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生，张五常

“狂生”之于张五常，是公认的名号。

年少在中国南部流亡，张五常自小混迹于市井，喜欢观察人间多于作学堂课文。青年时代出国，张五常与美国经济学家大师“切磋”，思想天马行空、不受约束让他收获脱俗见解。的确，张五常就像一个“活化石”，让我们能近距离看到芝加哥时代的“百花争艳”，感受大师之风和自由之风。

与大师并行，张五常各种“天才”事迹不绝于耳：

有人曾问斯蒂格勒：数学对经济学真有那么重要吗？斯蒂格勒回答：这是个愚蠢的问题！世界上不用数学还能站得住脚的经济学家只有三个：科斯、阿尔钦还有张五常。

然而，1980年归国后，张五常的光环却渐渐被世人摘下。

与传统的大家不同，他从不掩饰自己的骄傲和得意，也从不怕说出异类言论。有人认为张五常回国意在功利，有些“自毁招牌”。然而，张五常是过瘾的。1986年，在经济学家杨小凯对张五常的访问中，张五常这样概括：“七年来，我从产权及交易费用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精彩之极，但可借这一个「节目」的观众，似乎就只有我一个人。”

张五常自己介绍，除了学生和教授生涯之外，逃过荒，做过生意，卖过古董，搞过艺术展，打过官司，当过分析员。在众多的经济学家中，张五常是奇人。他的狂妄与真性情混为一体，至今仍然是经济学海滩里的一顽童，一狂生。

1935年，张五常在香港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出生。除去他随母逃难桂林、在佛山念书的阶段，他在香港的时光大多在西湾河一带度过。

出生时，张五常的家境不错，父亲开的电镀店铺正兴旺。张五常父亲名张文来，年少从广东惠州来港，当过役童、挑过石头。做电镀学徒时，自学英文，翻译了一本电镀手册，被同行们奉为“祖师爷”。后来，张文来自立门户“文来行”，卖电镀原料。现如今，文来行已成为百年招牌。

张五常兄弟姐妹众多，家宅位于西湾河对面的澳背龙村。张五常父母在澳背龙村的一个山头上选好土地，建造新房。张五常回忆童年，年仅三岁的他被母亲命令在院子里监工，“三铲沙要用一铲水泥”。

六岁时，澳背龙村的温馨童年戛然而止。1941年，日军轰炸了香港的启德机场，战火烧到了香港。张五常一大家子商量好，兵分两路。母亲带着七个孩子一起逃至桂林，父亲与剩余的孩子留在香港照看生意、店铺。逃难三年，小张见识人间疾苦。

逃难虽苦，但学还是有得上。张五常的三个姐姐念了桂林医学院，张五常与他哥哥进入附小读书。学堂中，虽有读书的安稳，但是因饥病而潦倒的小同学也不鲜。彼时同龄小孩子的境况，张五常年久难忘。

1944年，日军将要攻至桂林，桂林城防守司令相继发出一号、二号疏散令。到9月，发布三号强迫疏散令，要桂林所有居民三天内离开城市。学校里人渐渐空去，年仅八岁的张五常也混迹在兵荒马乱的流亡队伍里。他孤身一人，跟着火车逃回柳州。大乱之下，母子一行人历经辗转，最终在桂平会合，继续找地方避难。

母亲带着七个孩子，一路行至那沙。张五常兄弟姊妹病着的休养，年长的姐姐们通过为村民修补衣服来换取食物。张五常背着年幼的妹妹，在草丛田埂溪流之间尽可能寻找些吃的。在那沙这个远离人烟的小村落里，张五常每日在农田看农夫耕种，在旷野间奔走。日后他写道，“二十二年后，在那沙所见的给我一项很大的回报。我在《佃农理论》中能清晰地解通中国农业运作的密码，是因为对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资料数据时，在我的脑海中，年幼时在那沙见到的农作景象一幅一幅地浮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多年以来，我不认同经济学者频频用回归统计来分析数据，因为我认为他们基本上不知道有关的行业或市场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另一方面，如果从事研究的人清楚地知道一个行业的真实运作情况，要解释或推断，回归统计这个法门的作用不大。”【1】

1945年，战乱结束，张母终于带着六个孩子安然无恙抵达香港。

或许是天然个性，又或许是逃难这三年的经历让张五常习惯天马行空、不拘约束。回归正常的校园生活后，他却常吃学校规训教育的苦头。“我喜欢来去自如，独自思考，老师说的我不喜欢听就魂游四方。同学上课，我自己会跑到佛山的田园呆坐到夕阳西下。（佛山）华英的日子吃不饱，衣服残破，无钱理发，提到张五常，老师与同学无不摇头叹息。” 

