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 电影在“潜”，人生向“厚”

陆川在微博给自己的简介定位为“青年电影人”。他平时老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奔跑，但在别人眼中似乎变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总之他突然发现，所有人都已经把自己看作是“老同志”或者一定要在前面冠上“资深”字样。

夹在自我标签与他者凝视之间，能够达成一致的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许是因为一直两耳不闻窗外事地在做电影，让他有种仿佛只是在一次低首抬头之间，就突然沧海桑田的错觉，二十年过去了。

印象里，陆川曾有两次被电影击中的瞬间。

1988年，刚刚上高中的陆川在楼下的影院看完了电影《红高粱》，散了场，他忽然觉得，“坐到椅子上站不起来了，像是荧幕里有一个只巨大的手把你按在座位上。”

受父亲的影响，他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作家，诗人也行。但在这一刻，他意识到，有比诗歌和小说更强大的艺术形式，电影的表达由声音、光线、画面、音乐综合而成的力量感，文字在影像面前显得十分软弱，电影可以彻底地粉碎一个人。从那个礼堂一样的单厅电影院的黑暗中走出来之后，他有点恍惚，却又突然明晰了目标——要做电影，当导演。

电影学院毕业之后，他曾有一段低迷的失业期，想拍电影而不得。他看了电影《德尔苏乌扎拉》，由于片子过于漫长而沉闷，分了三天才看完，没有专门抽出一大段空闲时间，只是每天忙完其他事之后随便打开看看。前两天都没什么感觉，但第三天看完的那一刻，电影所有的力量、对他内心的触动，都洪水猛兽一般涌来，他无法言说，也无法抵挡这种感动。

当导演的时候，陆川很较真。他拍的戏不多，但贵在“慢工出细活”，业内得名“陆慢慢（路漫漫）”，工作时间超长。

演员需要使用自己的身体、控制自己的肌肉、管理自己的情绪、在准确的节点上给出准确的表演结果——他理解演员表演的现场状态的脆弱性，所以从不在片场对演员发火制造紧张。

无论是主演还是群众演员，他都尽可能让他们在保持一个松弛的、舒适的状态的同时给到他“最想要的戏”，对演员的高要求没什么商量余地——如果演员的表演没到位，他可以一遍一遍地陪他们磨。有时候，一条片拍了四十二遍才过；有时候，粗剪之后发现效果不好也会从头再来。

每做一个戏，就感觉像是一次深潜。“一下子扎进去，然后就在海底游，可能会经历各种海底乱流、海沟，等最终把这个旅程走（游）完再潜到海面上来，一晃可能就三年、五年都过去了。”从处女作《寻枪》至今，已有二十年，其实陆川只上映了六部电影。

好在，陆川觉得自己还是像当初刚入行的心态一样，一直做个实验派，在电影的荆棘丛中开荒辟路。他始终和行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所以无论行业如何浮沉，他都没有受到巨大的冲击。他没有给自己设限拘于某一种风格，广告片导演、担任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等等，每一次都全情投入，压力不来源于荣誉的得失，而在于创意——他更在意自己是否能交出一份独特的、不一样的作品。

他的电影，一直在“诗意、抗争、追寻、社会性”这几条并行线索中交替穿梭。从前，他像斯皮尔伯格、科波拉这些前辈一样，向着伟大的题材发起猛攻。随着年岁渐长，他的傲气和锋芒也逐渐收敛。他的镜头元素曾有雄性、血腥，现在也多了温暖、人性，甚至在暴力的片段中寻找温情，流动着滚烫的生命力。亚运会开幕式导演的新身份，让他的触角探索到了两河流域的文化，把视野放在了中国精神，智能科技。

2021年5月20日，陆川发了一条微博，“每一部电影都是自己的亲儿子，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沦陷在黑夜里。”评论区纷纷留言期待《749局》。

于陆川而言，《749局》这个“孩子”的诞生的确长路漫漫，像是怀了个哪吒。

从2018年开机、2019年7月杀青至今已是第四年，电影遭遇各种状况。资方资金链断裂导致很多后期工作开始拖期。

影视寒冬四个字，完全无法概括过去两年里整个影视行业经历的惨状，“可以说是哀鸿遍野”，陆川说。当资金断裂已成定局，陆川在沉默中消化这件事，他选择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电影往前走——自己的公司不断垫资，一直垫到弹尽粮绝。

