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 ▏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知识与理论回应（专题讨论）

基层治理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战略部署以来，中国社会工作进入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根据《社会组织蓝皮书: 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20）》的数据，中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已突破53万人，民办社工机构超过50万家，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已涉及儿童青少年、老年、家庭、残疾人、妇女、社区、学校、禁毒、司法、医务以及精神健康等广泛领域。显然，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工作急需总结本土的实践经验，提炼其中的有效做法和模式，以便给未来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指导。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采用了跨部门联合推进的方式，迫切需要其他部门、其他专业清晰了解本土社会工作可以做什么，以此为深度的多专业合作建立现实基础。就社会工作者而言，随着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也需要明确回答本土社会工作到底可以做什么，才具有自己的专业位置和专业价值。与此同时，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中国高等院校的社会工作教育经历快速发展，目前开设社会工作本科教育的高等院校已达300多家，其中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的高等院校超过了150家。这些高等院校在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得到迅猛发展之后也急需了解本土社会工作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找到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理据。特别是在近年来开展的高等院校“双一流”建设中，这一学科理据的诉求变得更为突出。显然，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已进入经验总结和提炼阶段，面临着建构本土理论体系的迫切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工作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一门实务学科。尽管针对这门实务学科的特征存在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是关于怎么做的经验总结，有的注重行动干预的规划，有的要求呈现实践的逻辑，有的则强调这是一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等等，但是学者一般都认同社会工作理论是有关社会工作实践逻辑的总结，是对实践经验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基于此，首先需要梳理近十多年来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逻辑，回答中国为什么需要社会工作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工作等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

二、基层治理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近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不同于源自“科学慈善”运动的西方社会工作，其主要是依赖各级民政部门的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所采用的是由政府主导的推进方式。民政部门作为中国社会工作事业领域的主要负责单位，无论在社会工作的领域开拓还是专业岗位开发以及专业队伍建设中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每年一次的全国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评价考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和政府购买社会工作项目的落实等，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推进方式和发展形态。正是因为采用了民政部门主要负责的方式，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就具有了以下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与弱势人群服务相联系。民政部门主要负责的是弱势人群的帮扶服务。借助民政部门的支持，中国社会工作者就能够顺利走进弱势人群的生活中开展各种帮扶服务，以作为民政帮扶服务的补充。二是服务主要落地在社区。社区作为民政部门的主要管辖区域，也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主要落脚地。这样，除了社区弱势人群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主要服务对象之外，涉及社区发展的一些事务也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如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建设、社区大型活动的组织以及社区党群服务等。因此，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近十多年来的专业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

　　由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与社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中国社会工作也就与社区和社会组织一起组成基层治理的“三社联动”机制，从2010年起开始受到政府的关注。2013 年，国家民政部在总结各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首次正式提出“三社联动”的基本服务框架，即建立由社区居委会提供平台，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人才支撑以及社会组织（专业社会服务机构）提供服务产品的新型社区治理和服务机制。自此，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就不仅仅关乎社会工作本身，它与“三社联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基层治理创新机制的一部分，开始融入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建设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三社联动”服务框架下，社区弱势人群的社会工作服务就不再是仅仅针对弱势人群而开展的服务，它同时涉及社会组织资源的挖掘和调动以及社区平台作用的发挥。有学者甚至直接将这样的社会工作服务与社区发展联系起来，强调其实质是发挥社区生活中不同主体各自的能动性，推动社区生活发生积极的改变。

　　随着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凸显。为了应对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从“单位人”向“社会人”和“社区人”转变的要求，中国对社区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再到社区多元主体治理的转变过程。特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之后，社会工作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三社联动”机制的一部分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不仅能够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带动社区多方协商机制的建设，破解中国长期以来以行政力量占据主导的社区治理困局，而且还能够缓解中国公共服务成本不断攀升且质量不高的压力，增强中国基层的柔性治理能力和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中共十九大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战略部署，使得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这一基层治理功能更为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采用了跨部门联合推进的方式，开始进入其他关乎民生的部门寻求发展，出现了医务社工、禁毒社工、司法社工等在特定机构中工作的社工，但就中国社会治理的挑战而言，社区这种以多方参与为核心的区域性治理要比单位这种以行政指令为主的治理难度更大，需要补足的部分也较多，是基层治理的难点和重点。因而，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就以社区为主要服务领域和重要落脚地，采取的是在社区日常生活中开展专业服务的方式，是一种场景服务。

三、场景服务与中国社会

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路径

如果对助人服务的形式进行分析就可发现，人们遇到问题寻求帮助的形式无非有三种：互助服务、场景服务和机构服务。互助服务，是指具有相同问题的人相互帮助，抱团取暖。这种服务的特点是熟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增强人们的非正式支持。机构服务正好与互助服务相反，它是在组织化的机构场景中开展的服务，其目的是加强人们的正式支持。而场景服务介于以上两者之间，它是在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展的服务，是借助专业服务提升人们的非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具有“半专业”的特点。简单来说，三者对待专业帮助的态度不同：互助服务不寻求正式的专业帮助，场景服务是将专业帮助主动接近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机构服务则是服务对象直接寻找专业帮助。

　　尽管从形式上看，场景服务与机构服务的差别很简单，只是工作的场所和工作的主动性不同，场景服务的开展是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中，需要服务提供者主动寻找服务对象，而机构服务的实施则需要在机构的正式工作室，由服务对象主动寻求专业帮助，但实际上两者的工作方式存在本质的差异。场景服务针对的是特定生活场景中的服务对象，通过特定场景中服务对象应对方式的调整，提升服务对象带动场景改变的能力，从而促使服务对象的生活发生改变。显然，场景服务把场景的考察放在服务的首位，关注服务对象带动场景改变的能力，是一种以区域改变为导向的服务。而机构服务针对的是遭遇困扰的服务对象，通过服务对象不足部分的修补，提高服务对象适应生活的能力，从而保障服务对象的生活不出现问题。因此，机构服务是把人群的考察放在服务的首位，关注服务对象不足的修补，是一种以人群改变为导向的服务。

　　由于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立足于社区，采取的是一种在社区日常生活中开展的场景服务，其目的是推动社区的发展，创新基层的社会治理，因此中国社会工作走了一条场景服务的专业化发展道路。正是在社区场景服务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才能获得政府的认可，推展到像医院、司法、公安、禁毒办等部门，出现社会工作的机构服务。显然，中国这些社会工作机构服务的专业化发展离不开社区的场景服务，因为这些特殊人群经过机构服务之后需要回归家庭和社会，接受场景服务。可以说，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是以场景服务为基础的，这与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完全不同。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是从机构服务开始的，其在专业化发展的早期一直关注心理取向的临床治疗模式，注重人群问题的修补。直到1960年代，西方社会工作才出现了转机，开始走进社区，开展以社区为本的各种服务。不过，尽管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仍旧以心理取向的临床治疗服务为主。

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工作走了一条与西方社会工作完全不同的场景服务的专业化发展路径，使得中国社会工作表现出与西方社会工作完全不同的实践逻辑。这些实践逻辑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内涵。

四、场景服务理论框架的

横向考察：“临床—制度”服务

正是由于场景服务是一种以区域改变为导向的服务，它既需要关注场景的变化，也需要关注场景中人的成长改变要求，其目的是提升人的推动场景改变的能力。这样，一方面，场景服务与特定场景中人的成长改变联系在一起，它始终需要考察人是如何在特定场景中作出改变的，又是怎样提升自身的应对场景变化的能力的，关注人内部心理的调适和应对能力的提升。显然，这些考察是临床服务的要求，它需要直接针对人群开展服务，通过调整个人的心理状况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面临的困扰。另一方面，场景服务又与场景的变化紧密关联，它始终需要把场景放在服务的第一位，关注场景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在人们的心理状况调整之后又是做出怎样的回应。这样的场景考察针对的是环境变化的要求，是一种制度服务，其目的是创造更公平、更具有支持的环境。因此，场景服务既涉及临床服务又涉及制度服务，是一种将临床服务与制度服务整合在一起的服务，可称之为“临床—制度”服务。