17岁，张五常升至香港皇仁书院继续念书，顽性不改。留级一年后再考试，主要科目作文科差一分不及格，最终被驱逐离校。离校后，张五常便在父亲的店铺打工。闲时，他混迹于太宁街，结识了一群奇人异士，与他们谈天说地。这群人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思维活跃，各有禀赋，其中有后来拿下乒乓球世界冠军的荣国团，踢足球的黄文华，名诗人舒巷城等等。张五常自己也多才多艺，书法、摄影后来都取得了一些小成就。

童年，逃难，旷野生存，后又玩耍于市井之间，这一切让张五常极为入世通达，以至于后来做经济学学问时，他不满足于仅仅在理论楼阁中寻找，而是总想要亲自去实地，去找找看看。

长年来，张文来常年在外做生意，对张五常的照拂关心都很少。张五常离校的这一年，父子二人对谈变多。然而，同年张五常父亲便因病去世。父亲去世，教导他，“我认为你是可造之材。你不喜欢读书，做生意也罢。但别忘了，我对有学问的人五体投地。”

1957年，已经二十二岁的张五常离开香港，前往加拿大多伦多。这一趟出行是为着生意，但他也想“试试运气”。到了多伦多只几天，张五常就决定留在这里读书。他花了两年时间自修英语，二十四岁这一年考取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此，又开启了一段常人难遇的求学经历。

张五常正好赶上了经济学界百花齐放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从本科到博士后，张五常遇见了近十位二十世纪的大师，而他那突破常规、汪洋肆意的思维方式在自由学术上别开生面，也讨得了众多大师的欢喜。

下定念头要读书后，张五常在学术上一路向前。1959年拿到了学士学位，62年拿到硕士学位，63年拿到博士学位。张五常后来也感叹，像他这种“顽劣”之人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反而如鱼得水，其儿子侄子亦如此。

本科阶段，张五常选修科目多且杂，对历史极感兴趣。必修课程完成，他在旁听课上花费心思，专挑功力精湛的教授去旁听求教。

1962年，张五常已经拿到了硕士的学位，他慕名而去，去旁听了教授杰克·赫舒拉发的价格理论课程。赫舒拉发此前曾在哈佛、芝加哥大学教经济学。在张五常的印象中，赫舒拉发是一个极为谦逊的老师。张五常思维活跃，在赫师的课堂上不停提问，有时课堂甚至演变成两人的问答。两年后，赫师发现张五常仍然在旁听自己的课程，感觉奇怪，而张五常答：你的理论我早就通过你的著作学会了，我旁听只是为了学你的思考方式。

研究生完毕，张五常在院里已经出名，以能答疑难题、大胆活跃著称。这时，教授阿曼·阿尔钦来到了本校。阿尔钦在1950年发表了《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享誉学界，也是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张五常曾为阿尔钦感到可惜，阿尔钦有关产权的大多数理论都是课堂口述，而无成书立著。

早前，阿尔钦以授课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就在同学中小有名气，十分吸引张五常。况且，阿尔钦在价格理论上的功力也被多位老师肯定。张五常一直认为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想要通透掌握，也极为深难。因此，“凡有高手讲价格理论，定不会放过。”

不过，阿尔钦在课堂上并不讨论难题，反而常常抛出一些最浅显和简单的问题。 第一节课上，阿尔钦抛下一个问题：“假设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但是没有量度工具的海滩上，你怎样才能知道某一块石头的重量” 。同学们一个个说出回答，阿尔钦不作一声。接连几堂课，阿尔钦一直没给出回答，任凭学生自说自话。直到第五个星期，阿尔钦进教室后，便问道：你们明白了吗？学生问：明白什么？阿尔钦说：量度石头重量的困难。随后阿尔钦滔滔不绝阐述了量度与推断的关系、客观与价值观的区别，令张五常印象深刻。第二个学期，阿尔钦又以一个问题“什么是货币”开题，让同学们尽情讨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张五常旁听了阿尔钦教授的六个学期的课程。到了第三个学期，才慢慢领悟。此后，能听尽听。

受阿尔钦的影响，张五常反复思考最浅显的答案和现象。而每向老师提问前，张五常通宵达旦在图书馆翻阅数据，才能与阿尔钦交锋几次。时间久了，阿尔钦才允许张五常去他的办公室问问题，学生中有如此待遇的也仅有张五常一人。

