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好了吗？2022年刚一开始，就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美联储准备更多次加息。1月11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如果美国高通胀持续的时间比预期长，随着时间推移美联储将不得不更多次加息。不是一次，而可能是三次，甚至更多。
这意味着美元流动性可能会骤然紧缩、金融泡沫可能被刺破，这极有可能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是出口贸易，就像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时那样。海外订单的缩减将可能给中国的就业形势和投资带来更多压力。2022年可能是更加艰难的一年。
然而，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有所准备。
2022年刚一开局，中国就已经吹响了大规模基础建设的“集结号”。
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组织、调节能力，以及广大的经济纵深。无论是“铁公基”还是“新基建”，无论是北上广深，郑州、武汉，还是在农村，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可干。
01 中国吹响基建集结号
1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下达了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的部署。
一是目前44个专项规划已基本编制完成，将陆续印发实施。
二是要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和专项规划重点项目实施。
三是要“资金跟着项目走”，尽快将去年四季度发行的1.2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落到具体项目。抓紧发行今年已下达的专项债，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安排在建和能够尽快开工的项目，撬动更多社会投资，力争在一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指导新开工项目投资下降的地方加强工作，扭转投资不振状况。
四是要深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承诺制、区域评估等创新举措，研究出台盘活存量资产的政策措施。
其中，两类工程重点包括：
一是围绕粮食能源安全、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交通物流和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城市保障性住房等重点领域建设，建立协调机制，做好融资、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
二是对前期已论证多年的重大水利项目要抓紧推动实施，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使部分暂时没能就业的农民工有活干、有收入。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处于爬坡过坎的关口。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不搞“大水漫灌”，有针对性扩大最终消费和有效投资，这对顶住经济新的下行压力、确保一季度和上半年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说，在政府的文件中上一次出现类似的表述还是在2019年的“两会”。
那是美国刚刚开始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的遏制和进口关税的陡增，使得中国的出口和相关就业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中国就提出，大规模减免税费、增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8000亿元、扶持重点项目建设等措施，并且计划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
如今中国又再一次吹响了“基建”集结号，并确保部分暂时没能就业的农民工有活干、有收入。这意味着我们对2022年可能面临的外部压力、经济调整压力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认识，以及明确的应对方案。
据证券时报不完全统计，截至1月10日，全国至少有11个省、直辖市已经组织召开了2022年重大项目开工活动，涉及重大项目超5000个，总投资规模超3万亿元。
这些项目涉及了芯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大数据中心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也涉及了交通物流和网络通信等传统基建项目，还包括城市保障性住房等重点领域建设。
从单纯的商业投资的收益率上来看，这些基建投资也许未必划算，但是从中国经济转型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除了拉动投资、稳经济和就业的功能以外，这些基建则还将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进一步优化结构、爆发式增长的契机。
这种长周期、跨周期的经济调节、布局能力，不仅被历史一再证明是中国经济摆脱困局、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成功措施，而且还是中国社会制度、经济理论超越资本桎梏的表现之一。
即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这种跨周期调节能力和深远布局也从未减弱。
02 跨周期投资 应对金融海啸
例如，在2003年，中国重返世贸组织两年之后，当时的中国就已经意识到，随着中国经济加入国际贸易体系，资本和劳动力大量涌入沿海城市，必然导致内陆经济，尤其是农村、农业将面临巨大的困难。所谓“三农问题”逐步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2005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计划。围绕着农村公路、自来水、电力、网络，以及农田水利优化展开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仅财政投入就高达3500亿元。截至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之前，政府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超过了1万亿元的规模。
