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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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0年春天，我到重庆去参加西南局组织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我才见到了他。他找到我的住处来，我们谈了很久，直到夜深，我索性叫他不要回去，和我一块睡在一张床上，我们一点睡意也没有，继续作通夜的谈话，大半都是我问他谈。他谈了“中美合作所”里的黑暗地狱情况和革命志士的惨烈斗争，他详细地谈到他被关进这个暗无天日的监狱，敌人曾经想用软化的办法要他投降，他没有动摇，他说这都是由于在外边时受到党的多年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我相信这一点，他是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才最终转向革命的，是经过放在党外长期考察过的，我相信他的坚定性。当然，我也没有说，恐怕由于他的哥哥的大面子，特务主要是想软烫他，没有对他滥施酷刑，硬把他压垮。但是这软烫功夫有时候比硬压还需要坚贞不屈的意志。据他说，在关押期间，特务头子徐远举导演过让他父亲要他写悔过书，被他拒绝的事。

他说他在“渣滓洞”监狱见到在他被捕半年之后也被抓进去的齐亮和秀英两夫妇，一见面就为在监狱里没有见到我，可见我是安全的，这样就好了。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党组织安全了。我为齐亮和秀英妹妹以及广斌这种不计个人安危，而念念不忘于党组织的安全的精神而感动，我为齐亮和秀英在听到重庆南岸响起解放军炮声之际惨遭杀戮而痛哭，也为他们的至死不屈的崇高气节而膜拜。他们和一同牺牲的烈士们是中国民族之魂。

广斌谈得最多的是监狱里革命者的前仆后继的斗争事迹，谈到许建业、陈然、江竹筠、罗世文、车耀先。也谈到我们都很熟的刘国鋕。他说刘国鋕出身于蒋介石政府粮食部长的世家，而毅然坦然地走上刑场，他念惊天动地的诗，他大呼口号，大骂特务因而牙齿和嘴巴都被特务用枪托打烂了。他也谈到一些并非共产党人的革命群众，在狱里紧紧围绕在狱中党的周围，进行英勇奋战，惨烈牺牲的情景，他还谈到杨虎城、宋绮云、黄显声的壮烈，谈到狱中《挺进报》，谈到在狱中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带镣舞蹈，谈到狱中的诗草，谈到监狱之花，当然还谈到从川康特委地区党组织被抓去一批我熟悉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当他谈到重庆和成都的无耻叛徒的丑恶行径时，我们都咬牙切齿地痛恨，发誓要叫他们用血在烈士墓前还清血债。

我们谈到天亮，毫无倦意，但是白天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因此，相约晚上再来谈。他这么和我相处了两三个晚上。虽然我们都感到筋疲力尽了，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最后我对广斌说：“这些烈士已经为新中国的诞生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我们这些幸存者既然知道他们英勇斗争和惨烈牺牲的事迹，就有义务表彰他们，使他们的英雄事迹永垂不朽，就有义务用他们创造出来的英勇事迹去教育年青的一代。你应该把你谈的都写下来，广为流布。”
他说：“可惜我不会写，我用墨写的文字远不如他们用血写的事迹那么辉煌，那么壮丽。”

我鼓励他说：“他们已经用血写好了，你不过是用墨复写一下罢了，我看是不难的，你只要老实地照他们的事迹写下来，有什么写什么，是什么说什么，那怕只是流水账，也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

他终于被我说服了，他说他想试一试，不久以后，我就看到了他和杨益言、刘德彬合写的一本小册子《圣洁的血花》。

这本小书出版之后，给广斌他们带来新的工作任务，各个地方都来请他们去作报告，成千上万的青年热情地听他们作报告，为他们的报告感动了，转化为物质力量。一件文艺作品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果，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于是一个新的设想出现在他们的面前。1956年初，他们到成都来向青年作报告，广斌来我家谈到要把狱中斗争写出来的事，而且说重庆市委鼓励他们这么干。我很赞成，但是对他们帮不了什么忙。只是鼓励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提出初稿来再请党委领导和文学行家指教。说实在的，他们那时还根本没有要当一个作家的愿望，只是作为一个见证人的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要他们去写出这本书来。他们对我开玩笑说过：“我们就是‘一本书主义’，只要写出这一本书，完成任务便了。”

