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影|《布鲁克林》：去乡与还乡之间的永恒张力

2021年秋天，伴随着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著名小说《布鲁克林》在中国的又一次再版（群岛图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再一次走进中国影迷的视线。

《布鲁克林》是难得的小说和电影均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品——小说入选英国《卫报》“21世纪100部最佳图书”，并入围布克奖、都柏林国际文学奖；而电影则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最佳英国影片奖，同时荣获当年奥斯卡金像奖的三项提名。这样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故事，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与认可，显然跟其小镇青年在异乡大都市打拼的故事设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爱尔兰东南部小镇恩尼斯科西，到跨越万里重洋之外的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小镇姑娘爱丽丝走过的心路历程与生命故事，以及其在去乡与还乡、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故乡之我与新地之我之间构成的持续性张力，足以超越特定的地域、国度与文化，引发在这个全球化、城市化、流动化的时代里，从乡村和城镇走进大都市打拼的广大人群的高度共鸣。《纽约客》杂志对于小说的点评——“漂泊他乡，就会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异乡人”，一语道破托宾笔下这个故事的核心意蕴。下面，笔者就从对白、定格、光影这三个方面，结合小说文本，跟大家一起探讨电影《布鲁克林》对于上述核心命题的精彩呈现。

《布鲁克林》的核心故事，建立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和爱尔兰小镇恩尼斯科西这两个不同地域里的人际关系、社会场域与文化环境差异，之于女主角爱丽丝的影响上。而爱丽丝在故乡之我与新地之我之间的反复踌躇与徘徊，很多时候，都是借助于其隽永、含蓄而富有多义性的对白，来进行表达。笔者聊举三例，来探讨电影对白当中的丰富意蕴。

第一例出现在爱丽丝告知小镇女店主凯莉，自己即将前往美国之时。爱丽丝的话音刚落，凯莉便马上回应：“你可以不用来上班了。”而接下来，凯莉便幽幽地慨叹：“你可怜的姐姐……”无论在托宾的小说原著还是在电影当中，凯莉这个人物都以世故、刻薄和“骄傲”著称。在她看来，自己可以炒掉雇员，但雇员主动提出离开，则是对她权威和意志的明显冒犯。表面上看，她让爱丽丝不用再来上班，是同意她去美国的“顺水推舟”，实际上则是雇员既然已经另有心意、就不要再跟本店发生关系的决绝与隔离。而接下来的一句“你可怜的姐姐”，反映的则不只是凯莉的观念，也代表着相当多数的小镇居民的家庭伦理观。爱丽丝之所以要远离故乡、前往美国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故乡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也源于她对于小镇的“熟人社会”属性和一成不变的生活的厌倦——美国象征着与故乡迥然不同的新生活。而在凯莉这样的小镇老居民看来，对于个人自由与个人生活的追求，必须首先服从于家庭伦理；面对已经失去伴侣的母亲，如何陪伴和照顾已经衰老的她，才是第一位的。一方面是故乡的“父母在，不远游”，另一方面是美国的“海阔天空世界宽”，两种地域文化上的显著差异，在影片一开头，就已经得以清晰呈现。

我们再把场景切换到纽约布鲁克林，男友托尼向爱丽丝示爱之后的两次对白。爱丽丝第一次去托尼家中做客，聚会结束之后，送爱丽丝回家的托尼，深情地对爱丽丝说：“我爱你。”而此时，爱丽丝的本能回应，则只是“谢谢你”。很显然，此时的爱丽丝，并未在情感上，完全做好认定托尼的感情和接纳托尼的家庭的准备。而在这场对白发生之前的家庭聚会中，托尼的家人对于爱尔兰的理解，只停留在“爱尔兰炖肉”这道家常菜上；看到爱丽丝可以相对熟练地食用意大利面时，均为蓝领阶层的托尼家人，发出了吃意大利面是不是也在上课时学来的嘲讽；更有甚者，爱尔兰人族群和意大利人族群在布鲁克林这个区域内一直以来的冲突和矛盾，也让托尼家中最有文化的八岁小男孩弗兰基脱口而出“我们不喜欢爱尔兰人”——很显然，这场聚会带给爱丽丝的印象，是非常明显的文化隔阂与族群差异；加之跟托尼的恋爱时间还很短，之后应对托尼的“我爱你”，她显然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而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之后的一次约会中，爱丽丝主动跟托尼说，自己已经想好如何回应他的示爱，并表示自己“也喜欢你”，如果托尼再一次表白的话，她会说“我也爱你”。从轻淡而客气的“谢谢你”到踌躇而勉强的“我也爱你”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促成爱丽丝言行转变的，是她跟室友希拉的一次对话。因丈夫出轨而离婚的希拉，只能跟爱丽丝等人一起合租基欧夫人的公寓，不得不忍受每天排队使用洗手间的尴尬。在希拉看来，拯救自己走出这种卑贱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男人，就是新的婚姻。或许希拉的话语，能够让爱丽丝明白，在异乡里的爱情，并不只是两情相悦那么简单，很大程度上，它也是自己能够在异乡立足、获取稳固的社会关系支撑的重要保证。因此如果说，爱丽丝第一次的回应语“谢谢你”，是完全出自内心的真实想法的话，其第二次的回应语“我也爱你”，就已经带有明显意义上的功利化考量。既然如此，心地简单的爱丽丝，还是用“也许我和你感觉一样”这样的模糊话语，来传递自己的心意未决和踌躇难定。“也许”这样的修饰语，是爱丽丝对于真实内心的遮掩与修饰，也是她对于这段感情的众多不确定性的担忧与为难。这些都给爱丽丝回到故乡之后，又迅速陷入跟吉姆·法雷尔的恋情之中的情节设定，埋下了伏笔。