尽管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当时政府投资农村基建的收益几乎为零，甚至对于国家电网等国有企业来说，每向农村多供一度电就要多亏损一两角钱，有些偏远农村的线损（电线在传输电能时的损耗）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电费。
然而就是这种看似费力不讨好、可能远远都收不回成本的投资，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发挥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
受2008年金融“海啸”影响，2009年春节期间，中国沿海的出口企业订单锐减，大量企业破产、老板跑路，近千万来自内地农村的农民工失业返乡。
中国经济被迫转入以刺激内需为主。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手机下乡，大量工业品不得不从依赖出口，转向农村市场。
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千万熟悉了城市生活的农民工返乡之后怎么长期生活？之后的4万亿投资又怎么快速落地，形成在当地的就业呢？
面对缺少自来水、公路、电力，没有网络信号的农村市场，洗衣机、汽车、空调、手机又能卖给谁呢？
按照知名“三农”专家温铁军的话讲，正是中国提前部署的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的投资，缓冲了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对中国的经济冲击，使得中国可以在此后经济得以快速反弹，并实现高速增长。
03 中国不是这样算账的
其次，再看中国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从改革开放之后，关于大规模投资建设铁路，尤其是大幅超越当地经济规模、超前规划建设铁路的方式就一直存在争论。
单纯地从铁路项目本身来看（包括各城市的地铁项目），由于当地经济规模、运量无法支撑铁路运营成本，以及铁路先期投资过大、负债率过高，往往导致铁路项目根本就没法收回成本。铁路项目长年陷于巨额亏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目前中国最繁忙、经济价值最高的京沪高铁在其开通的前4年也一直曾经处于亏损的状态。
投资铁路、地铁、高铁不赚钱，这也是目前除了中国外，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铁路公里数逐年萎缩，高铁建设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中国却不是这样算账的。以中国著名的“扶贫”铁路——“京九”（北京至九龙）铁路为例，1993年开工的京九铁路主干线全长2500余公里，当时耗资400亿元。然而，按照当时京九铁路主要贯通的河南、安徽、江西、广东西部山区的经济而言，这根本就是一条赔钱的线路。
然而，这条路线辐射的区域面积和人口却分别达到50万平方公里和2.5亿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几乎都超过了中国全国平均水平。
以江西省为例，仅围绕京九铁路展开全省性生产力布局调整，就涉及能源、交通、邮电、水利等众多基础设施和工业开发区建设。据江西省统计显示，京九铁路每产生1元直接经济效益，就会拉动沿线地区相关产业5.7元的产值。只不过这些收益并没有计入京九铁路的投资收益之中。
如果按照商业投资项目来计算，京九铁路可能早就破产几十回了。但是，这条铁路的开通却使得沿线的老少边穷地区摆脱了封闭的状态，间接带动中国的中部地区的5亿农业人口参与到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使得中国工业产业布局更加合理。
其实，高铁和各城市地铁的建设也是同样的道理。从中国高铁本身的投资收益来看，目前只有京沪高铁一条线路可以盈利。而其余的高铁线路，更多的效益来源于提高了人员交往速度和“1小时”城市圈的打造，从而实现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的合理布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高铁的意义更倾向于从沿海大城市向内陆城市输送机遇和投资。
而和传统基建异曲同工的“新基建”、民生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些工程的投资收益显然也是难以用纯商业的投资回报率，抑或是短期GDP增量来衡量的。
这些工程项目不仅短期内可以吸收大量的就业，拉动内需、刺激投资，帮助中国应对国际市场的动荡，减轻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同时，相比于传统基建更能带动经济的增长。
无论是芯片制造、大数据中心、5G网络，还是大型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的产业基地的建设，其增加的经济复杂度都要远高于传统基建。
中国必须借此时机为下一步即将爆发的人工智能产业、物联网、自动驾驶、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像之前中国优先发展重化工领域、布局完整工业体系那样，为之后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打好了基础。
而医疗、养老、托幼、市政管网、征信平台、金融服务平台、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民生保障、公共服务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则更容易使民众直接受益，不仅可以大幅降低民众生活负担，还可以释放出更大的消费潜力，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热情。
目前中国推出的这些跨周期的基建投资项目，无疑都将为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奠定更高的基础，并极大地提高中国经济的持续竞争力。
也许从商业投资和收益的角度来看，这些投资可能显得有些得不偿失、甚至可能继续推高中国的负债率，但是如果将其放在一个庞大的国家体系和“为人民服务”的长远目标下来观察，那么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平行线”都会汇聚于这一点。这正是中国能够进行跨周期、跨地域、跨部门的经济调节、收益计算的基础，也是中国几乎每次都能成功实施长周期经济规划，进行跨周期经济决策的根本所在。