　　场景服务的这种“临床—制度”服务要求，并不是简单地将西方传统的临床服务与制度服务相叠加在一起。实际上，西方社会工作的临床服务与制度服务一直处于对抗中，相互质疑对方的服务逻辑和理论框架。临床服务认为，制度服务过分关注环境对人的影响，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不相信人的价值和尊严，最终变成制度决定论。而制度服务则强调，临床服务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分注重人心理的影响，忽视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最终变成个人意志决定论。显然，临床服务与制度服务无论在服务的方式还是原则上几乎都是对立的，如果强制将这两种服务放在一起，只会让服务成为“大杂烩”。尽管西方社会工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综融社会工作，希望把临床服务与制度服务结合起来，但是这样的结合归根结底无法回避两者在服务原则和理论框架上的根本对立，导致这样的结合常常流于服务方式和技术的整合。正因如此，自1980年代以来，服务如何整合几乎成了西方社会工作一直探讨的一个重要的实务和理论问题。

　　显然，临床服务与制度服务的对立源于西方社会工作二元对立的实证主义逻辑。这种服务逻辑直接把人与环境割裂开来，不是注重个人内部的心理，就是关注个人外部的环境，而场景服务恰恰不能将个人内部的心理与外部的环境割裂开来，一旦割裂开来，就会使心理与社会对立起来。这样，场景服务就需要采取一种新的逻辑框架，一种无法将人与环境分割开来的逻辑框架。这种逻辑框架就是人际框架，即把个人放在人际关联中考察。这样不仅能够使个人内部心理的任何变化都与外部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让外部环境的任何变化与个人的内部心理结合起来，使临床服务与制度服务之间建立起联系，不再相互割裂。因此，依据人际框架，社会工作者就能够在临床服务中带动场景的改变，由此逐渐延伸到制度服务；同样，在通过制度服务推动人们生活场景的变化之后，社会工作者就能够借助人际框架带动临床服务的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人际框架”不是把人际关系或者人际沟通作为一个单位来考察，就像家庭系统理论或者家庭沟通理论那样，把家庭关系或者家庭沟通作为观察分析的元素，这样的观察分析仍旧采用了抽离场景的分析方法，只是把个人换成了人际关系或者人际沟通。因此，这里所说的人际框架与人际关系或者人际沟通的观察框架正好相反，是要把人放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强调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应对方式是不同的，而且相互影响。这样，人们在问题困境中的应对行动就与身边的重要他人紧密关联，受到重要他人的影响，又影响着重要他人，重要他人成为人们应对行动的现实环境条件。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与环境相连的人际框架，场景服务也就能够实现将临床服务与制度服务结合在一起的“临床—制度”服务逻辑。

五、场景服务理论框架的

纵向考察：行为认知取向服务

在这种以区域改变为导向的场景服务之中，人对场景的推动改变能力成为整个服务框架考察的焦点，服务是否有效取决于人们对场景的应对行动是否有效。如果应对行动有效，就能够促使场景发生改变，从而带动人自身成长改变空间的拓展；如果人们的应对行动无效，即使有很好的想法，也无法带来任何生活的改变，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越想改变就越对环境失望。显然，在场景服务中，对人的行为考察处于首要的位置。正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考察，人与环境才能联系起来。因为行为的一头与人相连，另一头与环境相接。不过，由于人们遭遇问题时，往往无法通过一次行动尝试就能够解决问题，因而也就需要在每次行动尝试之后对行动的成效进行考察，反思如何采取更有效的应对行动。这样，场景服务的深入也就需要借助特定场景中的行为和行为之后的反思，是一种行为认知取向的理论框架。这与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所采取的抽离日常生活的机构服务不同。在机构服务中，针对人与环境中存在的不足部分的确定成为服务的首要任务。只有通过观察分析明确了生活中的不足，才能采取相应的改变行动。因此，西方社会工作采取的是认知行为取向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在行为修正模式中也是如此，只是此时的分析对象是人们适应不良的行为，不同于场景服务所倡导以人们体验到的应对行动为服务的出发点。

　　尽管从形式上看，场景服务所遵循的行为认知取向的理论框架与机构服务所强调的认知行为取向的理论框架正好相反，但实际上场景服务所说的行为不同于机构服务中的行为，场景服务所强调的认知也不同于机构服务中的认知。场景服务所说的行为是人们在特定场景中的应对行动，与环境和周围他人密切相关，除了具有社会性之外，还具有尝试探索的特征，是在特定场景中对未来生活挑战的回应。而机构服务所说的行为是从心理层面而言的，它是人们有了想法之后按照想法执行的能力。相应地，场景服务所说的认知是人们行动尝试之后对行动经验的审视，具有反思性，其目的是要找到在特定场景中推动场景改变的更有效的行动应对方式。而机构服务所说的认知则是从心理层面来理解的，是指人们内心的想法、认识和评价，其目的帮助人们建立对周围环境的理性认识，以指导人们通过合理的行为适应环境的要求。因此可以说，场景服务采取的是一种行动反思的经验学习理论框架，主张“经验事实”；机构服务运用的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知识学习理论框架，倡导“客观事实”。

　　依据行动反思这样的行为认知取向的理论框架，场景服务就能够有效帮助人们融入特定的场景中，深入了解场景变化的规律，找到特定场景中能够有效带动场景变化的应对行动，而这样的应对行动又为人们进一步融入场景、了解场景变化的规律创造了必要条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场景服务所强调的深入服务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社会的深度，即通过行动反思场景服务就能够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特定社会处境的变化规律，使社会工作服务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心理，而具有了社会性，能够从社会的角度考察人们成长改变的逻辑；第二层是指历史的深度，这意味着场景服务能够协助人们深入历史处境中，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人们的成长改变要求，具有历史性；第三层是指文化的深入，这种行为认知取向的场景服务促使人们扎根于在地的实践，具有了在地知识生产的功能，是一种在地的文化实践。它不仅需要传承在地的文化，而且需要通过在地实践创新在地的文化，使人拥有文化自觉性。

显然，场景服务走的是一条融入日常生活的专业服务路径，它与抽离日常生活寻求标准化的机构服务不同，需要人围绕有效应对行动开展服务，通过行动反思这样的行为认知导向的服务方式不断深入场景中，揭示场景变化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找到特定场景中的有效应对行动，使人的行动选择具有更充分的理性。

六、场景服务理论框架的

基本假设考察：关怀理性

场景服务所关注的是人们在特定场景中推动场景变化的能力，采取的是个别化的服务逻辑，这与机构服务强调的实证主义普遍化逻辑形成鲜明对比。机构服务所依据的实证主义逻辑来源于西方17世纪的启蒙运动，它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推崇个人的理性和独立，相信人的价值和尊严。正是依据这样的个人主义理性，机构服务才遵循了抽离日常生活的普遍化原则。而与机构服务不同，场景服务恰恰注重人与环境的联系，强调正是两者之间的这种联系，才使人拥有了解和推动场景变化的能力。显然，场景服务这样的理论框架依赖人与环境之间的关怀，有了这样的关怀，人的理性才有了成长的空间。这是一种关怀的理性，它依据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关怀伦理，相信人拥有在关系中审视自己的能力，从而能够带动自己与环境一起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场景服务注重的关怀伦理不是人们常说的作为个人主义对立面的集体主义，而是一种拥有关怀并且能够促进个人理性的集体主义。

　　关怀的理性与个人主义的理性明显不同，它把环境的接纳、关系的建立视为理性的前提，认为人只有在情感上接纳现实生活，才能参与和融入日常生活，经历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反思发现经验生活中的客观事实，从而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应对方法。显然，这样的理性不是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观察分析现实问题是什么，从而能够发现客观现象背后本质的分析理性，而是直接从具体的实践场景出发，在具体的场景中找出有效的应对方式，它给人们的实践提供方向和指引，是一种实践理性。人们只有借助这样的实践理性，才能够在实践困境中找到前行的方向，走出实践的困境。因此，实践理性除了具有场景性、经验性和个别化的特征之外，还具有未来导向的特征，即总是针对尚未是客观事实的未来发展可能性的揭示，它能够帮助人们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找到自我成长改变的空间，看到成长改变的希望。

     显然，场景服务所推崇的关怀理性关注的是在地的实践以及在地的知识生产，它具有了在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内涵。有意思的是，中国文化一直注重生活实践，关注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体察事物变化的规律，即人们常说的悟“道”。这样的“道”只有人们在具体的生活场景实践中用心体悟时，才能感悟到。它既与生活的具体场景相关联，也与人们的感悟相联系，随生活场景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既非“不及”又非“过”的恰到好处的“中庸”状态。一旦人们把它作为观察分析的对象，想握有它，它就会走向反面，出现“道可道，非常道”的现象。因此，可以说，关怀的理性与丰富的中国文化精神资源是一脉相承的，它让中国社会工作的场景实践有了文化的根基，不再依附于西方启蒙运动兴起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同时，借助关怀理性的场景实践就能够让中国文化在当下现代化的基层治理实践中拥有了创新的现实条件。

