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化） 第一讲：日本文化的历史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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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一讲：日本文化的历史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主讲人介绍：
崔世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东京大学、庆应大学、上智大学、皇学馆大学、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客座研究员，独协大学客座教授。曾任外交学院兼职教授、河南大学兼职教授、厦门大学讲座教授，现任大连外国语大学讲座教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日本思想史、中日文化比较。出版主要学术成果有《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革与文化建设研究》、《神道与日本文化》、《文化、文学与中日关系》、《日本的自画像与他画像》、《21世纪初期日本的文化战略》等，另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一、日本文化的历史阶段性
我们在梳理日本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阶段时，需要留意和综合考量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在近代以前，中国文化在东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日本持续受到先进文化的强势辐射和影响，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存在某种同步现象；第二，伴随日本国内统治阶级以及文化承担者的更替，时代精神、社会趣向和文化嗜好发生改变，这又会影响到对外部文化的移植与改造；第三，由于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文化革命，古老的文化层与新的文化层往往并存于同一时代；第四，随着日本历史的发展，社会下层不断抬头和成长，这些新成长起来的社会阶层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这样，日本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便同时也是文化层不断拓宽加厚的历史。
日本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早期吸收大陆文化，形成农耕社会以及民族国家的时期，可以将其称为氏族时代的文化。公元前3世纪前后，伴随着新的种族和文化主体的渡来，水稻种植技术和铁器也从中国大陆传入日本。稻作农耕的采用，促进了生活的定居化和农耕共同体的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村落共同体的联合体——部落共同体，这些部落的联合与兼并，又形成了许多部落小国以及部落联盟国家。4世纪前半期，大和国统一了西起九州北部东至中部地区的广大区域，从而基本结束了地域国家分立的状态，开始进入了大和时代。到5世纪，大和朝廷的势力达到了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大部分地区，并于5世纪末建立了被称作氏姓制度的政治制度。
随着农耕社会的确立、国土的统一以及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日本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社会结构、宗教习俗等方面。首先，日本语的形成。日本语言学界大都认为，在这一时期，作为联结民族之纽带、形成民族共同生活方式与心理之必要前提的日本语，已随着农耕社会和早期国家的形成而确立了。其次，日本式共同体主义人际关系模式的形成。这一时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氏族共同体，形成了以天皇氏族为顶点的纵向阶梯式主从关系结构。这一结构，不仅是氏姓制度下皇室与豪族以及豪族之间关系的模式，而且成为以后日本社会的基本结构，随着时代的进展不断在各种社会形态下得以展开和重建。再次，神道世界观的形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祭祀的固定化、经常化，各地出现了为祭祀自然神和氏族祖先神的神社。在大和朝廷统一整个日本和形成皇统谱的过程中，各种大大小小的共同体的氏神也形成了以天皇家族的祖先神——天照大神为主神的神统谱。这样，在大和朝廷建立统一国家的古坟时代，也形成了以农耕仪礼为主要内容，以神人一致、诸神之间有着等级序列关系为主要特色的系统化民族宗教——神道。
日本传统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经由大化革新移植唐文化，建立中央集权的律令体制，到平安时代日本文化国风化的时期，可以将其称为王朝贵族时代的文化。大化革新是在当时国际背景下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日本统治阶层移植先进的唐朝文物制度，加强中央朝廷的权力，强盛国家的重大历史性事业。正因为如此，这次对大陆文化的移植，不仅积极主动而且目的明确，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经过日本统治阶层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律令国家制度，已俨然具有了“小唐朝”的外观。在意识形态方面，积极移植佛教和儒教，佛教被当作镇护国家的要法，用来护佑国土和五谷丰登，儒教也被用来加强天皇的权威，为中央集权的律令体制服务。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在文学、建筑、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出现了猛烈的“唐风化”风潮。
但是，到平安中期以后，律令体制渐趋崩坏。唐朝的衰退，使前期移植的唐文化失去了外在样板的力量，本来就缺乏深厚社会基础的律令制度走上被改造和否定的道路。这一时期，由于时代精神的变化，出现了文化的“国风化”。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动，经过多年来对大陆文化的消化和吸收，在摄关政治时代形成了国风文化。最能表现文化国风化的是假名的创造，其结果使日本民族文学得到了极大繁荣。以《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为代表的日本民族文学作品，具有华丽、优美、纤细、柔弱、物哀等风格，突出地表现了日本人的审美特点。在美术方面，也创造出了以追求流畅、优美、美丽等为特点的国风化作品，如大和绘等。
