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非非女诗人秘事

女书诗社是以“非非女诗人”小安和刘涛、杨萍、陈小蘩为核心的一个女性写作圈。在此周围聚集了一些更为年轻的女性诗人。“非非家属”（小安语）和“非非女诗人”，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写作圈，除小安和刘涛之外，还有杨黎的第一任女友李娟，吉木狼格的前妻杨萍；几乎集中了八十年代成都和西昌最活跃的女诗人。在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非非女诗人勃发了自己潜在的浪漫气质和被培养出来的奉献精神。她们“青春的柔美中，隐含着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坚毅气度”（注1）。正是这样一种“我把青春献给你”的世世代代的少女情结，使得小安、刘涛，还有别的那些永远隐身在她们著名男人背后的非非家属们，渡过了八十年代光荣、卓然、悲壮、孤绝、神圣的“非非”岁月。顺便说一句，这些大词是从刚刚看到的“后非非”诗人、策动者陈亚平描述“非非秘事”的一篇文章中，剽窃而来的；一如该文标题。特注明出处。

小安

我一直认为：小安是“非非”中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文本意义上），虽然她并不是非非最重要的成员。小安长期在精神病院工作，现实生活之累，被她用诗歌的美妙激情来平衡。而她的诗歌，也有助于她对现实生活孤独和枯燥的短暂逃逸。相比起用“非非理论”武装起来的非非男诗人，小安的诗仿佛天生就带有非非色彩。在处理最日常的生活常景中，她完成了非非理论所期望的最理想的状态：凸现富有语感的语言本身、用口语和削弱了意义的表达，来传达平淡的诗意。

刘涛也是“非非”的重要的诗人之一，但是，在我看来，她进入非非之后的诗歌，并不太非非。相反的是，在离开诗坛日久，重新开始写作之后，她的诗才非非起来。刘涛新写的诗，好象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而且，也更接近了非非理论所倡导的那种“从语言开始”进行写作。我以为，正是脱离了非非理论指导下的写作，以及正视自已的语言和来自女性感悟的写作，使得她的诗，实际上补充了非非理论所缺失的文本。与小安一样，她们二人的诗，不亚于非非行列中的男性诗人。

陈小蘩的诗，与其说是非非，还不如说是非非非；或者说后非非。非非理论并没有在文本上，给她太多的影响，她的诗一直都带有她个人非常明显的独特色彩，有些风格甚至与非非的理论指导相去甚远。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我多年来对她作品的了解，但是，这并不影响她一直是非非的坚定成员之一。

何小竹曾在《我与非非》的文章中，有过一段关于小安被诗坛忽视的剖析。他说：“小安作为杨黎的妻子，事实上，使作为诗人的小安也长期生活在杨黎的‘阴影’之中，从而遭受了 ‘非非’内部和外部有意无意的忽略和回避。这算不算误会中的误会的误会呢？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主要的还是在于批评界的愚蠢和无知。在八十年代，一个 ‘先锋’阵营中的女性诗人，如果她的诗中没有能够用弗络伊德学说进行解说的‘潜意识’流露，没有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的那种死亡意识和自恋、恋父情结，是不会被重视的。一个超越了性别存在而‘从语言开始’进行写作的诗人，小安的诗歌没有受到应有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在这段话中，我同意他的一部分，对另一部份却不敢苟同，这里所说的“批评界的无知与愚蠢”，不知包不包括“非非”内部的批评家？因为“非非”是八十年代众多诗歌流派中，最具理论架构和组织操作规范的一个集体。用何小竹的话说就是“集体整合” ：“如果说非非是一个成功的‘品牌’，这个品牌能够被广泛而有效的传播，非非的理论主张和包括名称、刊物设计、‘编后五人谈’等包装手段构成了其中的先决条件，这就象“ＣＩ战略”，“非非”的‘品牌理念’和‘视觉识别’系统无疑都是一流的‘创意’。（注2）我们可以从《非非》刊物中大量的批评话语中，读到一众非非男诗人的批评话语。但是，对于他们之中的优秀女诗人的评说和整合，又在哪里？

刘涛

其二，一些男性批评家将小安被八十年代诗坛忽视的原因，归结为因为小安的诗歌不在“女性诗歌”的写作行列中，没有象“普拉斯”那样写作。“作为‘非非’诗歌流派里唯一有成就的女诗人，其诗歌恰恰归避了这些关于女性性别意识的概念”，（注2）我更不能同意。我一直在想，将“普拉斯的诗歌”“自白派”，等同于“女性诗歌”，将“女性诗歌”等同于一个流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当代诗歌批评中最大的误读。普拉斯—自白派—女性诗歌—性反抗，这个流行了二十多年的简单模式，是批评界对女性诗歌最偷懒最简便的一个解读方法。因为很多批评家并未真正去了解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写作要领，而是望文生义地去肢解女性诗歌。要知道，“自白派”的首领人物是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普拉斯只是“自白派”其中一员。而八十年代中期，普拉斯的写作影响了许多中国诗人，包括男诗人。其中柏桦和多多都曾表示深受其影响。“死亡意识”和恋父情结，这只是普拉斯诗歌中的一部份元素。普拉斯诗歌中的表达方式，情感强度和抒情节奏，这才是他们受其影响的缘由。而女性诗歌，是指诗作从女性视角出发、关注女性自身独特体验的作品。女性诗歌中的差异，只是表达形式和风格上的不同。所以，小安和其他非非女诗人的写作，虽未强调、但也从未回避过女性意识和女性性别主题，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在诗中有充足表现，而不是试图“超越性别”。“女书诗社”的名字就可以证明这一倾向。就象杨萍说的一样：“作为女诗人，小安和刘涛也许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某种主义和观念写作”。她们的写作响应的是自已的心声，同时也是作为女性的心声。诚然，她们是非非成员，且从中得到某种归属感。除此之外，她们是自已。