1964年，张五常开始为博士论文做准备。好几个选题都无法成型，他索性抛开论文去搞摄影六个月。1966年初，张五常正在长滩大学任教，他偶然在图书馆里发现了全套的《台湾农业年鉴》。土改后，政府对地主分成做上限约束，而在这种管制下，农业的产量竟然大幅上升。这引起了张五常的好奇。他发现这本图鉴数据翔实，并无异常。后一鼓作气，花了几天时间做了理论上的推演，理论模型成功。如张五常所说，“理论这回事，要不是想不出来，就是灵机一触，三几天就可鸣金收兵。”随后他又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用数据计算的方式多重验证自己的结论，发现一一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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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张五常将11页论文初稿寄给了加州大学的教授们过审。论文初稿研讨会那天，张五常驱车前往，十多位教授参加了讨论会，赫舒拉发、阿尔钦均在列。然而，张五常的论文结论引发了现场多位教授的争议。读到第一页，许多教授就认为张五常的结论大错特错，开始争论。第二页的阐释又花了三个小时，张五常每一句阐释都遭到导师们的轮番提问。如此，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一点，争论不休，没有结果。

回程路上，张五常心灰意冷，打电话询问赫舒拉发是否需要放弃题目，但却得到赫舒拉发的高度赞扬。一个月后，阿尔钦打来电话，告诉张五常可以开题。

张五常用了8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论文，两位导师也先后给张五常的初稿进行校正，阿尔钦的修改更是逐字逐句，首版批改得面目全非。张五常最初拿到手时都快哭了，回家后对着修改一处一处消化，“越看越心惊，越看越佩服”，不知不觉一夜过去。在大师指导下写论文，让张五常受益无穷。他说，从此他懂得了如何写“明朗的文章”。学术作文切忌舞文弄墨、摸棱两可，概念要清晰，思维要连贯。这样的信条张五常谨记一生。

张五常的这篇毕业论文《佃农理论——引证于台湾的土地改革》，后来成为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佃农理论有几个前提：第一，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因而存在一个市场薪酬，所有的农户和地主可以相互选择；第二，农户可以与地主协商分成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张五常用台湾的农业年鉴数据论证出，无论采取定额还是按比例分成的合约模式，最终土地的效率不受影响，地主和农户的收入也都不受影响。

其实，《佃农理论》是通过对不同的合约收入进行理论推演和数据论证，从而再次验证了科斯曾在60年发表的《社会的成本问题》中提出的理论。这篇论文源于科斯当时所在的芝加哥大学流派与古典经济学派发生的一场大辩论，原本是为了阐述外部性问题，但现在成为了现代产权理论的代表作。这一理论被命名为“科斯定理”，它解释为：在产权明确且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无论产权归谁所有，都不影响最终的效率分成。除此之外，佃农理论的研究还引出了几个重要的命题研究，后来张五常就外部性、私产分别著作。

《佃农理论》在当时便得到了诸多经济学大师的首肯，芝加哥大学只看到了第一章便决定给张五常发放博士后的奖学金，并给他为期一年的研究员职位邀请函。论文的理论部分《私产与佃农分成》也被发表在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报》上。其实，弗里德曼早先就在一次研讨会上注意到了张五常，也曾向经济学系推荐过张五常。就这样，1967年，张五常来到了芝加哥大学。

可以说，这是芝大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张五常遇到的同僚里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就有六个。而且，芝大的学风活跃，讨论会和宴席日日不停，张五常可与这些经济学大师们比肩畅聊。张五常的办公室就被安排在弗里德曼办公室隔壁，两人均是思维敏捷之人，上下班路上畅聊经济学问题，结下了深厚友谊。日后，张五常的婚礼交给了弗里德曼主持，弗里德曼来华，也是张五常一路安排。

聊张五常的芝大时代，不能落下科斯。这两人一见如故。张五常这样描述两人的相识场景：

我对科斯自我介绍说：我花了三年功夫读你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问：你认为我那文章是说什么的呢？我回答：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他站起来，说：到底有人明白我了！【1】渐渐，张五常发觉，科斯的思维与自己最像，不用数学，不谈逻辑，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上两人秉持相同的态度。与科斯一起，张五常在合约、产权及交易费用上的研究日益精进。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本质》一文，当中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一概念。如果按照结论，既然几种合约有相同的效果，那么市场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合约？张五常经由佃农理论衍生出来的疑惑，正是科斯的“交易费用”给了灵感。“我恍然大悟，突然意识到科斯的公司文章也是在讲合约的问题”。合约，是约束竞争的制度。而在现实世界中，约束竞争也有费用，也就是制度费用。

