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丨辜胜阻：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在畅通、重在安全
——访全国政协副主席、经济学家
辜胜阻
辜胜阻（资料图片：中国经济前瞻论坛）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王彧
日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最新的重大指导思想。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一定要深刻理解当前我国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形势，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次变革，认识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力点。辜胜阻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在畅通、重在安全。
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次变革
中国经济时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的重大发展指导思想，如何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
辜胜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对发展问题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是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为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战略指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伟大成果。新发展格局具有三层逻辑。
一是有内有外。“双循环”不是国内经济的单循环，不是对外脱钩，不是人为割裂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更不是“闭关锁国”。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大势，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假装视而不见，或像堂吉诃德一样挥舞长矛加以抵制，都违背了历史规律。世界退不回彼此封闭孤立的状态，更不可能被人为割裂”。
二是以内为主。“双循环”不是等量齐观的，要以内为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调动市场主体活力，调整需求结构，激发有效需求。畅通国内循环，要“以我为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实现稳健的国内大循环打造经济运行的“稳定器”，以国内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国际变化的不确定性。国内循环不是每个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环，而是要破除区域行政壁垒、建立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
三是内外联动。内循环和外循环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犹如两个相互咬合的齿轮，共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动力。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可以避免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增强应对外部风险和冲击时的韧性与定力，从而为国际大循环提供稳定“锚”。要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以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推动国内循环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新发展格局的“新意”和“深意”体现在何处？
辜胜阻：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实现五大转变。一是从出口导向、被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转向基于内需、主动选择经济全球化，更好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二是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三是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到统筹发展与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四是从过度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人口数量红利到更多依靠人才及人力资源红利，建设人才强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五是从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深化以打通要素市场为主的改革。与这些转变相联系，需要从五个方面理解和认识新发展格局的“新意”和“深意”。
一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风险增加，内需是我国新发展格局的确定性所在。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超大规模市场是联通国内国际市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优势。只有扩大内需、不断激发消费潜能和推动消费升级，才能利用超大规模市场来形成战略竞争力，同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既是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
二是以创新驱动为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锻造一批‘杀手锏’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具备自主性、自卫力和竞争力的前提条件。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循环体系，首先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激发科技人员创新热情。在技术上我们要能够“站得住”，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和关键产品要有较强的掌控能力。我们既要有“0-1”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又要有“1-100”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要改变以要素-投资为主的驱动发展模式，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未来五年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逐步提高。
三是以安全发展为底线思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如果安全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不仅会让当下的发展进程受制于人，使未来的发展前景不明朗，也不利于巩固过去的发展成果。“双循环”强调“双”，蕴含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线思维和备胎思维。大国经济崛起需要构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韧性的经济体系。近期的安全问题是全球化面临“逆流”，由于鼓吹断供和脱钩所引起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安全问题，而远期的内循环安全则应该高度重视超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经济安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两件大事，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
四是以人才及人力资源红利为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人口是“双循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首要动力来自庞大的人口数量红利，2035年，我国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同样来自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叠加是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为此，迫切需要从依赖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依靠人才及人力资源红利。人口数量和质量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人力资源是促进“双循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端科研人才。优化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强化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对劳动人口技能持续提升的赋能作用，增强人才供给规模与结构对新发展格局需求的适应性。
五是以政府和市场协同作用为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底层活力良性契合，是过去40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密码。“双循环”意味着国民经济循环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要畅通起来，需要以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为保障。新发展格局一定要继续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完善要素市场体制机制，实现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充分循环，激发内循环活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数字政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共同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重大战略抉择
中国经济时报：从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新变化，请您谈谈为什么要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
辜胜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提出构建“双循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国内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国内发展主要矛盾出现新现象和新规律的战略调整。