七、总结

     自2006年以来，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无论在专业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还是服务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提升，急需总结和提炼本土的实践经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以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工作走向国际舞台，与西方社会工作展开积极的对话。

     回顾中国社会工作这十多年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工作采取的是由政府主导的推进方式，各级民政部门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社会工作走上了一条场景服务的专业化发展路径，即在社区日常生活中开展专业服务，这与西方社会工作探索的机构服务的专业化路径完全不同。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之后，中国社会工作作为“三社联动”机制的一部分承担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功能，中共十九大又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战略部署，使得中国社会工作的基层治理功能更为突出，它实际上发挥着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的基层治理，以及通过多方协商机制的建设推动社区发展的作用。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这种场景服务的理论逻辑框架基础之上的。它具有将人群的临床服务与环境的制度服务整合起来的“临床—制度”服务框架和以提升具体场景中人的推动场景改变能力为核心的行为认知导向的服务逻辑，以及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置于人与环境联结的关怀理性哲学假设基础之上，让中国社会工作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精神资源中，摆脱西方社会工作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之羁绊，并开启新路向。

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的生成

过程与存在内容

一、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任务

“尽管社会工作的实践特色决定了发展和推进知识创生是社会工作的本质特征”，但到目前为止，关于社会工作知识究竟“是什么”仍未有系统的解答。多年来，社会工作知识一直是社会工作领域中最存在争议的话题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在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社会工作的知识构成难以阐明其专有知识库而使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受到质疑。在社会工作诞生之初，社会工作的知识主要是“实证性的、科学性的”知识，可以被明确的陈述，作为一种命题知识或陈述性知识而存在。例如，标志着社会工作诞生的《社会诊断》一书强调的就是知识的系统性和普遍性，认为科学接受的标准须渗透于课程之中，并作为实践的标准来呈现。但是，对于具有实践特色的社会工作学科来说，在复杂的情境中，服务不同的个体导致“科学”的知识在很多时候可能极其难以应用，因为它往往会低估所遇到问题的多面性。因此，扩展社会工作知识库的视野，纳入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强调多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工作知识，不仅可以满足社会工作活动兼具工具性的（方法和技术）和规范性的（解释、目标、方法）特征要求，而且也有利于推动创生契合文化处境的社会工作知识。

随着社会工作快速发展，社会工作学科需要生发出适合中国本土国情的自主知识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共识。为此，国内学者聚焦社会工作的实践的本质以及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过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或从研究范式出发，强调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与智慧；或转换视角，聚焦中国社会工作场域，强调打破知识生产的等级关系，从在地视角与脉络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生产社会工作知识；或基于社会工作知识的文化特质，追溯传统文化知识脉络相承，如开展对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家文化、妈祖文化、老子无为思想等与社会工作的讨论。回顾已有研究，“实际上我们已经探索出了许多社会工作的本土经验，但是经验一直只是经验，而且你的经验，始终只是你的经验，没有进行更多的理论提升与总结，也没有经验的累进与‘循证’”。因此，急需厘清一线社会工作者知识创生的过程，显现可以进一步接受检验的实践知识内容，从而担负起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使命。

二、实践性知识的生成过程

　　实践是联结主观和客观、课堂和一线之间鸿沟的纽带，会使主观与客观达到一种协调。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者进入现实情境，通过“参与性的对象化”，即“将自己与对象的关系原则带入对象中，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出发，排除各种先入为主的认识论偏差，将其个人的实践与对象化的实践融合在一起，实现‘实践’的意义”。以一线社会工作为例，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案主的具体问题时，个体或群体独特的生命脉络与现实情境使其需求带有强烈的个体色彩和社会特性，而处理这种个体性与社会性背后所运用的知识，虽然与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普遍性有契合之处，但更因其独特性、社会性而对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提出直接挑战。面对挑战，社会工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尝试各种解决问题的策略，推进了实践性知识的形成。所谓实践性知识，是指社会工作者在动态复杂的专业实践场域中，通过体验和反思，建构生成的关于社会工作的认识。它不仅包括技术层面上社会工作者的操作性知识，更包括本体层面上对“社会工作是什么”等基本问题的实践性理解，以及价值观层面上的信念支持系统。

　　探究实践性知识的生成，可以借鉴心理学领域中对认知研究的微观发生方法，即对某种心理现象的溯源及发生发展过程进行的纵向呈现。这种方法中的“微观”，主要是一种相对于以宏观的年龄阶段为记录点进行的设计而言，是一种更精细、更特殊的研究设计；而“发生”，指溯源到其萌生并记录其发展的详细过程，关注认知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过程。微观发生视角强调纵向研究，适合于研究心理现象的发生过程，最宜于研究某种心理能力、知识、策略等的形成过程，或阶段间的转换机制。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的生成，作为社会工作者个体心理的一种认知加工过程，无疑是契合这一研究方法的，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研究方法的优势。以微观发生视角对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的生成过程，可以分为如下阶段：

　　第一阶段：问题情境出现，社会工作者面临新挑战，成为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生成的起点。在社会工作者实践中，理论总是难以满足实践的需求，实践中复杂、具体的问题难以通过个体已有知识体系中抽象的、一般的知识得到解决。面对情境中突发的挑战，社会工作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一方面积极的搜索已有知识，在已有知识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通过迁移知识、以试探性假设来尝试解决问题。例如，2017年上海市自强社会工作服务社在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服务中心的小组服务中，当社会工作者引导参加者分享十八岁那年最快乐的事时，有人拒绝回答，这就扰乱了社会工作者原本精心设计的小组程序，出现“课本上没有”的情境。面对这一现实挑战，社会工作者“就懵住了，就呆了”。具体的情境挑战，能够激发社会工作者思考如何通过具体实践来推动服务的跟进与发展。

　　第二阶段：新刺激改变社会工作者原有知识体系，可能的策略开始显现。社会工作者在面对不熟悉的或者突发的问题情景时，要寻求解决的方法和方案，经常要借助新的刺激。在新的刺激下，其工作思路往往会被打开，新的转机可能出现，出现顿悟、灵机一动、豁然开朗的状况。在上述案例中，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参与者的拒绝回答而一下子懵住了，她感受到了一点点的生气，但马上调整情绪，“他不是不肯说或者是反对我，阻抗的原因肯定是我这个题目起坏了”，社会工作者脑海中突然闪现“我的十八岁也没什么开心的……” 这一突然“想到自己”，直接引导对问题解决有了新的可能策略，并随机运用。

　　第三阶段：行动中反思，通过实践验证策略，达成问题的有效解决。社会工作者对问题情境形成假设，并采取可能的处理行动。在行动中通过反思，一步步鉴评策略的有效性，最终使反思和行动的互动达成最佳，即在行动中反思，在反思中行动。在上述案例中，这位社会工作者头脑中闪现个人经历后，她产生了新的小组分享推进策略：“先把自己糗一顿”，遂对所有人说，“看我这个话问的，真没水平，你们自己愿意分享十八岁哪一段经历都可以”，并安慰刚才抗拒回答的参与者：“我尊重你，你完全可以不讲，是不是我触动到你的一些伤心事？”这一新的策略把这位社会工作者从“懵”“呆”到“生气”的状态拉回到“糗自己”和“安慰”对方的行为中。这一过程，是因为这位社会工作者基于对自己十八岁的成长体验而“随机去临时地做一些调整”。接下来的现场也说明在改变策略之后，小组成员开始新的一轮探索，而前面抗拒分享的参与者也慢慢地投入小组活动中，达成了小组中每个人都很“走心”的效果。

　　第四阶段：有效实践性知识逐渐进入社会工作者已有知识体系中，进而推进了知识体系获得发展。有效解决问题的实践性知识在不同的场域中多次被重复检验，并通过个体的反思及对环境的认识分析，最终沉淀为相对稳定的知识成果，被纳入到社会工作者个体已有的知识体系中。例如，上述案例中，这位社会工作者“糗”自己，就成为其后多次使用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小组成员投入分享而出现的“走心”状态，也成为了社会工作者后续小组活动中努力去达成的效果；社会工作小组工作方法的“管用”信念成为这位社会工作者认同的工作态度等等，这些都充实到了其已有知识体系中。总之，在不断的实践挑战中，社会工作者的经验已经创生出新的实践性知识，使其在价值和行为层面更有可能去应对现实。

