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成都小酒馆迎来了自己25岁的生日。
老狼说:90年代自己来成都演出,一个成都女孩开着大切诺基去双流机场接他,那个女孩就是唐蕾。后来,他每次来成都演出,都会到小酒馆喝一杯,坐一下。
来自南京的歌手说:小酒馆就是成都,成都就是小酒馆。这话看上去像是一个修辞,对很多歌手和音乐人来说,却是写实。海龟先生、海朋森、阿修罗、马赛克乐队上台,都会提到在小酒馆度过的艰难岁月。
唐蕾和以前看上去完全不同了。那个开大切诺基去接老狼的,或者在崔健演唱会上冲下台去,冲开保安,冲到台上拥抱崔健的唐蕾,给人一种泼辣的成都女孩的形象,现在的唐蕾,慈眉善目,无论谈起多么艰难的事,都是笑呵呵的。
但是,唐蕾还是那个唐蕾。
1998年,小酒馆已经开业一年,成为张晓刚、何多苓、周春芽这些画家每天喝酒的地方。有一天店里来了几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唐蕾知道他们是搞音乐的。
当时成都已经有不少酒吧,也有“驻唱歌手”。但是,酒吧为了讨好顾客,只演唱比较流行的歌曲,而那些年轻人是“自己搞音乐的”,也想搞自己的音乐,他们场地演出,于是,唐蕾当即作出决定,让他们到店里来唱。
之前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唐蕾就到酒吧打过工,她也知道Live house这种东西,但是真正让她作出决定的,不是“这可以赚钱”,而是一种要帮助别人的冲动,用最俗的话说,就是“善良。”
乐队来了,那些喝酒的画家反而觉得吵,就到隔壁白夜去聊天了,但是,这个“不聪明”的做法,却是小酒馆的真正开端,此后,它就和中国的“城市地下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中国的摇滚乐队,都在这里演出过。
2007年一个叫赵雷的歌手,在小酒馆里逗留。要离开成都了,他很想在小酒馆唱一次,但是那段时间演出排满,他一直没有机会。他找到唐蕾说自己想在小酒馆唱几首,唐蕾随后就答应了。
答应赵雷和最初让那些“搞音乐的年轻人”到店里唱歌,完全是一回事。唐蕾不是一个做事很有规划的人,这样的决定,都是“随心”做出,没有经过思考,它来自一个人内心最根本的东西——帮别人一把。
差不多又过了10年,赵雷一首《成都》火了,也救火了玉林。在这首歌走红之前,玉林已经非常破败,白夜搬往宽窄巷子,老酒吧改成了茶馆,街边的服装店因为电商冲击大面积倒闭。
这首歌带来了大量来打卡的外地人,改写了玉林的故事。曾任成都市委书记的唐良智在告别成都的干部大会上,引用了这首歌的歌词,再造玉林开始上升为“政府工程”。
在中国都市史上,这完全是一个“意外”。就地理意义上讲,玉林当然大于小酒馆和白夜,但是没有小酒馆和白夜,现在的玉林作为90年代建起的城市第一批商品房,也许就是等待拆迁的老破小区——是小酒馆和白夜,让这里成为真正的“都市”。
成都有大得多的酒吧,也有宏大得多的故事,但是小酒馆仍然是“最独特的一个”。它成为“文化地标”,不是因为空间或者建筑,而是因为时间和精神。在中国这个一切维新的国家,一个酒吧坚持25年,是相当了不起的事业。
对那些歌手或者乐队来讲,小酒馆不但提供一个舞台,也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乐队在小酒馆演出,不需要出钱,收入可以享受“七三”分成,乐队70%。这不是什么大生意,因为大部分演出,观众可能才几十个,门票也不过几十上百块,但是,这样的模式,能够让乐队“活着”,而且找到它的听众。
这是真正的“城市精神”:一切故事都发生在傍晚,陌生人和善意的交汇,对“少数”和创造力的尊重,尊重每一种音乐的可能性,给有梦想的人一个舞台,哪怕它是小的、短暂的。
它很成都,但是也来自“世界”。小酒馆和白夜,都是“90年代精神”的产物,它们来自“开放”。唐蕾和翟永明,把德国和纽约的“都市文艺生活”引入了成都,虽然一度困难,但是在这个城市还是坚韧地生存下来。
她们都不是做生意的高手,她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为城市创造一点公共生活,为那些孤独的“都市青年”提供一点帮助。在赵雷那首歌里,“小酒馆”就是“成都”,而在更深处,小酒馆则是城市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