1958年下半年广斌下放到长寿湖去劳动去了。有一次我去重庆，他从长寿湖渔场回来，和我谈的尽是青、草、鲢、鳙四种鱼的饲养和科学研究情况，他颇以能在湖中流水坡处培养出的新鱼苗而得意。我虽然已经调到四川省科学院工作，却听得索然无味。我对于他想切实地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养鱼专家，毫无信心，也无愿望。我不听他的科学介绍，问他写书情况，他说他们写了一些放下了。我，还有市委原在重庆市地下党负过责的同志，都不以为然。我曾去找过市委书记，提出支持他们写书的要求。市委书记积极支持他们将写作任务继续担起来搞下去。

不久以后，当我看到他和刘德彬、杨益言合写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之后，便听到广斌终于又调回重庆，继续写作了。这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书，一下就发行了三百多万册，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根据群众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向他们提出了写长篇小说的要求。

广斌当时的确不是作家，他也从来没有想当作家，杨益言同志当时也不是作家，他们因为是“中美合作所”同狱的战友，幸存者，一同为清理牺牲烈士工作过，后来又以此为题材写过本报告文学小册子，还一同向重庆、成都的青年作过“中美合作所”这个魔窟的实况报告，仅此而已。他们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从事一部人物众多、头绪纷繁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们也有几个有利条件。首先是他们亲身经历过那个魔窟的种种斗争，魔鬼们的魍魉面目和革命志士惊天动地的斗争和气壮山河的牺牲，对他们有很深的印象，并且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力量推动他们要用文学的形式把这一切报道出来，可以说，他们要写得是一本用烈士的鲜血来写的书，一种崇高的责任感逼着他们非写出来不可。其次重庆市委的领导和文学界都支持他们写出这一本书来，文学界老前辈如沙汀同志等并愿热忱地在艺术处理上给予援手。市委则为他们提供写作的一切条件，让他们提审在押特务，查阅秘密档案，并让他们有充足的调查、研究和写作、修改的时间。青年团中央及中国青年出版社也从各方面给予支持，有经验的编辑在写作和修改上出了许多好的主意。第三，他们已经在写《烈火中永生》一书中准备了基本的资料和写作锻炼，他们还在几十次的大报告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素材积累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达能力。就广斌个人而言，他在昆明就已经表露了他编故事和讲故事的才能，他又在西南学院新闻系上学，在文学写作功夫上也垫了一点底子。他在这本书的规划和写作以及后来的修改中，无疑地起了核心的作用，从我每一次到重庆和他们研究写作时广斌发表了很多很好的见解，也可以看出来。

开始的阶段，我以为他们太着重于监狱内部实人实事的描写，典型的集中塑造不足，而且有时把监狱当作一个惨烈的屠场来写，也觉格调不够高。我以为那里是战场而不是屠场，是和外面第一条战线相对应而且有联系的第二条战线，在那里不只是惨烈的斗争和英勇的牺牲，而应该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压倒敌人，而不会为敌人压倒。那里还是一个国民党出钱，我们办的“共产主义学校”，许多并非共产主义者的青年将要在那里转化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我以为光写监狱斗争，不写监狱外革命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是不足的，不写当时解放战事为背景的重庆的形形色色也是不足的。同时描写敌人决不能只写他们的没落和愚蠢，要写他们在他们无法扭转乾坤的形势下的阴险奸诈和垂死挣扎。他们绝不是毫无能耐的豆腐渣，而是很凶恶、很会搞阴谋的。同时在写叛徒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写他们的卑劣和可耻，而要写他们的堕落的必然过程。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透彻了解当时的历史过程和党的政策，又重新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以上所说这一切，我都参加过他们的讨论，大家都注意到了。我之所以现在还能这么清楚记忆起来，是因为我现在手头上有当时的原始材料。我在许多次参加他们的讨论时，曾写过一些笔记，这些笔记都是用当时随手拿到的机关信笺便条和纸张随便写的。谈后我就把它随便丢在我家里或办公室的抽屉里，没有当一回事。我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家被三番四次地反复抄家，片纸只字都视为罪证，卷地而去。而且被有着充足伙食供应的我的专案组的好汉们，不辞辛苦，把文字“罪证”分题整理归卷，这些有关《红岩》创作问题的纸片被无一遗漏地归入一卷内，竟有一万多字。前几年专案组给我退回查抄的文稿，其中竟意外地发现这么有趣的一卷。我不想再去翻看，只是保存起来。前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副总编（《红岩》的原来责任编辑之一）来我家，闲谈到这种趣事，他把这个全卷要去看了，大感兴趣，便复印下来归入他们的《红岩》档案里去，原件还给我，我才翻看一回，便是我上面说的那些话的来源。