　　社会工作者作为实践主体，在服务过程中总是不断尝试不同策略，在具体情境中生成新的实践性知识。这种实践性知识是基于社会工作者对内外世界的认知成果和以往的服务经验而形成,同时,这一实践性知识又构成了未来从事新实践的基础。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并非纯粹主观的，亦非外界决定的，而是内化和外化的双向生成，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循环往复的结果，可用图1来示意其生成过程：

社会工作者在创生实践性知识的基础上也更新了自身的知识结构，使他们在以后面对类似的服务实践问题情境时，可以调用这些知识，而且从元认知的角度来看，这种实践性知识的形成过程也为社会工作者个体在以后面对新的不熟悉的问题情境时提供了如何应对的方法策略上的经验。

三、实践性知识的存在内容

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基本来自于真实情境中的实践而非课堂上的灌输， 来自于他们对处境化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思，而非教科书上的教条及其背诵”。这是实践性知识情境性、个体性与默会性特征的体现，也反映了实践性知识在同行之间相互传递的难度较大。但难度大并不等于不可能。当前面临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我们需要进入实践，以循证为原则，对社会工作者及其服务进行研究，尝试提取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的内容。这些内容的存在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既蕴含于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理论、原则、价值的一些朴素认识中，也显现在社会工作者实务操作过程中所生成的个体化经验和反思中。

（一）表征性知识

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不同于书本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明确存在，在很多情境中是作为一种表征性知识存在。表征，作为呈现或表示事物的概念和符号方式，可以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把内在的东西外显化。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信息和对信息的加工。也就是说，既可以把表征理解为一种认知活动过程，即人们如何在大脑中建构、组合、表示当前学习的知识，这是表征的动态含义；也可以把表征理解为认知活动的结果，即知识或信息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储存在大脑中的，这是表征的静态含义。因此，表征既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也是动态与静态的统一。在社会工作领域，借助表征，可以把社会工作者个体化、内隐性的实践性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为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提供便利的渠道。

如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者以“走心”来衡量案主接受服务后的效果。社会工作者发现“每个人在分享时说的真的是很好的，有人流泪啊，不是说流泪就是一个案例服务成功的标准，但我至少是觉得，这种分享他是走心了”。“心”在中国文化中，与“身”并重，影响人们的所言所行。心可以说是一种情感的作用（亦即是脑部中层的内容），同时也含有道德判断的成分。社会工作者所提供的服务触碰到服务对象的“心”，引发服务对象情感上的共鸣和认知上的接纳，进而以是否“专心”来判断社会工作服务对案主的影响。“走心”后才能有“心”动与“心”变，真正推动并保障案主从认知到行动上的改变。“走心”也由此而成为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一种实践性知识，社会工作者以“专心”来衡量社会工作实践目标的有效性。

“走心”可反映出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心相连，心触碰”的亲近关系。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多强调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是有效服务得以开展的基石。以伦理准则约束专业关系，对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在服务范畴之外的多重关系进行了框限，强调清晰的交往界限，保障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形成一种的关系具有关系平等、双向互动、时空限定等基本特征。但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中，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又别具特色。在公私界限较为模糊的“差序格局”文化中，虽然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主要是一种公共性的工作关系，但作为情感性劳动的社会工作本身，也推动了社会工作者在具体情境中不断去摸索“关系”，运用中国文化中做事情讲求攀关系、讲交情等形式，建立起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例如，在社会工作本土实践中，社会工作者或是通过“拉近乎”，或是通过“套关系”，而使自己与案主的关系更为“亲近”。这种“拉”关系可能源于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或经历，如妈妈、老乡、女性、吸毒者等，进而使社会工作者以“我们”的类身份和案主交流；社会工作者也可能是通过行动建立与案主的关系，如社会工作者“两肋插刀”为案主鸣不平，捍卫案主的“福利”，社会工作者会通过每天接触、朝夕相处、及时的回复、回应、回馈而与案主形成“情分”。通过拉近—熟悉—情分，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从生分的工作关系转向亲近关系，“心”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纽带，形成了本土特色的专业关系。

“拉”起来的亲近关系保障了案主对社会工作者的帮助更可能被理解和接受，“亲而信”的专业服务过程保障了案主的成长过程，最终达成了契合中国本土文化的“走心”改变。

（二）操作性知识

　　在社会工作的服务过程中，实务技能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建立起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案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西方的专业知识体系中，实务技能一般分为影响性技能和反应性技能，很多技能的使用可以通过具体明确的公式进行表达。但是在一线社会工作服务中，文化是影响个体思维风格的重要因素，而情境又是决定和检验方法有效性的最佳地域，社会工作者操作性技术在一线不是完全照搬课本所学，而是不断创生着实践性知识。这一方面是服务实践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由技术本身运用于不同案主所产生的效果而决定的。

同样在上述案例中，社会工作者面临案主阻抗的突发情境，她以新策略应对，这一策略在反思与多次尝试后就渐成为一种操作性知识而存在，如“糗自己”。社会工作者通过“糗”自己来调节现场的气氛，例如，“抱怨自己，把自己先糗一顿，自己骂自己没水平，我说自己太没水平，这个话问的真没有水平”。“糗”自己，即直接说自己“把事情办砸了”“干了件蠢事”之意。通过“糗”，这位社会工作者得以放低自己，而凸显了现场中小组参与者的“高”，进而保障了现场关系从“失衡”到“平衡”。“糗”作为一种“弱者道之用”，是“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欲取先予、欲擒故纵、借力打力”的文化使然。

“糗”自己是这位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生成的一种调节关系的操作技术，契合了中国文化中对平衡的追求。与西方所强调的关系的平等不同，平等是价值层面，而平衡指互动的状态。在本土实践中，社会工作者有各种不同的实践性知识来达成平衡。同样的操作技术在其他社会工作者的服务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如有些社会工作者通过“放下身段”“优点强化”“静待花开”等方法对专业服务中没有求助动机的案主进行强势“带入”，形成一种非平等的平衡。可以说，平衡互动是一线社会工作者在实务实践中所追求的状态。

“糗”在维持社会工作者和案主的关系时，是一种工具导向，关系更多地会作为一种“手段”“工具”“策略”，而在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运用。因此，在本土实践背景中，社会工作者如何以平衡关系去推动案主的改变，如何避免人情、面子、权威等文化的负面影响，还需要社会工作者有着充分的文化自觉。

（三）态度性知识

　　信念是一种坚信不移的想法；是对某人或某事信任、有信心或信赖的一种思想状态；是情感、认知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的认知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态度。在实践中体悟到的信念、想法、态度等会成为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的一种知识，且不断影响社会工作者后续的行动。

在前面提到的本土案例中，那位社会工作者反思自己的活动时反复地提到：“我就是觉得因为我相信小组功能，我就特别的相信，就坚定不移的，这已经成了我对专业的一种信念，这个一定是管用的。”对社会工作小组方法具备有效性的信念是基于社会工作者常年的实践与不断的反思和进步，而反过来这一信念又成为社会工作者的一种实践性知识，指导其不断实践“我自己的观念，我就觉得真的是没有差的组员，只有差的带领者”。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者摸索出了关于小组活动的带领技能，形成了自己关于小组带领以及小组的信念，从而保障社会工作者能在一个突发的局面中快速的反思，通过反思与行动而产生新的知识，而这一点可能在其他社会工作者那里会变成“那么大的场合好难控制，成员一下子的阻抗来了，那我就不分享什么了吧”。匆匆地结束，直接做减法的应对，不仅不能实现社会工作的专业效能，也不能实现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价值。“一些做简单处理的社工，就可能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做小组，他/她没有对小组的爱，没有这种成效的相信，如果没有爱和信任，小组就不会反馈给你成功。”作为一种信念的实践性知识，能给予这位社会工作者以信心，保障她投入到意外应对过程中，并不断创新和总结自己的实践。在实践中，有了信念，社会工作者便会认为：“我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在做，真的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方法，节约成本，有团体动力，可以得到一种不一样效果，跟个案不一样的一些效果，我是发自内心的，确信每一个组员都是有能力的人，每一个小组参与者来到活动现场，都代表他的一种意愿在。”对小组方法的信念成为一种期望效应，引领社会工作者以充沛的情感积极地投入到服务中，同时也能敏感地体察到小组的变化，达成所期待的目标效果。信念作为一种实践性知识，源于长期的实践积累与个体品质等多方面的综合。