在我看来，就象何小竹所说：如同“非非”的诗歌因受“非非”理论的张扬和时代认识的局限而被忽略一样，正是作为“非非家属”的角色设定：“杨黎办非非民刊的时候，小安“奉命写诗”，创作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并得到了杨黎“还过得去”的评价，这首处女作登在了《非非》第一期上”（注3）。和女作家自已对写作的随意、超然、无所谓的态度；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非非”作为强大的男性话语场，也作为强大的集体“品牌”；其创意总监，操控人士的决策和其间的权谋争斗，这些多方面元素，遮蔽了小安和其他非非女诗人。与遮蔽非非男诗人吉木狼格的缘由，是相同的。那就是：集体的、历史感的、强大的理论话语，遮蔽了纯粹的、自由的、个人化的文本写作。

据何小竹说：“非非流派的解体源于89年，完成于93年”。非非家庭的解体，也差不多在那个阶段。那也是前苏联和东德解体的时间段，众多的非非诗人也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从商。在这个新时代，婚姻太容易解体，友情却不会：“‘非非’的三位女诗人小安、刘涛、杨萍保持着联系，她们彼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吉木狼格这样说过。对诗歌的热爱也不会：她们再次凑在一起，成立了女书诗社。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许多年之后，当小安与刘涛、杨苹出现在白夜，她们已经是如自己调侃的那样：是“前非非家属。”但是，许多前非非诗人已经不写诗了；她们却一如既往地还在写。小安一如从前那样活得随意，写得淡然；刘涛却是从以前那种紧张、杂乱、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写作状态中，舒缓和明亮起来。不知道是否因为入教带给她一种解压的作用。但是，谈起诗歌来，俩人都依旧流露出一种纯真，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的态度，这已经很难在男诗人身上看到了。

那天，一众新老非非女诗人，在白夜商谈成立“女书诗社”的事。小安来前，已喝了几杯酒，在白夜，又喝了几杯，一下激动起来。她再三说要动手写评论女诗人的文章。小安每每喝酒后，表达就比较淋漓酣畅，她说：“我们就是要极端一点，就是要提女权二字”。她想了一下，又说：“我们女诗人自己来写诗评，男诗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女诗人的作品，我来写，我一定会写得很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小安并没有象许多男性批评家解读的那样；认为她的写作是超越性别的。

陈小蘩

白夜，那天还有好几个女诗人：张凤霞、陈小蘩。她们倡议成立一个女性诗社，并注册博客，大家都上去发表作品和评论。我说：“据我以白夜俱乐部的失败经验来看，刚开始大家都热情高涨，恐怕过几个月，就都懒得去更新了，起码我就是这样的。”小安，刘涛齐说不会。我想：千万别是喝了酒之后的又一道下酒菜，按女诗人疏懒、散漫、又都家务缠身的状况，全力投入是很难的。

但是，几天之后，刘涛给我发来了短信：“女书诗社”正式成立。我后来上网去过几次，果然，小安写下了她的简短、有力、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诗评。刘涛也在上面展示了她的新作。读到杨萍和陈小蘩关于非非往事的散文，让我深深感动。而张凤霞、马兰和的作品，也都显出与前辈女诗人不同的风格和观念。正是与女书诗社的接触和了解，让我动手写下这篇文章和编出这本专辑。以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部份被遮蔽已久的女诗人的作品。由于在女书诗社看到了刘涛的侄女和学生的几首诗，让我非常欣喜，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还有新生一代，继续热爱诗歌。由此我也编选了她们的两首诗。

我一直觉得诗歌无派。如果真有，那女诗人算是一派。尽管有时候因为身边的男人们的影响，她们偶尔会加入某些群体。尽管因为表现手段的不同，她们对诗歌的看法有分歧；但是，因为天性中的恬淡、随意，对诗歌本身的热爱和虔诚；使女性不会真正去为诗歌之外的东西，争斗吵闹。而女性在写作中“惺惺相惜”的心灵沟通，使相互间的理解和认同，超越了那些充满硝烟的文学派别之争，也使她们的创作生命力，绵延悠长。

注1：引自何小竹《我与非非》。

注2：引自刘波《被遮蔽的童话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