在芝加哥大学不足两年，张五常接到了华盛顿大学的聘请，这是一份终身雇佣邀约，而且给的薪资更高。张五常本就觉得芝加哥大学太过热闹，更愿意寻一个清净的地方在思想世界里独处。1969年，张五常前往西雅图任职。这里也有他在香港爱看的海景。

1979年，撒切尔夫人办公室向张五常发来约稿，询问他：中国会走什么道路？

张五常同年刚好访问广州，结合在中国的见闻，做好理论构建，最终完成一篇文章。张五常当时的结论是：“中国将来所采用的产权结构必然与私有产权结构极其相似。”

这种转变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根据见闻预料，仍然基于理论上的推演：制度是界定产权结构的法律和规条，人们根据制度来竞争交往，制度约定了人与人竞争交往的局限条件和规则；而私有产权与公共产权就是两种不同的制度。现实中，制度的运行和选择都是有交易费用的。遵循局限下取利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社会会选择一个交易费用低的制度。要解释制度选择，就需要证明在有限条件下，这种制度的交易费用是最少的。“同样，倘若知道局限条件发生了改变，我们就可推测制度的转变。”

1980年，美国经济学会上，科斯约见张五常。他简要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的大。”

科斯的嘱咐张五常没有回应，但是却记在心上。几个月后，张五常被告知港大经济学讲座教授有空位，科斯也催促他邀请。就这样，张五常在这个激荡的十字路口回到了中国。从此，他开始跟进中国改革。

回国后，张五常要开启中文写作的习惯。第一篇中文文章《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张五常口述，朋友执笔完成。他在文章中指出，只有价格机制才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价格体制只有在私有产权下才有实现的可能。这一篇文章，就正迎上了经济改革的命门，唱响时代的回音。随后，张五常频繁发文。1984年，他写下《卖桔者言》，1985年写下《中国的前途》，1987年写下《再论中国》。这些文章语言直接，风格犀利，有些时时跟进时事，引发了许多关注和争议。

其实，回国前后，张五常花了一番心思，如何才能让中国决策层接受他带回来的市场理论？

“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2】”

最终，张五常选择了科斯这张牌。况且，他认为中国要做经济制度的改革，产权和交易费用是最佳视角。对于这个他与科斯钻研多年的领域来说，也正逢其时。

张五常知道，“私字当头，北京大忌”。他选科斯的理论，不强调私有产权的优越或重要，而是从权利界定的角度看私产。1970年，张五常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私产的界定在于使用权、自由转让权、收入享受权，而无关乎所有权。80年代前后，在求贤若渴、给予改革的路口，张五常多次被地方官员请来讨教答疑。他同样将这一理论解释给重要人物们。

1985年，张五常写道：中国大陆的体制改革到了比较困难的境地，若要继续改进，震撼性的决策措施是需要的。有关解除外汇管制、解散国家职工、国营企业改民有、土地出售等待革政策，他大胆谏言。

就土地改革这一项，1985年，张五常被邀请至北京做调研。张五常大胆提出，所有权并不重要，建议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所有权归国有或公有，而使用权可转让给私人，在市场上流通。作为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深圳政府的步伐更为大胆。1986年春天，深圳政府邀请张五研讨出让土地的可能性，张五常提出：土地的共有权不变，而使用权、收入权及转让权可界定为私有，同时要明确使用权的范围界定。1986年6月，张五常发表文章《出售土地一举三得》。

而张五常也没料到，次年冬天，深圳开启了全国第一块土地举行“公开竞投”的尝试。当时，甚至有人去香港大学找到张五常，问他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最终，深房集团以525万的天价拿下了中国首次公开拍卖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深房集团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深圳东晓花园。新房发售后，不到一小时就卖完了，深房公司净挣近400万元。后来，这块记录时代的木槌也被收藏于深圳博物馆中。

回国后的角色转变，于张五常而言，似乎没那么重要。他于自己的定位从来都没变：“可以这样说：当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时，关于制度运作的知识，如果北京的朋友需要，我是个可以替他们打通经脉的人。但我不是个改革者，不认为自己可以改进世界。另一方面，觉得有责任为中国的青年做些什么。