我们探讨的最后一例对白，源自影片结尾处，在返回纽约的轮船上，爱丽丝跟新赴美国的小姑娘的一场对话。小姑娘告诉爱丽丝，自己即将前往纽约的布鲁克林，“人们说那里有很多爱尔兰人，就像家一样”；而爱丽丝则淡淡地回应道：“是的，就像家一样”。这两句“就像家一样”，传递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意蕴。对于第一次出远门的小姑娘来说，美国的未知感和陌生感，对于久居故土的她来说，是巨大的考验。而熟悉的人、熟悉的语言、熟悉的文化、熟悉的社群，则是支撑她在异乡纽约生活的重要保证。她的“就像家一样”，源自布鲁克林有“很多爱尔兰人”，能带来异乡里的熟悉感与安定感。而对于已经在布鲁克林成家、面对布鲁克林和恩尼斯科西这两处家园抉择的爱丽丝来说，她口中的“就像家一样”，就显然喻示着“家”不只代表熟悉与温暖，也象征着束缚和责任——自己刚刚离别的恩尼斯科西，有母亲费尽心机让自己留下的种种举动，有吉姆·法雷尔带给自己的心动与留恋，却也有小镇居民的风言风语与家长里短，有相对封闭空间里的一成不变；而即将回归的纽约布鲁克林，有即将迎来的白领工作，有丰富得多的城市生活与人际关系选择，却也有自己半推半就而成的家庭关系构成的巨大不确定性。无论是恩尼斯科西，还是布鲁克林，或熟悉、或自由，各有代价；或束缚、或承诺，各现冷暖——一句“就像家一样”的背后，是已经历经世事的爱丽丝的无限沧桑感。

对于一部好电影来说，影像语言所呈现的显性内容固然重要，而影像背后留给观众的丰富想象与玩味空间、即所谓“冰山以下的部分”，则更加考验编创人员的功力。在电影《布鲁克林》当中，出现过多次之于女主角爱丽丝的定格画面，在这些画面当中，爱丽丝的凝视与无言，看似不发一声、少有动作，却都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元素，值得仔细品味。

爱丽丝的第一次无声凝视，出现在自己已经确定即将前往纽约工作，跟好友南希一起参加小镇上的舞会之时。或许是因为即将远赴他乡，爱丽丝对于这场舞会，显得心不在焉，甚至都没有穿上自己喜爱的蓝裙子（南希语），精心打扮。当南希被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乔治·谢里登相邀跳舞之后，电影镜头长时间对准爱丽丝，展现她的无声凝视场景。镜头里的爱丽丝保持礼貌性的微笑，长时间凝视前方，看似保持淡定、实则面部语言信息十足，直至低下头，不再凝视大家的跳舞场景。此时的爱丽丝在想些什么？是否是为什么故乡不能给她满意的工作、钟意的伴侣和理想的生活？面对好友跟意中人的欢舞，尚未拥有恋爱经历的她，内心当中难道真的能丝毫不起波澜？而在茫茫未知的大洋彼岸，等待她的，是自由、欢乐与爱，还是种种艰难、孤独与未知？电影用这样的定格性长镜头，给了观众细细品味爱丽丝此时复杂心境的从容空间。