广斌他们在写作《红岩》中下的功夫，我曾经在别的文章中介绍过，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准确，但有一点是记得起来的，即他们收集参考的写作资料有一千万字，而最后留下的四十万字，是从三百万字反复重写、修改稿中形成的。而《禁锢的世界》一送到有关的同志，特别是地下党老同志及沙汀等同志手里后，又提出了一大堆修改意见。我也给他们不客气地提了意见，首先对书名《禁锢的世界》表示不满意，我以为“中美合作所”这个人间地狱，绝不是一个“禁锢”的世界，那只是第二战场，是一个信仰、意志和力量的角斗场，他们绝没有被禁锢住，他们在里面的斗争绝没有被禁锢住，而是与外部世界的斗争息息而关的。

他们得到了多方面的修改意见后，又几乎从头再写一遍，然后又作多次修改，才最后以“红岩”命名出版。这一本书到底花了广斌他们多少精力和汗水呢？又花了多少关心这部书的同志们的精力呢？这是无法用数字来表述的。这本书的成就当然首先要归于广斌他们，然而他们总是把这归于那些用鲜血写下红岩历史的革命烈士们。这是他们的谦虚，然而又是实事求是的，本来嘛，谦虚不是虚情假意，而是实事求是。

《红岩》出世了。不到一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掀起了一个读《红岩》热，发行达五百万册，开了小说发行的新纪录，对于青少年起了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作用。其他各种文艺形式纷纷以《红岩》人物为题材，创作出戏剧、电影、曲艺、连环画等。还被翻译成英、日等多种外国文字出版，在日本也引起读《红岩》热。就是在广斌不幸被迫害而死之后，1978年重印《红岩》，又印了二百万册。可见这本书的影响。广斌、杨益言他们用文学为人民服了务，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罗广斌从“中美合作所”逃出来，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当时一同逃出来的难友可以证明，就是看守广斌等人的监狱看守也可以证明，但是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原因，也不知道解放后特务作过什么手脚，交代过什么。总之，广斌他们还在从事《红岩》创作的时候，我从小道听到一个消息，说广斌的政治历史有可怀疑之处，正置于内部审查之中。还好像说，根本不应该让罗广斌来写歌颂烈士的书。我听了感到十分震惊。为什么对一个从旧营垒里走出来，反叛了反动家庭，投向革命，还因此坐了牢的共产党员这么不信任呢？我相信广斌一生的清白，但愿这个消息不过是一种传闻。

但是不知从什么渠道，这个传闻也传到广斌的耳中。他有一次向我作了这样的暗示。我心照不宣地劝他，不要管那些闲言碎语，身正不怕影子歪，自己的历史是自己写的，谁也不能歪曲。我知道他是在一种痛苦甚至有几分屈辱之中，为对烈士负责，才硬挺着写下去的。而不久之后，我也看出了蛛丝马迹，不仅对广斌，连我这个四川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被怀疑了，对我表现出某些不信任。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地下党员普遍遭殃，我便被当作四川“叛徒集团”的头脑，立案进行审查了。其实这也是源于文化大革命以前，不过那时候是“内控审查”罢了。广斌，自不必说，是内控审查对象。

现在撇开插话，归入正题。广斌因为写《红岩》而出了名，他们因此而成为重庆市的专业作家了。巨大的名声，当然可以作为他们进一步从事文学创作的动力，他们的确下决心要写一本《红岩》前续的书，他们在各地奔走，访问革命先辈，查阅和抄录各种资料，并且着手人物和故事结构的设想，我还听到广斌对我摆过几个他正在结构的故事和人物，他说他们已经积累了大约二百万字的素材。我听了很高兴，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得更好一些。当然我也告诉他，在文学史上也有一种现象，一个作家写出一部成名之作后，能一部又一部的巨著从他的笔下流出，是少数文学巨人的事。很多作家，一作成名之后，便再也没有超越他的成名之作的作品出世，也并不奇怪。关键在于他敢不敢于否定自己的过去和他的成名之作，敢不敢于超越自己，超越时代。而这是很困难的。但是不管怎样，即使不能写出超越《红岩》的作品，也应该把歌颂革命斗争作为自己一生的志愿。这一点，广斌他们是下了决心的。我感到很放心。