四、从实践性知识到本土

知识的建构：挑战与应对

随着中国社会工作快速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所生成的自主知识体系可以成为贡献世界社会工作知识库的力量。中国社会工作走过移植发展的初期阶段，呈现出世界少有的快速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需要生发出适合中国本土国情的自主性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不仅有生命力，而且有专业效能，可以有效满足中国发展的需求。毕竟中国经验和所面对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很难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之中获得全部解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性的知识体系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学科乃至整个社会学学科的时代任务。因此，关注实践性知识及其生成，从实践性知识中构建本土知识已经成为一条重要的道路。实践性知识是本土社会工作知识发展之源。但在从实践性知识构建本土知识的过程中，我们须对社会工作者由实践性知识向本土社会工作知识的转化过程有充分的认知，明确其存在的挑战与应对之可能。

（一）从实践性知识到本土知识生成的挑战

实践性知识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进入社会工作知识图谱，但因实践性知识的情境性、默会性与个体性的特征，从而使它与其他知识类型之间的转化仍存在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

1.实践性知识生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实践不是行动者理性计算、深思熟虑的产物，而是在某些内驱力作用下自发产生的。面对不确定性、模糊性的实践挑战，实践性知识是社会工作者在实践场域中生成的一种智慧应对策略，其生成受场域、服务人群、当下问题及服务机构等因素的间接影响，具有一定偶然性；实践性知识的生成与社会工作者自身的素质密切相关，是个体专业背景、品质素质的一种体现，也是个体专业积累和群体价值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路径依赖性；实践性知识在一个过程中生成，它同时囊括了实践中所生成的理论、价值和方法等不同类型的知识，是耦合性的知识存在；实践性知识随着实践发展而仍不断地增长，因此对实践性知识的认识不免具有一定的局部性。总之，实践性知识的生成与存在的偶然性、路径依赖性、耦合性和局部性使我们在提取与建构本土知识时不可避免地存在难以总览全貌、难以厘清细节的问题，进而阻碍本土知识建构的进度。

2.实践性知识向本土知识转化的路径复杂。在实现从实践性知识到本土知识的跨越过程中，将会继续发生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斗和对话。如何重新定义知识的本质，寻找知识背后的文化语境，发现实践性知识中适用于特定群体的共同结构或普遍规律，给出知识的系统表达，依然是一个待解难题。

3.知识的检验需要长时间。基于实践性知识而提升建构契合文化的普遍性知识体系，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只有在实践中契合文化结构、符合专业原则，能有效提升专业效能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扩展本土知识体系，并有利于维持本土知识体系的生命力。由于实践对知识效能与文化契合的检验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阶段，因此在时间维度上，一方面需要尽快建立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留出时间检验知识，保障知识的推陈出新。

（二）从实践性知识到本土知识建构的实现

　　中国社会工作经过了40余年的发展，在各个领域均有了一定的积累。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体现出契合中国本土文化境遇的实践智慧，为探寻与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基石。从实践性知识到本土知识建构的实现，基于以下考量：

1.实践性视角的定位。实践性知识是社会工作者在一线实践场域中形成的知识形态。一线场域作为历史和现代、理论和实践、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等诸多维度的交互之处，是理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直接观察口，也是我们梳理中国自主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最佳位置。无论是西方文化基础上的知识还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只有通过“使其生效的实践”加以检验，这知识体系“才是有意义的”，实践性为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立足实践，实践性知识为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2.知识观的转化。新的知识分类最直接的成果便是发现了“实践性知识”这种知识类型。随着知识观从实证主义向后现代建构主义的转化，知识的内涵更加趋向丰富。知识不仅仅是一种表象（如一个文本、一种思想或一张图表），而是一种在世的互动模式；知识也不再是一种绝对不变的体系或普世的结构，而超越了普遍和特殊的对立。知识观的发展为实现从实践性知识到本土知识建构提供了哲学基础。

3.多元学科的合作协同。实践性知识的个体性、情境性与默会性并不等于其不可认知性，个体的实践性知识总是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习俗”“建制”之中，不同个体的实践性知识之间总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应借鉴人类学对地方知识和普遍性知识转化研究所用的深度描写、内在世界、对阐释之阐释的方法；借鉴心理学对人类默会知识研究的元认知分析、内隐认知、大声发生等方法，以多元学科合作协同来保障实践性知识向本土知识转化的方法可能性。

4.学科知识建构的使命担当。面向中国社会工作知识建构的时代使命，社会工作者是作出最有力回应与承担使命的群体。社会工作者不仅在学习和使用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实践中产生新知识，从而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工作者将知识和技能与现实处境相关联，通过发展自身的能动性而衍生出实践智慧，使理论和实践不断对话，创生出多种不同源头、不同性质的社会工作知识。新知识的创生不仅推动了专业的发展，也必将带动社会工作者的成就动机与专业发展。

当然，从实践性知识到本土知识建构，我们并非要造就一种与普遍性的社会工作知识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而是通过对其隐含的前提假设的暴露和批判性反思，达至对知识表达形式、内容和限度的调整。通过我们自身的实践，去呈现有生命力的本土知识，去完善世界社会工作知识图库。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的生成研究，为建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知识提供了源头活水。

林茂

一、问题的提出：在个体与社会之间

社会工作理论的多元整合，不仅包括传统的理论与实践、西方与本土、普遍与特殊等二元结构视角下的理论整合趋势，还应当包括更为多元和更深层次的多重二元结构理论的整合如西方—中国、全球化—本土化、理论—实践、科学主义—情感主义、学理性—操作性、宏观—微观、特殊性—普遍性、专业性—公共性、国家—社会、个体—社会等。。在这一基础上，试图重建以人与社会关系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对社会行动主体——社会工作者及其服务对象——人本身的哲学基础与伦理的反思必不可少。知识群体基于宏大叙事视角主张的学理性与微观个体实践的操作性的结合，应当放置于对“人”本身的需求与发展的考量之下。人作为行动主体系统，有机体系统内部有形与无形的要素占据着同样重要的地位。但在社会工作理论的知识—技能二元话语体系建设中，学者一般更侧重对于某一方面的阐释，呈现出单一化的趋势。并且，大多关注行动主体有形的构成要素与需求，却相对忽视了以爱、情感、关系为中心的“无形”部分，形成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与实用主义交织的研究取向。而关注无形的“爱、情感、情绪”等构成要素的研究，则形成了人本中心主义、相对主义的研究取向，泛化了社会工作诞生之初的目的与意义。这在方法论层面亦背离了社会工作的实际情况，加剧了伦理困境与冲突的产生。

　　将社会工作理论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与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类似，这一对象本身也受制于时间与空间这一最基础的界定维度。社会工作理论本身的发展历程与知识再生产的空间，作为动态变化的系统，其结构与功能也在不断地衍化与流变。社会工作理论经历了理论借用与杂糅——实践对理论的割裂——实践性知识的产生过程。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工作，作为专业、职业、社会实践活动，不同面向之间的交锋与碰撞，衍生出巨大的张力。处于生活情境流变中的社工个体与服务对象，在实践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工作模式取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生活经验与行为模式的复刻，这与社会工作理论诞生之初缺乏操作性具有一定关系，但更多地是受制于实用主义导向的社工职业化要求。其工具性凸显出简单的模仿学习与“情绪劳动”的滥用，二者交织所产生的服务效果很难实现社会工作诞生之初所注重的助人意义。

因此，本文所指的社会工作理论多元整合，是建立在主体与客体、主体间性基础之上的。多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论基础的来源上，将社会人格化，多元整合应以价值和伦理关怀为前提，将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借鉴多学科的既有框架的学理性加以整合运用，倡导以技术为导向的实用主义专业化向以价值为导向的人本主义社会化的整合。第二，在理论体系的建构视角上，倡导更为深入的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发展出基于理论—实践—再理论化的“实践感”、中观社会工作理论模式研究与学术共同体意识。第三，在理论体系的内容上，将社会工作理论放置于价值性、阐释性与实操性三棱镜框架下，更加审慎地反思社会工作助人的本质、人—情境—人与情境一体化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及社会工作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唯此才能避免唯智主义华丽的“修辞”“表演”与实用主义导致的“游戏”和“治疗术”的极化与单一整合。