日本传统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公家文化向武家文化转变，兼有吸收融合大陆禅宗文化的时期，可以将其称为公武交替时代的文化。进入镰仓时代，与公武并立、武家渐渐取得对公家优势的时代潮流相适应，这一时代的文学艺术也在保留贵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出现了雄健、豪放、写实等反映时代动向的特征。在文学方面，和歌作为表现贵族心理和情趣的文学形式，放出了最后的光芒。同时，也出现了敏感接受时代动向，表现时代思索深化的随笔和历史书籍，如《方丈记》、《愚管抄》、《徒然草》等。最能反映时代气息而富有特色的是军记物语，如《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等，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武士们的活动。在雕刻艺术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少富于写实和有人情味的作品。
镰仓文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镰仓新佛教的兴盛。这一时代创立的新佛教有日本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时宗等。另外，佛教中国化的结晶——禅宗也被移植进来，受到了武士阶级的欢迎。这些新佛教都以选择一个拯救之道（如念佛、禅、题目等），从一而修为特色，而排斥其他所有教义。另外，不同于以往的重视学问和长期修行的贵族佛教，新佛教反映了武士和庶民的要求，符合日本人喜好简易、现实和重实行的特点，使佛教向所有阶层、所有人开放。而且，新佛教将日本天台宗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成佛可能性发展为现实性（现世或死后均能成佛），从而将佛教变成了肯定现世的宗教，实现了改造佛教——佛教日本化的道路。
室町时代虽然充满动乱，却是产业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业以及城市都得到了很大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名们连年征战，对底层的统制力减弱。与此相应，地方和下层的独立意识却大大增强。于是，室町时代产生了以武士为首，町众和农民亦能享受的具有广泛庶民性的文化。最能反映室町文化庶民性的是连歌，此外还有御伽草子、能和狂言等。室町时代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对禅宗文化的吸收。这一时代的美术，在古来的优雅精神之上加之于禅的精神，形成了重简素和重幽玄的特色，在建筑、绘画、雕刻、庭园中得到充分体现。另外，还创造出了将美学观念、人际关系、宗教原理等纳入具体艺术形式的生活艺术，如花道、茶道、香道等。室町时代的文化，对日本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日本传统文化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武士阶级重建政治社会秩序和文化，同时着力吸收宋明理学的时期，可以将其称为武家时代的文化。在德川时代的锁国体制下，随着幕藩体制的确立、安定和产业的发达，创造出了以武士阶级为中心，又明显带有“士农工商”阶层色彩的文化。这一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其不仅表现在以合理主义精神研究自然科学以及古典文献方面，还表现在儒学家等对现实和人欲的肯定方面。另外，文学巨匠松尾芭蕉、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等对现实生活、人的本能欲望、情爱与社会矛盾的描写，以及描绘市井生活的浮世绘的流行等，也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
江户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对宋学为代表的儒学的吸收和改造。随着等级身份制社会的建立，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被驱逐出了政治和“公”的领域，而强调上下支配服从关系的朱子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可以说，江户时代的思想基本是围绕着朱子学而展开的。由于产生于中国大陆的儒学，与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现实并不完全相符，到德川中后期，经过日本人的改造，终于形成了强调对自己主君的忠、对情欲相对宽容和以诚为中心的儒学，完成了儒学的日本化。江户时代的文化发展，还表现在复古国学的成立上。复古国学家们强调日本是神国，极力排斥儒教和佛教，认为儒佛使日本人丧失了符合天地自然精神的生活，他们依据神道思想一方面反对严格等级身份制下的强制性支配，一方面对幕府政治歌功颂德肯定现实秩序。复古国学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日本长期学习大陆文化历史的终结。
二、日本文化的内在统一性
那么，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的日本文化是否存在内在的统一性？换句话说，日本文化中是否存在着规定其自身发展的内在核心呢？答案是肯定的。在这里，我想将其称作广义上的神道世界观。
丸山真男在上世纪60年代曾以《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万叶集》等为基本素材，析出了日本思想文化的“原型”或“古层”，认为这是日本在历史长河中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原动力。无独有偶，加藤周一也同样依据这些文献的研究，指出日本在《万叶集》时代形成了“土著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会促使外来文化的日本化。另外，源了圆也认为，神道存在着令人惊叹的连续性，“当我们考察日本对佛教、儒教的接受方式和儒、佛在日本的变貌时，就会知道，也许是‘神道式的’东西作为无意识的民族心理在其中发挥了某种作用。”
以上大家的研究表明，广义的神道世界观，可以视为日本文化中发挥内在统一性作用的核心要素。神道是日本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在日本文化的形成期，神道的基本性格应该已经形成了。神道这种固有民族宗教，反映着日本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关系，形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文化，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起着规定、统合民族文化性格的作用。
神道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作用，原因之一在于神道乃扎根于日本风土的宗教。日本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周围有寒流与暖流经过；但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危害。这样的风土环境，是古代日本人产生神道信仰的基础。郁郁葱葱的森林，湍急的河流，突发的火山爆发，突如其来的台风等，对日本人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使日本人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可以说，神道的产生是扎根于日本人的这种神灵观念的。