但是我知道巨大的名声和优厚的物质生活也可以成为灵魂的腐蚀剂。我作为他的老战友，有责任事先告诫他。要他在思想上随时警惕，不要陷入庸俗，要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锐气和俭朴生活。他可能听到一些人对他地位和生活改变以后的议论，给我写了一封信来，告诉我他们决定把稿费交了党费，同时拿出一部分来资助生活困难的同志，他竟在信中开了一张他们开支的清单来。我感谢他对我的信任，我回信给他，表示信任他的坚定的革命性，同时建议他多到工人和农民中去生活，即使只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也应该这么做，到那里可以获得思想清洗剂，可以获得创作的动力。

不久他给我来了信，他说他们向市委提出让他们下到基层去生活的要求，并且已经获准到一家工厂去生活。我又去信鼓舞他，我相信他会永远保持作一个革命的作家的决心。

不久，“四清”运动展开了，我到了南充，我们仍然保持经常的通信，我把农村的见闻告诉了他。他来信说，他们也获准到重庆近郊土主场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我听了也很高兴，回了他一封信，并且附去了我下农村参加“四清”有感而写的一首七律诗，意在互相勉励为人民做马牛吧。这一首七律诗我写好寄出以后便忘记了，没有当一回事。后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已经被当作反革命走资派揪了出来，谁沾上我便会跟着臭起来，反对广斌的一些敌对的造反派，其中也有文艺界的造反派，从广斌家里抄到我写给广斌的信，同时派人到成都我的侄女家里，想来查抄广斌的来信。他们如获至宝，把广斌绑到我这个已经批倒批臭的人身上，叫做“一丘之貉”，无疑可以变成他们向广斌进攻的杀手锏，于是造反派把我写给广斌的信用铅字印上整齐的小报，当作纸炸弹投向广斌。我是在这张纸炸弹上才又看到我当时写的那首七律诗的。这一回我倒真的把它背了下来，至今没有忘记。这首诗是这么写的：

无论造反派怎么上纲上线地批判我是在诬蔑新社会，然而我是实写我从一个高级领导机关西南局下放到南充县委任副书记，到农村去以后的感受，意在自励。我的确看到许多农民一身褴褛，面有菜色，解放了十几年，农民还是这么一个样子，我们这些“当官”的的确感到有愧色。我不过是把我的真情实感告诉广斌，并且和他互相勉励而已，谁知倒被别人当作钢鞭来鞭挞他去了。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京正在批判“三家村”，信息传来，这次运动又是从文艺部门开始的，而我偏又阴错阳差地转入文艺部门，写了一些作品。有些人从鸡蛋里尚且可以分析出骨头来，吴晗写于彭德怀要“炸平庐山”的1959年以前的《海瑞罢官》，尚且可以解释为和彭德怀连成一气的反党，我写过一些讽刺小说，我的文字命运大概可见凶多吉少。果然，不久就通知我回成都，才到西南局报到，已见剑拔弩张，等我走上被告席了。批了不过三天，我就失去自由，广斌的情形如何，我就无从而知了。而不过半年，便传来他血染山城的噩耗。

广斌离开我们而去已经二十年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还老是出现在我的梦中，甚至有时一闭上眼，就看到他那活蹦乱跳的身影，他那给人以愉快和亲切的笑容，我又听到他在叫我“五哥”的声音。他的印象在我的脑子里为什么这么深？他并非一个伟大人物，不具有特殊的性格和非凡的才能，他在这个世界上来去匆匆，只活了四十多年，其中有一半是在安乐窝里浪费他的青春年华中度过的，他真正参加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不过几年便迎来了解放，而解放后又在不断的“运动”中耗去了许多宝贵的年华和精力。然而他终于用很短的时间把自己铸造为一个人，一个在这世界上轰轰烈烈生活的人。他是无愧于他的一生的，因为他到底为了革命战斗过，坐过牢，并且写出了一本惊动世界的书。他当然不是一个完人，甚至在他的身上还深深烙着旧社会世家子的烙印，还有很多不够稳定的性格，过于显露自己的才华，也过于暴露自己的幼稚的性格。他很自信，也轻信别人，他有些浮躁，有时不够踏实，如此等等，还可以说出许多条。然而须知他是经历多大的努力，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才毅然放弃了他那安乐的生活和锦绣的前程。以他的才华、能耐，完全有可能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高等华人，跻身于国民党统治阶层，成为一个能干的统治者，然而他背叛了他的家庭，他的阶级，走向革命，这是要有多么大的决心才行呀，何况他曾经安心在“中美合作所”坐牢，拒绝他父亲和哥哥的保释，最后并且准备为即将到来的人民的胜利献出最后一滴血呢？

广斌走了。我痛哭他，但是我也高兴，因为他像一个人一样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并且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广斌还活着，至少还活在我的和他的一群朋友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