二、基于多元主义的“人在

系统中”：耦合性与同质化

社会工作职业系统中所涉及的人，是在情境中的人，包含的行动主体是社工与服务对象。而行动场域中社工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是否单独构成第三域，是否能作为社会工作理论的研究对象，这是需要探讨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所涉及的社会工作知识再生产系统，应囊括在更为宏大的系统中进行理解和分析。如果从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机构/组织这些行动主体出发建构理论框架，我们会发现，社会工作理论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元框架及其变体中。社会工作理论所探讨的社会概念，经历了国家—社会、个体—社会两组结构的转换。争论的焦点，一方面在于社会工作是否已脱离“国家—社会”二者既有的特点，形成新的社会组织活动空间——社会工作职业，如“第三域”；另一方面则集中在社会整合所涉及的资源系统、社会职业系统（社会工作者）是否作为独立要素存在于“国家—社会”之外。

　　基于系统论的视角，如果对社会工作理论体系进行总体框架建构，则需要面对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整体论层面的国家、社会一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工作实践行动的类型化中“国家”与“社会”都被想象成为高度同质的、有独特结构、清晰边界与运作逻辑的实体，社会工作者以半行政人员的身份参与国家治理。第二，二元论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在结构上逐渐分离，形成在功能上彼此依赖、在力量上相互制衡的格局，社会工作者并存于两者所共存交叉的领域，以民事行为主体的身份面向社会、回应政府外包服务。第三，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生成，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成熟的“社会”包容与重塑国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工作具有更强的个体化、包容性、多元化。社会工作者越来越趋向于求同存异，在一致中塑造自我个性。

　　（一）社会工作职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耦合性

　　如何将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工作职业系统与社会系统进行整合？社工职业共同体意识与社会道德同质化是社会工作职业系统与社会系统产生耦合机制的基础。从理念的来源来看，现代哲学为反对超验性的传统形而上学,强调概念不能脱离有时间维度的现实历史和人的实际认识过程。社会工作职业共同体意识以善、爱、信为基础，以利他与助人为具体原则，在其本质上与社会道德呈现出同一性。按照卢曼系统论的理解，在一个功能上不断分化的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范围越来越宽的权利以进入和参与越来越多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相分离并按照自己的内部逻辑运行，如经济和行政系统就只服从于其自身的货币及行政权力迫令。这在单位制下的中国工人群体中得到较多体现。

　　在社会工作系统中，其内部逻辑与社会系统逻辑高度一致：利他与助人。哈贝马斯所批评的系统整合的局限性并没有在社会工作职业系统中出现。相反，正是由于其“专业性”和“去理论化”，社会工作职业系统才能够超越其系统整合的局限性而实现哈贝马斯用社会整合来替代系统整合的目标，即社会工作职业系统实现经济（货币）、行政权力（政治）和团结（社会共同情感意识）三种社会整合力量之间的平衡，从而达到社会整合与治理和谐。笔者将社会工作在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建构的职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一致性，称为社会工作系统的耦合性。这一耦合性是在系统化过程中发生的，作用于“人与情境” “人与社会”这一组二元结构关系，形成以主客体关系与主体间性为核心的现代化服务类职业——社会工作。

　　从社会工作职业系统的建构角度看，同一性成为系统整合的基础。但在社会工作职业系统具体的实然性层面上，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异质性程度较高。以学院派为主的“科班”出身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与其他社会职业者通过考取社会工作者资格证后成为社会工作师的情况并存。由于其各自与社会工作理论的联结纽带不同，在这一职业群体内部出现了各种失范问题，不利于社会工作者职业共同体的建立。社会工作职业群体作为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一类群体，其天职与使命的元素相比于其他社会职业共同体更能够对道德产生切实的影响。正如涂尔干所言，“在职业群体里，我们尤其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力量，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

　　（二）社会工作知识系统在概念化过程中的“共相”

　　社会秩序的维系有赖于人们的道德意识，涂尔干所指出的职业群体在道德塑造方面的作用，正是应验在社会工作者职业群体中，即“只有集体构成的道德实体才能凌驾于私人之上”。由此，涂尔干给出了他的答案——“要想治愈失范状态，就必需首先建立一个群体，然后建立一套我们现在所匮乏的规范体系”。基于职业群体集体意识的重要性，在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合法性受到挑战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社会工作内部的差异性，并逐步形成一种共识：社会工作的统一性大于异质性。对社会工作理论的整合，长久以来建立在统一的总体论意义上的理论建构，表现为一元化的单一理论。这种单一理论的建构涵盖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既包括单一关注个人服务质量的提升，也包含单一的推动社会福利制度的激进社会工作运动。其中，个人服务质量的提升，又分裂为单一的科学主义与单一的情感主义的不同取向，即“社会工作主要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属于一种 ‘助人的艺术’(Art of Helping)”。社会工作理论也给出了社会工作无理论的“美德”，即泛滥的情感主义与异质性的个人经验主义。应当说，一元化的单一理论整合的前提是二元对立的静态理论结构，即西方形而上的学理化过程中所必然触及的逻辑结构。西方社会理论整体上对二元及其对立的反思和批判也促使社会工作理论界打破二元对立的结构。

　　如何打破这二元对立？从系统的构成要素与构成方式的角度来看，引入新的构成要素打破对立的格局，建构多元的理论结构成为其中一个选择。然而，这种新的构成要素并不是从天而降自发产生的，恰恰是基于二元的基础而衍化出来的。一种沟通的、阐释的、关系的视角构成了多元整合的理论建构思路，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纽带、互动与关系成为第三要素。也有学者称之为“双向互构论”，以人在情境中为代表。中国特色的社会环境，新时期特定的文化与社会系统所构成的“情境”，在内容上为建构多元理论提供了基础。在学理框架上，二元互动的思想植根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当中。从一元的单一化理论到二元的互动理论，再到多元一体建构论，三者统一于整体论的视角之下，发展出了“共同因素模式”(the common factors model)。实现理论之间的有机融合，不能仅以对实践结果产生积极影响为依据，同时需要以理论本身的共同点为基础进行连接。一种学理上的“共相”表现在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概念化过程中，则是以“共相殊相论”为基础的。从中国社会工作与西方社会工作的个体来说，不同国家的社会工作含有多种属性，而从中国社会工作与西方社会工作的抽象类型来说，种类应当含有共同的理。

　　社会工作理论的类型化体现在社会工作理论作为知识系统，其内部结构分化为作为学科、作为专业、作为职业（作为实践活动）等方面的理论，也有学者称之为“社会理论与为社会工作理论”。在此类型化基础上，一种范式的整合在所难免。社会工作理论，其内部系统的整合，是从社会性到专业性、普遍性到特殊性的发展过程，目标是建构系统的边界和学科自主性。同时，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系统的再生产，还面临外部社会系统的整合，是从专业性到社会性的过程，也是建构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社会认同的过程。系统整合过程与社会整合过程是同步发生的，存在双向互动，知识的生产过程是系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性导向转变为系统外个体情感、爱等实践情境的非正式导向。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过程看似是“去学理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理论和实践高度整合统一，是现代化进程中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体现。也就是说，社会工作理论由集体主义的建构下系统整合嵌入社会整合，而其理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仍然聚焦于服务对象之间的个体层面的关系互动实践。

　　从知识的再生产出发，理论移植所建构的既有研究框架集中在借鉴杂糅西方各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分为三个层次：价值观和伦理、知识、实践。它们分别对应理论层级中的宏观、中观与微观的划分，也可以称之为广义，次广义，狭义。这一学术界通用的学理性框架，很好地回应了本体论上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是什么的问题。但在认识论层面，结合社会工作实践，学科认同与专业认同更多地建立在对微观的服务对象个体，如家庭治疗、干预治疗等，来回答社会工作如何认识并服务于具体情境中的个体。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脱节，体现在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领域，则呈现为彼此割裂的理论模块与系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在知识系统内部不仅有学科体系建设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还应当包括专业地位的建设。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建构，作为知识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不仅要考虑到其作为学科在智识系统中的位置及其规范性；作为一门专业，还应当建立自身的自主性与理论自洽；作为一种职业，更应当考虑实践过程中的操作性、功能及社会意义。因此，建构属于社会工作自身独立的、内生性的理论成为其必备的前提条件。