理解“双循环”的提出背景，要深入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辩证看待“变”与“不变”。从国际形势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深化，主要国家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供给端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端保护主义盛行。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使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面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孕育兴起，各国纷纷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国际竞争愈演愈烈。虽然变化的因素很多，但全球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时代大潮没有变。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也没有变。而且，我国率先走出了新冠肺炎疫情阴影，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进入“跟跑”“并跑”“领跑”并存且“并跑”“领跑”分量不断加大的时期。但也应该正视，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正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在经济发展方式上，过去一度依赖廉价劳动力、投资驱动和外部市场扩张支撑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过度依赖模仿和技术引进导致自主创新缺乏后劲。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五年”，开局决定全局，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变”与“不变”交织的现状，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更好的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具备哪些条件？
辜胜阻：正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在供给端，我国工业基础完备，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国内产业相互配套，产业集群特点突出，规模效应明显。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制造业的30%，位居世界第一。
在需求端，内需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大的稳定器和主要驱动力。近年来，内需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加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近9成。我国拥有14亿人口，其中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构成了规模庞大、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投资具有巨大增长潜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在畅通、重在安全
中国经济时报：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辜胜阻：要通过改革开放，改变循环过程中的基础产业效率不高、城乡关系不协调、中等收入群体不大、人口减速过快、国际循环受制于人等短板，围绕畅通“堵点”、治理“痛点”、连通“断点”、化解“风险点”发力，做好以下重点工作。
第一，要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要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形成创新力更强、附加值更高、安全性更可靠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让数据要素潜能充分释放。供需有效匹配和高效平衡是实现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前提。随着各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和落实，低端供给过剩的问题得到有效抑制，但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仍然无法很好应对需求结构的变化。要依托国内市场的发展环境，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打造国内市场内生动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第二，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农村发展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值此城乡融合的关键时期，拓展农村需求空间、释放农村市场潜力、促进农村消费可以成为扩内需政策的发力重点。要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效益优先。大力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努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城乡互惠互动机制，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第三，要发展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培育新生中小城市，构建区域协调、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城镇化要改变“一市独大”的“头重脚轻”的失衡局面。一方面要推动网络型城镇化，利用都市圈、城市群的集聚效益和扩散效应，带动周围若干中小城市加快发展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要推动据点式城镇化，即依托县城或县域特大镇集聚人口，大力培育新生中小城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有1881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加强政策引导，使之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点”。要以“两新一重”特别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推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中，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内循环的重要推动力，新基建经济效益十分可观，1元投入能产生5元的拉动作用。
第四，要推动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把“零碳经济”的理念和举措嵌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进程，明确生态红线，让“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相互促进。要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鼓励绿色生产和消费，发展和完善绿色金融、绿色财税体系。完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领域的体制机制，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带动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进一步强化公共监督和制度约束机制建设，为绿色发展提供保障。
第五，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绝对规模世界最大。消费对于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具有牵引效应，而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居民消费能力。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阻碍有效需求潜力释放的各类因素。要坚持就业优先的政策导向，积极拓展就业渠道，不断提升就业质量。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优化分配结构，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完善再分配的制度设计，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使更多普通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发掘扩大消费的空间。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大力推动失业救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保障性住房供给、养老托幼、家政服务等百姓关注的民生项目，增进民生福祉。我国有三亿农民工，解决好他们及其家庭的就业、就学及民生保障，将释放出巨大的需求潜力。
第六，要重视当前“超低生育”人口形势，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现在的预测表明，大约在2025-2030年之间，总人口增长的转折点从正到负。应对人口超速老龄化，优化生育政策不能简单地“一放了之”，而应“多管齐下”。一要“放”，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40多年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让生产决策回归家庭，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前，提高生育水平，要让生育政策更具有包容性，使生育自主决策。二要“降”，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让育龄妇女不仅能生，而且想生敢生。三要“奖”，推出一系列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的政策“组合拳”。四要“立”，建立有利于生育主体发展的“生育友好型”社会，营造“生育友好型”职场。五要“稳”，稳定家庭，着力稳定农民工家庭，让迁徙决策权回归家庭。鼓励农村劳动力举家迁移能够有效解决流动人口分居面临的婚姻家庭生活困境。六要“促”，促进家庭代际支持，重塑代际相互支持的家庭模式与价值观。弘扬“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鼓励老年人支持帮助晚辈，引导构建新的家庭伦理观。
第七，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内生强循环主动选择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好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过去，我国是被动融入全球化，对国际治理规则具有较少的话语权，许多时候只能被动去适应“霸王条款”，选择空间较少。未来，需要转变开放方式，要更好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主动选择经济全球化过程。要处理好自主和开放的关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化中欧合作，充分发挥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努力参与各种双边、区域与全球性多边合作，维护与全球价值链的多元联动，积极发展新的贸易伙伴和新兴市场，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在互惠开放中实现包容性增长。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使我国成为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成为外商投资兴业的沃土。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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