件事上，莫雷是一个幸存者（在他辞职之前），但还有比他做得更深入的。
他们是在2000年代美国职业棒球队奥克兰运动家队的总经理比利·比恩和他的助手保罗·德波迪斯塔。
▲比恩曾在MLB运动家队任总经理。
运动家队在比恩接手前的老板是李维斯牛仔裤的董事长小沃尔特·哈斯。这个慈善家大概是哈斯家族中对体育最钟爱的人，在他治下，运动家队是全美棒球联盟里获得投资最多和职员工资最高的球队。
但是1995年，黄金王朝难再持续，哈斯去世了。运动家队被卖给了两个地产商——史蒂夫·肖特和肯·霍夫曼。他们喜欢棒球但更是生意人，运动家队的管理层开始被要求量入为出的过日子。
当比恩1999年担任总经理时，运动家队的投入是所有球队里第二少的，比恩只有纽约扬基队这种富豪1/6的可运营资金，但却希望做到同样出色。
比恩17岁时曾被专家们认为是棒球未来之星，但之后他在职业棒球大联盟和更低级别的小联盟的成绩都很差。他认为他的性格不适合棒球。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崇信入侵的数据而轻视那些棒球专家看法的最大原因。
比恩低成本运作俱乐部的方式是，找到那些数据很好，但由于长得太胖、太瘦、太矮或者击球时动作很怪，让人以为是畸形的球员。这些球员不被专家们看好，签约价格很低。
曾经有个以便宜价格签约的大学生打者（主要特长是击球）布兰特.克拉玛林诺，也有如同女性一样丰满的胸部。要知道棒球选手来讲，他们除了挥棒打出全垒打，还得立刻就以最快的速度跑垒。所以胸部太累赘比篮球选手要致命得多。比恩没有像莫雷那样放弃，而是要求克拉玛林诺比赛时要戴男用胸罩。
这是一种非常廉价的填补20万美元合同和500万美元合同差距的方式，即使使用最昂贵的男性胸罩也是如此。
奥克兰运动家队管理层的KPI是怎样的呢？他们的算法是，一个赛季有162场比赛，历史上最差的队也能赢其中的49场，但要花费700万美元。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计算每赢一场多花了多少钱。
在大联盟中，运动家队在2000-02年的比赛中每赢一场的花费是50万美元，这个数字又正好是巴尔的摩金莺队等富豪球队每赢一场比赛花费的1/6。而他们取胜的场次最多的赛季达到102场，并拥有连胜20场的纪录。
这种高性价比的公司运营方式如果发生在其他领域，可能很快会被全行业复制，但是在体育这个领域，遭遇却非常不同。大多数俱乐部的职员不约而同地对比恩和莫雷进行集体鄙视。
就像莫雷说的，这帮家伙只要看到球队成绩出现一点不好，就会跳出来对他的方式大加指责。总之，在圈内人看来，比恩和莫雷这种人不是朋友。在很多时候，即使是俱乐部的老板，也对这种性价比嗤之以鼻。
俱乐部花的是投资人的钱，为什么他们反而会站在浪费的那一边？难道他们是傻子？
这个答案让我想起以前我的老板。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但是一遇到年会就必然喝醉，喝醉后就必然允许员工们进行年终奖以外的现金抽奖。我记得他最多的一次让人们多抽走了10万。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平时责令财务部门查看报销单据时看到小数点后边的数字。
年会被分走的钱和出租车报销的钱都是钱，但按行为学的说法是，他们分别装在老板不同的心理账户项目下。那些体育俱乐部的投资人问题也是如此。
▲曼城老板石油大亨曼苏尔。
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体育俱乐部老板属于三类：继承巨额财产的人，暴富的地产商和网络新贵，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投资体育俱乐部的钱在他们心理账户的那个口袋上写着三个字“使劲花”。当他们有钱时，根本不在乎引进球星所花的成本，而更在乎自己的球队是不是夺得冠军。
另一方面，当他们没钱时，大多数脑子里也不会跳出“性价比”这个词，而是选择“卖掉它”。
而且对于体育俱乐部来讲，自从电视直播在1960年代被发明，他们就逐渐成了大公司的品牌和广告部的一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体育俱乐部普遍亏损但俱乐部职员仍然能过上很体面日子的原因。
实际上，大多数俱乐部在组织管理层面不像是商业公司，更像某种形式的社团。俱乐部的职员们会不约而同地把比赛成绩的好坏完全归结于资方投资的额度和队员与教练的水平。而他们自己根本没有明确的KPI标准。
这些“社团”成员犯下最大的错误，往往不是无能，而是对社团或者圈子的不忠。如果不是如此，他们就可以一直在圈子里分的一杯羹——除了在俱乐部任职，他们还可以做做赛事评论，搞搞活动或者做球探。
这些人是抵制体育被数学入侵的主流人群，原因很简单，如果数据说得更对，这些专家就成了丧家之犬。
所以，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莫雷的火箭辞职是令人遗憾的，对喜欢这个运动的圈外人来讲，他的“可恨”程度要远远低于那些尸位素餐的专家们。
也正因为如此，当他迅速在混乱而迷茫的费城76人队找到工作，也可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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