另外，神道的产生与农耕生活也息息相关。日本在水稻农耕的基础上形成了生活共同体，在祈求神灵保护农业丰收以及收获后答谢神灵的祭祀场上，逐渐形成了神道。随着农耕社会的发展，神道也与农耕生活相结合，具有了祖先崇拜和农耕仪礼的内容。日本神道中保留的许多农耕仪式，都是水稻农耕传入日本后才形成的。而且，随着地域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形成，神道也拥有了强烈的共同体主义性质。正因为神道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也才能一边吸收外来文化而发展壮大，一边承担起延续民族文化基因，并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的任务。
也就是说，神道既是自然发生的宗教，也是“农耕共同体的宗教”。这种共同体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人与社会的共同体，还是人与神灵的共同体。即神道是将自然、社会、神灵融为一体的宗教。这种与日本的风土、历史、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神道，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成为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日本文化的潜在意志，规定着日本文化的特性。
神道的特性规定着日本移植、改造外来文化的基调。日本人在将大陆的佛教移植过来后，按照自己的风土人情和生活原理加以改造，到镰仓时代后佛教完全世俗化，来世主义的佛教被改造成了现世主义的佛教。另外，经过改造后的儒教，也抛弃或不再追求抽象性、思辨性的世界观，而将其伦理道德规范变为了适应等级制度的东西，对人的情欲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儒教成了与日本人共同体主义生活原理相一致的东西了。
当然，由于神道不像佛教、儒教和基督教那样拥有完备的世界观体系，所以其在面对外来强势文化时，往往会像石田一良所说的那样，就像“换穿衣裳的偶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装扮，但其基本原理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在外来文化势力强大时，就改变自己的打扮，披上新的外衣，但一旦风头过后，又会以新的形式恢复自己的势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神道大体经过早期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与独立神社并存等几个发展阶段，也出现过广为人知的神佛融合、神儒融合的历史现象，这体现了神道的灵活性和强韧性。
但是，在长期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神道也会发生某种分化和变形，并与日本化了的外来文化重新整合，按照日本人的现实生活需求实行功能分担，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秩序。
例如，佛教最初是镇护国家的意识形态，但随时代的变化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不断变小，特别是到江户时代完全被排除出了公的领域。但是与此同时，神道与佛教两者却形成了新的分工，共同构成了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世界。神道主要与人生及生活的仪礼有关，如出生、七五三节、成人仪式、结婚仪式，以及祈年祭、秋祭等。而佛教主要与往生仪礼有关，如丧葬仪式、盂兰盆节等。许多家庭既有神龛，又设佛坛；既参加神道祭祀活动，也参加佛教祭奠仪式。但是，无论神道还是佛教都是现世主义的，都是关注现实的宗教信仰，这一点根源于神道的现实主义。
另外，儒教也是如此。在江户时代，日本虽然移植了具有很强思辨性的朱子学，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将其加以改变。经过日本人的改造，抛弃了朱子学的形而上学内容，儒家道德也与日本的社会结构及日本人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独自道德体系。即这种来自儒家的道德与“士农工商”的四民等级相结合，形成了武士道、町人道、农民道等阶级道德，由此向社会各个阶层普及，承担起了阶级道德教化的作用。
还有，与缺乏严密的世界观体系的事实相对应，日本文化中虽然没有类似于中国思想中超越性存在的“道”，却形成了与现实生活需要相结合的、特殊主义的“道”，由之构成了日本的“道文化”。如所周知，在日本传统社会，拥有将某种思想观念与具体技艺相结合的各种各样的“道”，如茶道、花道、书道、画道、香道，以及剑道、弓道、空手道、相扑道等。这便是所谓的“文武两道”，对日本人的成长和人生修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道”在基本精神方面与神道是相通的，如其具体性、封闭性，寓复杂于简单之中，既现实又超现实等等。也就是说，只要某种活动、行为达到了一定高度，具有了某种内容、仪式和精神内涵，都可以上升为“道”。实际上，每个领域都可以有自己的“道”，但这些“道”都是特殊主义的，并不志向于一般性和超越性，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这种将精神性、规范性融于具体事物之中，重视仪式性和感受性的“道文化”，在根底上与神道有着相通之处，正是神道为日本的“道文化”准备了一般性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历史的阶段性体现了日本文化的时代性，内在的统一性则保证了日本文化的体系性。两者的辩证统一使日本文化既具有丰富性，又具有一贯性，而这便是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化）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日本文化的历史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第二讲 中日僧侣往来与茶文化东传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 江静
第三讲 日本端午习俗中菖蒲文化与插花漫谈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 郑青
第四讲 走近日本香道艺术
北京大学教授 滕军
第五讲 和食中体现的日本人的审美意识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徐静波
计划每周四发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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