后来以浅白的语言解释制度运作，我的立场是既不领功，也不勉强。只希望很多很多的文字解释放了出去，北京的朋友会考虑，会选择。”【1】

2000年初，有关张五常的批评和争议达到了高峰。

跟踪现实、敢于说话为张五常带来了许多曝光度，媒体一度将他奉为“华人经济学家之首”，但也遭到国内学者批判。经济学理论掌握通透后，张五常喜欢用最简单、最本质的话解释清楚。他写作了一系列畅销散文，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张五常那一头飞舞的白色卷发、古铜色皮肤标识性长相常见于各门户网站首页。面对高深莫测的经济学，张五常是一批青年的领路人，因其通透、明了而受欢迎。然而，这些成果往往会被主流经济学界看轻。

其次，张五常之个性，不好掩饰，与自省内敛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形象完全不同。在一连串的短文中，张五常畅意所言，不惧一些观点令人惊掉下巴。他曾说，“贪污是与道德无关的……从走后门转向贪污是一个好现象，因为这反映了权利的界定是逐渐从干部阶级特权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方面”。再譬如他提出中国不需要最低工资保障的言论、反对新劳动法的言论，都惹来许多批评。

常在公共话语中出现的人物，真性情招惹争议实属正常。然而在时代潮流略微尖锐时，出格的观点便成了靶子。

2004年，十一位国内大学教授联名批判张五常，矛头指向张五常提出的“私有产权”、“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革。

当张五常决意回国跟进中国改革后，这几乎无可避免。况且，狂生之所以是狂生，是因为他本身就不看重这些口水仗，“我的文章写出来就是任你评的，对我人身攻击没有意思。你说我不行，我不行也无所谓。你厉害过我很容易，你拿篇文章给我看看。”

在张五常的内心，经济学成就的评估不能更原始：“做学问这个行业，论成败，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篇重要文章。”文章是理论成果的精华，也是可经受实践、时间考验的呈现。

张五常长期坚持的一个信条是：能够用切实可行的、最简单和本质的原理能够解释现实解释现象是重要的。这一点，也贯彻于他的经济学研究之中。张五常在学术研究上大力推崇和践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科斯曾对他的助手说，经济学里做实证研究的，没有人能超越张五常。张五常自我评价：“作为一个研究价格理论的人，对实证工作好之成癖。” 

的确，张五常的学术文章中频繁见到各样的实证样本，他写《蜜蜂的神话》，三番五次前往农场，自己快成了养蜂专家。研究价格分歧，他带学生在除夕夜街头卖桔子，最终发表为《卖桔者言》，流传甚广。写论文，张五常亦不喜用数学，或者统计数据，“喜欢在街头巷尾跑，对古灵精怪的小现象笔下留神”。

张五常也坚信，经济学解释世界的正确性不亚于自然科学。“只可惜经济学没有人造的实验室，局限的存在及转变只能由经济学者到真实世界考查，不能在实验室内把仪器随意调校。”

而局限条件的寻找，包括如何将理论中的局限条件转换为现实可观察的变量指标，正是考验当今经济学家功力的地方。张五常感叹如今的经济学研究走下坡路：当今经济学者因为局限上不下功夫，经济学在现实世界的研究难以为继，只能转而编织新的概念。

无论是抱着同胞相眷还是走近时代剧变的心态，张五常在跟进中国改革这条线上做了许多事，中国恰似新制度经济学的试验场，张五常过足瘾的同时也不负当时的老师、挚友科斯的期待。

2008年，为答谢科斯组织的中国改革问题研讨会，张五常撰写《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给出了“中国模式”高增长的原因：县域竞争。张五常的县域竞争理论认为，县与县之间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是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这一观点也是基于合约理论的演化，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达成的分成是一种合约，明确产权后，地方政府之间会自发竞争。这一观点影响力很大，后来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回应。

除此之外，科斯与张五常共同期待的就是能够在新制度经济学上再度发力，革新经济学的模样。晚年，张五常出版了《经济解释》一书，将通透的解释与精湛的功力相结合。至今，张五常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新冠疫情发生后，遥居一岛的这位老人仍然时时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他写下对中国经济的七点建议。2021年六七月，还就中国的高校体制发文，笔锋明了、通透，保持着一贯风格。上一周，他仍然更新了自己的博客，与“同学们”见面。

如果要探寻张五常对今天中国的意义，可能还得回到产权与合约思想中。他的《卖桔者言》中有这么一段话：“中国在鱼塘养鱼的悠久历史，证明了中国在地产上私产制度的施行，要比欧美早得多——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可不是侥倖的。以天然环境而论，鱼塘养鱼的条件怎可能及得上大湖？私产保障的需要很显然将鱼从湖里带到塘中。【3】”

狂生五常，一个有趣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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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五常学经济，张五常，中信出版社；

【2】经济解释，张五常，中信出版社；

【3】卖桔者言，张五常，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