单一移植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已经引起学术界的警惕，在此基础上创建一种整合的研究范式的学术探求日渐兴起。事实上，社会工作的本质绝不可能从一种理论与模型中看出，相反，它包含了各种活动。同时，社会工作被称为多范式职业，也正是因为任何一个单一的社会工作范式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理论家开始超越理论范式的内在对立而采取一种整合的理论进路。基于整合理论的研究范式符合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需求，然而对于不同理论反思之间整合的链接之处以及被整合理论的选择，却是一个需要回答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难题。范式的整合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导向还是基于唯智主义，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类型化与整合而形成独立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其在理论旨趣上恰恰是反对差异性的简单对立和排斥，而是致力于确认社会工作服务的一般性基础，而这一一般性基础正是宏观意义上知识系统生产中包含智力与价值的人类思想的普遍性智慧。

三、基于人本主义的“人在

社会中”：实践性与制度化

范式的整合，须考虑实践活动中知识产生的普遍过程，即日常生活世界中认知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的集合。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再到实践理性的建立，是基于生活经验与日常生活逻辑以及特定场域的即兴发挥过程，是社会工作实践中产生的实践性知识。实践性知识中是否应当包含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所持有的个人价值观？关于个体的价值观对社会工作服务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的决策常常基于价值而非知识。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中的价值层面植根于本土与西方两大脉络，这两大脉络是否具有异质性？建构内生性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体系，所潜在蕴含的文化自觉是重要动机与引导力量，强调文化自觉是建构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知识体系与实践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这一实践基础的文化特性，是否能够发展出一门学科如“社会工作学”，现有的学术界尝试有章可循。以“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作为代表，将文化自觉这一概念融入情景、需求、介入、机制、改变五大元素形成的框架中，得到的CNIMC与CAIMER理论是很好的尝试。同时，基于三组复合概念：生理—心理—社会、人在情景中、促进改变的服务体系，将社会工作定义为社会工作学，也具有范式整合的倾向。但整合研究的理论范式，常常给人一种简单重组与复杂内涵的印象。正如加勒特（Paul Ｍ．Garret）所指出的：“一提到理论，社会工作要么直接忽视，要么嗤之以鼻。理论是深奥的、抽象的，只有在大学教育中才会被提及，而实务则发生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是常识性的、具体的。社会工作被许多人视为是一个以实务为中心的专业，与理论并无直接关联，甚至将导致社会工作的实务本质模糊不清。在许多时候，理论远远没有社会工作者的应急反应和个人品质重要。”

　　（一）实践理论与理论：社会工作实践的概念化过程

　　社会工作个体化的实践在其诞生之初就以关怀人、帮助人、改善人为特色，正如古老的哲学与伦理学。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正是将那些人类最为基本的善与正义进行践行，正是体现个体与集体的高度统一，以及人和情境的二元互动关系中的人性崇高力量。因此，强调社会工作的学理性，以人为目的的人本主义是其底色，而在实践中避免人本中心的泛情感主义和工具化则是需要在方法论与认识论层面上作进一步的梳理及论证。整合范式下的理论体系建构，不仅包含理论模块之间跨学科的融合，也包含基于实践活动的经验的学理化。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价值系统与方法论系统的边界还是存在的，但二者并不冲突，而是统一于实践活动本身，进而将个体的人（服务对象）与整体意义上的“人”（社会）进行统一。以人本主义价值关怀为基础，以职业化和专业化进程中发展出来的科学主义为手段的实践活动，是可以将个体整合为类型化的群体，从而发展出社会工作模式链接宏观与微观层面的重要途径，进而实现社会工作的“人在社会中”，即“所有的知识包括我们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最基本假设都是源于社会交往并由交往所维持”。在实践意义上谈理论体系建构，不仅有价值性、阐释性与实用性，还应该包含系统（职业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互动。针对实践活动经验的研究，建构社会工作理论，要创造自己的内生理论，以干预研究与实践论为主。实际上，二者仍然在理论范式上沿用西方的分析思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与行为习惯都作为既有社会事实进行研究，而非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作为实践活动的社会工作知识再生产延续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社会工作诞生之初的操作性特征得到强化，促使其理论的生产在理论—实践—再理论化这三个阶段中，后一个环节（实践—再理论化）的影响要大于前一个环节。但再理论化内含了回应原初的理论与再实践的要求。因此，社会工作理论的知识再生产过程，绝对不可能是单边主义，即面向中产阶级个体的咨询服务或面向社会弱者的福利运动，而是每一个常态社会中的人及其流变的情境。也就是说，这个过程融合了科学主义与情感主义、个人与社会、政治的与情感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国家的与社会的等二元对立的因素。

　　其中，实践性建立在本土化实践性知识与经验范畴基础上，要回应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人本主义、行为主义的转向，还要创造性融合本土价值观与情感主义，也有学者称其为实践的“艺术”。这体现在社会工作者作为行动主体在服务过程中，基于自身价值观与日常行为逻辑的对善的总体性认知。但表现在制度层面则是将这一善的总体性认知外化为社会工作职业伦理的规范性体系，如操作原则中的价值排序，以及职业合法性建立中的资格考核、培训教育、职级划分，还包括在国家确认与行业认可层面中关于社会工作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的制度化的确认过程。

　　（二）理论与实践：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制度化

社会工作理论在价值上似乎成为一种“美德”。在用于解释人与社会关系、作用人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感”正是融合这一美德，服务于处于各种情境变化中的行动主体以及不断变化的情境。一种生活世界中常人的共情、同理等行动逻辑，成为职业化的特定场域中被职业系统形塑的规范化标准。这让社会工作理论被称为“无理论或泛情感主义”的同时，也将社会工作实践蒙上了“表演”“游戏”的污名。如社会工作由即兴表演构成，在这些即兴表演中，人们做到了或多或少令人信服的表演自己。事实上，人的情感与价值观，被规范化、抽象成为可操作的符号体系后，又被特定场域下的行动主体加以运用，恰恰是社会工作的特色。这一特色与中国古谚“百无一用是书生”类似，是无法仅仅依据科学实证主义通过实验设计而达成的。

　　事实上，社会工作者进入实践活动本身，首先是将其置身于同世界的实践关系中。社会工作者如同其他任何职业从业者一样，以事先占据和主动的方式存在于社工—案主的系统之外，这是无法通过短期的规训就可能习得的实践逻辑。这一实践逻辑，连同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案主、案主的紧迫问题以及与其要提供的服务，一同构成了社会工作的基本关系结构。这一结构与其他任何职业实践都具有相似之处，即在客观（静态）与主观（完全动态）之间、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构成了主体—客体的关系存在。

　　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社会工作者个体每一个人身上不同程度地基于生活世界在漫长的时光中对其的塑造痕迹相比，出于必然，这个过去的生活逻辑将占主导地位。因为，同这一塑造主体性的漫长历史相比，现实的社会工作理念委实微不足道。因此，对社会工作价值观认同的职业塑造过程，很难与年深日久，已扎根于社会工作者身上的无意识部分的价值观相抗衡。基于社会工作实践而践行的价值观可能塑造社会工作行动者本身，由此而产生强烈的专业认同。但这一塑造一定是与总体意义上人的本质紧密相关的。基于实践经验而抽象出的社会工作理论，在知识再生产中存在一套话语转换体系，同样存在基于行为倾向系统的意义转换体系。这一转换促使习性（habitus）的生成，进而倾向于产生结构化的活动组织原则，以便产生的服务实践和表象能客观地适应社会工作者主观的意图，而不用设定有意识的目的和特地掌握达到目的所必须的程序。

　　（三）实践与理论的互动融合：艺术还是“反理论”

　　相比于教育与职业培训而习得的知识与技能，实践产生的习性很好地回应了社会工作“美德”的价值体系，排除了主观的“表演”所导致的虚假的问题和虚假的解决办法。社会工作的伦理在实然性层面所导致的困境与冲突，正是其在应然性层面所具备的崇高理想。基于实践及其习性塑造而产生的社会工作服务，是客观地得到调节并更合乎价值规则，而不是服从制度化的职业伦理的结果。正如布迪厄所言，是集体地协调一致，却又不是乐队指挥组织作用的产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认为， “社会工作主要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属于一种‘助人的艺术’”(Art of Helping)。这种观点否定了社会工作服务对科学性、理性技艺习得的必要性。“助人艺术”的“选择性”和“反理论”也曾受到质疑。但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主体化与社会化过程产生的实践性知识，是再理论化的根据。社会工作者通过对自身习性的塑造，而践行合乎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的职业伦理而形成的优势视角、赋权理论、人在情境中等理论。