爱丽丝的第二次无声凝视，出现在自己刚到纽约布鲁克林后不久、尚未完全度过适应期之时，只见电影镜头中，爱丽丝躺在卧室里的睡床上，正面面对观众，长期无声凝视，其凝视画面占据银幕主体，久久停留，仿佛跟观众之间形成一种无声的对话。在凝视画面呈现之前，是上司对于爱丽丝工作的不满意与严厉训导，是即便到饭店吃饭，都被服务员嘲笑自己的爱尔兰口音；而伴随凝视画面所共同出现的，是合租室友吵闹的画外音。从工作到生活，异乡布鲁克林带来的种种挑战，都难免要让无声凝视的爱丽丝思考：是要早早地打退堂鼓，回归爱尔兰小镇，成为街坊邻居口中的笑柄，还是直面各种挑战，勇敢而努力地去适应、去学习、去改变，争取早日在布鲁克林站稳脚跟？而结束这一次无声凝视镜头的，是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床头姐姐罗斯的照片——罗斯在白领工作当中的从容、自信与游刃有余，或许正是帮助爱丽丝打消踌躇、继续坚守、接受挑战的最大动力。

影片中爱丽丝最重要的一次凝视，出现在她接到姐姐罗斯突然去世的消息，准备返回爱尔兰探亲之前的夜晚，只见爱丽丝又一次出现在影片的主体画面当中，无声凝视、与观众相对，而导演反复切入的，是母亲在家乡教堂里祈祷的画面。爱丽丝无声凝视的定格画面，以及跟母亲祈祷场景构成的对比蒙太奇，都把爱丽丝此次回乡背后的巨大矛盾张力展现无余：之于爱丽丝，这只是一次短期的回乡探亲，目的在于安慰母亲痛失爱女的受伤心灵；然而之于已经失去罗斯的母亲来说，爱丽丝成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为了让自己能够“老有所依”，那么想方设法让爱丽丝在小镇留下来，不要再返回纽约，就成为母亲的首要心结。一方面是布鲁克林清晰在望的白领工作和新婚燕尔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是小镇一成不变的“熟人社会”和母亲的强烈需要——爱丽丝当然明白此次回乡所要面临的艰难抉择，而这种踌躇、犹豫与难决，在影片呈现的无声凝视画面中，其实都已经表达无余。

正如人们时常把观看电影形容成“光影之旅”那样，电影里的用光与用色，在影像语言表达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电影《布鲁克林》也不例外。影片一开场，就是小镇恩尼斯科西的夜晚场景，只见一片漆黑当中，唯有位于画面右上方的路灯闪闪发亮，随即影片的女主角爱丽丝便出现在路边。黑暗所对应的小镇生活的沉闷与重复，跟明灯所对应的美国的新生活给爱丽丝带来的希望，自然构成强烈的对比，而两地之间的冲突感，一直贯穿影片始终。

在这里，笔者想重点围绕影片中主要人物的着衣颜色，来集中做一些探讨。首先，在爱丽丝与托尼相遇的那场舞会上，爱丽丝原本身着棕灰色的裙子，这一暗色调的裙子本身，似乎暗示她对于这场舞会并没有太多期待，而只是陪伴烦人的德洛莉丝，不得不前来的应付了事。而托尼第一次出现在电影镜头里时，就是身着亮眼的蓝色衬衫，面带微笑，静静等待。蓝色一方面暗示托尼工作的蓝领性质，另一方面正如影片开头就交代的那样，正是爱丽丝最喜欢的颜色——心仪的颜色加上绅士般的儒雅风度，已经把爱丽丝对这位小伙子心生好感的原因，交代得清清楚楚。

等到两人跳完舞、从舞厅里出来的时候，她们的衣着对比，便迅速变成爱丽丝的红色与托尼的棕色。红色喻示着这一萍水相逢的感情给身处异乡的爱丽丝带来的新希望，而托尼的衣着从蓝色变为棕色，则仿佛暗示在爱丽丝对托尼的好感背后，隐藏的两人在族群、文化、工作性质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样的差异性，给二人的爱情从互相吸引到暗生疑虑，以至于必须用发生关系和婚约这样的方式强制性兑现承诺，埋下了阴影。

随后的多次约会当中，爱丽丝的衣着颜色一直在蓝色和红色这样的亮色调之间转换，暗示着她通过这份爱情所获得的越发从容自信与之于纽约越发强烈的归属感；而托尼的衣着颜色，除了第二次约会时的绿色之外，一直以棕色这样的暗色调为主。而伴随着这样的衣色对比的是，在这场感情中，托尼始终是主动方，不断地向爱丽丝发出示爱，甚至早早地邀请爱丽丝去见自己的家人；而随着交往和了解的深入，爱丽丝在托尼帅气外表和儒雅气质之外，看到的却是他对于记账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进修学习的意愿，很可能一辈子都要从事水管工这样的蓝领工作，而托尼的家人从言行举止到对待爱尔兰人的态度，更会让爱丽丝充满隔阂和疑虑。于是这才有了本文第一部分里讲到的爱丽丝面对托尼示爱时的迟疑与犹豫不决。如果没有室友希拉对于爱丽丝的忠告的话，很难想象爱丽丝会完全接纳这份感情。

