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追求统一是中华文明的主流
作者:潘岳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5期
不同史观来自于不同文明。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
罗马帝国虽有上层文官体系,但其本质仍是基层自治。之后的欧洲不管采纳何种政体,其国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着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领主自治形态。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到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从中世纪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国,到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热那亚);从按照“小共和国”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共和国,到欧洲按照“一族一国”模式建立的民族国家。
与之相比,中国无论建立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国家治理的基础都是县乡两级基层政权。从秦汉缔造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以来,基层政权建设就被纳入中央派遣与管理的文官体系之中。虽然历史上也曾有极短暂的封建割据,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一直是主流。
西方诸多学者都自信满满地认为,西方中世纪的分与乱,带来了进步。因为发生在前现代欧洲的一系列战争打出了欧洲的常备军,打出了欧洲的理性化官僚制,打出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与工业资本主义。西欧封建社会的分裂性与阶级性有利于商业资本的产生,出现商业控制的独立城市,会更容易走向资本主义。这种封建制、弱国家、多国竞争体系,是近代欧洲超越所有古老文明的原因。
但若要问中国人,愿不愿忍受一千年的“战国丛林”和“族教冲突”,去换原始资本主义的诞生?主流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中国春秋时期就是多国竞争和分封制度。秦之所以能逆流而上统一六国,汉之所以在“暴秦”舆论下还坚持“承秦制”,正是因为战国三百年的超大规模战争让民间达成了“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的共识。中国不是没经历这个阶段,而是经历过并抛弃了这个阶段。所谓的“常备军”与“理性官僚体制”,中国秦汉时就有了,比欧洲早1800年。
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真正考验,是在维系大一统的基础上,如何能同时实现秩序与自由,如何能同时兼具“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制度之美,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义更高的标准。
(原题《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摘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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