陆川一向不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导演，公司没多少积蓄。情急之下，脑子一热就把公司账上的钱往里扔，但相比于大制作《749局》的窟窿，公司账面上的存款只是杯水车薪。他开始慢慢转型“商业化”，接广告、拍剧，不挑活儿，什么都干，一切的工作都为了《749局》项目的生存而服务，赚到钱了就继续注入《749局》。

从2019年7月开始，陆川靠着积蓄和新赚来的钱让《749局》项目组的运转持续到了2020年7月，捉襟见肘，后期制作组彻底停摆。

然后是一段灰暗的煎熬的日子。直到今年4月，陆川拍的广告让团队的商业价值被看见，有投资找了过来。但在此前，陆川一直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然后他发现，“对抗焦虑最好的办法是持续焦虑，养成焦虑的习惯就妥了。”

五月起，《749局》重新复工，开始全速冲刺。上述的微博寓意也不言自明。

即便是最难的日子里，陆川的决心也从未动摇过，“不管做什么都要把它（《749局》）做完。”

当《749局》被搁置后，陆川再次回到这里时，他的内心更安静，也更享受，他跳出了自己的执迷、对自家孩子的盲目偏爱，得以更清醒、更客观地、像审视一个陌生人一样审视它。“我可能比普通观众更挑剔，对它又恶狠狠地动了一次剪刀，完全不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苛刻地去修正了它一下。”

四年磨一剑，历练和厚积之后，《749局》后续的潜力逐渐显现。陆川觉得不仅电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他自己的认知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完美的叙事、漂亮的故事、视觉奇观的特效、动人的情感，都不是陆川拍电影的初心追求。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是有表达的，也能经得起市场考验和时间的沉淀。

拍其他的作品也经历过困难，但围绕《749局》发生的一切无疑奠定了它在陆川过往人生中征服的困难排行榜中的高位。而今它还在生长，没有被时代和市场淘汰掉，便是源于它其中的价值和表达——这是它内在的厚重意义。

50岁，导演正当年的岁数，陆川选择了缓慢的节奏。

疫情期间，他和家人得到了久违的团聚，陪爸妈一起吃饭的时间甚至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当导演的日子太久了，他已缺失了整块的可以用来写作、输出内容的时间。而在这些日子里，他充分享受与自己在一起的时间，重新开始“压榨”自己，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正在被从零开始编织。

外部环境氛围萧瑟、肃杀、紧绷，而陆川待在房里，找到与世界平和相处的方式。他获得了大段的思考时间。反思、冥想，甚至是胡思乱想之后，他开始读懂自己。

时间给了很多事情一个答案。在以拍戏为底层逻辑的电影领域，陆川已经专注并积累了二十年。剪辑室就是他的避风港，在那里，电影是纯粹的，拍摄是纯粹的，这是陆川舒服的状态，是一种奢侈的幸福。

在做电影这件事上，陆川是个刻苦的人。他从前以为，电影让他丰富。借着电影，他走南闯北，在很多地方旅游，体验不同的人生。

而今回想起来，过去的二十年里，看似去了很多地方，懂的东西不少，但当所有事情的逻辑都被归为做电影——他开始疑惑，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很单一？为了了解故事背景，他看遍了相关的史书。但旅行不是为了观光，而是为了给拍摄看景，去爬山、探险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而是为了体验生活、搜集素材。

好像从来没有很纯粹地去做个体验派，或者是，为了自己而活。当一次支教老师，做两年救援队员，都很好。他开始反思，并坦言，自己还不是一个活得特别明白、特别厚实的人。而至于什么样才是理想的厚的状态？

他建立起了与以往不同的理解，“你应该在不同的道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走过，我觉得那可能才是一个丰富的人生。”

但仍不可否认的是，精心打磨的作品是他在艺术探索和书写现实上双重沉淀后的注脚，而他的电影人生早已被数年如一日的勤勉赋予了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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