在爱丽丝与托尼的交往过程中，二人衣色对比最为和谐的一次，出现在爱丽丝通过了夜校考试，拿到了财会证书，即将迎来白领工作的那次度假当中——爱丽丝的绿色与托尼的浅黄色相映成趣，二人在海滩上的嬉笑相对，在大海之中的尽情拥吻，都暗示着这份感情迎来了最高点。用爱丽丝的话来说，这是她“来美国第一次真的感到开心”。然而我们只要深入探究的话，就应该知道这种热恋背后的隐忧——一方面是爱丽丝的工作越发得心应手，且通过学习即将完成阶层上升；另一方面则是托尼工作状态的停步不前，甚至因为跟爱丽丝的恋爱，对自身工作产生严重的倦怠情绪，积极性越发有限，只能通过不断的承诺、规划与甜言蜜意，来试图让爱丽丝选定自己。

正是这种越发扩大的隐忧，让托尼对于这份感情越发充满不安全感，以至于当他听到爱丽丝即将返乡探亲之时，只能用多少带有强制性质的发生关系与缔结婚约，来让爱丽丝无法再反悔。而反观爱丽丝，在回到家乡小镇之后，面对姐姐罗斯的坟墓，她一再讲述托尼是如何如何的好，用这种心理暗示打消自己对于这份匆忙婚姻的疑虑，可却是越暗示，疑虑愈生，于是爱丽丝的独白，很快就变成“事情不这样发展就好了”。

而再次回到小镇，等待她的则是轻松顶替姐姐的白领工作机会，同样彬彬有礼的富公子吉姆·法雷尔的示爱，以及自己从难以立足的“丑小鸭”一下子转变为处处成为人们关注中心的“白雪公主”。此时，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的爱丽丝，一直身着她最喜欢的蓝色，也暗示着经过纽约工作生活的洗礼和锻炼之后，她已经能在家乡小镇，过上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此时的她对于故乡的态度，早已从排斥慢慢转变为从容和游刃有余。

随着爱丽丝和吉姆·法雷尔关系的升温，在邀请母亲共同参与的跟吉姆的一场约会上，爱丽丝和吉姆着装正式，分别为粉色和蓝色，这正好跟爱丽丝和托尼在布鲁克林进行结婚登记时的衣着颜色完全对应，暗示着爱丽丝和吉姆的关系，似乎就只差“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了。

而接下来的剧情急转直下，爱丽丝在美国已经结婚的消息，在小镇上被知晓、甚至有进一步传播的可能，认清现实的爱丽丝只能从对家乡的梦幻中走出，返回纽约，接受自己已成定局的婚姻关系和茫茫不可知的未来。在回纽约的路上，爱丽丝回归自己跟托尼结婚时的深粉色衣着，而当回到已经又熟悉、又陌生的布鲁克林时，面对正在工作间隙的“蓝领”托尼，爱丽丝身着蓝色外套配彩裙，跟托尼热烈相拥。

影片此时给出的字幕，是“此心安处是吾乡”，似乎喻示着英美观众，也偏爱这样的团圆欢喜式结局；然而爱丽丝的彩裙传递出来的信息，却让我们不得不产生以下追问：已经取得财会证书，即将迎来白领工作的爱丽丝，跟可能一辈子从事蓝领工作的托尼之间，真的能一直和谐相处、相爱相守吗？早在婚前，就试图用身体关系和婚约束缚住爱丽丝的托尼，婚后面对越发拉大的夫妻之间的差距，真的能做到从容应对，而不会做出更为激烈和出格的举动吗？通过知识初步实现个人解放的爱丽丝，在个人独立与自由成长，跟完全异质的意大利家族与家庭的主妇责任之间，究竟会做出怎样的抉择？而抛下母亲、独自返回纽约的爱丽丝，在家乡小镇里，又会因为自己的“不孝”（难以照顾老迈的母亲）与“不忠”（在已有婚约的情况下，跟吉姆发生感情），留下怎样的风言风语与谩骂攻击？

这或许是每一位勇敢出走的“娜拉”所共同面临的困境，这或许也是每一位在异乡与故乡之间徘徊的流浪者所共同面对的两难境地。

2021年11月28日上午，12月12日上午和下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22年1月21日晚刊发于《探索与争鸣》杂志公号，经版权方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