　　社会工作实践本身，作为行动，其逻辑在抽象为理论的过程中发生了客观化的两种对立——身体的客观化与制度的客观化，即行动者亦作为劳动者，维持其身体和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的来源是客观化的资本状态，即工资收入。社会工作作为职业，不仅需要人本主义的“人在社会中”的实践，同时也需要以理性为基础的客观化与制度化的实践。将抽象的理念系统的客观符号结构，转换为行为倾向，离不开反复灌输和据为己有的工作。社会工作者所形成的服务理念、助人理念在其实践活动中将他的逻辑施加于身体化（incorporation）,社会工作者则通过身体化的过程使自己从属于职业制度中客观化的情境。基于理性主义而产生的保障其身体进行实践的基本制度也在社会工作知识再生产中加入了理性主义的考量。

实践是社会工作从学科到职业的转换，是理论运用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社会工作取得知识系统内部合法性的一张赞成票。而与其“行业合法性”相对的，还有另一个系统所赋予的合法性，即通过实践所造就的社工身份与社会认同。这一象征/符号暴力须经由国家和制度予以确认（持证社工）。作为一种制度的社会工作知识再生产，社会工作从业资格证是官方命名的合法性和社会工作教育合法性的集合，也是社会工作知识客观化的依据。

四、基于理性主义的“人在

情境中”：专业性与社会化

在方法论基础上，专业性与学科自主与独立性紧密相关。强调应用为主的专业性，体现在社会工作以服务对象和服务模式(个案，小组)以及服务领域的扩展。除专门化的应用以外，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还体现在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实现其独有的社会功能，成为一种为社会领域广泛接纳和认同的社会事实。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性，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对任何一种社会职业及其共同体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社会作为有机体庇护其成员的必经之路。任何一种职业，都应该有这样的理论的合法性。社会工作与其他应用型学科类似，对理论的强化似乎实现了镀金的功能，在所有职业的再社会化过程中赋予职业以社会地位与社会认同。但社会工作理论建构，其功能远不止如此。基于理性主义的考量，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是面向未来的知识体系建构，即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社会工作理论的学理化是专业化的保障，以及社会现代化对社会劳动的要求。

　　随着现代性的侵蚀，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成为一种主流价值。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表现在理论建设上，以方法论层面为代表，分别从社会问题、社会单元（个人、家庭、小团体、组织、社区、国家）、社会工作方法（个案、小组、社区、社会行政）三个向度建构了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型。专业化与社会化的张力，主要体现在现有的基于实践的社会工作理论呈现出的理性主义维度。这一维度在社会层面进行的个体化的转向，社会工作服务于个体、机构以及国家等系统化的概念，抛弃了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概念。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有差别地筛选服务对象，而不是服务于社会中弱势群体或开放式的社会中每一个个体。这一理性化的转向，使得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得到强化，而在价值体系中的社会性却遭到破坏。西方社会工作界的主流观点是经由证据为本的实践运动，以干预研究推动社会工作科学的建设目标，有滑向微观、抛弃宏观使命之危险。实际上，社会工作的反思性和政治性同等重要，这是社会工作的“社会”之维的设定。回到“社会”的社会工作就需要重新整理自己的理论基础，与社会理论的对话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现代社会分工中，以市场为核心的职业劳动，更加强调无差别的服务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社会工作个体化的研究取向，深受社会工作所承担的功能之影响。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实践中，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社会组织，从国家正式系统中脱离，进入社会系统，与之相对的是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的现代性的要求。因此，社会工作所形成的个体化服务与干预研究，正是对这一社会现代化的回应，维护社会力量。从集体的、政治的社会行动，到个体的情感的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者致力于建立一种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侧重于情境中的个人，但个体的异质性以及情境的差异性，促使社会服务难以具备统一的服务策略与标准，因此一种基于理性主义的诠释性的社会工作研究取向开始作用于解释“人在情境中”这一社会工作实践。

　　促使社会工作助人的使命重新回到宏观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对现代性中人性的自我怀疑与重新设定，即认为社会工作是现代性工程的一部分。因此，有学者基于专业化与个体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建构，从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来阐释社会工作的内涵与外延。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而言，有学者认为调节人与情境之间的关联，这或许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基础。对比《社会诊断》一书中完全以科学主义与个体服务为中心的社会工作理念，以类似医学的学科合法性建构从理论到应用的科学助人学科，其忽视了情境中的“情”以及人作为行动主体本身的思想、情感与情绪。以科学为目标的社会工作过于强调科学之维而可能忽视人的主体性并钳制了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警醒高度专业化和科学化造成的诸种任性后果，致力于把社会工作建构成具有人文情怀的助人艺术。从个体层面的助人艺术到现代性社会工程建设，将社会工作重新拉回到社会领域，以实现建构社会工作成为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良心政治学”。

　　因此，将“人在情境中”的人与“情”的内涵延展开来，我们会发现，它不仅包含实践者个体的情感与情绪，还包括整体意义上社会的情感，以及关于道德、正义等核心概念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共同情感的维护。由此而引发的良心政治学，将“社会”重新带回社会工作。这一人与情境的二元结构囊括了微观与宏观两方面对社会工作的解释。以政治系统以及结构论为中心的社会工作，更多地聚焦于宏观层面社会工作，集中于社会化的解释，然而却忽略了专业化的解释。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建立一种对社会和个人、专业化与社会化的“双重偏好”成为社会工作者的理性选择。在爱泼斯坦看来，这正是社会工作对于社会正义原则和通过心理疗法实现个人转变的同时承诺。 

因此，回归到本体论层面，要回答社会工作理论是什么，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是什么。在多元整合的框架中，一个适当的出发点是找到以现代性为主的社会职业系统与社会整体系统间的耦合机制并以实践为主体进行规范化的研究。这一机制下系统之间的关系、互动与沟通成为主要纽带。社会工作理论的基础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专业性与公共性统一。社会工作理论所面临的整合状态所涉及学理性建构标准的困境，实际上自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上对特殊性(殊相)的强调就已经开始了。社会学也同样经历了“唯实论”与“唯名论”的理论冲突。强调理论的共相与普遍性，是理论整合的结果。由理一分殊而导致一与多原理和有限与无限原理促成社会工作理论一为多而存在，多为一而存在。建构多元一体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共同体，超越具体的国家概念而实现一种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知识系统体系建设，体现为以沟通理性为主的个人—情境，行动主体与环境互动形成的第三域成为新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目标，个体造就的多元中的差异性则通过“场景理性”，以情理并重的逻辑，从而实现“情”和“理”在特定的生活场景中相互影响、相互转化。这恰恰是社会工作专业性的体现。

五、简短的讨论与反思

　　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在内涵上包含多维度与多层次，既包含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类型化与系统化，也包含形而下的教育体系、研究体系与实务体系的建立。其中，在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的结构分层中，实务哲学即专业价值观处于最高等级，然后是实务理论、实务模式，实务理论要高于实务模式。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工作理论，不仅需要从实践经验出发，建构实务理论体系，更为迫切的是建构形而上领域的理念体系，将实践所得出的经验与发现的规律，进一步概念化，进而形成共识与共相。概念化是社会化与客观化的过程。

　　回顾100多年前社会工作助人研究开始之初，理论的发展源头正是人在环境中（person in environment）的困境、行动与实践需求。我们今天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经历了1960—1970年代的宏大叙事，到1980年代的微观个体导向，再到近年来宏大叙事的回流。在多重的二元关系结构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多重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框架。

　　社会工作职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整合，在实践中通过个人、社会以及个人—社会的关系系统的互动实现。个人与社会之间无法割裂的现实，决定了社会工作实践中所呈现的实践主体的情感与个人历史经验与日常生活逻辑，是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形成的共识。这一共识源自于社会工作诞生之初对总体意义上人性的探求与肯定。因此，社会工作价值中天然存在具有超验性的共相部分（社会）蕴含在职业化、专业化的殊相（个体）当中。社会工作理论需要人在情境中的社会化的实践过程，通过概念化的知识系统再生产过程，将二者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一种超越二元对立，回归多元一体整体论的理论体系。基于社会工作知识、专业、职业系统为基础的社会整合，进而形成多元一体化的整合路径，或许是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未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